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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刘家和;比较史学;理论;方法;史学实践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刘家和先生博古通今、學贯东西，从事史学研究六十余载，在历史学的多个学术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深受学界敬仰。笔者受业于刘先生，尽管已工作多年，但一直在先生的指导下进行比较史学研究，尤其是在中西史学比较研究中收获最大、体悟最深。当前，比较史学的重要作用日益为学界所看重，自觉运用相关理论和方法进行史学研究的学者也不断增加，推进比较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就是寻求系统、有深度的史学比较理论和方法作为指导。刘家和先生的学术实践在该领域有突出成就，并形成了对比较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深刻见解，深入探讨刘先生的比较史学理论和方法对于该领域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本文谨由比较史学发展的角度着眼试析刘先生对该领域理论与方法的见解以回应时代对历史比较研究之需。
比较史学是在史学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门新学科。对现代比较史学做出过突出贡献的法国年鉴派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Bloch）认为：“比较就是在一个或数个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选择两种或数种一眼就能看出他们之间的某些类似之处的现象，然后描绘出这些现象发展的曲线，揭示它们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对这些相似点和不同点做出解释。”因而，在比较史学理论中，“同与异”、“普遍与特色”的关系问题构成了比较史学的基本矛盾。
刘家和先生的史学比较理论就是围绕这一基本认识范畴展开的。他认为“有相同，才能比其异同，有相异，才能比其同异”;“比较研究的基本功能在于辨同异，从异中见同，从同中见异。”因而，同异正是历史的比较研究赖以实现的前提。这就是说，无异之同不具有比较研究的条件，无同之异也不具备比较研究的条件。当然，同与异的关系在刘先生的比较史学理论体系中，并不仅仅表现为一种哲学层面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体现于历史比较不同层面的实践，进而抽象为一种理论与方法。在这种理论与方法体系中，对“同”与“异”的把握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同”与“异”的历史性
这方面的表现分为两层。第一层，“同”与“异”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存在，是史学比较研究的客观前提。刘先生认为，“同”与“异”的对立首先是存在于真实的历史发展进程之中的，是一种真实的“同”、“异”对立。刘先生坚持历史比较的目的是探求历史的真相，这就不仅需要运用比较以求其真，而且要对进行比较的历史材料进行考证以求其真。因此，先生对清代考据学的史料考证功夫颇为欣赏。他总是强调重视史实的真实性，要求学生掌握一些甄别史料的考证方法，并多次现身说法，用陈垣先生对自己的学术教益来说明史料考证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得其亲炙的学生对此皆有深刻印象。将刘先生的学问之路和其他同辈学者相比明显可以看到，先生既拥有现代优秀学者宽阔的学术视野和坚实的理论功底，又具有传统学者的扎实考据功底，并能将二者有机地融为一体，擅长使用训诂学、考据学、版本学的知识与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对比较的资料进行深入考辩。这既是他探讨“同”与“异”客观真实性的坚实基础，又彰显出其求真的学术高度。
第二层，“同”与“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对立统一关系。在刘先生的理论体系中，“同”与“异”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体现历史的动态特性和统一性。例如，他在《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中提及：“西周时期的中国与中古时期的欧洲，主体非一;时代不同，本来不具有可比的条件，可是，只要我们注意到二者皆有分封制度，那么其间的异同就颇有可讲究的了。”他还写到：“近代美洲的易洛魁人与古代希腊人、罗马人本来并无相同之处可以构成比较的条件，但是，当人们注意到它们都有氏族、部落制度，那么其间的异同也就大有可研究的了。”先生进而对此总结道：“以上所举的两个例证，虽然主体不同：时代也不同，但是其可比性在于其间可能有在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相同。这种相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时间相同，而是相对意义上的时间相同。这也是一种横向的比较，一种相对共时J生的异体比较，而其作用却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的纵向的发展趋势。”关于比较史学的根本属性是什么？亦即历史比较与其他比较方式的本质不同何在？先生强调，对历史比较“同”与“异”把握的关键在于历史本身，他将比较的思维和比较的触角牢牢地植根于历史的土壤之中，以历史比较的真实性为基础，使比较的结果体现出了历史的真实性，从而将比较史学与历史哲学及比较语言学区分开来。马克思指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历史现象这种相异相同的客观存在，正是比较研究根据之所在。马克思认为，比较研究与一般历史哲学理论不同，前者的特点是蕴含于历史之中，并且成为“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而历史哲学则是“超历史的”。与比较史学相比，片面的历史哲学解释难免缺少以历史实践来检验与深化历史理解即历史实践缺位的情况。而布洛赫则指出要将历史的比较研究与比较语言学区分开来，强调比较的最可靠解释应该是真正地运用历史而不是其他。布洛赫的比较史学研究践行了这一主张。在《封建社会》、《为历史学辩护》等著作中，这种实践表现得尤为突出，并获得了重大的学术成就。如果以上述观点审视刘先生比较史学中的“同”“异”关系，就会对其追求比较史学真实性的主张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二）“同”与“异”的逻辑性
在刘家和先生的史学比较中，“同”与“异”是一对将比较思维系统化的概念，因而在逻辑上两者的关系具有系统性和严密性。
其一，“同”与“异”不仅客观地存在于比较的事物之中，同时也反映到人们的主观认识中。比较史学研究必须遵守其内在逻辑和认识程序，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应该展示出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努力从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比较进入到以辩证逻辑为基础的比较新阶段。这体现出比较史学的现代性。在辨明历史比较的功能在于明同异之后，刘家和先生进一步指出，“历史时期相同，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等之间的比较才是有意义的，而同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集团与其自身没有比较的价值。这就是说，无异之同不具有比较研究的条件。历史时期不同，同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的前后比较是有意义的，而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集团之间就没有比较的价值。这就是说，无同之异也不具备比较研究的条件。总之，有相同才能比其异同;有相异，才能比其同异。所以，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之间，一般说来虽然不具有可比性，但是，只要从一个相同的角度去看，其间仍然是可以比较的。”上文已经提及，刘先生曾专门以中国西周初年封邦建国与西欧中世纪军事采邑制度之间的比较为例讨论可比性问题。他指出，虽然两者在时空上遥不可及，从整体的社会性质而言也迥然不同，但从分封制这一角度考察的话，仍可找到比较的基础。与此一致，学术界对两者同与异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屡屡获取新的认识，深化了对中西古代分封制异同的理解。由此看来，“由于比较范围的选择、可公度性及语言分类结构是比较者主观预构的结果，因而，事物的本质并非完全外在于比较者的客观存在，它同时也有赖于比较者的理论构想”。“从观念形态上说，历史是人们对过去发生事实的理解。”当然，这种理论构想或解释的基础仍是客观的实在。这样看，人们对历史比较客观本质性的辩证理解与传统实在论意义上的单纯的历史本然理解，就明显不同了。这无疑加深并丰富了对比较史学中“同”与“异”客观逻辑性的现代理解。 其二，逻辑性还表现在对于比较方法的深入探讨和构建上。刘先生指出过共时性和历时性两种史学比較的方法。“比较研究（comparativestudy）就是对于不同对象进行的互为参照的研究，在一般情况下多用来说明对同时并列的诸对象的研究”;“‘比较’这个词虽然产生于同时并列的事物之间，但是它一旦作为一种方法用于历史的研究上，就在原有的同时比较之外，又加上了历时性比较的方面。”两种比较方法虽然有所不同，但仍然是围绕着“同”与“异”进行的。“比较研究的基本功能不外乎明同异，横向的共时性（sVnchronic）的比较说明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等之间在同一历史时期中的同异，纵向的历时性（diachmnic）的比较说明同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等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的同异。前者说明历史的时代特点，后者说明历史的发展趋势。历史的比较研究，从总体来说，就包括这两种取向。”
其三，逻辑性还表现在对比较过程两个阶段的划分上。刘先生提出，比较可分为两个认识阶段，其一为异中求同，其二为同中求异。他论述道，“开始时我们看到的都是‘异’，甲国和乙国不同，乙国又与丙国有异，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一处完全相同，正如没有两个人完全相同一样。继而经过比较，人们又会发现不同国家之间原来在甲方面有相同之处、在乙方面又有相同之处，以至有多方面的相同之处。于是，人们的认识就达到了由异而同、由多而一的阶段。再进一步，人们不能满足于抽象的‘一’，就又经过比较而认识到世界正是一个多样统一的有机整体。”刘家生先生认为，这样就完成了对世界历史的一次完整的认识过程，当然，这样的认识过程实际是需要不断深入进行的，“而全部这样的认识过程都必须也必然是在比较的研究中实现的。”
（三）辩证的异同观
刘家和先生强调了异与同不仅是一个相互对立的排斥体，而且是一个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相互包容、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体。他指出：“比较研究必须以某种认同为基础，同时意在生成新的认同，但这绝不意味着追求一种毫无差异的认同;相反，保持差异是比较研究成为一种创造性活动的源泉”。异和同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历史比较既是一种舍弃的过程，也是一个获得新知的过程，更是一个经过扬弃而展现普遍性的过程。黑格尔讲：“凡有限之物都是自相矛盾的，而且由于自相矛盾而自己扬弃自己。”历史比较必然建立在双方同与异的基础之上，其中的“同”是集中了双方“异”的有关内容而产生的一种新的认识，因此，这时的“同”既与“异”相关联，又与“异”有明显的不同。此点可以马克·布洛赫关于“封建主义”的讨论为例加以说明。布洛赫认为，欧洲不同地域的“封建社会”有明显的共同特征，“依附农民;附有役务的佃领地（即采邑）而不是薪俸的广泛使用……这些似乎就是欧洲封建主义的基本特征”。他同时又一再指出欧洲“封建主义”在共性之下的差异：“欧洲封建化的程度并非全部一致，节奏也不完全相同。而且，最重要的是，任何地方都不是完全封建化的。”显然，欧洲的封建主义，是一种建立在其各个地区个性基础上并相互联系的封建主义，它本身是同与异的辩证统一体。同中求异与异中求同是一个完整比较过程的前后组成部分。如果不从事物的不同性出发，以探讨其所具有的相同点，我们就无法认识历史事物。所以，史学比较的第一步就是要从不同中寻找其相同，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就必须借助于逻辑，从历史现象中抽象出同而概括其共性。不如此，我们所面对的历史现象就是杂乱无章的历史表象。同样，如果对历史的比较认识在此结束的话，那我们只会对历史现象有一个简单的抽象的了解，只知其共性，而不知个性和具体性。因此，比较史学的第二阶段的任务，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共性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以探求历史现象的个性，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那么势必要把认识再深入一个层次，由抽象再上升到具体。那也就是从同中再看出异来，看出那些各异的部分是怎么样既互相拒斥又互相渗透地构成为有机的一体的。”可以说，刘先生所阐明的“同”与“异”的内在辩证关系及其历史实践有其独到之处，对于比较史学的研究实践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其一，它深化了对历史比较本质的理解。历史比较固然是一种非常重要且有益的历史研究方法，然而许多人在相关研究中却难以有大的成效，究其根本原因，乃在于对比较方法缺乏深入的了解，没有真正地将历史比较理论与方法落实于对史实的比较中。历史比较的生命力在于它是坚定不移地将历史比较的研究与历史的真实过程结合起来。归根结底，“同”与“异”两方面因素在比较对象中的客观存在，乃是史学比较的前提和基础。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即认为：“第一性实体之所以是最得当地被称为实体，乃由于这个事实，即它们乃是其他一切东西的基础，而其他一切东西或者是被用来述说它们，或者说是存在于它们里面。”
其二，刘先生关于“同”与“异”的史学比较观念表现为一种深刻的、具有抽象特征的理性逻辑认识，更好地反映出了历史比较研究和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在史学比较的实践中，这种理性逻辑有助于研究者避免简单罗列比较对象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直达现象“同”与“异”背后的本质内容。在我国比较史学实践中，一些学者只注重异中求同而忽视同中求异，如在中西比较中往往强调两者历史发展的同一性，忽视其问的特殊性，另一些学者则又过于强调民族历史的特殊性，而排斥世界历史发展的共性和普遍性。在理论层面，造成这种局面的症结主要就是不能很好地处理比较方法中“同”与“异”的内在辩证关系。同样问题也见于西方比较史学研究中。如一些学者在对比东西方文化时，过分强调两者的不同，忽视东西方发展的同一性，另一些学者持单线的历史发展观，只强调历史发展的同一性，无视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把西方文明作为东方文化发展的未来，回到欧洲中心说的老路上。
其三，刘先生所阐释的“同”“异”关系是一种建立在历史真实和逻辑判断基础之上的辩证关系，避免了陷入片面研究的误区。黑格尔曾经指出过：“我们所要求的，是要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但在经验科学领域内对于这两个范畴，时常是注重其一便忘记其他，这样，科学的兴趣总是这一次仅仅在当前的差别中去追溯同一，另一次则又以同样的片面的方式在同一中去寻求新的差别。”于是，历史比较表现为无内在联系、相互割裂的状况，无法运用辩证的方法将同一与差别统一起来，其结果对许多问题的研究只是浮在表面上，所得出的往往是一些似是而非、难经反复推敲的结论。凭藉研究的理论旨趣与坚实的对理论功底，刘先生摆脱了历史经验主义的局限，而通过长期、坚实的历史研究实践，避免了纯粹的逻辑的跳跃性，能够多层次、多角度地进行历史的比较，从而使其比较研究的“同”与“异”关系成为历史的、逻辑的辩证统一关系。
刘家和先生通过其比较历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和长期实践，为建立新型的世界史学科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意见。
（一）把民族情怀与理性分析相结合
历史比较研究的基本意义在于认识世界历史的真实演变，而如何处理比较认识者所带有的民族感情是其间的关键所在。刘家和先生曾就此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西比较史学有两个迫切需要解开的“结”：“第一个结是：中西文化的研究，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但就其现象而言，却又容易入门……第二个结是：中西文化比较的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需要研究者采取严肃认真冷静的态度，可是它又与人们对于文化的价值观念有关，因而使人们在作研究时难以避免甚至于不能不有某种热情”。第一点属于认识论的问题，所以克服的方法“就是要如实地认识到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是一个难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第二个结同人们的价值观念相联系，是历史比较研究中一个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
刘先生指出，对于从事中外史学比较的中国学者而言，“应该有感情，应该有一种理性无穷的感情。凭着这一种感情，我们对本国文化中优点的爱与对其中缺点的恶，应该是同样强烈的。所以，这不是感情因素的消灭，而是使它在理性的指导下变得更为全面和深化。同样，对于西方文化也应该是爱其优点而恶其缺点。”。事实上，正如刘先生多次说到的，日本侵华战争在其心灵里留下很深的烙印，国家的衰弱、民族的灾难、人民的悲惨生活，这一切都是长久以来先生治史的动机之一。先生从事史学研究目的还是着落在振兴中华这一宏大的目标上。因此，刘先生对治史、对中西史学比较倾注了太深的爱、太重的情。但刘先生基于其谨严的治史态度，深刻地认识到历史学家蕴藏于心的民族特性决不意味着历史家应该采取民族狂热的方式去研究历史，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既尊重自身作为研究主体所具有的民族热情，又尊重隐藏于域外史学中的民族热情，以一种唯真理是从的态度，心平气和地进行理性的比较，探讨中外历史和历史学内在的真实与相互关系。在刘先生的治史理念中，冷静的理性与价值观念和爱国情感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用刘先生自己的话说：“这不是感情因素的消灭，而是使它在理性的指导下变得更为全面和深化。”将民族的热情和理性的分析相结合，是刘家和先生倡导的在中外史学比较研究时所应采取的态度。
（二）创新世界史观念的努力和成果
刘家和先生的比较史学理论具有突出的实践性，通过比较史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为创建新的世界史体系而努力，始终突出地表现在他从事中西古代史学比较的过程中。刘先生看到，世界史在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学科，中国学者如何研究世界史、如何在世界史的背景中去研究中国史，是十分突出的问题。有趣的是，与西方人的世界史著作大多把本国的历史包容在内而且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不同，中国人编写的世界史教材则往往没有中国史部分，这样编纂的历史著作并不能称之为真正的世界史，只是外国史而已。刘先生指出，中国作为世界公认的文明古国之一，在外国人撰写的世界古代史中却常常没有应有的地位，必须改变这种世界历史的撰述方式。针对怎样改变与如何努力，刘先生提出了3点主张。
其一，中国学者必须从思想上理清什么才是真正的世界史以及世界史应该包括那些内容。世界历史的内容和撰述方式是由人来界定的，西方没有垄断世界史话语的天赋特权。近代西方的世界史书写是与其殖民历史相适应的，是西方学界对西方殖民统治历史的一种历史记忆，虽然有其社会历史的原因，但却是一种不合理的现实。占人类人口四分之一并具有悠久历史的东方大国在在世界史中被边缘化是极其不公平的，也极大地限制了研究者对中国尤其是古代中国在世界史上地位的认识。
其二，真正实现转变还必须付诸行动，要通过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获得科学的认识，而不能想当然。刘先生指出，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要改变祖国历史在世界史上不合理的地位，不能依赖别人，只有靠我们自已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中去研究。”因而，在中西史学比较中鲜明地突出我们自身的民族特性成为史学比较的客觀要求。当然，突出民族特性决不意味着采取民族狂热的立场看待世界，或者谋求建立中国中心主义的历史观。要改变世界史著作中中国缺位的现象，离不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壮大，更需要中国广大历史工作者以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来展现中国的历史地位，以积极的心态去建构符合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框架。
其三，在上述努力的基础上，要在世界背景中重新审视中国，即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背景中去认识，从而给予中国史学和文化应有的地位。这一过程也就是从局部看全部，再从全部看局部。经过这样的辩证认识过程，我们就会不仅掌握世界史的模样，也弄清中国史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由中国看世界、再由世界看中国，反复探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贯穿于刘先生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是他进行中外古史研究的主题。他自身的治学道路和令人景仰的学术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应当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刘先生中外史学比较思想的形成时期。此时，他先后撰写了《古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中国历史对世界史的意义》两篇文章，全面深入地阐述了古代中国文明在世界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位置及重要性。由刘先生组织编写并于1987年出版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世界上古史》也是上述主张的实践成果。他亲自撰写了这部教材的“余论”部分，以简洁生动的笔触勾勒出世界古代文明发展的线索，又以画龙点睛的方式向读者呈现出古代中国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与联系中的地位及其作用，为世界上古史教程输入了新的史学观念。后来，高教版教材《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在分别叙述处于相同发展阶段主要外国古代文明发展状况的同时，都专门辟有一个小节叙述同期中国文明的发展，这一部分也是由刘先生亲自撰写。论述中国史的部分不仅是这部教材的特色之一，也成为其亮点。这里还要提到，在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中，刘先生负责撰述第九章“中国与世界”。这部分编排的方式与上面的《世界史·古代史编》很相似，只是论述方向相反，虽然篇幅不大，但也在中国史的编纂中体现了刘先生的“只有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才能凸现中国文明特点”的思想，并体现出中国学者的世界眼光。 （三）重要意义
将刘家和先生构建新世界史观念的努力置于中西史学发展的背景中加以考察，会对其学理价值与现实意义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其一，爱国热情与理性在比较史学研究中相结合，是进行比较史学的客观需要。从比较史学的研究史来看，许多中西学者都把其课题与国家、民族的前途问题联系起来考虑，表现出深厚的历史责任感。传统认识论将民族感情视为妨碍比较客观性和公正的消极因素，主张在史学研究中消灭主体意识，让事实自己说话。普鲁士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治史格言让“事实如实地说明历史”是这种史学观念的传统表述。当代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在其名著《全球通史》中也表达出这一倾向。不言而喻，该书作者尝试建立一种崭新的世界史体系自然是有益的。但他在构建新的世界体系时，却否定了民族的历史价值观存在的必然性与历史合理性，这不仅是消极的，而且也并不真诚。现代史学的重要成果之一在于强调了历史研究的主体与历史进程之间相互作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冷静和理性与价值观念和爱国情感在对立的一面之外，还有其统一的一面。刘先生将民族的热情和理性的分析相结合，不仅有学理上的依据，也为中国学者从事比较史学研究树立了一个榜样。
其二，比较史学的顺利发展，有赖于中国学者主体意识的构建和积极的参与。按照哲学诠释学理论，比较史学按其本质而言属于中外主体间性的问题，是一种文化主体与另一种文化主体之间的对话与相互理解。这种对话与理解只能发生在相互具有独特品质的文化主体之间。在法国哲学家利科（Paul Ricoeur）看来，只有忠实于自己的起源，并且在文化精神性方面有创造性、有生命力的文化系统，才能承受与其他文化的相遇，“而且也能给予这种相遇一种意义”，“为了面对自我之外的另一个人，首先要有一个自我”。文化主体性不仅是真正进行对话和理解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使中西比较的结果建立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从而获得更广泛的历史意义。因而，对我国博大精深的历史宝库加以挖掘，并对优秀的史学传统加以弘扬，以彰显文化主体性是当务之急，更是当代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不断形成更加平等、合理和客观的历史解释，必须主动参与话语竞争。构建文化的主体性对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一个重大问题，是关系到民族独立和生存的根本问题，也是保持世界文化共同发展的关键问题。如果以此来认识刘先生的史学方法论，就不仅会为其鞭辟人里的论说所折服，更会为其自觉担当的道义所感动。
其三，比较史学既是世界史研究的重要学术领域，也承载中外历史研究的重要思想方法。现在的世界面临着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其最为突出的要素即为中国的复兴。中国复兴的要义之一就是在文化自信中积极地开展文明互鉴。要达至这一状态，以学理而论，关键在于持续进行中外文化和文明的比较，寻求中外文明之间固有的内在联系。然而，诚如于沛先生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当前我国的历史研究的重大缺陷之一，就是中国史、世界史之间严重分离，人为地割裂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历史矛盾运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刘先生的比较史学思想及构建新世界史体系的实践，就尤显其学理价值与现实意义。
总之，从辩证唯物哲学的观点来看，历史学的思想方法理应是从局部到整体、再从整体到局部，如此反复，不断地将历史的有限性和历史的无限性结合起来，以日益增进对历史本质的认识。这不只反映出历史认识的基本过程，更是比较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刘先生的中外历史比较正是对这一方法的实践。
刘家和先生的比较史学理论是一个有系统的学术体系，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学术内容。对于刘先生而言，“世界历史既是在比较中逻辑地存在的，又是在联系中现实地存在的”。因而，历史比较研究并不是将比较的对象进行简单对照的技能和方法，而是思维的基本模式，是认识中外历史本质的根本方式。刘先生曾将他对于这种思维方式的思考回溯到自己的青年时代。他回顾，在早年学习时，自己就感受到西方人所关注的知识内容与中国文化颇多不同，当时觉得有新鲜感，到学平面几何学时，更是觉得发现了一种与所习中国传统之学大异其趣的學术路数，有了一种精神上触电的感觉。到了大学时代，刘先生系统学习逻辑学和哲学，由此奠定了经久不衰的哲学兴趣，为他此后的史学研究涂上浓重的哲学色彩。正是基于对历史学、哲学、逻辑学等多学科知识的长期探究，刘先生在其比较史学理论中得以展现出自己独到的特点。
其一，史论结合，彰显比较的史学特性。在史学研究过程中，刘先生一贯从具体的问题出发，以“入地求索”的方式深入探索以求其事实之真，然后再以“上天揽月”的豪情进入到哲学思想的领域中以获得更为普遍性的认识。其实，刘先生的比较史学实践证明了史学比较方法的一个主要价值，即与孤立地看待历史现象、以纯粹叙述方式呈现研究成果相比，它更能深刻地揭示世界历史中的一般和个别。尽管随着现代学科的发展各种新研究方法运用到史学研究中来，但比较方法的这一优势尚未被其他方法超越，这使得比较方法在历史学的方法论工具中始终保持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其二，比较史学的辩证性，彰显比较的现代性。刘先生曾指出，早在希腊罗马时代，西方哲学就认为在世界万事万物的背后存在着一个不变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事物的根本，就是“一”;其方法就是在不同中去寻求无差别的统一，因而寻求本质是古典时代整个科学的使命，也成为了西方史学传统所共有的思维特征，即在异中求同。这种异中求同的思维模式既是西方史学的目的，也是其传统的方法论，并且是其认识过程的结束，当然也就成为影响西方史学比较认识一个重要因素。由于这一认识过程不能体现复杂多变的历史变化过程，所以历史学在西方长期不能成为科学而登大雅之堂，而只能以准科学的身份依附于哲学而存在。史学比较因而也只能是简单的富有哲学意味的类比，不能成为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比较。与古希腊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比较观念也包含于异中求同，这是两者共通之处，但不同之处在于，在异中求同的基础上，中国的文化又进一步同中求异，并将求异与求同在历史认识过程中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这一思想形象地体现为齐相晏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实际上，这一具有辩证思维色彩的思想可以视为中国传统史学尤其是比较史学的理论基础，而且对于开展现代史学比较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其三，认识不断深化，彰显比较史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刘先生的研究已经体现运用比较方法研究中外、中西史学异同的研究旨趣。他提过：“我在1955年就选定了以希腊、印度与中国作为自己的古史比较研究的三个支点。”到上世纪80年代末，历经20多年的辛勤耕耘，刘先生已成为国内比较史学的领军人物之一。关于这一过程，王大庆的总结颇为精当。他指出，如果说《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是刘先生比较研究实践的集大成之作，那么《历史的比较研究和世界历史》则是他在历史比较研究思想和理论上的代表作品;在这篇文章中，他对比较史学研究本身的历史、概念、功能、条件、类型、层次以及限度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从而以哲学的高度说明了历史比较方法对世界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此后，刘先生仍孜孜不倦地丰富深化这一理论。
由此看来，刘先生的比较史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严密体系，在根本上是因为他一直注重用逻辑思维来规范和指导具体的史学比较。可以说，比较的逻辑性就是刘先生比较史学理论的内在特征和突出特点。这集中体现在《历史比较初论：历史比较的逻辑思考》中。文中，刘先生以国际学界热议的可公度性问题为切入点，提出了历史比较理论的新问题，并就此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讨论，全面且深刻地展示了他多年对历史比较理论和方法的思考：
其一，“比较是不可公度性与可公度性的统一”。刘先生指出，比较的基本范畴“同”与“异”中，“同”即可公度性，“异”为不可公度性，比较必须以“同”为基础，同时又以“异”为前提，比较的本质就是“同”与“异”的辩证统一，这构成历史比较的基本理论架构。历史比较的一切内容都表现在这一架构不断变化和深化的过程中，比较结果必然表现为多样性和复杂性，从而在比较史学中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和类型，并在不断的比较中深化，越来越深刻地展示出所比较对象的内在本质。这是对历史比较逻辑起点及其本质的深度概括。
其二，比较研究中如果可公度性意味着“相同”的话，不能由比较对象之间局部要素的可公度性推导出整体的可公度性。在比较中一定要正确处理好整体与局部的矛盾关系，比较都是以相比者的部分相同为前提而进行的，因此，历史比较的结果只能体现出比较的有限性和历史性，必须对历史比较的结果保持清醒认识。
其三，比较研究中，比较对象的可公度性与不可公度性随着比较者设定的比较范围或概念层次而变化。比较是一种有规则的选择关系，比较既有其本质的客观性存在的一面，同时也与主观的认识和意图有着关联。随着比较目标的选择和比较角度不同，比较结果也会相应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层次性。
其四，比较研究意在认识事物的本质，比较也是人们认识的基本方式。不管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人们都是借助比较来认识所面对的世界和自身。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认为，没有比较就没有认识。比较在研究中最突出的作用乃在于不断地透过现象越来越深入地揭示出事物的本质之所在。
其五，由于比较范围的选择性、可公度性及语言分类结构是比较者主观构想的结果，因而，事物的本质并非完全外在于比较者的客观存在，它同时也有赖于比较者的理论构想。认识主体同认识客体的对立统一，是历史比较的基本原理，也是比较所探求的最终目标。比较的客观要求就是首先要有科学的比较理论引导，将比较建立在正确的观念基础上，通过不断的比较，最终使主客二者从有差别的统一性走向认识的同一性。
其六，比较研究必须以某种认同为基础，同时意在生成新的认同，但这决不意味着追求一种毫无差异的认同。相反，保持差异是比较研究成为一种创造性活动的源泉。可以说，比较研究体现着新与旧的对立统一。比较本身是一个不断探讨并获取新知的过程，而获得新知又为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基础，从而使比较得以不断进行。因此，比较必然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辩证认识过程。任何试图将比较停留在某一层面的意图都是不科学的，比较的真谛在于不断地运用既有成果来进行新的比较，以达到对事物的越来越深刻的认知。比较的过程和结果所表现的是新与旧不断的对立与统一。
上述的六点，鲜明地表现了历史比较的内在知识论要素以及各种要素间的结构关系和逻辑关系，层层深入直逼比较史学的理论核心，回答了历史比较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何在这一根本问题，突出地显示了刘先生史学理论的系统性和深刻性。
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刘家和先生比较史学理论的内在逻辑性及其意义呢？
其一，亚里士多德已阐明，科学得以建立的最终根据还在于“它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在他看来，第一原理（即“实是”）包含了各门学科并制约了各门科学的发展。在科学史家库恩（Thomas Kuhn）看来，科学史的每一次革命都是“世界观的改变”。总之，科学研究中认识论的形成及其变化是由本体论限定的。同样现代史学研究也表明，脱离历史本体论、只注重历史认识论根本无法深刻认识历史事物的本质属性。究其原因，缺少本体论层面的认识，历史学就不可能超越对过去的一般性描述。这一点其实也是历史比较与历史哲学的不同点。这种本体论并不是一个假想物，而是要深深地植根于动态的历史进程中，首先建立在真实的历史运动的基础上。这一点在刘家和先生的理论体系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其二，站在哲學的立场上，历史比较的成果不应局限于对现象的经验主义认识上，以求得具体的结论为满足;而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看，历史比较也应当被看成一种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运动，比较研究的成果也要包含着对事物本质的客观认识，即超越感性之上的理性认识和超越个体性之上的普遍性认识。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理论成果和方法论的内容都是刘先生在长期大量的具体历史比较研究中抽象出来的，以其为指导可以提升历史比较研究的思想深度。
其三，刘先生的史学比较理论和方法满足了史学比较发展的客观要求。其现实意义在于，以既有理论为指导的比较史学实践不仅可以产生更为深刻的具体成果，而且也能够验证和修正既有的史学比较理论，这样的过程必然不断反复，在整体上推进对相关领域的认识。这种哲学发展的过程正是刘先生比较史学理论内在逻辑性之所系。托波尔斯基在《历史学方法论》中文版序言中写道：“一个历史学家同时应该是一位哲学家，他应当在不同的哲学中进行选择，并验证这些哲学对于他的研究的价值。”这一提法用来概括刘先生比较史学理路的特点可谓毫发不爽。 毫无疑问，刘家和先生的比较史学理论，尊重了比较对象的本体性，自觉地运用哲学思维和逻辑工具探讨本质性的问题，实现了历史性与理论性的统一。
比较史学是一个较为年轻的学术领域，涉及的诸多学术性和思想性问题尚待探讨，这带来历史比较研究实践方式的许多具体问题。刘家和先生通过自己的中外历史比较研究，展现了比较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实践路径。
总体而言，刘先生的历史研究素来具有比较研究的特性。他曾撰文讨论的中国史问题几乎都是以世界、外国或西方的历史作为比较对象的，有的是作为隐性的背景，有的是作为显性比较的对象。《论中国古代轴心时期的文明与原始传统的关系》、《论中国古代王权发展中的神化问题》等文章，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比较的对象，但在字里行间却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比较的特色。这也是刘先生将自己的第一本论文集定名为《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的原因所在。
比较的认识功能首先在于确定研究对象的异同，比较史学研究的过程就是不断揭示历史事实所具有的共性和个性的过程。学界公认，揭露历史现象的特征和个别特点是历史比较研究的优势，建立分别类型则是进行这一研究的重要手段和方法。使用比较类型的方法要以“同”与“异”的辩证关系为基础，以相似性（或称共性）为出发点建立合理的比较类型。作为科学的历史比较的重要步骤，研究对象的初步类型化，不仅能够弄清异类事物的主要区别，而且也有助于把握同类事物的一般特征。这无疑构成进一步深入历史比较的基础。当然，比较史学不能止于历史类型的建立，它应当在研究社会历史过程的各个认识阶段发挥作用。只有利用比较的方法才能克服研究中的“局限性”，把具体研究的个别对象放到人类发展史中来加以考察，为更抽象的历史概括创造条件。
刘先生的历史比较可按其对象的层次差别加以分类。用比较类型这一概念来表述，其中不仅有就个案进行的对照，也不仅是单纯的类型比较，还包括对中外、中西历史所共有类型比较的探索。这种对最高类型的探讨突出表现为他对比较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构建，集中体现在他对中外、中西和世界历史本质的把握上。当然，在刘先生的研究中，不同层次的比较不是孤立进行的，往往在一篇论文中层层深入，由个案的比较上升为对历史本质的认识。举刘先生直接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象加以比较的论文《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分析》为例，这篇文章对中国文明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全局式的比较，深入揭示出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进程中独有的连续性、统一性和与之相应的思想的特点，让人耳目一新。此外，《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地位》亦属此类。这篇文章从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线索、及其与经学的关系等方面论证了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与古代印度和希腊的史学进行比较，得出了3种不同的史学观念，并阐明这3种观念深刻地影响了3种学术传统的形成。《论理雅各与安井衡对于
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刘家和先生博古通今、學贯东西，从事史学研究六十余载，在历史学的多个学术领域辛勤耕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深受学界敬仰。笔者受业于刘先生，尽管已工作多年，但一直在先生的指导下进行比较史学研究，尤其是在中西史学比较研究中收获最大、体悟最深。当前，比较史学的重要作用日益为学界所看重，自觉运用相关理论和方法进行史学研究的学者也不断增加，推进比较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就是寻求系统、有深度的史学比较理论和方法作为指导。刘家和先生的学术实践在该领域有突出成就，并形成了对比较史学理论与方法的深刻见解，深入探讨刘先生的比较史学理论和方法对于该领域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基于此，本文谨由比较史学发展的角度着眼试析刘先生对该领域理论与方法的见解以回应时代对历史比较研究之需。
一、“同”与“异”的辩证关系
比较史学是在史学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一门新学科。对现代比较史学做出过突出贡献的法国年鉴派史学家马克·布洛赫（MarcBloch）认为：“比较就是在一个或数个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选择两种或数种一眼就能看出他们之间的某些类似之处的现象，然后描绘出这些现象发展的曲线，揭示它们的相似点和不同点，并在可能的范围内对这些相似点和不同点做出解释。”因而，在比较史学理论中，“同与异”、“普遍与特色”的关系问题构成了比较史学的基本矛盾。
刘家和先生的史学比较理论就是围绕这一基本认识范畴展开的。他认为“有相同，才能比其异同，有相异，才能比其同异”;“比较研究的基本功能在于辨同异，从异中见同，从同中见异。”因而，同异正是历史的比较研究赖以实现的前提。这就是说，无异之同不具有比较研究的条件，无同之异也不具备比较研究的条件。当然，同与异的关系在刘先生的比较史学理论体系中，并不仅仅表现为一种哲学层面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体现于历史比较不同层面的实践，进而抽象为一种理论与方法。在这种理论与方法体系中，对“同”与“异”的把握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同”与“异”的历史性
这方面的表现分为两层。第一层，“同”与“异”是一种真实的历史存在，是史学比较研究的客观前提。刘先生认为，“同”与“异”的对立首先是存在于真实的历史发展进程之中的，是一种真实的“同”、“异”对立。刘先生坚持历史比较的目的是探求历史的真相，这就不仅需要运用比较以求其真，而且要对进行比较的历史材料进行考证以求其真。因此，先生对清代考据学的史料考证功夫颇为欣赏。他总是强调重视史实的真实性，要求学生掌握一些甄别史料的考证方法，并多次现身说法，用陈垣先生对自己的学术教益来说明史料考证在学术研究中的重要性。得其亲炙的学生对此皆有深刻印象。将刘先生的学问之路和其他同辈学者相比明显可以看到，先生既拥有现代优秀学者宽阔的学术视野和坚实的理论功底，又具有传统学者的扎实考据功底，并能将二者有机地融为一体，擅长使用训诂学、考据学、版本学的知识与考古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对比较的资料进行深入考辩。这既是他探讨“同”与“异”客观真实性的坚实基础，又彰显出其求真的学术高度。
第二层，“同”与“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对立统一关系。在刘先生的理论体系中，“同”与“异”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体现历史的动态特性和统一性。例如，他在《历史的比较研究与世界历史》中提及：“西周时期的中国与中古时期的欧洲，主体非一;时代不同，本来不具有可比的条件，可是，只要我们注意到二者皆有分封制度，那么其间的异同就颇有可讲究的了。”他还写到：“近代美洲的易洛魁人与古代希腊人、罗马人本来并无相同之处可以构成比较的条件，但是，当人们注意到它们都有氏族、部落制度，那么其间的异同也就大有可研究的了。”先生进而对此总结道：“以上所举的两个例证，虽然主体不同：时代也不同，但是其可比性在于其间可能有在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相同。这种相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时间相同，而是相对意义上的时间相同。这也是一种横向的比较，一种相对共时J生的异体比较，而其作用却有助于我们理解历史的纵向的发展趋势。”关于比较史学的根本属性是什么？亦即历史比较与其他比较方式的本质不同何在？先生强调，对历史比较“同”与“异”把握的关键在于历史本身，他将比较的思维和比较的触角牢牢地植根于历史的土壤之中，以历史比较的真实性为基础，使比较的结果体现出了历史的真实性，从而将比较史学与历史哲学及比较语言学区分开来。马克思指出：“极为相似的事情，但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出现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历史现象这种相异相同的客观存在，正是比较研究根据之所在。马克思认为，比较研究与一般历史哲学理论不同，前者的特点是蕴含于历史之中，并且成为“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而历史哲学则是“超历史的”。与比较史学相比，片面的历史哲学解释难免缺少以历史实践来检验与深化历史理解即历史实践缺位的情况。而布洛赫则指出要将历史的比较研究与比较语言学区分开来，强调比较的最可靠解释应该是真正地运用历史而不是其他。布洛赫的比较史学研究践行了这一主张。在《封建社会》、《为历史学辩护》等著作中，这种实践表现得尤为突出，并获得了重大的学术成就。如果以上述观点审视刘先生比较史学中的“同”“异”关系，就会对其追求比较史学真实性的主张有更为深刻的理解。
（二）“同”与“异”的逻辑性
在刘家和先生的史学比较中，“同”与“异”是一对将比较思维系统化的概念，因而在逻辑上两者的关系具有系统性和严密性。
其一，“同”与“异”不仅客观地存在于比较的事物之中，同时也反映到人们的主观认识中。比较史学研究必须遵守其内在逻辑和认识程序，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应该展示出创造性的思维能力，努力从以形式逻辑为基础的比较进入到以辩证逻辑为基础的比较新阶段。这体现出比较史学的现代性。在辨明历史比较的功能在于明同异之后，刘家和先生进一步指出，“历史时期相同，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等之间的比较才是有意义的，而同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集团与其自身没有比较的价值。这就是说，无异之同不具有比较研究的条件。历史时期不同，同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的前后比较是有意义的，而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集团之间就没有比较的价值。这就是说，无同之异也不具备比较研究的条件。总之，有相同才能比其异同;有相异，才能比其同异。所以，不同时期的不同国家之间，一般说来虽然不具有可比性，但是，只要从一个相同的角度去看，其间仍然是可以比较的。”上文已经提及，刘先生曾专门以中国西周初年封邦建国与西欧中世纪军事采邑制度之间的比较为例讨论可比性问题。他指出，虽然两者在时空上遥不可及，从整体的社会性质而言也迥然不同，但从分封制这一角度考察的话，仍可找到比较的基础。与此一致，学术界对两者同与异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屡屡获取新的认识，深化了对中西古代分封制异同的理解。由此看来，“由于比较范围的选择、可公度性及语言分类结构是比较者主观预构的结果，因而，事物的本质并非完全外在于比较者的客观存在，它同时也有赖于比较者的理论构想”。“从观念形态上说，历史是人们对过去发生事实的理解。”当然，这种理论构想或解释的基础仍是客观的实在。这样看，人们对历史比较客观本质性的辩证理解与传统实在论意义上的单纯的历史本然理解，就明显不同了。这无疑加深并丰富了对比较史学中“同”与“异”客观逻辑性的现代理解。 其二，逻辑性还表现在对于比较方法的深入探讨和构建上。刘先生指出过共时性和历时性两种史学比較的方法。“比较研究（comparativestudy）就是对于不同对象进行的互为参照的研究，在一般情况下多用来说明对同时并列的诸对象的研究”;“‘比较’这个词虽然产生于同时并列的事物之间，但是它一旦作为一种方法用于历史的研究上，就在原有的同时比较之外，又加上了历时性比较的方面。”两种比较方法虽然有所不同，但仍然是围绕着“同”与“异”进行的。“比较研究的基本功能不外乎明同异，横向的共时性（sVnchronic）的比较说明不同的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等之间在同一历史时期中的同异，纵向的历时性（diachmnic）的比较说明同一个国家、民族、社会集团等等在不同历史时期中的同异。前者说明历史的时代特点，后者说明历史的发展趋势。历史的比较研究，从总体来说，就包括这两种取向。”
其三，逻辑性还表现在对比较过程两个阶段的划分上。刘先生提出，比较可分为两个认识阶段，其一为异中求同，其二为同中求异。他论述道，“开始时我们看到的都是‘异’，甲国和乙国不同，乙国又与丙国有异，在整个世界上没有一处完全相同，正如没有两个人完全相同一样。继而经过比较，人们又会发现不同国家之间原来在甲方面有相同之处、在乙方面又有相同之处，以至有多方面的相同之处。于是，人们的认识就达到了由异而同、由多而一的阶段。再进一步，人们不能满足于抽象的‘一’，就又经过比较而认识到世界正是一个多样统一的有机整体。”刘家生先生认为，这样就完成了对世界历史的一次完整的认识过程，当然，这样的认识过程实际是需要不断深入进行的，“而全部这样的认识过程都必须也必然是在比较的研究中实现的。”
（三）辩证的异同观
刘家和先生强调了异与同不仅是一个相互对立的排斥体，而且是一个异中有同、同中有异、相互包容、相互转化的辩证统一体。他指出：“比较研究必须以某种认同为基础，同时意在生成新的认同，但这绝不意味着追求一种毫无差异的认同;相反，保持差异是比较研究成为一种创造性活动的源泉”。异和同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历史比较既是一种舍弃的过程，也是一个获得新知的过程，更是一个经过扬弃而展现普遍性的过程。黑格尔讲：“凡有限之物都是自相矛盾的，而且由于自相矛盾而自己扬弃自己。”历史比较必然建立在双方同与异的基础之上，其中的“同”是集中了双方“异”的有关内容而产生的一种新的认识，因此，这时的“同”既与“异”相关联，又与“异”有明显的不同。此点可以马克·布洛赫关于“封建主义”的讨论为例加以说明。布洛赫认为，欧洲不同地域的“封建社会”有明显的共同特征，“依附农民;附有役务的佃领地（即采邑）而不是薪俸的广泛使用……这些似乎就是欧洲封建主义的基本特征”。他同时又一再指出欧洲“封建主义”在共性之下的差异：“欧洲封建化的程度并非全部一致，节奏也不完全相同。而且，最重要的是，任何地方都不是完全封建化的。”显然，欧洲的封建主义，是一种建立在其各个地区个性基础上并相互联系的封建主义，它本身是同与异的辩证统一体。同中求异与异中求同是一个完整比较过程的前后组成部分。如果不从事物的不同性出发，以探讨其所具有的相同点，我们就无法认识历史事物。所以，史学比较的第一步就是要从不同中寻找其相同，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就必须借助于逻辑，从历史现象中抽象出同而概括其共性。不如此，我们所面对的历史现象就是杂乱无章的历史表象。同样，如果对历史的比较认识在此结束的话，那我们只会对历史现象有一个简单的抽象的了解，只知其共性，而不知个性和具体性。因此，比较史学的第二阶段的任务，也是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共性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以探求历史现象的个性，而要达到这一目的，“那么势必要把认识再深入一个层次，由抽象再上升到具体。那也就是从同中再看出异来，看出那些各异的部分是怎么样既互相拒斥又互相渗透地构成为有机的一体的。”可以说，刘先生所阐明的“同”与“异”的内在辩证关系及其历史实践有其独到之处，对于比较史学的研究实践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其一，它深化了对历史比较本质的理解。历史比较固然是一种非常重要且有益的历史研究方法，然而许多人在相关研究中却难以有大的成效，究其根本原因，乃在于对比较方法缺乏深入的了解，没有真正地将历史比较理论与方法落实于对史实的比较中。历史比较的生命力在于它是坚定不移地将历史比较的研究与历史的真实过程结合起来。归根结底，“同”与“异”两方面因素在比较对象中的客观存在，乃是史学比较的前提和基础。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即认为：“第一性实体之所以是最得当地被称为实体，乃由于这个事实，即它们乃是其他一切东西的基础，而其他一切东西或者是被用来述说它们，或者说是存在于它们里面。”
其二，刘先生关于“同”与“异”的史学比较观念表现为一种深刻的、具有抽象特征的理性逻辑认识，更好地反映出了历史比较研究和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在史学比较的实践中，这种理性逻辑有助于研究者避免简单罗列比较对象间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直达现象“同”与“异”背后的本质内容。在我国比较史学实践中，一些学者只注重异中求同而忽视同中求异，如在中西比较中往往强调两者历史发展的同一性，忽视其问的特殊性，另一些学者则又过于强调民族历史的特殊性，而排斥世界历史发展的共性和普遍性。在理论层面，造成这种局面的症结主要就是不能很好地处理比较方法中“同”与“异”的内在辩证关系。同样问题也见于西方比较史学研究中。如一些学者在对比东西方文化时，过分强调两者的不同，忽视东西方发展的同一性，另一些学者持单线的历史发展观，只强调历史发展的同一性，无视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特殊性，把西方文明作为东方文化发展的未来，回到欧洲中心说的老路上。
其三，刘先生所阐释的“同”“异”关系是一种建立在历史真实和逻辑判断基础之上的辩证关系，避免了陷入片面研究的误区。黑格尔曾经指出过：“我们所要求的，是要看出异中之同和同中之异。但在经验科学领域内对于这两个范畴，时常是注重其一便忘记其他，这样，科学的兴趣总是这一次仅仅在当前的差别中去追溯同一，另一次则又以同样的片面的方式在同一中去寻求新的差别。”于是，历史比较表现为无内在联系、相互割裂的状况，无法运用辩证的方法将同一与差别统一起来，其结果对许多问题的研究只是浮在表面上，所得出的往往是一些似是而非、难经反复推敲的结论。凭藉研究的理论旨趣与坚实的对理论功底，刘先生摆脱了历史经验主义的局限，而通过长期、坚实的历史研究实践，避免了纯粹的逻辑的跳跃性，能够多层次、多角度地进行历史的比较，从而使其比较研究的“同”与“异”关系成为历史的、逻辑的辩证统一关系。
二、比较史学与建立新型的世界史学科体系
刘家和先生通过其比较历史研究的理论探索和长期实践，为建立新型的世界史学科体系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意见。
（一）把民族情怀与理性分析相结合
历史比较研究的基本意义在于认识世界历史的真实演变，而如何处理比较认识者所带有的民族感情是其间的关键所在。刘家和先生曾就此阐述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中西比较史学有两个迫切需要解开的“结”：“第一个结是：中西文化的研究，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但就其现象而言，却又容易入门……第二个结是：中西文化比较的研究，作为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需要研究者采取严肃认真冷静的态度，可是它又与人们对于文化的价值观念有关，因而使人们在作研究时难以避免甚至于不能不有某种热情”。第一点属于认识论的问题，所以克服的方法“就是要如实地认识到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是一个难题”，并采取相应的措施。第二个结同人们的价值观念相联系，是历史比较研究中一个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
刘先生指出，对于从事中外史学比较的中国学者而言，“应该有感情，应该有一种理性无穷的感情。凭着这一种感情，我们对本国文化中优点的爱与对其中缺点的恶，应该是同样强烈的。所以，这不是感情因素的消灭，而是使它在理性的指导下变得更为全面和深化。同样，对于西方文化也应该是爱其优点而恶其缺点。”。事实上，正如刘先生多次说到的，日本侵华战争在其心灵里留下很深的烙印，国家的衰弱、民族的灾难、人民的悲惨生活，这一切都是长久以来先生治史的动机之一。先生从事史学研究目的还是着落在振兴中华这一宏大的目标上。因此，刘先生对治史、对中西史学比较倾注了太深的爱、太重的情。但刘先生基于其谨严的治史态度，深刻地认识到历史学家蕴藏于心的民族特性决不意味着历史家应该采取民族狂热的方式去研究历史，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既尊重自身作为研究主体所具有的民族热情，又尊重隐藏于域外史学中的民族热情，以一种唯真理是从的态度，心平气和地进行理性的比较，探讨中外历史和历史学内在的真实与相互关系。在刘先生的治史理念中，冷静的理性与价值观念和爱国情感是既对立又统一的关系。用刘先生自己的话说：“这不是感情因素的消灭，而是使它在理性的指导下变得更为全面和深化。”将民族的热情和理性的分析相结合，是刘家和先生倡导的在中外史学比较研究时所应采取的态度。
（二）创新世界史观念的努力和成果
刘家和先生的比较史学理论具有突出的实践性，通过比较史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为创建新的世界史体系而努力，始终突出地表现在他从事中西古代史学比较的过程中。刘先生看到，世界史在中国是一个新兴的学科，中国学者如何研究世界史、如何在世界史的背景中去研究中国史，是十分突出的问题。有趣的是，与西方人的世界史著作大多把本国的历史包容在内而且占据很重要的位置不同，中国人编写的世界史教材则往往没有中国史部分，这样编纂的历史著作并不能称之为真正的世界史，只是外国史而已。刘先生指出，中国作为世界公认的文明古国之一，在外国人撰写的世界古代史中却常常没有应有的地位，必须改变这种世界历史的撰述方式。针对怎样改变与如何努力，刘先生提出了3点主张。
其一，中国学者必须从思想上理清什么才是真正的世界史以及世界史应该包括那些内容。世界历史的内容和撰述方式是由人来界定的，西方没有垄断世界史话语的天赋特权。近代西方的世界史书写是与其殖民历史相适应的，是西方学界对西方殖民统治历史的一种历史记忆，虽然有其社会历史的原因，但却是一种不合理的现实。占人类人口四分之一并具有悠久历史的东方大国在在世界史中被边缘化是极其不公平的，也极大地限制了研究者对中国尤其是古代中国在世界史上地位的认识。
其二，真正实现转变还必须付诸行动，要通过中国学者自己的研究获得科学的认识，而不能想当然。刘先生指出，对于中国学者而言，“要改变祖国历史在世界史上不合理的地位，不能依赖别人，只有靠我们自已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中去研究。”因而，在中西史学比较中鲜明地突出我们自身的民族特性成为史学比较的客觀要求。当然，突出民族特性决不意味着采取民族狂热的立场看待世界，或者谋求建立中国中心主义的历史观。要改变世界史著作中中国缺位的现象，离不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壮大，更需要中国广大历史工作者以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来展现中国的历史地位，以积极的心态去建构符合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的框架。
其三，在上述努力的基础上，要在世界背景中重新审视中国，即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大背景中去认识，从而给予中国史学和文化应有的地位。这一过程也就是从局部看全部，再从全部看局部。经过这样的辩证认识过程，我们就会不仅掌握世界史的模样，也弄清中国史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由中国看世界、再由世界看中国，反复探究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贯穿于刘先生中外古史比较研究的整个过程中，始终是他进行中外古史研究的主题。他自身的治学道路和令人景仰的学术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应当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刘先生中外史学比较思想的形成时期。此时，他先后撰写了《古代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中国历史对世界史的意义》两篇文章，全面深入地阐述了古代中国文明在世界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位置及重要性。由刘先生组织编写并于1987年出版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世界上古史》也是上述主张的实践成果。他亲自撰写了这部教材的“余论”部分，以简洁生动的笔触勾勒出世界古代文明发展的线索，又以画龙点睛的方式向读者呈现出古代中国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与联系中的地位及其作用，为世界上古史教程输入了新的史学观念。后来，高教版教材《世界史·古代史编》（上），在分别叙述处于相同发展阶段主要外国古代文明发展状况的同时，都专门辟有一个小节叙述同期中国文明的发展，这一部分也是由刘先生亲自撰写。论述中国史的部分不仅是这部教材的特色之一，也成为其亮点。这里还要提到，在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卷中，刘先生负责撰述第九章“中国与世界”。这部分编排的方式与上面的《世界史·古代史编》很相似，只是论述方向相反，虽然篇幅不大，但也在中国史的编纂中体现了刘先生的“只有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才能凸现中国文明特点”的思想，并体现出中国学者的世界眼光。 （三）重要意义
将刘家和先生构建新世界史观念的努力置于中西史学发展的背景中加以考察，会对其学理价值与现实意义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其一，爱国热情与理性在比较史学研究中相结合，是进行比较史学的客观需要。从比较史学的研究史来看，许多中西学者都把其课题与国家、民族的前途问题联系起来考虑，表现出深厚的历史责任感。传统认识论将民族感情视为妨碍比较客观性和公正的消极因素，主张在史学研究中消灭主体意识，让事实自己说话。普鲁士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治史格言让“事实如实地说明历史”是这种史学观念的传统表述。当代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在其名著《全球通史》中也表达出这一倾向。不言而喻，该书作者尝试建立一种崭新的世界史体系自然是有益的。但他在构建新的世界体系时，却否定了民族的历史价值观存在的必然性与历史合理性，这不仅是消极的，而且也并不真诚。现代史学的重要成果之一在于强调了历史研究的主体与历史进程之间相互作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冷静和理性与价值观念和爱国情感在对立的一面之外，还有其统一的一面。刘先生将民族的热情和理性的分析相结合，不仅有学理上的依据，也为中国学者从事比较史学研究树立了一个榜样。
其二，比较史学的顺利发展，有赖于中国学者主体意识的构建和积极的参与。按照哲学诠释学理论，比较史学按其本质而言属于中外主体间性的问题，是一种文化主体与另一种文化主体之间的对话与相互理解。这种对话与理解只能发生在相互具有独特品质的文化主体之间。在法国哲学家利科（Paul Ricoeur）看来，只有忠实于自己的起源，并且在文化精神性方面有创造性、有生命力的文化系统，才能承受与其他文化的相遇，“而且也能给予这种相遇一种意义”，“为了面对自我之外的另一个人，首先要有一个自我”。文化主体性不仅是真正进行对话和理解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使中西比较的结果建立在真正平等的基础上从而获得更广泛的历史意义。因而，对我国博大精深的历史宝库加以挖掘，并对优秀的史学传统加以弘扬，以彰显文化主体性是当务之急，更是当代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了不断形成更加平等、合理和客观的历史解释，必须主动参与话语竞争。构建文化的主体性对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是一个重大问题，是关系到民族独立和生存的根本问题，也是保持世界文化共同发展的关键问题。如果以此来认识刘先生的史学方法论，就不仅会为其鞭辟人里的论说所折服，更会为其自觉担当的道义所感动。
其三，比较史学既是世界史研究的重要学术领域，也承载中外历史研究的重要思想方法。现在的世界面临着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其最为突出的要素即为中国的复兴。中国复兴的要义之一就是在文化自信中积极地开展文明互鉴。要达至这一状态，以学理而论，关键在于持续进行中外文化和文明的比较，寻求中外文明之间固有的内在联系。然而，诚如于沛先生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当前我国的历史研究的重大缺陷之一，就是中国史、世界史之间严重分离，人为地割裂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历史矛盾运动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刘先生的比较史学思想及构建新世界史体系的实践，就尤显其学理价值与现实意义。
总之，从辩证唯物哲学的观点来看，历史学的思想方法理应是从局部到整体、再从整体到局部，如此反复，不断地将历史的有限性和历史的无限性结合起来，以日益增进对历史本质的认识。这不只反映出历史认识的基本过程，更是比较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刘先生的中外历史比较正是对这一方法的实践。
三、比较史学理论的内在逻辑
刘家和先生的比较史学理论是一个有系统的学术体系，包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学术内容。对于刘先生而言，“世界历史既是在比较中逻辑地存在的，又是在联系中现实地存在的”。因而，历史比较研究并不是将比较的对象进行简单对照的技能和方法，而是思维的基本模式，是认识中外历史本质的根本方式。刘先生曾将他对于这种思维方式的思考回溯到自己的青年时代。他回顾，在早年学习时，自己就感受到西方人所关注的知识内容与中国文化颇多不同，当时觉得有新鲜感，到学平面几何学时，更是觉得发现了一种与所习中国传统之学大异其趣的學术路数，有了一种精神上触电的感觉。到了大学时代，刘先生系统学习逻辑学和哲学，由此奠定了经久不衰的哲学兴趣，为他此后的史学研究涂上浓重的哲学色彩。正是基于对历史学、哲学、逻辑学等多学科知识的长期探究，刘先生在其比较史学理论中得以展现出自己独到的特点。
其一，史论结合，彰显比较的史学特性。在史学研究过程中，刘先生一贯从具体的问题出发，以“入地求索”的方式深入探索以求其事实之真，然后再以“上天揽月”的豪情进入到哲学思想的领域中以获得更为普遍性的认识。其实，刘先生的比较史学实践证明了史学比较方法的一个主要价值，即与孤立地看待历史现象、以纯粹叙述方式呈现研究成果相比，它更能深刻地揭示世界历史中的一般和个别。尽管随着现代学科的发展各种新研究方法运用到史学研究中来，但比较方法的这一优势尚未被其他方法超越，这使得比较方法在历史学的方法论工具中始终保持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其二，比较史学的辩证性，彰显比较的现代性。刘先生曾指出，早在希腊罗马时代，西方哲学就认为在世界万事万物的背后存在着一个不变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事物的根本，就是“一”;其方法就是在不同中去寻求无差别的统一，因而寻求本质是古典时代整个科学的使命，也成为了西方史学传统所共有的思维特征，即在异中求同。这种异中求同的思维模式既是西方史学的目的，也是其传统的方法论，并且是其认识过程的结束，当然也就成为影响西方史学比较认识一个重要因素。由于这一认识过程不能体现复杂多变的历史变化过程，所以历史学在西方长期不能成为科学而登大雅之堂，而只能以准科学的身份依附于哲学而存在。史学比较因而也只能是简单的富有哲学意味的类比，不能成为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比较。与古希腊相比，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比较观念也包含于异中求同，这是两者共通之处，但不同之处在于，在异中求同的基础上，中国的文化又进一步同中求异，并将求异与求同在历史认识过程中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这一思想形象地体现为齐相晏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实际上，这一具有辩证思维色彩的思想可以视为中国传统史学尤其是比较史学的理论基础，而且对于开展现代史学比较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其三，认识不断深化，彰显比较史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在上世纪50年代中期，刘先生的研究已经体现运用比较方法研究中外、中西史学异同的研究旨趣。他提过：“我在1955年就选定了以希腊、印度与中国作为自己的古史比较研究的三个支点。”到上世纪80年代末，历经20多年的辛勤耕耘，刘先生已成为国内比较史学的领军人物之一。关于这一过程，王大庆的总结颇为精当。他指出，如果说《论古代的人类精神觉醒》是刘先生比较研究实践的集大成之作，那么《历史的比较研究和世界历史》则是他在历史比较研究思想和理论上的代表作品;在这篇文章中，他对比较史学研究本身的历史、概念、功能、条件、类型、层次以及限度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从而以哲学的高度说明了历史比较方法对世界历史研究的重要性。此后，刘先生仍孜孜不倦地丰富深化这一理论。
由此看来，刘先生的比较史学研究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严密体系，在根本上是因为他一直注重用逻辑思维来规范和指导具体的史学比较。可以说，比较的逻辑性就是刘先生比较史学理论的内在特征和突出特点。这集中体现在《历史比较初论：历史比较的逻辑思考》中。文中，刘先生以国际学界热议的可公度性问题为切入点，提出了历史比较理论的新问题，并就此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讨论，全面且深刻地展示了他多年对历史比较理论和方法的思考：
其一，“比较是不可公度性与可公度性的统一”。刘先生指出，比较的基本范畴“同”与“异”中，“同”即可公度性，“异”为不可公度性，比较必须以“同”为基础，同时又以“异”为前提，比较的本质就是“同”与“异”的辩证统一，这构成历史比较的基本理论架构。历史比较的一切内容都表现在这一架构不断变化和深化的过程中，比较结果必然表现为多样性和复杂性，从而在比较史学中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和类型，并在不断的比较中深化，越来越深刻地展示出所比较对象的内在本质。这是对历史比较逻辑起点及其本质的深度概括。
其二，比较研究中如果可公度性意味着“相同”的话，不能由比较对象之间局部要素的可公度性推导出整体的可公度性。在比较中一定要正确处理好整体与局部的矛盾关系，比较都是以相比者的部分相同为前提而进行的，因此，历史比较的结果只能体现出比较的有限性和历史性，必须对历史比较的结果保持清醒认识。
其三，比较研究中，比较对象的可公度性与不可公度性随着比较者设定的比较范围或概念层次而变化。比较是一种有规则的选择关系，比较既有其本质的客观性存在的一面，同时也与主观的认识和意图有着关联。随着比较目标的选择和比较角度不同，比较结果也会相应呈现出多样性和多层次性。
其四，比较研究意在认识事物的本质，比较也是人们认识的基本方式。不管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人们都是借助比较来认识所面对的世界和自身。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认为，没有比较就没有认识。比较在研究中最突出的作用乃在于不断地透过现象越来越深入地揭示出事物的本质之所在。
其五，由于比较范围的选择性、可公度性及语言分类结构是比较者主观构想的结果，因而，事物的本质并非完全外在于比较者的客观存在，它同时也有赖于比较者的理论构想。认识主体同认识客体的对立统一，是历史比较的基本原理，也是比较所探求的最终目标。比较的客观要求就是首先要有科学的比较理论引导，将比较建立在正确的观念基础上，通过不断的比较，最终使主客二者从有差别的统一性走向认识的同一性。
其六，比较研究必须以某种认同为基础，同时意在生成新的认同，但这决不意味着追求一种毫无差异的认同。相反，保持差异是比较研究成为一种创造性活动的源泉。可以说，比较研究体现着新与旧的对立统一。比较本身是一个不断探讨并获取新知的过程，而获得新知又为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基础，从而使比较得以不断进行。因此，比较必然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辩证认识过程。任何试图将比较停留在某一层面的意图都是不科学的，比较的真谛在于不断地运用既有成果来进行新的比较，以达到对事物的越来越深刻的认知。比较的过程和结果所表现的是新与旧不断的对立与统一。
上述的六点，鲜明地表现了历史比较的内在知识论要素以及各种要素间的结构关系和逻辑关系，层层深入直逼比较史学的理论核心，回答了历史比较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何在这一根本问题，突出地显示了刘先生史学理论的系统性和深刻性。
我们应该如何正确认识刘家和先生比较史学理论的内在逻辑性及其意义呢？
其一，亚里士多德已阐明，科学得以建立的最终根据还在于“它研究实是之所以为‘实是”’。在他看来，第一原理（即“实是”）包含了各门学科并制约了各门科学的发展。在科学史家库恩（Thomas Kuhn）看来，科学史的每一次革命都是“世界观的改变”。总之，科学研究中认识论的形成及其变化是由本体论限定的。同样现代史学研究也表明，脱离历史本体论、只注重历史认识论根本无法深刻认识历史事物的本质属性。究其原因，缺少本体论层面的认识，历史学就不可能超越对过去的一般性描述。这一点其实也是历史比较与历史哲学的不同点。这种本体论并不是一个假想物，而是要深深地植根于动态的历史进程中，首先建立在真实的历史运动的基础上。这一点在刘家和先生的理论体系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其二，站在哲學的立场上，历史比较的成果不应局限于对现象的经验主义认识上，以求得具体的结论为满足;而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来看，历史比较也应当被看成一种从具体到抽象的思维运动，比较研究的成果也要包含着对事物本质的客观认识，即超越感性之上的理性认识和超越个体性之上的普遍性认识。需要强调的是，这些理论成果和方法论的内容都是刘先生在长期大量的具体历史比较研究中抽象出来的，以其为指导可以提升历史比较研究的思想深度。
其三，刘先生的史学比较理论和方法满足了史学比较发展的客观要求。其现实意义在于，以既有理论为指导的比较史学实践不仅可以产生更为深刻的具体成果，而且也能够验证和修正既有的史学比较理论，这样的过程必然不断反复，在整体上推进对相关领域的认识。这种哲学发展的过程正是刘先生比较史学理论内在逻辑性之所系。托波尔斯基在《历史学方法论》中文版序言中写道：“一个历史学家同时应该是一位哲学家，他应当在不同的哲学中进行选择，并验证这些哲学对于他的研究的价值。”这一提法用来概括刘先生比较史学理路的特点可谓毫发不爽。 毫无疑问，刘家和先生的比较史学理论，尊重了比较对象的本体性，自觉地运用哲学思维和逻辑工具探讨本质性的问题，实现了历史性与理论性的统一。
四、比较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实践
比较史学是一个较为年轻的学术领域，涉及的诸多学术性和思想性问题尚待探讨，这带来历史比较研究实践方式的许多具体问题。刘家和先生通过自己的中外历史比较研究，展现了比较史学理论和方法的实践路径。
总体而言，刘先生的历史研究素来具有比较研究的特性。他曾撰文讨论的中国史问题几乎都是以世界、外国或西方的历史作为比较对象的，有的是作为隐性的背景，有的是作为显性比较的对象。《论中国古代轴心时期的文明与原始传统的关系》、《论中国古代王权发展中的神化问题》等文章，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比较的对象，但在字里行间却可以明显地感受到比较的特色。这也是刘先生将自己的第一本论文集定名为《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的原因所在。
比较的认识功能首先在于确定研究对象的异同，比较史学研究的过程就是不断揭示历史事实所具有的共性和个性的过程。学界公认，揭露历史现象的特征和个别特点是历史比较研究的优势，建立分别类型则是进行这一研究的重要手段和方法。使用比较类型的方法要以“同”与“异”的辩证关系为基础，以相似性（或称共性）为出发点建立合理的比较类型。作为科学的历史比较的重要步骤，研究对象的初步类型化，不仅能够弄清异类事物的主要区别，而且也有助于把握同类事物的一般特征。这无疑构成进一步深入历史比较的基础。当然，比较史学不能止于历史类型的建立，它应当在研究社会历史过程的各个认识阶段发挥作用。只有利用比较的方法才能克服研究中的“局限性”，把具体研究的个别对象放到人类发展史中来加以考察，为更抽象的历史概括创造条件。
刘先生的历史比较可按其对象的层次差别加以分类。用比较类型这一概念来表述，其中不仅有就个案进行的对照，也不仅是单纯的类型比较，还包括对中外、中西历史所共有类型比较的探索。这种对最高类型的探讨突出表现为他对比较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构建，集中体现在他对中外、中西和世界历史本质的把握上。当然，在刘先生的研究中，不同层次的比较不是孤立进行的，往往在一篇论文中层层深入，由个案的比较上升为对历史本质的认识。举刘先生直接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对象加以比较的论文《关于中国古代文明特点的分析》为例，这篇文章对中国文明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与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的历史进程进行了全局式的比较，深入揭示出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进程中独有的连续性、统一性和与之相应的思想的特点，让人耳目一新。此外，《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的地位》亦属此类。这篇文章从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线索、及其与经学的关系等方面论证了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与古代印度和希腊的史学进行比较，得出了3种不同的史学观念，并阐明这3种观念深刻地影响了3种学术传统的形成。《论理雅各与安井衡对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