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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江上青在对敌斗争中英勇无畏、铁面无情。在日常生活中面对亲情、友情，他却有血有肉，饱含深情。
思亲应念平生意
江上青成长在一个大家庭。青少年时，家中四世同堂，上辈有祖母、父亲江石溪、母亲范氏、姑母、姑丈朱右村，同辈有大哥江世俊、大嫂吴月清、四姐江世英、五哥江世雄、七弟江树峰，晚辈有侄儿、侄女江泽君、江泽芬、江泽民等。他们敬老爱幼，互让互谅，其乐融融。
父亲江石溪对每个子女都充满了父爱。江上青自幼聪明好学，江石溪对他抱有更大的希望，倾注了更多的关爱。江上青在上了高中以后，就走上了寻求革命真理的道路，辗转南通、扬州、上海求学，两次遭到反动当局的逮捕，多次受到地方黑暗势力的骚扰，还有一次遭到土匪的绑架，屡遭挫折，历经坎坷。在江上青所经历的一次次风险和磨难中，江石溪总是尽己所能，为江上青分担痛苦，解除危难。由此，江上青真切感受到父爱的无私和伟大。
江石溪对江上青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江石溪在诗画音乐等多方面的才艺、对民主进步思想的追求、为人处世的热心与真诚，都给江上青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让江上青痛心的是，1933年9月22日，在他所从事的革命活动陷入低谷时，他所敬重的父亲因病去世了。这使江上青格外感伤。在江上青创作的诗中，多次写到对父亲的追忆，抒发了对父亲的无限思念。
在江石溪刚去世时，江上青写下了《哭父》诗。诗中写道：“生离忆朝露，死别近中秋！”“哭父父不起，儿病父不知。”“思父父已渺，儿心欲何之？”“梅花今日瘦，泪滴除夕诗！”“父存无所虑，父亡入梦迟！自幼沐遗风，友于亲手足。”令人撕心裂肺的生离死别，跃然纸上。江上青回忆了父亲诗书儒雅之风从小就对自己产生的深刻影响，父亲有威严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和蔼、友善，如沐春风。江上青还感到，父亲健在时，在生活方面并不需要自己有更多的考虑，但父亲去世后，感到身上的担子重了，以致每天晚上睡觉时迟迟方能入眠。
作为扬州诗社冶春后社的成员，江石溪在古典诗歌的创作上是富有成就的。江上青十分喜爱父亲的诗，通过吟诵父亲的诗，一方面提高了自己写诗的技巧，另一方面也领略到了父亲的精神世界。令江上青最为称道的父亲的一首诗就是《除夕》，其中“不到梅花瘦，奚知冰雪寒”的诗句，给江上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江上青在后来回忆父亲的诗作中，多处提到了这首诗。除《哭父》外，在《先父周祭志哀》中是这样写的：“除夕垂吟悲愤句，而今更识陇头梅。”在《病中吟雪》诗中又写道：“忆父怀乡惊岁暮，谁家梅瘦病中来。”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江上青对父亲的思念、对父爱的感受，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发深沉。
破卷英雄最有情
对妻子王者兰的挚爱，是江上青亲情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王者兰与江上青同龄，生于1911年，原籍上海。王者兰是江上青姑夫朱右村的外甥女，小时候就经常随大人到扬州的舅舅家玩，所以从小就和江上青相识。特别是江上青童年时随姑夫朱右村学习诗文，王者兰在扬州期间，就和江上青在朱右村处同窗共读，一同学习。江上青聪慧过人，胸怀大志；王者兰美丽出众，知书达理。从童年到少年的共同生活中，二人心中彼此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上了高中之后，江上青走上了革命之路。路途坎坷，常有不测。对江上青的理想和追求，王者兰虽然不完全懂，但她坚信他做的没有错，一直默默地给予支持。童年时的两小无猜，青年时的默契与理解，使她们走得越来越近，爱情之花悄然绽放。1935年9月，江上青、王者兰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在上世纪30年代上半叶的几年中，江上青的心情是复杂的：革命处于低潮的郁闷、国事日非的忧虑、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孤单、身体病痛的折磨、父亲去世后家道的式微等。总之，胸怀理想而壮志未酬的苦痛、光阴荏苒而不知路在何方的思虑，一直缠绕在江上青的心头，使江上青难以释怀。
尽管如此，江上青与王者兰的婚姻，仍给江上青的生活增添了些许色彩。王者兰完全理解丈夫的想法，尽己所能予江上青以宽慰。面对新婚生活、面对新婚妻子，江上青写了一首七律《吟赠兰妻述怀》。在这首诗中，江上青一方面写到了 “红泪”、“清歌”、“春梦”、“作凤鸣”的新婚生活，与妻子“纵谈风雨过三更”的彻夜长谈；另一方面，江上青表达了自己对英雄的看法，认为“破卷英雄最有情”，并且没有陶醉于新婚的欢愉，“岂甘草莽闻鸡舞”，“金戈铁马壮心惊”。胸中所想、心之所系仍是志在千里的“豪态”。
江上青要时常外出，承担学校的教学任务，参加各项社会活动等。但只要一有空暇，他就陪王者兰散步、聊天。在王者兰怀孕后，江上青更是刻意多留一些时间和王者兰在一起。1936年5月的一天，王者兰怀上第一个孩子已有8个多月，江上青陪王者兰外出散步，一直走出了北城门，游览了扬州名胜史公祠。事后，江上青写下了一首词《踏莎行•丙子仲春——与者兰谒梅花岭史阁部祠》。在词中，江上青一方面对史可法的大义凛然表示褒赞，另一方面抒发了流年似水、壮志未酬的惆怅。
1936年7月，江上青与王者兰的第一个孩子江泽玲出生了。江上青沉浸在初为人父的喜悦中。同时，他又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抗战爆发后，江上青发起、成立了江都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文救会”），组织、领导了江都文化界救亡协会流动宣传团（简称“江文团”），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抗日救亡的洪流中。陪伴妻子的时间没有了，尽管他们的孩子还在襁褓之中。1937年11月22日，江上青毅然抛妻别女，率“江文团”踏上了长途宣传抗日救亡的征程。此时，王者兰已经怀了第二个孩子。她多么希望丈夫能留在家中，能时时陪伴在自己左右啊。可是，她没有这样对江上青说。因为，她理解丈夫的想法，支持丈夫的做法，没有一点怨言，只是把对丈夫的关爱与眷恋深深地埋藏在心底。面对娇妻、爱女，江上青心里也充满了难以割舍的情愫。然而，为了抗敌御侮，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个人的、家庭的情感在江上青情感天平上已不是最重要了。
革命大业和个人情感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在工作的间歇，江上青也时常想起远方的妻子和女儿。想到自己长年在外，家中的生活重担全落在了妻子柔弱的肩上，江上青心中满是愧疚。特别是1938年3月，江上青听到自己又一个女儿出生时，一方面喜不自禁，另一方面更增添了对妻女的思念。这时，江上青只能提笔写上几句，聊作家书，以慰对亲人的思念之情。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江上青还从个人十分微薄的津贴中，拿出一些，给家里寄上，补贴家用。
1939年6月29日，江上青给王者兰的一封家书是这样写的：
者兰如晤：前笺谅达。海天遥隔，魂梦为劳。两儿顽健，良是欣慰。明早将往外埠小行，两旬后返管。寄上拾元，聊尽心意。
这封家书文字极简，寥寥数语，但对妻子、女儿的无尽思念，跃然纸上，情真意切，千言万语尽在其中。
两个月后，江上青带着对党的事业、对民族大业的无限忠诚，带着对亲人的无限眷念，倒在了他所追求的理想之路上。
情到他年应更浓
对于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江上青更是怀有一种炽热而深厚的阶级情谊。在江上青的诗文中，就有多篇记录了这种浓郁的战友情。
新诗《握手——赠C•L》和词《凤凰台上忆吹箫•怀敏》都记叙了江上青与好友骆何民的交往。骆何民，原名骆家骝，江苏扬州人，1914年出生。骆何民虽然比江上青小3岁，但几乎与江上青同时参加革命，而且早期的革命经历十分相似。他们都是1927年入团，都参加了扬州党组织领导的早期革命活动，第一次被捕都是1929年的“正月事变”中，都是被当局判了3个月的徒刑，都是关在苏州监狱。出狱后，又都到上海读书，江上青读的是上海艺术大学，骆何民读的是浦江中学。在上海，他们又同时投入到了革命浪潮中，骆何民曾担任共青团上海沪西区委组织部长。后来，他们在上海又分别遭敌人逮捕。抗战爆发前后骆何民从事进步文化工作。
1931年，江上青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同时参加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在一次活动中，江上青与骆何民不期而遇。《握手——赠C•L》（C•L是“小骆”拼音的第一个字母）记录的便是他乡遇故知时的场景和感受。刚刚见面的一刹那：
当我底眼光射上了你底头和脚，
整个的我呈现在你面前，
在那闪电般的视线互相接触的瞬间，
我们不觉伸出了有力的手，同时地，
前进了一步，我们紧固地握手了。
当年在扬州城共同战斗的战友，同被关押在敌人牢笼的难友，历经磨难后仍不懈追求光明的同志，在异乡、在共同的战场重逢，是一次意外的惊喜，更是两个无畏青年在漫漫征途上的一次汇合。所以，意外的相逢，他们没有更多的言语，他们都深知对方身负的重任，感受到了他们共同肩负的使命。
相互地，不再看一眼，
血在两个人底体内交流，
从指尖到全身，到每个飞奔的血管里。
我们底脸上没有笑，没有欢乐，
没有愁苦也没有悲哀，
而生命底热力混和了。
没有讲什么，沉默蕴蓄着无限的话语，
过去，现在和将来，是包含在紧固地，
紧固而亲切地长久的握手中间。
在风雨如磐的白色恐怖中，在快节奏的紧张工作中， 蓦然遇到早年的挚友，一种欣喜之情，一种难得的快意，在江上青心中油然而生。
放下了手，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那是两年来压迫得窒息着的，
从来不曾痛快地吐过的呢。
江上青思念战友骆何民的另一首诗词，是作于1935年春的词《凤凰台上忆吹箫•怀敏》。当时江上青在江苏东海（今连云港）民众教育馆任职。由于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江上青犹如离群的孤雁，心情抑郁。以致于“人消瘦”，“寂寞添愁”。在接到骆何民的信后，江上青想起了当年与骆何民一起战斗的经历，如今却“重羁马厩”，因而不禁“流光饮恨，终日锁眉间”。有多少话要对战友说啊，然而“奈远怀难诉”，“空有雁书传泪”。尽管如此，但江上青对未来仍充满了希望，“添愁处，朝朝暮暮，望眼春秋”。
骆何民的革命生涯中，先后七次被捕，受尽敌人的折磨，但革命信念矢志不渝。1947年，他参加了党领导下的进步刊物《文萃》的出版、印刷工作。同年7月，遭敌逮捕。1948年12月27日下午在南京被敌人杀害。是著名的“文萃三烈士”之一。
陈素是江上青的弟弟江树峰的同学，后来在交往中，又成了江上青的好友。陈素思想进步，富有斗争精神。在扬州中学读初中时，陈素就与江树峰等发起了“直升运动”，要求本校的初中毕业生考试合格后即直接升入本校高中。在遭到校方的反对后，陈素、江树峰等联合学生开展“罢课”。迫于压力，校方最后同意学生直升，但开除了领导直升运动的陈素、江树峰等。被扬州中学除名后，陈素转至与扬州一江之隔的镇江继续读书。在镇江中学读书期间，陈素积极参加“九一八”、“一二八”抗日救亡运动，再次遭到学校除名。陈素辗转到上海求学，先后在光华大学附中和光华大学就读。在上海，陈素参加了“左联”领导的进步文化运动，在《申报》、《时事类编》等报刊发表抨击时弊的文章。1935年秋，陈素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明治大学攻读历史。
与陈素同去日本留学的还有陈君冶。陈君冶是扬州人，也是江上青的好友。陈君冶生于1914年，曾在上海震旦大学读书，是中国进步作家组织“左联”闸北支部的成员。1932年，曾与江上青等在扬州创办进步刊物《新世纪周刊》，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然而，《新世纪周刊》出刊不久，就遭到当局的查封。陈君冶在扬州无法立足，就到了上海。在《申报》的“自由谈”栏目发表了多篇文锋犀利的杂文，并主编了大型文艺杂志《春光》。曾在这一刊物发起“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的大讨论。在《春光》的第一至第三期上，发表了多篇思想进步、影响广泛的文学作品。艾青的成名作、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最初就是发表于《春光》。由于《春光》的进步性，刊物的第四期未及出版，便遭到反动当局的干扰，而被迫停刊。不久，陈君冶赴日本留学。约半年以后，便从日本传来了不幸的消息，陈君冶因染上肺结核病，不治身亡。1936年春，陈素从日本返扬州，将陈君冶的骨灰从日本带回。江上青得知陈君冶病逝的消息，在不胜哀痛之中，写下了词《鹧鸪天•悼君冶》。词中写道：
思往事，梦依稀：
广陵才子纵谈时。
伤心碧海茫茫处，
一瞬萍踪化劫灰。
在这一次陈素回扬州的时候，江上青与另一好友庄寿慈陪同陈素夫妇游览了扬州名胜瘦西湖，江上青写下了词《一剪梅•丙子仲春与素风夫妇寿慈游瘦西湖》，以记此事。从这首词可以看出，江上青与陈素的真挚友谊。词中有这样的句子：“昨日乡愁，明日离愁。”意思是，不久前友人还在异国他乡，思念家乡和家乡的亲友；回乡后又要很快地离去，平添了依依难舍的离愁别绪。
陈素在抗战爆发前结束在日本的留学，回到扬州。不久，江上青与陈素等发起成立了“江都文化界救亡协会”，后来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江文团”。江上青与陈素都是“江文团”的主要领导成员，领导了长达半年多的长途流动宣传活动。陈素在参加了武汉保卫战后，身染重病，于1938年10月初落水牺牲。
骆家骝、陈素、陈君冶等都是才华横溢，富有理想的进步青年。江上青与他们无论是思想上、还是文学上，都有着共同的追求，可谓是息息相通，志同道合。然而，江上青所交往的友人又不仅于此，只要是学有所长，相互尊重，不分老少，不分贵贱，江上青都引以为友。在广泛交往中，江上青不仅以友人之长，弥补了自己之短，同时也赢得了友人的尊重。
张羽屏，1878年生，清末附生，对文字学、音韵学颇有造诣，著有《江都方言考释》。尽管张羽屏年长江上青20多岁，可江上青与张羽屏交往甚多。江上青时常向张羽屏请教文字学方面的有关知识。有一次，江上青向张羽屏请教“夔”字有几种解释，是不是有“轿子”的意思。张羽屏说，没有。江上青说，《开明文选》、《无双传》里有这个字，注释是“轿子”，而且写成了竹子头。张羽屏说，这是伪字。后来，张羽屏又查阅了唐代丛书《刘无双传》，弄清了“夔”为“篼”之误，“篼”有“轿子”意思。张羽屏还专门写了字条，将查到的字义告诉江上青。
孙芗谷是1935年下半年江上青在扬州平民中学任教时的同事，而且同住一室。虽然孙芗谷要年长许多，但江上青的谦逊、好学赢得了孙芗谷的好感。教学之余，江上青和孙芗谷谈诗论文，探讨教学之法，交谊日深。孙芗谷曾给江上青赠诗一首：“萍梗飘流喜乍逢，篝灯促膝罄幽衷。构思久擅生花笔，举目遥瞻隔崖峰。大地同文资冥讨，深闺斗韵任从容。他年留得鸿泥爪，不惜涂鸦墨倍浓。”江上青回诗一首《步孙丈芗谷赐韵》。诗中写到，由于一种缘分，老少同处一室，谈诗论词，引为知己。江上青十分珍惜这种友谊。在诗的最后，他写道：“幸随骥尾登骚雅，情到他年应更浓。”
天涯兄弟成劳燕
江树峰，原名江世伯，出生于1914年，小江上青3岁。既是江上青的弟弟，又是他的战友。在多年的并肩战斗中，二人结下了一种特殊而深厚的情谊。
江树峰在兄弟中排行最小，江上青称他为“七弟”。江树峰从小便受到江上青的影响，机敏好学，追求进步。江树峰在扬州中学读初中时，就加入了青年团。在初中即将毕业时，因发起了“直升运动”遭到了学校的除名。后转至上海公学就读。
1933年至1936年，江树峰先后在天长中学、镇江崇实中学、扬州平民中学任教，与江上青同为平民中学的进步青年教师。江上青在1935年下半年所写的《步孙丈芗谷赐韵》诗中，有“江南江北仰岱峰”的句子，“岱峰”即指江树峰，写出了江上青对当时在与扬州一江之隔镇江任教的七弟的思念。
1936年下半年，江树峰参与了江上青等发起、领导的进步刊物《写作与阅读》编辑、出版工作，并积极为刊物撰稿。在出刊物第一卷时，江树峰在镇江任教。当时，《写作与阅读》的另一发起人于在春也在镇江，并负责第一卷的审稿和印刷。然而，由于于在春当时病愈不久，许多邮寄、校对、印刷等编务工作都是在江树峰的协助下完成的。
1937年8月，江树峰参加了江上青等发起、领导的江都县文化界救亡协会。11月，又参加了江都县文化界救亡协会流动宣传团。江树峰和江上青一道，跋山涉水，长途宣传抗日救亡。江树峰和六兄江上青战斗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相互砥砺。江上青出色的组织能力、宣传能力给江树峰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江树峰的成长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江树峰在“江文团”担任了壁报组组长，并成为“江文团”的骨干成员。
1938年8月，根据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的指示，“江文团”成员分赴新的工作岗位。江上青赴皖东北，江树峰则分到了广西。在武汉浠水分手时，江树峰与江上青互道珍重，依依不舍。
江树峰和江上青分手后，虽各处一地，各自紧张地忙碌于工作，但一直保持着书信来往，并经常互有赠诗。江上青时常对七弟的诗加以点评。1939年8月，江树峰收江上青的信。信中称“弟诗大有进步”，并回寄给江树峰诗一首，这就是七律《寄七弟江树峰》。诗句“春水绿杨思故里，秋山红叶走征途。天涯兄弟成劳燕，互问风尘老病无。”的句子，深情表达了江上青对家乡、对亲人、对七弟的无限思念。令江树峰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是六哥的绝笔。
江上青对家人、对战友的满怀深情，与江上青对革命的矢志追求，共同构成了江上青烈士的多彩人生。
思亲应念平生意
江上青成长在一个大家庭。青少年时，家中四世同堂，上辈有祖母、父亲江石溪、母亲范氏、姑母、姑丈朱右村，同辈有大哥江世俊、大嫂吴月清、四姐江世英、五哥江世雄、七弟江树峰，晚辈有侄儿、侄女江泽君、江泽芬、江泽民等。他们敬老爱幼，互让互谅，其乐融融。
父亲江石溪对每个子女都充满了父爱。江上青自幼聪明好学，江石溪对他抱有更大的希望，倾注了更多的关爱。江上青在上了高中以后，就走上了寻求革命真理的道路，辗转南通、扬州、上海求学，两次遭到反动当局的逮捕，多次受到地方黑暗势力的骚扰，还有一次遭到土匪的绑架，屡遭挫折，历经坎坷。在江上青所经历的一次次风险和磨难中，江石溪总是尽己所能，为江上青分担痛苦，解除危难。由此，江上青真切感受到父爱的无私和伟大。
江石溪对江上青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江石溪在诗画音乐等多方面的才艺、对民主进步思想的追求、为人处世的热心与真诚，都给江上青留下了深刻的记忆。
让江上青痛心的是，1933年9月22日，在他所从事的革命活动陷入低谷时，他所敬重的父亲因病去世了。这使江上青格外感伤。在江上青创作的诗中，多次写到对父亲的追忆，抒发了对父亲的无限思念。
在江石溪刚去世时，江上青写下了《哭父》诗。诗中写道：“生离忆朝露，死别近中秋！”“哭父父不起，儿病父不知。”“思父父已渺，儿心欲何之？”“梅花今日瘦，泪滴除夕诗！”“父存无所虑，父亡入梦迟！自幼沐遗风，友于亲手足。”令人撕心裂肺的生离死别，跃然纸上。江上青回忆了父亲诗书儒雅之风从小就对自己产生的深刻影响，父亲有威严的一面，但更多的是和蔼、友善，如沐春风。江上青还感到，父亲健在时，在生活方面并不需要自己有更多的考虑，但父亲去世后，感到身上的担子重了，以致每天晚上睡觉时迟迟方能入眠。
作为扬州诗社冶春后社的成员，江石溪在古典诗歌的创作上是富有成就的。江上青十分喜爱父亲的诗，通过吟诵父亲的诗，一方面提高了自己写诗的技巧，另一方面也领略到了父亲的精神世界。令江上青最为称道的父亲的一首诗就是《除夕》，其中“不到梅花瘦，奚知冰雪寒”的诗句，给江上青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江上青在后来回忆父亲的诗作中，多处提到了这首诗。除《哭父》外，在《先父周祭志哀》中是这样写的：“除夕垂吟悲愤句，而今更识陇头梅。”在《病中吟雪》诗中又写道：“忆父怀乡惊岁暮，谁家梅瘦病中来。”从这些诗句可以看出江上青对父亲的思念、对父爱的感受，随着岁月的流逝愈发深沉。
破卷英雄最有情
对妻子王者兰的挚爱，是江上青亲情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王者兰与江上青同龄，生于1911年，原籍上海。王者兰是江上青姑夫朱右村的外甥女，小时候就经常随大人到扬州的舅舅家玩，所以从小就和江上青相识。特别是江上青童年时随姑夫朱右村学习诗文，王者兰在扬州期间，就和江上青在朱右村处同窗共读，一同学习。江上青聪慧过人，胸怀大志；王者兰美丽出众，知书达理。从童年到少年的共同生活中，二人心中彼此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上了高中之后，江上青走上了革命之路。路途坎坷，常有不测。对江上青的理想和追求，王者兰虽然不完全懂，但她坚信他做的没有错，一直默默地给予支持。童年时的两小无猜，青年时的默契与理解，使她们走得越来越近，爱情之花悄然绽放。1935年9月，江上青、王者兰携手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在上世纪30年代上半叶的几年中，江上青的心情是复杂的：革命处于低潮的郁闷、国事日非的忧虑、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孤单、身体病痛的折磨、父亲去世后家道的式微等。总之，胸怀理想而壮志未酬的苦痛、光阴荏苒而不知路在何方的思虑，一直缠绕在江上青的心头，使江上青难以释怀。
尽管如此，江上青与王者兰的婚姻，仍给江上青的生活增添了些许色彩。王者兰完全理解丈夫的想法，尽己所能予江上青以宽慰。面对新婚生活、面对新婚妻子，江上青写了一首七律《吟赠兰妻述怀》。在这首诗中，江上青一方面写到了 “红泪”、“清歌”、“春梦”、“作凤鸣”的新婚生活，与妻子“纵谈风雨过三更”的彻夜长谈；另一方面，江上青表达了自己对英雄的看法，认为“破卷英雄最有情”，并且没有陶醉于新婚的欢愉，“岂甘草莽闻鸡舞”，“金戈铁马壮心惊”。胸中所想、心之所系仍是志在千里的“豪态”。
江上青要时常外出，承担学校的教学任务，参加各项社会活动等。但只要一有空暇，他就陪王者兰散步、聊天。在王者兰怀孕后，江上青更是刻意多留一些时间和王者兰在一起。1936年5月的一天，王者兰怀上第一个孩子已有8个多月，江上青陪王者兰外出散步，一直走出了北城门，游览了扬州名胜史公祠。事后，江上青写下了一首词《踏莎行•丙子仲春——与者兰谒梅花岭史阁部祠》。在词中，江上青一方面对史可法的大义凛然表示褒赞，另一方面抒发了流年似水、壮志未酬的惆怅。
1936年7月，江上青与王者兰的第一个孩子江泽玲出生了。江上青沉浸在初为人父的喜悦中。同时，他又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抗战爆发后，江上青发起、成立了江都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文救会”），组织、领导了江都文化界救亡协会流动宣传团（简称“江文团”），全身心地投入到了抗日救亡的洪流中。陪伴妻子的时间没有了，尽管他们的孩子还在襁褓之中。1937年11月22日，江上青毅然抛妻别女，率“江文团”踏上了长途宣传抗日救亡的征程。此时，王者兰已经怀了第二个孩子。她多么希望丈夫能留在家中，能时时陪伴在自己左右啊。可是，她没有这样对江上青说。因为，她理解丈夫的想法，支持丈夫的做法，没有一点怨言，只是把对丈夫的关爱与眷恋深深地埋藏在心底。面对娇妻、爱女，江上青心里也充满了难以割舍的情愫。然而，为了抗敌御侮，为了拯救民族的危亡，为了实现心中的理想，个人的、家庭的情感在江上青情感天平上已不是最重要了。
革命大业和个人情感并不是水火不相容的。在工作的间歇，江上青也时常想起远方的妻子和女儿。想到自己长年在外，家中的生活重担全落在了妻子柔弱的肩上，江上青心中满是愧疚。特别是1938年3月，江上青听到自己又一个女儿出生时，一方面喜不自禁，另一方面更增添了对妻女的思念。这时，江上青只能提笔写上几句，聊作家书，以慰对亲人的思念之情。同时，在可能的情况下，江上青还从个人十分微薄的津贴中，拿出一些，给家里寄上，补贴家用。
1939年6月29日，江上青给王者兰的一封家书是这样写的：
者兰如晤：前笺谅达。海天遥隔，魂梦为劳。两儿顽健，良是欣慰。明早将往外埠小行，两旬后返管。寄上拾元，聊尽心意。
这封家书文字极简，寥寥数语，但对妻子、女儿的无尽思念，跃然纸上，情真意切，千言万语尽在其中。
两个月后，江上青带着对党的事业、对民族大业的无限忠诚，带着对亲人的无限眷念，倒在了他所追求的理想之路上。
情到他年应更浓
对于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江上青更是怀有一种炽热而深厚的阶级情谊。在江上青的诗文中，就有多篇记录了这种浓郁的战友情。
新诗《握手——赠C•L》和词《凤凰台上忆吹箫•怀敏》都记叙了江上青与好友骆何民的交往。骆何民，原名骆家骝，江苏扬州人，1914年出生。骆何民虽然比江上青小3岁，但几乎与江上青同时参加革命，而且早期的革命经历十分相似。他们都是1927年入团，都参加了扬州党组织领导的早期革命活动，第一次被捕都是1929年的“正月事变”中，都是被当局判了3个月的徒刑，都是关在苏州监狱。出狱后，又都到上海读书，江上青读的是上海艺术大学，骆何民读的是浦江中学。在上海，他们又同时投入到了革命浪潮中，骆何民曾担任共青团上海沪西区委组织部长。后来，他们在上海又分别遭敌人逮捕。抗战爆发前后骆何民从事进步文化工作。
1931年，江上青在上海暨南大学读书，同时参加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在一次活动中，江上青与骆何民不期而遇。《握手——赠C•L》（C•L是“小骆”拼音的第一个字母）记录的便是他乡遇故知时的场景和感受。刚刚见面的一刹那：
当我底眼光射上了你底头和脚，
整个的我呈现在你面前，
在那闪电般的视线互相接触的瞬间，
我们不觉伸出了有力的手，同时地，
前进了一步，我们紧固地握手了。
当年在扬州城共同战斗的战友，同被关押在敌人牢笼的难友，历经磨难后仍不懈追求光明的同志，在异乡、在共同的战场重逢，是一次意外的惊喜，更是两个无畏青年在漫漫征途上的一次汇合。所以，意外的相逢，他们没有更多的言语，他们都深知对方身负的重任，感受到了他们共同肩负的使命。
相互地，不再看一眼，
血在两个人底体内交流，
从指尖到全身，到每个飞奔的血管里。
我们底脸上没有笑，没有欢乐，
没有愁苦也没有悲哀，
而生命底热力混和了。
没有讲什么，沉默蕴蓄着无限的话语，
过去，现在和将来，是包含在紧固地，
紧固而亲切地长久的握手中间。
在风雨如磐的白色恐怖中，在快节奏的紧张工作中， 蓦然遇到早年的挚友，一种欣喜之情，一种难得的快意，在江上青心中油然而生。
放下了手，深深地吐了一口气，
那是两年来压迫得窒息着的，
从来不曾痛快地吐过的呢。
江上青思念战友骆何民的另一首诗词，是作于1935年春的词《凤凰台上忆吹箫•怀敏》。当时江上青在江苏东海（今连云港）民众教育馆任职。由于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江上青犹如离群的孤雁，心情抑郁。以致于“人消瘦”，“寂寞添愁”。在接到骆何民的信后，江上青想起了当年与骆何民一起战斗的经历，如今却“重羁马厩”，因而不禁“流光饮恨，终日锁眉间”。有多少话要对战友说啊，然而“奈远怀难诉”，“空有雁书传泪”。尽管如此，但江上青对未来仍充满了希望，“添愁处，朝朝暮暮，望眼春秋”。
骆何民的革命生涯中，先后七次被捕，受尽敌人的折磨，但革命信念矢志不渝。1947年，他参加了党领导下的进步刊物《文萃》的出版、印刷工作。同年7月，遭敌逮捕。1948年12月27日下午在南京被敌人杀害。是著名的“文萃三烈士”之一。
陈素是江上青的弟弟江树峰的同学，后来在交往中，又成了江上青的好友。陈素思想进步，富有斗争精神。在扬州中学读初中时，陈素就与江树峰等发起了“直升运动”，要求本校的初中毕业生考试合格后即直接升入本校高中。在遭到校方的反对后，陈素、江树峰等联合学生开展“罢课”。迫于压力，校方最后同意学生直升，但开除了领导直升运动的陈素、江树峰等。被扬州中学除名后，陈素转至与扬州一江之隔的镇江继续读书。在镇江中学读书期间，陈素积极参加“九一八”、“一二八”抗日救亡运动，再次遭到学校除名。陈素辗转到上海求学，先后在光华大学附中和光华大学就读。在上海，陈素参加了“左联”领导的进步文化运动，在《申报》、《时事类编》等报刊发表抨击时弊的文章。1935年秋，陈素赴日本留学，在日本明治大学攻读历史。
与陈素同去日本留学的还有陈君冶。陈君冶是扬州人，也是江上青的好友。陈君冶生于1914年，曾在上海震旦大学读书，是中国进步作家组织“左联”闸北支部的成员。1932年，曾与江上青等在扬州创办进步刊物《新世纪周刊》，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然而，《新世纪周刊》出刊不久，就遭到当局的查封。陈君冶在扬州无法立足，就到了上海。在《申报》的“自由谈”栏目发表了多篇文锋犀利的杂文，并主编了大型文艺杂志《春光》。曾在这一刊物发起“中国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的大讨论。在《春光》的第一至第三期上，发表了多篇思想进步、影响广泛的文学作品。艾青的成名作、长诗《大堰河——我的保姆》最初就是发表于《春光》。由于《春光》的进步性，刊物的第四期未及出版，便遭到反动当局的干扰，而被迫停刊。不久，陈君冶赴日本留学。约半年以后，便从日本传来了不幸的消息，陈君冶因染上肺结核病，不治身亡。1936年春，陈素从日本返扬州，将陈君冶的骨灰从日本带回。江上青得知陈君冶病逝的消息，在不胜哀痛之中，写下了词《鹧鸪天•悼君冶》。词中写道：
思往事，梦依稀：
广陵才子纵谈时。
伤心碧海茫茫处，
一瞬萍踪化劫灰。
在这一次陈素回扬州的时候，江上青与另一好友庄寿慈陪同陈素夫妇游览了扬州名胜瘦西湖，江上青写下了词《一剪梅•丙子仲春与素风夫妇寿慈游瘦西湖》，以记此事。从这首词可以看出，江上青与陈素的真挚友谊。词中有这样的句子：“昨日乡愁，明日离愁。”意思是，不久前友人还在异国他乡，思念家乡和家乡的亲友；回乡后又要很快地离去，平添了依依难舍的离愁别绪。
陈素在抗战爆发前结束在日本的留学，回到扬州。不久，江上青与陈素等发起成立了“江都文化界救亡协会”，后来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江文团”。江上青与陈素都是“江文团”的主要领导成员，领导了长达半年多的长途流动宣传活动。陈素在参加了武汉保卫战后，身染重病，于1938年10月初落水牺牲。
骆家骝、陈素、陈君冶等都是才华横溢，富有理想的进步青年。江上青与他们无论是思想上、还是文学上，都有着共同的追求，可谓是息息相通，志同道合。然而，江上青所交往的友人又不仅于此，只要是学有所长，相互尊重，不分老少，不分贵贱，江上青都引以为友。在广泛交往中，江上青不仅以友人之长，弥补了自己之短，同时也赢得了友人的尊重。
张羽屏，1878年生，清末附生，对文字学、音韵学颇有造诣，著有《江都方言考释》。尽管张羽屏年长江上青20多岁，可江上青与张羽屏交往甚多。江上青时常向张羽屏请教文字学方面的有关知识。有一次，江上青向张羽屏请教“夔”字有几种解释，是不是有“轿子”的意思。张羽屏说，没有。江上青说，《开明文选》、《无双传》里有这个字，注释是“轿子”，而且写成了竹子头。张羽屏说，这是伪字。后来，张羽屏又查阅了唐代丛书《刘无双传》，弄清了“夔”为“篼”之误，“篼”有“轿子”意思。张羽屏还专门写了字条，将查到的字义告诉江上青。
孙芗谷是1935年下半年江上青在扬州平民中学任教时的同事，而且同住一室。虽然孙芗谷要年长许多，但江上青的谦逊、好学赢得了孙芗谷的好感。教学之余，江上青和孙芗谷谈诗论文，探讨教学之法，交谊日深。孙芗谷曾给江上青赠诗一首：“萍梗飘流喜乍逢，篝灯促膝罄幽衷。构思久擅生花笔，举目遥瞻隔崖峰。大地同文资冥讨，深闺斗韵任从容。他年留得鸿泥爪，不惜涂鸦墨倍浓。”江上青回诗一首《步孙丈芗谷赐韵》。诗中写到，由于一种缘分，老少同处一室，谈诗论词，引为知己。江上青十分珍惜这种友谊。在诗的最后，他写道：“幸随骥尾登骚雅，情到他年应更浓。”
天涯兄弟成劳燕
江树峰，原名江世伯，出生于1914年，小江上青3岁。既是江上青的弟弟，又是他的战友。在多年的并肩战斗中，二人结下了一种特殊而深厚的情谊。
江树峰在兄弟中排行最小，江上青称他为“七弟”。江树峰从小便受到江上青的影响，机敏好学，追求进步。江树峰在扬州中学读初中时，就加入了青年团。在初中即将毕业时，因发起了“直升运动”遭到了学校的除名。后转至上海公学就读。
1933年至1936年，江树峰先后在天长中学、镇江崇实中学、扬州平民中学任教，与江上青同为平民中学的进步青年教师。江上青在1935年下半年所写的《步孙丈芗谷赐韵》诗中，有“江南江北仰岱峰”的句子，“岱峰”即指江树峰，写出了江上青对当时在与扬州一江之隔镇江任教的七弟的思念。
1936年下半年，江树峰参与了江上青等发起、领导的进步刊物《写作与阅读》编辑、出版工作，并积极为刊物撰稿。在出刊物第一卷时，江树峰在镇江任教。当时，《写作与阅读》的另一发起人于在春也在镇江，并负责第一卷的审稿和印刷。然而，由于于在春当时病愈不久，许多邮寄、校对、印刷等编务工作都是在江树峰的协助下完成的。
1937年8月，江树峰参加了江上青等发起、领导的江都县文化界救亡协会。11月，又参加了江都县文化界救亡协会流动宣传团。江树峰和江上青一道，跋山涉水，长途宣传抗日救亡。江树峰和六兄江上青战斗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相互砥砺。江上青出色的组织能力、宣传能力给江树峰留下了深刻印象，对江树峰的成长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江树峰在“江文团”担任了壁报组组长，并成为“江文团”的骨干成员。
1938年8月，根据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董必武的指示，“江文团”成员分赴新的工作岗位。江上青赴皖东北，江树峰则分到了广西。在武汉浠水分手时，江树峰与江上青互道珍重，依依不舍。
江树峰和江上青分手后，虽各处一地，各自紧张地忙碌于工作，但一直保持着书信来往，并经常互有赠诗。江上青时常对七弟的诗加以点评。1939年8月，江树峰收江上青的信。信中称“弟诗大有进步”，并回寄给江树峰诗一首，这就是七律《寄七弟江树峰》。诗句“春水绿杨思故里，秋山红叶走征途。天涯兄弟成劳燕，互问风尘老病无。”的句子，深情表达了江上青对家乡、对亲人、对七弟的无限思念。令江树峰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这竟是六哥的绝笔。
江上青对家人、对战友的满怀深情，与江上青对革命的矢志追求，共同构成了江上青烈士的多彩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