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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腐败的实质是权力的滥用，所以反腐败工作的核心就是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用制度约束权力，使权力正确规范地行使；在法治框架下查处腐败，使反腐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这是我们党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根本方向。
关键词：权力清单；法治反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权力清单制度”由此进入公众视野。腐败是人民政府的天敌，我们要用法治的思维，用制度来管权、管钱。今年要继续推进简政放权，而且要加快推进‘权力清单’公布，界定权力的边界，防止滥用权力。这一系列关于权力清单制度的阐述，释放出新一届党中央法治反腐的信心和决心。腐败的实质是权力的滥用，所以反腐败工作的核心就是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用制度约束权力，使权力正确规范地行使；在法治框架下查处腐败，使反腐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这是我们党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根本方向。
一、权力清单制度是法治反腐的基础
何谓法治反腐？那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运转符合规范，既为人民服务也接受人民监督。在近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反腐斗争集中于打击个案，一年多来近五十名省部级干部落马，相当于每三周就有一名高官涉嫌腐败被调查。尽管这也是一些地区、一些领域是腐败的高发、易发地带所致。但是，查处了一个腐败分子之后，相似甚至相同的岗位或领域又出现了腐败现象，以至于公众称之为“前腐后继”。这种尴尬正说明了腐败的根本不是每一个贪官个人，而是权力本身的异化现象所致。所以，目前中国的反腐并不能单单依靠“打老虎”就能实现，必须加强制度建设、规范权力的运作，这才是法治反腐的思维。
既然权力是一切腐败的核心和本源，权力边界不清、来源不明，何时越界、何时不作为，就成为了最为关键的问题所在，而正是这个问题，因为直接关系到权力行使及其背后的利益，历来都是一个难题。春秋时期，郑国的相国子产“铸刑鼎”，开启了我国的“成文法”时代。但在当时激起的反对意见可想而知，“把处罚规定都明确告知民众，以后就无法随意处罚他们了”。中国传统文化就有这样一个突出特点，对不知情或曰模糊战术的天然掌握，不为人知代表着最大的运作空间。所以，相比正式颁布的法律法规，官员们更偏好采取不用示人的“红头文件”，因为“我在暗里，你在明里，主动权就完全在我手里”。多年来企业和群众在层出不穷的权力面前只能被动服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根本不清楚权力部门手中的权力到底多大，边界到底在哪里，那么多的公章是否真有法律依据。制约权力必从明确权力边界做起，道理就在这里。
为了落实公民“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权力清单制度给权力画了一个圈，圈的大小由法律设定，圈内是权力的运作空间，权力部门不得越出圆圈而行使权力，而圈外则是公民包括各类市场主体的行为空间，只要不进入法律禁止不能做的圆圈，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而行为。圈子的边界所在决定了权力和权利的彼此关系。所以，权力清单一旦公布，公民对于权力部门的越权行为就有了制约和监督手段：凡是清单上没有的事项，而权力部门又试图实施行为，公民就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权力部门必须援引相关法律证明自己的权限。另外，“权力清单”的建立作为简政放权的一个关键抓手，也是法治思维的重要体现。因为它明确了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得实施审批，也就是说，权力清单能够清晰地勾画出权力的边界，这就是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原则的体现，也是彻底清除权力寻租的“土壤”和腐败的机会。这种釜底抽薪式的改革才是真正遏止腐败的正确方向。
顺着这一思路，在权力清单明确之后需要跟上的，一是对于权力部门越出权力清单的行为，有必要的法律和程序进行诉讼，并对相关人员进行问责，决不允许出现权力部门再次越界，公民仍无力纠正的情形；二是彻底清理“非行政许可权力”，让这些没有法律依据，完全由行政部门自行“发明”并“自我授受”的权力，尽快“清零”。至此，法治反腐将达到一个历史性高度，腐败现象才能得到根本性的整治。
二、权力清单更是责任清单
从法律上来讲，权力意味着责任，也就是说权力和责任是对等的，就如同权利和义务是相平衡的：要享有权利，就要承担一定的义务；要行使权力，就要相应承担对等的责任。这就是权责一致，权利和义务对等。要做一份出色的令群众满意的权力清单，还必须将它做得更像是一份责任清单。例如一个官员，我们光知道他有什么权力还不够，更要搞清楚他有什么责任，以及用权不当的后果。具体说来就是，一方面要强调权力与责任的对等性，只有将责任义务跟手中的权力有机结合起来，在行使职权时才会对自己格外严格、谨慎，从而不辜负群众的期待；另一方面要健全针对权力运行的问责机制，一旦权力越位、错位、失位，就施以严肃追责。毕竟，无数事实证明，只有权力而无严格的追责机制，就会出现职能退化或者权力滥用。这既是一个现代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方式，同时也是法治反腐所要依存的一种理念基础。只有权力透明、干净，权利才有保障。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公民对政府权力及其运作“洞若观火”应是一种常态。唯有如此，才能更好确保权力运行不逾规制、造福于民，反腐工作才能彰显法治理念。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反腐工作是一个长期、艰巨和复杂的过程，永远走在路上，没有尽头和终点。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我们就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就能从源头上、根本上遏制特权思想、预防权力腐败、维护法律尊严，也让反腐工作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下走向深入。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3-05-18
关键词：权力清单；法治反腐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权力清单制度”由此进入公众视野。腐败是人民政府的天敌，我们要用法治的思维，用制度来管权、管钱。今年要继续推进简政放权，而且要加快推进‘权力清单’公布，界定权力的边界，防止滥用权力。这一系列关于权力清单制度的阐述，释放出新一届党中央法治反腐的信心和决心。腐败的实质是权力的滥用，所以反腐败工作的核心就是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用制度约束权力，使权力正确规范地行使；在法治框架下查处腐败，使反腐败走向规范化、制度化。这是我们党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根本方向。
一、权力清单制度是法治反腐的基础
何谓法治反腐？那就是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让权力运转符合规范，既为人民服务也接受人民监督。在近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反腐斗争集中于打击个案，一年多来近五十名省部级干部落马，相当于每三周就有一名高官涉嫌腐败被调查。尽管这也是一些地区、一些领域是腐败的高发、易发地带所致。但是，查处了一个腐败分子之后，相似甚至相同的岗位或领域又出现了腐败现象，以至于公众称之为“前腐后继”。这种尴尬正说明了腐败的根本不是每一个贪官个人，而是权力本身的异化现象所致。所以，目前中国的反腐并不能单单依靠“打老虎”就能实现，必须加强制度建设、规范权力的运作，这才是法治反腐的思维。
既然权力是一切腐败的核心和本源，权力边界不清、来源不明，何时越界、何时不作为，就成为了最为关键的问题所在，而正是这个问题，因为直接关系到权力行使及其背后的利益，历来都是一个难题。春秋时期，郑国的相国子产“铸刑鼎”，开启了我国的“成文法”时代。但在当时激起的反对意见可想而知，“把处罚规定都明确告知民众，以后就无法随意处罚他们了”。中国传统文化就有这样一个突出特点，对不知情或曰模糊战术的天然掌握，不为人知代表着最大的运作空间。所以，相比正式颁布的法律法规，官员们更偏好采取不用示人的“红头文件”，因为“我在暗里，你在明里，主动权就完全在我手里”。多年来企业和群众在层出不穷的权力面前只能被动服从，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根本不清楚权力部门手中的权力到底多大，边界到底在哪里，那么多的公章是否真有法律依据。制约权力必从明确权力边界做起，道理就在这里。
为了落实公民“法无禁止即可为”，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权力清单制度给权力画了一个圈，圈的大小由法律设定，圈内是权力的运作空间，权力部门不得越出圆圈而行使权力，而圈外则是公民包括各类市场主体的行为空间，只要不进入法律禁止不能做的圆圈，尽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而行为。圈子的边界所在决定了权力和权利的彼此关系。所以，权力清单一旦公布，公民对于权力部门的越权行为就有了制约和监督手段：凡是清单上没有的事项，而权力部门又试图实施行为，公民就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权力部门必须援引相关法律证明自己的权限。另外，“权力清单”的建立作为简政放权的一个关键抓手，也是法治思维的重要体现。因为它明确了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得实施审批，也就是说，权力清单能够清晰地勾画出权力的边界，这就是政府部门“法无授权不可为”原则的体现，也是彻底清除权力寻租的“土壤”和腐败的机会。这种釜底抽薪式的改革才是真正遏止腐败的正确方向。
顺着这一思路，在权力清单明确之后需要跟上的，一是对于权力部门越出权力清单的行为，有必要的法律和程序进行诉讼，并对相关人员进行问责，决不允许出现权力部门再次越界，公民仍无力纠正的情形；二是彻底清理“非行政许可权力”，让这些没有法律依据，完全由行政部门自行“发明”并“自我授受”的权力，尽快“清零”。至此，法治反腐将达到一个历史性高度，腐败现象才能得到根本性的整治。
二、权力清单更是责任清单
从法律上来讲，权力意味着责任，也就是说权力和责任是对等的，就如同权利和义务是相平衡的：要享有权利，就要承担一定的义务；要行使权力，就要相应承担对等的责任。这就是权责一致，权利和义务对等。要做一份出色的令群众满意的权力清单，还必须将它做得更像是一份责任清单。例如一个官员，我们光知道他有什么权力还不够，更要搞清楚他有什么责任，以及用权不当的后果。具体说来就是，一方面要强调权力与责任的对等性，只有将责任义务跟手中的权力有机结合起来，在行使职权时才会对自己格外严格、谨慎，从而不辜负群众的期待；另一方面要健全针对权力运行的问责机制，一旦权力越位、错位、失位，就施以严肃追责。毕竟，无数事实证明，只有权力而无严格的追责机制，就会出现职能退化或者权力滥用。这既是一个现代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方式，同时也是法治反腐所要依存的一种理念基础。只有权力透明、干净，权利才有保障。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公民对政府权力及其运作“洞若观火”应是一种常态。唯有如此，才能更好确保权力运行不逾规制、造福于民，反腐工作才能彰显法治理念。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更加注重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维护国家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反腐工作是一个长期、艰巨和复杂的过程，永远走在路上，没有尽头和终点。坚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腐败，我们就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就能从源头上、根本上遏制特权思想、预防权力腐败、维护法律尊严，也让反腐工作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下走向深入。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3-0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