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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产业扶贫会带来的新增劳动人口和人均资本摊薄，都将给中国产业发展带来深刻的影响。研究发现：产业扶贫存在着规模效应：产业扶贫带来的劳动人口增加有利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但增加的劳动人口会摊薄人均资本和额外增加的产业成本支出则会影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结构的升级。基于此，应积极发挥扶贫产业的规模效应，针对不同贫困人口，制定相应的扶贫政策。
关键词：产业扶贫;产业结构;规模效应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1.12.012
0 引言
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2019年要将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000万以上。而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到2020年，中国要全面消除贫困。面对如此庞大的贫困人口和艰巨的减贫任务，中国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在减贫方面采取多种手段。其中，产业扶贫因为能够将贫困人口纳入社会生产活动中，所以被认为是中国3000万以上的贫困户摆脱贫困的最重要的手段。
产业扶贫意味着贫困户要参与到产业生产和发展过程中，但是贫困户一般被视为缺乏资金、技术，甚至有可能是缺乏劳动力的人群。而且，贫困户摆脱贫困之后，还要持续的获得收入、夯实脱贫基础，以防止出现返贫现象。这就要求“产业扶贫”方式和方法应要多元化，满足不同情况下的脱贫需要，以实现脱贫后贫困户具有持续稳定的收入。与此同时，中国在大力推进产业升级，向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转型，对于一般劳动力的需求在逐渐下降，而对于高技术、知识水平高的劳动力的需求日益旺盛。这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其中的错配进行理论和制度分析，为中国产业升级和扶贫工作更好发展寻找理论支撑。
产业扶贫一直都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文献纷繁复杂。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产业扶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贫困、贫困户的定义及评价。学者主要从贫困的成因、贫困的表现和状态，以及贫困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这三个维度对贫困展开研究。张文宏、苏迪（2020）认为，城市社会保障不完善所带来的家庭负担会导致城市常住居民陷入相对贫困。而且，教育、健康、生活水平、资产状况和住房等方面导致贫困的发生作用明显（陈闻鹤、常志朋，2020）。
第二，产业扶贫对扶贫的影响路径。由于深度贫困地区面临资源禀赋约束、基础设施建设短板、精神贫困突出、基层干部能力薄弱等诸多困境，吴乐（2018）提出应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协作的市场化脱贫机制。而焦克源、陈晨（2020）认为社会资本能够有效的阻断贫困的代际传播，从而减少贫困的发生。陈子真（2020）则认为内生性动力是提升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实现可持续脱贫的原动力。
第三，产业扶贫的制定政策及效果评价。刘学敏（2020）认为，在贫困县地区，扶贫产业在产业扶贫的各项措施和努力下快速发展，扶贫产业对贫困户的收入增加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产业扶贫对不同程度的贫困户的收入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沈宏亮等，2020）。而且，趋同化现象明显，益贫性仍然较低（吕开宇等，2020）。
纵观现有文献，国内外学者对产业扶贫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这为本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学者主要强调产业扶贫对减轻贫困的重要性，但忽视了产业扶贫与产业发展的相互关系。产业扶贫是将产业发展成果与贫困人口相联系，产业扶贫的这一政策行为就不可避免对产业自身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在这一方面，学者对此进行的研究相对较少。所以，本文针对现有文献不足，通过梳理产业扶贫与产业发展的关系，探讨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产业扶贫对扶贫产业的持续发展的影响。
因此，本文基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出发，分析产业扶贫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主要基于国内外已有的文献，系统的梳理目前产业扶贫的理论成果;第二部分主要是说明当前中国贫困人口的现状，尤其是人口老龄化给中国贫困人口带来的新特点，以及产业扶贫的成果和人口老龄化给产业扶贫所带来的问题;第三部分则主要通过理论分析与模型推导阐述产业扶贫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第四部分根据第三部分的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1 中国贫困人口结构现状及对产业扶贫的提出的挑战
2015年，中国的贫困人口高达5575万人。针对如此庞大的贫困人口，中国政府和社会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消除贫困，减少贫困人口。根据中国现行的农村贫困标准计算（以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每人每年2300元），截至2019年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比上年末减少1109万人，但贫困人口仍然有551万人;贫困发生率0.6%，比上年下降1.1个百分点。中国贫困人口从2012到2019年，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中国贫困总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但是从贫困人口具体结构上，呈现出以下的特征。
1.1 从年龄上和健康状况上看，呈现贫困人口老弱化
全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从目前的1.9亿人左右增加到2059年4亿人左右的峰值。无论是求学还是工作，中国每年都有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大量農村青壮年人口到城市定居，这种地域上的人口流动将导致农村老龄化问题更为突出。由于中国农村地区低水平的社会保障，再加上老人因为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使得农村老年人成为贫困高发的群体。根据《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9》的统计数据，2017年61岁及以上农村人口贫困发生率高达8.8%，是全年龄段中贫困率发生率最高的年龄段。而且，身体健康的人群贫困发生率为2.9%，身体健康状况较差（包括生活能够自理和生活不能够自理）的人群贫困发生率高达6.3%。人口的老弱化导致贫困人口难以有持续稳定的收入，一旦丧失外来的帮助，极有可能导致返贫现象的发生。 1.2 从受教育程度上看，学历普遍较低
贫困人口除了有老龄化的特征外，还与受教育程度产生反向关系，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群体其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文盲的人口群体中贫困发生率为6.7%，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程度的群体中贫困发生率为4.7%，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群體中贫困发生率为2.5%，而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人口群体中贫困发生率仅为1.4%。
人口老龄化，身体健康状况较差导致丧失劳动力，缺乏收入来源导致贫困。因为疾病等原因，导致下一代受教育程度较低，劳动技能下降，从而形成贫困。而且，这种贫困状态在没有外来干扰的情况还会不断自我强化，形成代际。
农村贫困人口中，较大比重是由于老年人口群体丧失劳动能力，从而对家庭造成较大的生活和支出负担，只能通过社保兜底来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今后的减贫政策的主要受众，大部分贫困人口将从各种贫困原因的人口而转变集中到老人等特殊群体。实现这一部分群体的脱贫，国家必须要采取的精准扶贫措施，通过产业发展和就业扶持等途径，使有劳动能力的农户基本实现稳定脱贫，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则能够享受到扶贫产业发展的红利，达到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中“没有一个人掉队”。所以，尽管中国的扶贫工作在过去几十年发展过程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减少贫困人口，乃至消除绝对贫困，中国的扶贫工作任重道远。2020年虽然是要全面消除贫困，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扶贫工作到达了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中国的扶贫工作应继续发挥产业扶贫的作用。
2 产业扶贫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虽然我国在采用现行标准的基础上彻底消除极端贫困固然是历史性成就，但并不意味着减贫工作已一劳永逸。尽管产业扶贫在过去几十年扶贫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随着产业扶贫的深化，对其进行深入发掘潜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在实际扶贫工作中，进行产业扶贫的路径主要有两条：第一，是直接向贫困户提供猪崽、鸡苗等生产性资本;第二，是直接给贫困户提供现金，让其自行选择投资项目和产业。这两种方法在过去的几十年的扶贫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贫困户的人口老龄化趋势日渐明显，这两种模式的弊端也随之出现。第一种是向贫困户提供生产性资本，但老龄化的贫困户是否有能力和精力去饲养将成为最大挑战。从理性人的角度来说，直接将生产性资本转为现金将使得其利益得到最大满足。因为反正有政府进行兜底，换成现金还可以直接改善生活，不必花费额外的精力和成本进行生产活动。第二条路径同样会产生新的问题。根据之前的分析，老龄化的贫困人口是缺乏教育、技术，甚至有可能是丧失劳动力的，这就意味着其对于风险的偏好是趋于保守的。而风险最小的投资就是直接将现金存在银行，这就直接将导致产业扶贫将贫困人口纳入生产活动的意图破产。
从理论的角度上，产业扶贫在过去几十的工作中，已经摸索出一套较为完整的模式。但是，其中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一方面，扶贫产业要为贫困户提供资金，以便对具有劳动力的贫困人口进行人员培训和减轻扶贫人口的生活负担。但是，这会导致原本投入到生产中的资本数量减少，摊薄了人均资本数量，从而有可能会抑制产业产出。而且，为贫困人口提供资金导致产业再投入资本数量减少还进一步加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扶贫产业的资本数量的减少，导致恶性循环。另一方面，扶贫产业为具有劳动力的贫困人口进行人员培训之后，需要为其提供就业岗位，会使得劳动力数量增加。这既会导致一步摊薄人均资本存量，从而抑制产出;但因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再加上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对资本的需求没有那么敏感，从而有可能对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扶贫产业产出积极影响。根据以上的分析，本文设立的理论模型如下：
假设在没有产业扶贫生产函数为：
Y1=ALαKβ（1）
其中Y1代表未进行产业扶贫时的产出，A表示技术水平，L代表劳动数量，K代表资本数量，α和β表示参数，且α>0，β>0。根据前文的分析，贫困户由于老龄化突出，再加上缺乏教育，因此缺乏技术和知识，进而可以视为对技术水平无影响，技术水平A保持不变。在产业扶贫的条件下，会导致少部分劳动者参与生产过程，在模型中假设为劳动力扩大到b（b>1），劳动者的扩大的比例为b-1。与此同时，包括这些劳动者在内的广大贫困户，本身是缺乏技术和基本生存资料，这就意味着需要从原始的资本中扣除一部分，以支付其最基本的生活和技能培训。再加上，贫困户不同于一般的劳动力，也不等于劳动力，可以视为大于新增的劳动力。所以，假设扣除的资本的比例为1-b-1。则此时，在产业扶贫条件下，生产函数便为：
Y2=A（bL）α[1-1+（b-1）K]β（2）
用公式（2）除以公式（1），可以得到：
Y2Y1=bα（b-1）β（3）
假设公式（3）为因变量为b的函数f（b）=bα（b-1）β，对其进行一阶求导，并等于零，可得f'（b）=αbα-1（b-1）β+βbα（b-1）β，解得b=βα+β，此时f（b）=αα+βα-βα+ββ<0。且易得，f（b）在-，βα+β上是递减的，在βα+β，+上是递增的。因此，f（b）=αα+βα-βα+ββ<0是最小值，表示如图所示。
在横坐标为b轴，纵坐标为f（b）的坐标系中，将函数f（b）描绘在图像上，可以发现，函数f（b）在[0，+∞）上是单调递增的。所以，仅存在一点m（m>0），使得f（b）=1，即Y2Y1=1，表明产业扶贫对产业产出发展没有影响。但是，随着b的不断增大，由于f（b）在[0， +∞）上是单调递增的性质，使得f（b）>1，表明产业扶贫会促进产业产出发展没有影响。因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当b∈0，m时，f（b）=1，即Y2Y1<1，表明产业扶贫会抑制扶贫产业发展。
当b=m时，f（b）=1，即Y2Y1=1，表明产业扶贫对扶贫产业发展没有影响。
当b∈m，+时，f（b）=1，即Y2Y1>1，表明产业扶贫促进扶贫产业发展。
综上所述，产业扶贫影响产业产出是存在门槛的，即存在规模效应。所以，应积极发挥产业扶贫的作用，以发挥产业扶贫的规模效应。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尽管产业扶贫在中国的扶贫工作中发挥了显著作用，但是其并不是包治贫困的“良药”，产业扶贫也会带来其他的相关问题。因此，一方面要继续发挥产业扶贫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解决产业扶贫易存在的问题，为中国能够在2020年全面消除贫困打下良好基础。本文通过研究发现，扶贫产业因对贫困人口的技术、技能以及生活补助，导致扶贫产业的劳动力供给、人均资本等关键投入产生变化，影响到扶贫产业自身的发展，从而在不同情况下，产业扶贫对扶贫产业的影响是不同的。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
第一，发挥产业扶贫的规模效应。产业扶贫在扶贫工作中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但因扶贫，也会影响扶贫产业的产出，这也对扶贫产业的持续发展存在一定的影响。所以，应积极发挥产业扶贫的作用，尤其是发挥产业扶贫的规模效应。
第二，针对不同的贫困状况，采取不同的产业进行扶贫工作。对于因缺乏技能、技术而贫困的，应积极给予技能和技术培训，使贫困劳动力符合需要一定技术和技能的生产需要;而因疾病等健康原因造成的贫困户，则应减少其参与劳动的环节，而是以股份的形式参与最终产出成果的分配，提高其生活水平和质量。
参考文献
[1]王立剑，叶小刚，陈杰，等.精准识别视角下产业扶贫效果评估[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28（01）：113-123.
[2]张文宏，苏迪.特大城市居民相对贫困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北京、上海、广州的研究[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0，24（03）：100-109.
[3]陈闻鹤，常志朋.乡村振兴视角下农村家庭贫困深层原因分析——基于MTS和ISM-SEM模型[J].数理统计与管理，1-18.
[4]吴乐.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机制构建与路径选择[J].中国软科学，2018，（07）：63-70.
[5]焦克源，陈晨.社会资本对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影响机制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0，（04）：166-176.
[6]陈子真.内生性脱贫动力差异化路径培育研究——基于48个案例的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J].经济问题探索，2020，（04）：69-78.
[7]刘學敏.贫困县扶贫产业可持续发展研究[J].中国软科学，2020，（03）：79-86.
[8]沈宏亮，张佳，郝宇彪，等.乡村振兴视角下产业扶贫政策的增收效应研究——基于入户调查的微观证据[J].经济问题探索，2020，（04）：173-183.
[9]吕开宇，施海波，李芸，等.新中国70年产业扶贫政策：演变路径、经验教训及前景展望[J].农业经济问题，2020，（02）：23-30.
[10]王广州.新中国70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老龄化发展趋势[J].中国人口科学，2019，（03）：2-15+126.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2018年人文社科重大研究项目“安徽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研究”（SK2018ZD056）;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三平台两基地”研究项目“金融发展视域下人口老龄化的产业结构升级策略研究”（2020ZDF03）。
作者简介：盛红有（1992-），男，汉族，安徽芜湖人，经济学硕士，助教，研究方向：经济增长与产业发展;马静（1989-），女，回族，安徽芜湖人，经济学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财政理论及税收政策。
关键词：产业扶贫;产业结构;规模效应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1.12.012
0 引言
李克强总理在《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2019年要将农村贫困人口减少1000万以上。而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到2020年，中国要全面消除贫困。面对如此庞大的贫困人口和艰巨的减贫任务，中国政府和社会高度重视，在减贫方面采取多种手段。其中，产业扶贫因为能够将贫困人口纳入社会生产活动中，所以被认为是中国3000万以上的贫困户摆脱贫困的最重要的手段。
产业扶贫意味着贫困户要参与到产业生产和发展过程中，但是贫困户一般被视为缺乏资金、技术，甚至有可能是缺乏劳动力的人群。而且，贫困户摆脱贫困之后，还要持续的获得收入、夯实脱贫基础，以防止出现返贫现象。这就要求“产业扶贫”方式和方法应要多元化，满足不同情况下的脱贫需要，以实现脱贫后贫困户具有持续稳定的收入。与此同时，中国在大力推进产业升级，向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转型，对于一般劳动力的需求在逐渐下降，而对于高技术、知识水平高的劳动力的需求日益旺盛。这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其中的错配进行理论和制度分析，为中国产业升级和扶贫工作更好发展寻找理论支撑。
产业扶贫一直都是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问题，文献纷繁复杂。目前，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产业扶贫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对贫困、贫困户的定义及评价。学者主要从贫困的成因、贫困的表现和状态，以及贫困对经济社会的影响，这三个维度对贫困展开研究。张文宏、苏迪（2020）认为，城市社会保障不完善所带来的家庭负担会导致城市常住居民陷入相对贫困。而且，教育、健康、生活水平、资产状况和住房等方面导致贫困的发生作用明显（陈闻鹤、常志朋，2020）。
第二，产业扶贫对扶贫的影响路径。由于深度贫困地区面临资源禀赋约束、基础设施建设短板、精神贫困突出、基层干部能力薄弱等诸多困境，吴乐（2018）提出应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协作的市场化脱贫机制。而焦克源、陈晨（2020）认为社会资本能够有效的阻断贫困的代际传播，从而减少贫困的发生。陈子真（2020）则认为内生性动力是提升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实现可持续脱贫的原动力。
第三，产业扶贫的制定政策及效果评价。刘学敏（2020）认为，在贫困县地区，扶贫产业在产业扶贫的各项措施和努力下快速发展，扶贫产业对贫困户的收入增加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产业扶贫对不同程度的贫困户的收入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沈宏亮等，2020）。而且，趋同化现象明显，益贫性仍然较低（吕开宇等，2020）。
纵观现有文献，国内外学者对产业扶贫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这为本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学者主要强调产业扶贫对减轻贫困的重要性，但忽视了产业扶贫与产业发展的相互关系。产业扶贫是将产业发展成果与贫困人口相联系，产业扶贫的这一政策行为就不可避免对产业自身的发展产生重要的影响。在这一方面，学者对此进行的研究相对较少。所以，本文针对现有文献不足，通过梳理产业扶贫与产业发展的关系，探讨在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产业扶贫对扶贫产业的持续发展的影响。
因此，本文基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出发，分析产业扶贫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主要基于国内外已有的文献，系统的梳理目前产业扶贫的理论成果;第二部分主要是说明当前中国贫困人口的现状，尤其是人口老龄化给中国贫困人口带来的新特点，以及产业扶贫的成果和人口老龄化给产业扶贫所带来的问题;第三部分则主要通过理论分析与模型推导阐述产业扶贫对中国产业发展的影响;第四部分根据第三部分的研究结果，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1 中国贫困人口结构现状及对产业扶贫的提出的挑战
2015年，中国的贫困人口高达5575万人。针对如此庞大的贫困人口，中国政府和社会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消除贫困，减少贫困人口。根据中国现行的农村贫困标准计算（以201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每人每年2300元），截至2019年末，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比上年末减少1109万人，但贫困人口仍然有551万人;贫困发生率0.6%，比上年下降1.1个百分点。中国贫困人口从2012到2019年，连续7年每年减贫1000万人以上。中国贫困总人口从2012年年底的9899万人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降至0.6%。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但是从贫困人口具体结构上，呈现出以下的特征。
1.1 从年龄上和健康状况上看，呈现贫困人口老弱化
全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从目前的1.9亿人左右增加到2059年4亿人左右的峰值。无论是求学还是工作，中国每年都有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大量農村青壮年人口到城市定居，这种地域上的人口流动将导致农村老龄化问题更为突出。由于中国农村地区低水平的社会保障，再加上老人因为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使得农村老年人成为贫困高发的群体。根据《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2019》的统计数据，2017年61岁及以上农村人口贫困发生率高达8.8%，是全年龄段中贫困率发生率最高的年龄段。而且，身体健康的人群贫困发生率为2.9%，身体健康状况较差（包括生活能够自理和生活不能够自理）的人群贫困发生率高达6.3%。人口的老弱化导致贫困人口难以有持续稳定的收入，一旦丧失外来的帮助，极有可能导致返贫现象的发生。 1.2 从受教育程度上看，学历普遍较低
贫困人口除了有老龄化的特征外，还与受教育程度产生反向关系，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口群体其贫困发生率相对较高。文盲的人口群体中贫困发生率为6.7%，受教育程度为小学程度的群体中贫困发生率为4.7%，受教育程度为初中的群體中贫困发生率为2.5%，而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上的人口群体中贫困发生率仅为1.4%。
人口老龄化，身体健康状况较差导致丧失劳动力，缺乏收入来源导致贫困。因为疾病等原因，导致下一代受教育程度较低，劳动技能下降，从而形成贫困。而且，这种贫困状态在没有外来干扰的情况还会不断自我强化，形成代际。
农村贫困人口中，较大比重是由于老年人口群体丧失劳动能力，从而对家庭造成较大的生活和支出负担，只能通过社保兜底来维持基本的生活水平。今后的减贫政策的主要受众，大部分贫困人口将从各种贫困原因的人口而转变集中到老人等特殊群体。实现这一部分群体的脱贫，国家必须要采取的精准扶贫措施，通过产业发展和就业扶持等途径，使有劳动能力的农户基本实现稳定脱贫，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则能够享受到扶贫产业发展的红利，达到在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中“没有一个人掉队”。所以，尽管中国的扶贫工作在过去几十年发展过程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减少贫困人口，乃至消除绝对贫困，中国的扶贫工作任重道远。2020年虽然是要全面消除贫困，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扶贫工作到达了终点，而是新的起点，中国的扶贫工作应继续发挥产业扶贫的作用。
2 产业扶贫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虽然我国在采用现行标准的基础上彻底消除极端贫困固然是历史性成就，但并不意味着减贫工作已一劳永逸。尽管产业扶贫在过去几十年扶贫工作中发挥了重大作用，但随着产业扶贫的深化，对其进行深入发掘潜力提出更高的要求。
在实际扶贫工作中，进行产业扶贫的路径主要有两条：第一，是直接向贫困户提供猪崽、鸡苗等生产性资本;第二，是直接给贫困户提供现金，让其自行选择投资项目和产业。这两种方法在过去的几十年的扶贫工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随着贫困户的人口老龄化趋势日渐明显，这两种模式的弊端也随之出现。第一种是向贫困户提供生产性资本，但老龄化的贫困户是否有能力和精力去饲养将成为最大挑战。从理性人的角度来说，直接将生产性资本转为现金将使得其利益得到最大满足。因为反正有政府进行兜底，换成现金还可以直接改善生活，不必花费额外的精力和成本进行生产活动。第二条路径同样会产生新的问题。根据之前的分析，老龄化的贫困人口是缺乏教育、技术，甚至有可能是丧失劳动力的，这就意味着其对于风险的偏好是趋于保守的。而风险最小的投资就是直接将现金存在银行，这就直接将导致产业扶贫将贫困人口纳入生产活动的意图破产。
从理论的角度上，产业扶贫在过去几十的工作中，已经摸索出一套较为完整的模式。但是，其中仍然存在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一方面，扶贫产业要为贫困户提供资金，以便对具有劳动力的贫困人口进行人员培训和减轻扶贫人口的生活负担。但是，这会导致原本投入到生产中的资本数量减少，摊薄了人均资本数量，从而有可能会抑制产业产出。而且，为贫困人口提供资金导致产业再投入资本数量减少还进一步加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扶贫产业的资本数量的减少，导致恶性循环。另一方面，扶贫产业为具有劳动力的贫困人口进行人员培训之后，需要为其提供就业岗位，会使得劳动力数量增加。这既会导致一步摊薄人均资本存量，从而抑制产出;但因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再加上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对资本的需求没有那么敏感，从而有可能对劳动力密集型产业的扶贫产业产出积极影响。根据以上的分析，本文设立的理论模型如下：
假设在没有产业扶贫生产函数为：
Y1=ALαKβ（1）
其中Y1代表未进行产业扶贫时的产出，A表示技术水平，L代表劳动数量，K代表资本数量，α和β表示参数，且α>0，β>0。根据前文的分析，贫困户由于老龄化突出，再加上缺乏教育，因此缺乏技术和知识，进而可以视为对技术水平无影响，技术水平A保持不变。在产业扶贫的条件下，会导致少部分劳动者参与生产过程，在模型中假设为劳动力扩大到b（b>1），劳动者的扩大的比例为b-1。与此同时，包括这些劳动者在内的广大贫困户，本身是缺乏技术和基本生存资料，这就意味着需要从原始的资本中扣除一部分，以支付其最基本的生活和技能培训。再加上，贫困户不同于一般的劳动力，也不等于劳动力，可以视为大于新增的劳动力。所以，假设扣除的资本的比例为1-b-1。则此时，在产业扶贫条件下，生产函数便为：
Y2=A（bL）α[1-1+（b-1）K]β（2）
用公式（2）除以公式（1），可以得到：
Y2Y1=bα（b-1）β（3）
假设公式（3）为因变量为b的函数f（b）=bα（b-1）β，对其进行一阶求导，并等于零，可得f'（b）=αbα-1（b-1）β+βbα（b-1）β，解得b=βα+β，此时f（b）=αα+βα-βα+ββ<0。且易得，f（b）在-，βα+β上是递减的，在βα+β，+上是递增的。因此，f（b）=αα+βα-βα+ββ<0是最小值，表示如图所示。
在横坐标为b轴，纵坐标为f（b）的坐标系中，将函数f（b）描绘在图像上，可以发现，函数f（b）在[0，+∞）上是单调递增的。所以，仅存在一点m（m>0），使得f（b）=1，即Y2Y1=1，表明产业扶贫对产业产出发展没有影响。但是，随着b的不断增大，由于f（b）在[0， +∞）上是单调递增的性质，使得f（b）>1，表明产业扶贫会促进产业产出发展没有影响。因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当b∈0，m时，f（b）=1，即Y2Y1<1，表明产业扶贫会抑制扶贫产业发展。
当b=m时，f（b）=1，即Y2Y1=1，表明产业扶贫对扶贫产业发展没有影响。
当b∈m，+时，f（b）=1，即Y2Y1>1，表明产业扶贫促进扶贫产业发展。
综上所述，产业扶贫影响产业产出是存在门槛的，即存在规模效应。所以，应积极发挥产业扶贫的作用，以发挥产业扶贫的规模效应。
3 结论与政策建议
尽管产业扶贫在中国的扶贫工作中发挥了显著作用，但是其并不是包治贫困的“良药”，产业扶贫也会带来其他的相关问题。因此，一方面要继续发挥产业扶贫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要解决产业扶贫易存在的问题，为中国能够在2020年全面消除贫困打下良好基础。本文通过研究发现，扶贫产业因对贫困人口的技术、技能以及生活补助，导致扶贫产业的劳动力供给、人均资本等关键投入产生变化，影响到扶贫产业自身的发展，从而在不同情况下，产业扶贫对扶贫产业的影响是不同的。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
第一，发挥产业扶贫的规模效应。产业扶贫在扶贫工作中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但因扶贫，也会影响扶贫产业的产出，这也对扶贫产业的持续发展存在一定的影响。所以，应积极发挥产业扶贫的作用，尤其是发挥产业扶贫的规模效应。
第二，针对不同的贫困状况，采取不同的产业进行扶贫工作。对于因缺乏技能、技术而贫困的，应积极给予技能和技术培训，使贫困劳动力符合需要一定技术和技能的生产需要;而因疾病等健康原因造成的贫困户，则应减少其参与劳动的环节，而是以股份的形式参与最终产出成果的分配，提高其生活水平和质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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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2018年人文社科重大研究项目“安徽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路径研究”（SK2018ZD056）;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三平台两基地”研究项目“金融发展视域下人口老龄化的产业结构升级策略研究”（2020ZDF03）。
作者简介：盛红有（1992-），男，汉族，安徽芜湖人，经济学硕士，助教，研究方向：经济增长与产业发展;马静（1989-），女，回族，安徽芜湖人，经济学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财政理论及税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