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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拜二午睡时刻》（见人民教育出版社《外国小说欣赏》）是拉美著名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创作的一篇小说。此文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作者对情感的处理艺术——节制胜于放纵。作为“小偷”的“母亲”，其情感因种种原因而被压抑得异乎寻常的平静和镇定，这种“内敛”的情感让读者印象深刻。难怪国内著名作家余华有如此评论：“《礼拜二午睡时刻》显示了一个优秀作家的内敛功夫。”
确实，“母亲”是作者所要着力刻画和塑造的人物。“母亲”用自己无边无私的爱，影响并感化了神父对“小偷”的世俗看法，显示出一种巨大而感人的悲悯力量，令人动容。但文中还有一位人物，“母亲”的女儿——“小女孩”，则历来为读者所忽视。笔者认为，“小女孩”这一形象虽然在文中着墨不多，但其在整篇作品中的作用和地位却不容忽视。笔者试就此作分析，以求教于各位专家同仁。
一、见证对小偷的固有观念
“母亲”带着“小女孩”去祭祀自己死去的“儿子”，这本是件令人悲伤和同情的事情。但问题是，“儿子”是个“小偷”，他是在半夜偷人家的东西时被寡妇雷薇卡太太一枪打死的。当地人对小偷从来都是深恶而痛绝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小偷被打死是理应正当的，不值得半点怜悯和惋惜，甚至对小偷的亲人和家属，都抱有一种歧视和敌对心理。即使是“母亲”和“小女孩”，原来的思想里也是这样一种“小偷观”。
神父又走到柜子跟前。在柜门里钉子上挂着两把大钥匙，上面长满了锈。在小女孩的想象中公墓的钥匙就是这个样子；女孩子的妈妈在小的时候也这么想过。神父本人大概也曾经设想过圣彼得的钥匙就是这么个样子。
“小女孩”从没看到过公墓的钥匙，但她想象中的钥匙是“长满了锈”的。“小女孩”的妈妈“在小的时候也这么想过”。这两句话很耐人寻味。妈妈小的时候是这样想的，现在到了“小女孩”这一代，也仍然是这样想的。从妈妈到女孩，两代人相同的想法和铁的事实都说明了世人对小偷的歧视和冷落——因为钥匙是长满了锈的，说明没有人使用过。那些死去的小偷，连自己的亲人对他们也是恩断义绝、退避三舍。所以，只要你是小偷，你就会被人无情地抛弃在这个世界的角落里，哪怕是自己至亲至爱的人！这种从潜意识里自然流露出来的“小偷观”，还在代代相传，潜移默化，这正是造成这个社会缺失对小偷应有的悲悯和同情的根源。
再来看神父。作为神职人员，“神父”这一身份代表着宗教的某种权威，他的一举一动也许会被认为寓示着人世的基本道德准则，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他对“小偷”及“小偷”家属的态度也无疑将成为一种参照，透视着没有出场却为数众多的其他人的看法。“神父本人大概也曾经设想过圣彼得的钥匙就是这么个样子”。“圣彼得”是“天国”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小偷死后，灵魂进入天国，但在天国里，小偷也是低人一等，为人所不齿和痛恨的。因为没有人愿意搭理他们，他们的钥匙也是“长满了锈”的。从小说的后文看，神父也是以普通人对小偷的态度来看待“小偷”及其家属的，这可以从他的“您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他引上正道吗”这句话中看出来。
可见，从人间到天国，从女孩到“母亲”，对小偷都是歧视和痛恨的。小说通过这简短的几句话，告诉了读者一个可怕的事实。这就是社会对“小偷”道德审判的结果！
二、见证哥哥是个好人
小说用大量的笔墨，在开头部分写“母亲”对“小女孩”的教育和叮嘱，这种教育和叮嘱显得那样严厉和严肃。“母亲”几乎是用一种命令的口气对“小女孩”说话，甚至有些不近人情。
“你要是还有什么事，现在赶快做好！”女人说，“往后就是渴死了，你也别喝水。尤其不许哭。”
这种严厉的背后，体现出的却是强烈的自尊和悲愤。因为“母亲”要去祭祀的是“小偷”儿子，在“母亲”心中，绝不能因所谓的“小偷”而让自己失去尊严，颠倒是非，抹黑儿子。“小女孩”很懂事，她“点点头”，用“湿漉漉的报纸把鲜花包好”，并且“目不转睛地瞅着母亲”，“她母亲也用慈祥的目光看了她一眼”。在这里，母女俩的会心相“看”，是一种只有她们自己知道的相知相通，让人感觉到亲情的温暖和伟大。“母亲”的严厉与慈爱，女儿的懂事与知理，也让我们可以感知“母亲”与儿子之间也是同种关系。结合后文“母亲”和“小女孩”的话，我们有理由相信，卡洛斯·森特诺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这样好的人何致于是个小偷呢？
另外，在“小女孩”的心中，哥哥也一直是个好人，并且是一个坚强勇敢的人。在“母亲”与神父的整个冲突过程中，“小女孩”一直都是局外人，似乎游离于情节发展的中心，因为她还只是个小孩，她不懂事，插不上嘴。但在神父与“母亲”谈论“小偷”的相关情况时，她却突然插嘴说：“他没有办法，把牙全部拔掉了。”可见哥哥“拔牙”这件事情在“小女孩”幼小的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痕，以至于现在不自觉地插了嘴。是的，哥哥很勇敢，也很坚强。在妹妹看来，能“把牙全部拔掉了”是一件了不起的壮举。哥哥为生计所迫，去当拳击手，“有时候叫人打得三天起不来床”。这些都让妹妹记忆深刻，也在“母亲”的心中永存美好的印象。因此，哥哥不是小偷，这样勇敢而坚强的人怎么会去做小偷呢？在妹妹的身上，我们感到了亲情力量的无限强大。
三、见证“母亲”与神父间的情感冲撞
“母亲”与神父之间的情感冲突，是这篇小说所着力刻画的精彩之处。“母亲”用自己无边无私的母爱，用巨大的亲情力量，最终影响和感化了神父，使神父原来抱有的对小偷的看法有了改变，并进而怀疑自己的信仰，这一情节发生在神父家里。且看下面一段话：
神父打量了她一眼。那个女人忍住悲痛，两眼直直地盯着神父。神父的脸刷的一下子红了。他低下头，准备填一张表。一边填表一边询问那个女人的姓名、住址等情况，她毫不迟疑地、详尽准确地作了回答，仿佛是在念一份写好的材料。神父头上开始冒汗了。女孩子解开左脚上的鞋扣，把鞋褪下一半，用脚后跟踩在鞋后帮上。然后把右脚的鞋扣解开，也用脚趿拉着鞋。
这段话的焦点人物是“母亲”与神父，“小女孩”只是一个配角，似乎无关紧要。此时此刻，面对神父，儿子的猝死带来的无限悲痛和“小偷家属”这一身份给予“母亲”的道德、社会压力彼此冲突，汇聚成一股向着相反方向膨胀的情感激流，似乎要在“母亲”身上喷发涌出。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对神父有任何失态的举动和言辞都不为过，都值得人理解和同情。但在小说中，这一情感冲突仅仅凝聚成一些较具张力的词汇，如“忍住”“直直地盯着”“毫不迟疑地、详尽准确地”等，“母亲”的坚忍、自尊、内敛，令人动容，也反而使神父感到紧张、不安和某种莫名的触动。“神父的脸刷的一下子红了”“神父头上开始冒汗了”，从“脸红”到“冒汗”，这种细节与神态描写非常形象而真切地刻画出了神父内心世界的变化过程。在这样的描写中，原本激烈的冲突却显得既平淡又意味深长。
再看看小女孩，在“母亲”与神父激烈的情感冲撞中，她是个局外之人，因为她年幼无知，少不更事。她不懂“母亲”和神父的所言所做，更不清楚这个时候两人内心剧烈的情感变化，她只是觉得时间有些长了，她有些无所事事，百无聊赖。于是便自然而然地显示出一个儿童的天性：“女孩子解开左脚上的鞋扣，把鞋褪下一半，用脚后跟踩在鞋后帮上。然后把右脚的鞋扣解开，也用脚趿拉着鞋。”在这样一个紧张的时刻，“小女孩”竟然做这样无聊而失礼的事情，如果从成人的角度去看，这是很不应该也很不礼貌的事，但恰恰因为是个孩子，发生这样的事情却使小说更富意蕴，也使人物形象更显真实和丰满。
这里，作家很显现地用了反衬手法。一是用“小女孩”的天真单纯，反衬大人之间紧张激烈的情感冲突；二是用看似无聊地把鞋脱去的细节反衬神父内心的紧张与不安；三是用“小女孩”和神父来反衬“母亲”内心难以忍受的痛苦。如果没有这个细节，“母亲”与神父之间的冲突以及两人内心的这种情感变化则会苍白得多。
综上所述，“小女孩”虽是文中的一个配角，一个次要人物，但其在全文中的作用和地位却不容忽视。试想，如果小说删去“小女孩”这一人物，只写“母亲”与神父，那么情节就会单调得多，人物形象也会单薄得多。而更为重要的是，“母亲”能最终感化神父，让神父转变对“小偷儿子”的看法，一方面固然是母爱的伟大所致，另一方面，“小女孩”在其中起到的重要的证人作用也是不能否定的。如果说母爱有的时候还会让人觉得有点自私的话，那么以一个年幼的天真的孩子的情感道德去衡量一个人时，则会让人信服得多，公正得多。这个角度，可能就是马尔克斯的过人之处。
（责任编辑：李益）
确实，“母亲”是作者所要着力刻画和塑造的人物。“母亲”用自己无边无私的爱，影响并感化了神父对“小偷”的世俗看法，显示出一种巨大而感人的悲悯力量，令人动容。但文中还有一位人物，“母亲”的女儿——“小女孩”，则历来为读者所忽视。笔者认为，“小女孩”这一形象虽然在文中着墨不多，但其在整篇作品中的作用和地位却不容忽视。笔者试就此作分析，以求教于各位专家同仁。
一、见证对小偷的固有观念
“母亲”带着“小女孩”去祭祀自己死去的“儿子”，这本是件令人悲伤和同情的事情。但问题是，“儿子”是个“小偷”，他是在半夜偷人家的东西时被寡妇雷薇卡太太一枪打死的。当地人对小偷从来都是深恶而痛绝的，在他们的心目中，小偷被打死是理应正当的，不值得半点怜悯和惋惜，甚至对小偷的亲人和家属，都抱有一种歧视和敌对心理。即使是“母亲”和“小女孩”，原来的思想里也是这样一种“小偷观”。
神父又走到柜子跟前。在柜门里钉子上挂着两把大钥匙，上面长满了锈。在小女孩的想象中公墓的钥匙就是这个样子；女孩子的妈妈在小的时候也这么想过。神父本人大概也曾经设想过圣彼得的钥匙就是这么个样子。
“小女孩”从没看到过公墓的钥匙，但她想象中的钥匙是“长满了锈”的。“小女孩”的妈妈“在小的时候也这么想过”。这两句话很耐人寻味。妈妈小的时候是这样想的，现在到了“小女孩”这一代，也仍然是这样想的。从妈妈到女孩，两代人相同的想法和铁的事实都说明了世人对小偷的歧视和冷落——因为钥匙是长满了锈的，说明没有人使用过。那些死去的小偷，连自己的亲人对他们也是恩断义绝、退避三舍。所以，只要你是小偷，你就会被人无情地抛弃在这个世界的角落里，哪怕是自己至亲至爱的人！这种从潜意识里自然流露出来的“小偷观”，还在代代相传，潜移默化，这正是造成这个社会缺失对小偷应有的悲悯和同情的根源。
再来看神父。作为神职人员，“神父”这一身份代表着宗教的某种权威，他的一举一动也许会被认为寓示着人世的基本道德准则，在没有其他人在场的情况下，他对“小偷”及“小偷”家属的态度也无疑将成为一种参照，透视着没有出场却为数众多的其他人的看法。“神父本人大概也曾经设想过圣彼得的钥匙就是这么个样子”。“圣彼得”是“天国”的意思，这句话的意思是：小偷死后，灵魂进入天国，但在天国里，小偷也是低人一等，为人所不齿和痛恨的。因为没有人愿意搭理他们，他们的钥匙也是“长满了锈”的。从小说的后文看，神父也是以普通人对小偷的态度来看待“小偷”及其家属的，这可以从他的“您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他引上正道吗”这句话中看出来。
可见，从人间到天国，从女孩到“母亲”，对小偷都是歧视和痛恨的。小说通过这简短的几句话，告诉了读者一个可怕的事实。这就是社会对“小偷”道德审判的结果！
二、见证哥哥是个好人
小说用大量的笔墨，在开头部分写“母亲”对“小女孩”的教育和叮嘱，这种教育和叮嘱显得那样严厉和严肃。“母亲”几乎是用一种命令的口气对“小女孩”说话，甚至有些不近人情。
“你要是还有什么事，现在赶快做好！”女人说，“往后就是渴死了，你也别喝水。尤其不许哭。”
这种严厉的背后，体现出的却是强烈的自尊和悲愤。因为“母亲”要去祭祀的是“小偷”儿子，在“母亲”心中，绝不能因所谓的“小偷”而让自己失去尊严，颠倒是非，抹黑儿子。“小女孩”很懂事，她“点点头”，用“湿漉漉的报纸把鲜花包好”，并且“目不转睛地瞅着母亲”，“她母亲也用慈祥的目光看了她一眼”。在这里，母女俩的会心相“看”，是一种只有她们自己知道的相知相通，让人感觉到亲情的温暖和伟大。“母亲”的严厉与慈爱，女儿的懂事与知理，也让我们可以感知“母亲”与儿子之间也是同种关系。结合后文“母亲”和“小女孩”的话，我们有理由相信，卡洛斯·森特诺是一个非常好的人，这样好的人何致于是个小偷呢？
另外，在“小女孩”的心中，哥哥也一直是个好人，并且是一个坚强勇敢的人。在“母亲”与神父的整个冲突过程中，“小女孩”一直都是局外人，似乎游离于情节发展的中心，因为她还只是个小孩，她不懂事，插不上嘴。但在神父与“母亲”谈论“小偷”的相关情况时，她却突然插嘴说：“他没有办法，把牙全部拔掉了。”可见哥哥“拔牙”这件事情在“小女孩”幼小的心中烙下了深深的印痕，以至于现在不自觉地插了嘴。是的，哥哥很勇敢，也很坚强。在妹妹看来，能“把牙全部拔掉了”是一件了不起的壮举。哥哥为生计所迫，去当拳击手，“有时候叫人打得三天起不来床”。这些都让妹妹记忆深刻，也在“母亲”的心中永存美好的印象。因此，哥哥不是小偷，这样勇敢而坚强的人怎么会去做小偷呢？在妹妹的身上，我们感到了亲情力量的无限强大。
三、见证“母亲”与神父间的情感冲撞
“母亲”与神父之间的情感冲突，是这篇小说所着力刻画的精彩之处。“母亲”用自己无边无私的母爱，用巨大的亲情力量，最终影响和感化了神父，使神父原来抱有的对小偷的看法有了改变，并进而怀疑自己的信仰，这一情节发生在神父家里。且看下面一段话：
神父打量了她一眼。那个女人忍住悲痛，两眼直直地盯着神父。神父的脸刷的一下子红了。他低下头，准备填一张表。一边填表一边询问那个女人的姓名、住址等情况，她毫不迟疑地、详尽准确地作了回答，仿佛是在念一份写好的材料。神父头上开始冒汗了。女孩子解开左脚上的鞋扣，把鞋褪下一半，用脚后跟踩在鞋后帮上。然后把右脚的鞋扣解开，也用脚趿拉着鞋。
这段话的焦点人物是“母亲”与神父，“小女孩”只是一个配角，似乎无关紧要。此时此刻，面对神父，儿子的猝死带来的无限悲痛和“小偷家属”这一身份给予“母亲”的道德、社会压力彼此冲突，汇聚成一股向着相反方向膨胀的情感激流，似乎要在“母亲”身上喷发涌出。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对神父有任何失态的举动和言辞都不为过，都值得人理解和同情。但在小说中，这一情感冲突仅仅凝聚成一些较具张力的词汇，如“忍住”“直直地盯着”“毫不迟疑地、详尽准确地”等，“母亲”的坚忍、自尊、内敛，令人动容，也反而使神父感到紧张、不安和某种莫名的触动。“神父的脸刷的一下子红了”“神父头上开始冒汗了”，从“脸红”到“冒汗”，这种细节与神态描写非常形象而真切地刻画出了神父内心世界的变化过程。在这样的描写中，原本激烈的冲突却显得既平淡又意味深长。
再看看小女孩，在“母亲”与神父激烈的情感冲撞中，她是个局外之人，因为她年幼无知，少不更事。她不懂“母亲”和神父的所言所做，更不清楚这个时候两人内心剧烈的情感变化，她只是觉得时间有些长了，她有些无所事事，百无聊赖。于是便自然而然地显示出一个儿童的天性：“女孩子解开左脚上的鞋扣，把鞋褪下一半，用脚后跟踩在鞋后帮上。然后把右脚的鞋扣解开，也用脚趿拉着鞋。”在这样一个紧张的时刻，“小女孩”竟然做这样无聊而失礼的事情，如果从成人的角度去看，这是很不应该也很不礼貌的事，但恰恰因为是个孩子，发生这样的事情却使小说更富意蕴，也使人物形象更显真实和丰满。
这里，作家很显现地用了反衬手法。一是用“小女孩”的天真单纯，反衬大人之间紧张激烈的情感冲突；二是用看似无聊地把鞋脱去的细节反衬神父内心的紧张与不安；三是用“小女孩”和神父来反衬“母亲”内心难以忍受的痛苦。如果没有这个细节，“母亲”与神父之间的冲突以及两人内心的这种情感变化则会苍白得多。
综上所述，“小女孩”虽是文中的一个配角，一个次要人物，但其在全文中的作用和地位却不容忽视。试想，如果小说删去“小女孩”这一人物，只写“母亲”与神父，那么情节就会单调得多，人物形象也会单薄得多。而更为重要的是，“母亲”能最终感化神父，让神父转变对“小偷儿子”的看法，一方面固然是母爱的伟大所致，另一方面，“小女孩”在其中起到的重要的证人作用也是不能否定的。如果说母爱有的时候还会让人觉得有点自私的话，那么以一个年幼的天真的孩子的情感道德去衡量一个人时，则会让人信服得多，公正得多。这个角度，可能就是马尔克斯的过人之处。
（责任编辑：李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