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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不理解的夹缝
李梦龙觉得杓峪村美极了。春天山花烂漫，桃花、杏花、苹果花赛着开放。还有满山的白色槐花，站在村子里都能闻到香味。
夏天，放了假的孩子们去抓知了，炸了吃。晚上，大家拿着手电筒去石头下面掀蝎子。这儿的蝎子很出名，叫“十足全蝎”，号称十只脚，比一般的蝎子多两只。孩子们用镊子把蝎子夹起来，放进瓶里，第二天送去县城卖。县城里做菜，百来只一盘，能卖三四百块钱。 这让李梦龙回忆起自己的童年。最美好的回忆是，永远都有吹不完的风。秋天玉米收完了，他躺在地里的纺织袋上面，看天上的星星特别亮。
李梦龙最痛苦的回忆也在农村。不是农村本身，而是身上带着农村的气息去和外面的世界冲撞。“我从初中开始在外面读书。在外面接受的东西，在家里是被排斥的。你在农村带的气息，在外面是被排斥的。双向不理解，像在夹缝中生活。这个东西至少困惑了我六七年。”
初中时年级成绩第二的李梦龙，考入重点高中石家庄外国语学校。这里号称每年有20%的毕业生会被保送到全国重点大学。“好多学生是高干子弟掏钱进去的。我有很多朋友，是诸如省财政厅厅长儿子这样的。我不懂事，天天跟人家玩，成绩从年级前几，最低降到班里倒数第九。我还想好兄弟，无所谓，朋友们成绩都低。最后发现，其他人都出国留学去了。”李梦龙说，学校里的人分为五批。第一批，出国留学的有钱人。第二批，保送上北大、清华。第三批，小语种，考北外、北二外。第四批，体育特招生。第5批，才是参加高考的。他又是里面最低等的，曾经想考北京大学考古系，实际只考了三本四川传媒学院编导专业，每年学费快两万元，“给我观念打击非常大。”
他决定发奋。大学4年，他没谈恋爱，也不好意思向家里要钱买电脑。同学出门玩时，他就借他们的电脑学剪辑软件、看电影。“李梦龙看了上千部电影”，这是后来焦波向众人介绍他时的常用语。他自己不好意思：“这不能说明什么，就像说你做了很多数学题一个意思。”
这些努力让他得到跟随焦波拍纪录片的机会，这算他第一份真正的工作。
当李梦龙把镜头对准村里的少年杜滨才时，他像焦波看到杜深忠一样，仿佛看到了另一个自己。
1990年出生的杜滨才比李梦龙小两岁，是山东省第一个还没大学毕业就考到中级导游证的优秀学生，得过校级、省级众多奖项。但在纪录片里，他一开始并不是一个讨观众喜欢的角色。他两岁时爸爸杜洪法患精神病，妈妈离婚走了。镜头里的杜洪法，总在默默地干这干那，而镜头里的杜滨才，总在抱怨爸爸，总说一回这个破家就心烦。
李梦龙特别理解杜滨才的低落心情。“城市孩子可能会觉得，你爸对你这么好，你怎么还说这个家不好。我能理解他，我也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高高兴兴回家，几天后绝对要跟家里争吵。我不是不懂事的孩子，但总会这样。他们嫌我睡觉多了一个小时、嫌我吃饭慢，我说他们不多注意身体、吃饭不多吃青菜。肯定很温暖，但是肯定也会失落伤感。”
一次拍摄，杜滨才讲述自己的过去。妈妈走后，他吃不饱奶，爸爸咬破舌头，给他吸自己舌头上的血。采访进行到一半，李梦龙实在忍不住站起来说：对不起，停一下。他蹲在镜头后哭，杜滨才在镜头里哭。哭了10分钟，李梦龙再继续拍摄。可惜，这部纪录片的原则是只要现场发生的事，不要当事人对着镜头说话的采访。这些讲述前史的镜头，都没有剪进最后的成片里。
影片结尾的春节晚会，杜滨才上台，突然唱了一首《父亲》：“时光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然后对着杜洪法说：“爸爸，谢谢你，你辛苦了。”
这对剧组来说是小小的突发事件。本来3台机器都对着舞台。李梦龙瞟见杜洪法的眼泪，忙爬上土坡去拍他。杜洪法有点想躲，却又想看着儿子，于是努力忍着眼泪，最终还是没忍住。
李梦龙微微松了一口气。他想，有了这段，观众应该会理解杜滨才了吧。
第168户
生于1990年的制片主任劉晓晨和生于1992年的导演助理陈青，是团队里仅有的城市人。
在淄博职业学院面试陈青时，焦波说那里是你想象的10倍的苦。小姑娘陈青为此特意准备了20卷卫生纸背着，从学校坐了四五个小时的车到杓峪村。这是她坐车坐得最久的一次。
刘晓晨惊讶于这里的人们见人就打招呼，就像黄渤唱的“陌生人点头都是笑脸”。刚来十多天，他们已经走哪儿都被招呼吃饭、喝茶。
他们租下一户小院，挂上牌子“村儿电影社”。焦波在院子里开出空地，种上点南瓜、丝瓜。养一只狗和一只被人丢掉的小羊。片子理不出头绪时，他就理菜逗狗，排遣烦闷。现在他回村，那只小狗还听得出来车轮响，远远就狂叫起来。
自称“城市农民”的焦波，即使已经进城几十年，还是觉得自己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包括融不进去岳父的高干家庭。
在这个村里，焦波用自己熟悉的方法，融入得如鱼得水。他们俨然成了村里的第168户。村里老人过寿、住院，有人结婚、生子，他都会去参加。他总结：“不能这几天疏远了过几天再去，每家每户都得搞好关系。”后来，连陷入纠纷的双方都同意让他拍摄，只要他上前去说一句：是我！
村里坐过牢的几个人，开始以为焦波是来调查他们。几个月后，他们把这个担心当笑话告诉焦波了。
有人跑来质疑焦波拍村支书村主任张自恩是收了钱。焦波反驳：“他给我三百两百？我看得上吗？他给我三万两万？他有吗？他是给我行贿过两块特别好的地瓜，你说算不算？”
村里修路时，几家都去投诉张自恩。有的嫌路没修到自家门前，有的嫌路多占了自家地盘。张自恩被领导批评，一个人在山上喝闷酒，打电话给焦波：“你能不能过来？”粗粗拉拉的沂蒙汉子，在焦波面前哭了出来。焦波陪他哭。
房东张光爱外号“中央四”，意思是国际新闻台，知道得多，传播力广。她本是村里无人敢惹的角色，“类似于《大宅门》里的斯琴高娃。”李梦龙总结。可是某天夜里，她被一记闷棍打在腰上。伤势不算重，她却怎么也咽不下这口气。她找派出所、村委会、法院，都没法解决。她只能找每天拍她的李梦龙倾诉。拍摄结束，机器一关，聊着聊着，张光爱就会哭出来。
“农村人不像城市人，夫妻之间还交流。农村人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很简单。她家两个孩子，女儿嫁出去了，儿子还小上初中。她觉得没人诉说，可能真把我当作儿子了。”李梦龙在张光爱身上看到了自己父母的影子：“她对自己的孩子从来没讲过这些。我相信我父母也有类似的委屈和难过，都不好跟我讲。” 2013年大年初二，剧组拍摄完毕，搬家装车。关系好的村民都来了，除了10米外的房东张光爱。李梦龙走到她家门口喊大娘，张光爱捂着脸走出来哭。被打事件已经让她瘦了一大圈。她说：你们走我心里难受，我就不去送你们了。李梦龙说行，那我给你磕个头。
头一天，大年初一，作为拜年礼，李梦龙给张光爱磕过一个头。
这一次，是告别礼。
“所有人都喜欢看别人的故事”
平均每900分钟素材里，只有1分钟被剪进片子。在贵州打工的张自军从8米高的架子上掉下来摔死了，这个故事只插进来简述了几分钟。有一家人被称为百灵鸟，唱歌非常好，他们在苹果园里唱着劳动号子，夕阳照着，苹果红着。这与主线无关，被舍弃了。
生于1987年的导演剧玺博和李梦龙是石家庄老乡。在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的平原地区，农民每年种上了地就可以出去打工，不需要太多后期打理。“土地收入说多了也就占总收入的1/3。”
而在杓峪村这样种植苹果的地区，土地拴住了一年四季的劳动力。开花时要人工授粉，拿铅笔一朵朵点，早晨四五点开始干活，忙得吃饭只能啃煎饼。果子长出来，要一个个套上袋子。浇水也是难事，要用大池子屯住雨水，再用泵抽上来浇。
如果刮大风吹落了花，下大雪冻住了树，果子就会结得少。就像2013年，产量特别低。
如果风调雨顺，各地产量高，收购商又很可能压价。就像2012片子拍摄的那一年，以为路上苹果车会挤得满满当当，结果一辆都没来。
有人批评《乡村里的中国》色调过暖。焦波觉得委屈。他送审时已经最大限度放上了色调偏灰的话语和故事，等着被要求修改。结果10天之后通过了，不用修改。“我觉得乡村中国这个概念，不是说它非常现代美好，那不现实。但你说它一塌糊涂、一片灰暗，也不现实。”焦波总结。
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上，焦波带着杜深忠夫妻与观众见面。两口子拿出两箱苹果，上台说：“这是俺们沂蒙山的苹果，大家尝尝。”
得奖的时候，焦波要带着5个孩子上台领奖。主办方说不行，只能一个人上。焦波跟人讲我们的孩子多么辛苦。不行。又推出17岁的摄像刘明富说，我们这儿还有一个北川地震孤儿啊。还是不行。最后上台前两分钟，一个现场女导演同意了。6个人欢喜站在了台上。
李梦龙还没给爸爸妈妈看这部电影。得奖的事他也没怎么说。“他们看了之后肯定没什么感触，本来就是农村生活，看自己的故事没什么感触的。所有人都喜欢看别人的故事。我会触动是因为，我在外面待了很多年，在用外面的视角看农村。”现在，他独自赴北京，继续做纪录片工作。
其他4个团队成员留在了山东的焦波工作室。那一年的拍摄中，剧玺博和陈青成为一对恋人。焦波给他们拍了许多照片和视频，开玩笑说将来要高价卖给他俩。
離杓峪村70公里的天津湾村，是焦波的老家。他在这儿承包了1000亩山，种上国槐、银杏等长寿树。他说这是他很重的农村情结。
他希望，爷爷栽树，孙子乘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