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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论点
对比冷战时期全球对抗的美苏关系及其后果，不得不说，中国崛起时代的中美对话机制足一个难得珍贵的良性开端。
最近举行的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对这一对话机制本身和本轮对话成果的解读成了观察中美现实及未来关系走向的一个热点。回顾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两国关系的历史，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由于政治、经济、地区热点等原因，两国关系的起伏，应该说，本轮对话确实体现了两国关系珍贵的良好氛围，以及高度的合作意愿。
溯自上世纪70年代初，无可讳言，导致中美关系解冻的首要动因并非是直接的经济动机，而是在当时全球反霸事业中两国国际政策的需要。记住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30多年来两国关系的演变和发展具有特别的意义。冷战结束后，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最初动因基本消失，新时期的中美关系在政治上重新处于彼此需要评估、观察和试探的状况。迄上纪末和新世纪初，由于两大事态的变化，中美关系才重新找到发展的全新基础，其一是两国经济的最新发展与需求及全球经济的新趋势，其二是由于美国进行全球反恐而带来的国家战略政策的变化。
不少评论者指出，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及其成果是改变人类历史的大事件之一，这一大事件也为新世纪初处于仿徨中的中美关系之船带来了新的强劲风帆。中美对话的系列机制奠基于美国布什总统时期。2004年，布什总统和胡锦涛主席在圣地亚哥会议期间达成了有关共识，2005年，首轮中美战略对话顺利举行。稍后，2006年，由布什总统提议，经胡锦涛主席同意，两国于该年12月，首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得以举行。
必须指出，此时美国正处于阿战和伊战难以解脱的困境，而中国则处于以“黄金五年”为标志的经济成果顶峰，这一双重的事实背景本身表明了中美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也体现了中美战略性合作与协调的客观前提。一般而言，一国评估重要对手的对外战略时往往集中于两大指标，即意图与能力，而在意图与能力之间，能力往往是更敏感的指标，因为，国际行为的客观基础还是在于能力，而不在于公开宣布的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战略对话与战略经济对话的举行，可以理解为标志着美国对中国国家力量的新认识，美国体验到中国的新国家力量，因此需要畅通的渠道，以便及时、准确地了解中国未来运用这一新力量的方向和目标，并力图参与塑造和影响中国未来力量的运用，以便使之符合美国的核心与长远国家利益。与此同时，由于意识到美国在当代国际格局中的独特地位，以及对于当代国际政治与经济事务的独特影响，最重要的是，由于非常清晰地认识到中美两国在当代重大国际政治与经济领域广泛的共同利益，中国也需要战略性的渠道，以便探索通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积极合作的、成熟的中美关系的路径，因此，战略与经济的对话机制成为两国双方都亟须的不二选择。
2009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国集团(G20)伦敦金融峰会上首次会晤。中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两国决定将分别举行的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机制合并，并提高对话规格和层级，双方团长均为国家最高领袖特别个人代表，整个对话机制为内阁级，重要国内政府负责人参加，对话主题涵盖中美关系、国际和地区问题及全球性问题三大领域。从这些对话的领域可以看出，中美领导人确实体认到“中美关系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的含义，开始尝试将对方看作全球重大战略性事务的伙伴。对比冷战时期全球对抗的美苏关系及其后果，不得不说，中国崛起时代的中美对话机制是一个难得珍贵的良性开端。
本轮对话的现实背景是全球性金融危机并未消失，其前景尚难预测，中美处于风雨同舟的客观境地，同时近年来中美关系在政经等诸多领域一方面有很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摩擦与冲撞，但经济关系在两国关系中越来越处于核心的地位，这是很清晰的最新发展。工业化以来，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前后的大国战略关系历史告诉我们，经济关系是大国战略关系的真正坚实基础，大国战略性、全球与地区经济利益的协调和合作，是决定大国未来政策走向战争还是和平的主推力，因此，在本轮对话中，经济的议题和成果也是最丰硕的，这一明白事实既表明中美两国探索真正战略互信的诚意，也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真正脱离冷战结构，走向共赢未来的全新起点。
对比冷战时期全球对抗的美苏关系及其后果，不得不说，中国崛起时代的中美对话机制足一个难得珍贵的良性开端。
最近举行的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对这一对话机制本身和本轮对话成果的解读成了观察中美现实及未来关系走向的一个热点。回顾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两国关系的历史，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由于政治、经济、地区热点等原因，两国关系的起伏，应该说，本轮对话确实体现了两国关系珍贵的良好氛围，以及高度的合作意愿。
溯自上世纪70年代初，无可讳言，导致中美关系解冻的首要动因并非是直接的经济动机，而是在当时全球反霸事业中两国国际政策的需要。记住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30多年来两国关系的演变和发展具有特别的意义。冷战结束后，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最初动因基本消失，新时期的中美关系在政治上重新处于彼此需要评估、观察和试探的状况。迄上纪末和新世纪初，由于两大事态的变化，中美关系才重新找到发展的全新基础，其一是两国经济的最新发展与需求及全球经济的新趋势，其二是由于美国进行全球反恐而带来的国家战略政策的变化。
不少评论者指出，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及其成果是改变人类历史的大事件之一，这一大事件也为新世纪初处于仿徨中的中美关系之船带来了新的强劲风帆。中美对话的系列机制奠基于美国布什总统时期。2004年，布什总统和胡锦涛主席在圣地亚哥会议期间达成了有关共识，2005年，首轮中美战略对话顺利举行。稍后，2006年，由布什总统提议，经胡锦涛主席同意，两国于该年12月，首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在北京得以举行。
必须指出，此时美国正处于阿战和伊战难以解脱的困境，而中国则处于以“黄金五年”为标志的经济成果顶峰，这一双重的事实背景本身表明了中美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也体现了中美战略性合作与协调的客观前提。一般而言，一国评估重要对手的对外战略时往往集中于两大指标，即意图与能力，而在意图与能力之间，能力往往是更敏感的指标，因为，国际行为的客观基础还是在于能力，而不在于公开宣布的意图。从这个意义上说，中美战略对话与战略经济对话的举行，可以理解为标志着美国对中国国家力量的新认识，美国体验到中国的新国家力量，因此需要畅通的渠道，以便及时、准确地了解中国未来运用这一新力量的方向和目标，并力图参与塑造和影响中国未来力量的运用，以便使之符合美国的核心与长远国家利益。与此同时，由于意识到美国在当代国际格局中的独特地位，以及对于当代国际政治与经济事务的独特影响，最重要的是，由于非常清晰地认识到中美两国在当代重大国际政治与经济领域广泛的共同利益，中国也需要战略性的渠道，以便探索通向21世纪的建设性的、积极合作的、成熟的中美关系的路径，因此，战略与经济的对话机制成为两国双方都亟须的不二选择。
2009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与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国集团(G20)伦敦金融峰会上首次会晤。中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共同努力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的中美关系”。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两国决定将分别举行的战略对话和经济对话机制合并，并提高对话规格和层级，双方团长均为国家最高领袖特别个人代表，整个对话机制为内阁级，重要国内政府负责人参加，对话主题涵盖中美关系、国际和地区问题及全球性问题三大领域。从这些对话的领域可以看出，中美领导人确实体认到“中美关系为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的含义，开始尝试将对方看作全球重大战略性事务的伙伴。对比冷战时期全球对抗的美苏关系及其后果，不得不说，中国崛起时代的中美对话机制是一个难得珍贵的良性开端。
本轮对话的现实背景是全球性金融危机并未消失，其前景尚难预测，中美处于风雨同舟的客观境地，同时近年来中美关系在政经等诸多领域一方面有很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摩擦与冲撞，但经济关系在两国关系中越来越处于核心的地位，这是很清晰的最新发展。工业化以来，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的前后的大国战略关系历史告诉我们，经济关系是大国战略关系的真正坚实基础，大国战略性、全球与地区经济利益的协调和合作，是决定大国未来政策走向战争还是和平的主推力，因此，在本轮对话中，经济的议题和成果也是最丰硕的，这一明白事实既表明中美两国探索真正战略互信的诚意，也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真正脱离冷战结构，走向共赢未来的全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