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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怨生恨，18岁生日前后7次作案
结交损友，学生会副主席为面子下水
日前，一项由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进行的全国调查显示，青少年犯罪占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其中14岁至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占青少年犯罪总数的70%以上。另据北京市海淀法院未成年人审判庭介绍，侵财类案件占比达80%以上。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孩子们误入歧途？
“妈妈 我不想再挨打”
阿正（化名）是个北漂二代，父母从南方农村来京务工。20年来，这对夫妻始终承受着巨大的事业压力和生活艰辛，这也成了他们平日打骂阿正最直接的理由。
2012年，阿正因多次盗窃财物被依法判处两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抛弃
有了弟弟却没了关怀
1994年，阿正的出生如同一份礼物，让这对小夫妻的心里涌荡着难以言说的喜悦。然而好景不长，在现实和压力面前，忙碌和艰辛重新成了他们生活的主旋律。
上班、洗衣、做饭、看孩子，这些生活琐事慢慢将阿正母亲变得越来越没耐性，与此同时，阿正却像其他男孩儿一样，开始越发淘气、顽皮，甚至有时还会叛逆。于是，他的童年与父母的打骂渐渐纠缠在了一起。
2001年，阿正不再是家里的独子，小他7岁的弟弟降生了。这让本就从父母那里得不到多少关怀的阿正受到了极大刺激，甚至是颠覆。“我觉得他们并不喜欢我。”
在他的记忆中，每当把自己和别人相比时，内心总有一种不平衡感。“只要我做错了，她（指母亲）就骂我，再不解恨，就上手打我。但别人的生活跟我就不一样，所以我比他们倒霉。我做的很多事情他们根本不理解，可我有自己的理由。”
“我不喜欢回家。”阿正说，他从未在家庭中找到归属感，始终把自己看做一个匆匆的过客。“这些年，我和他们（指父母）很少交流，没话说。”尤其是有了弟弟以后，阿正即便夜不归宿，也不会再听到来自父母的责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生气，如果哪天“他们觉得不高兴了，正好我又犯了什么错误，甭管大小，都会挨一顿打。”
在北京读完五年级的时候，由于户口问题，阿正不得不回到南方老家准备上初中。考虑到大儿子已经懂事，小儿子却还未上学，夫妻俩决定让阿正单独回家，和姑姑一起生活。
这一举动，让阿正彻底对父母失去了应有的好感。“姑姑一家其乐融融的，对我也不错，但我总觉得是自己一个人。”看到和谐的姑姑一家，再想到此前总被父母打骂的自己，阿正内心的怨愤和不满愈加浓烈。
辍学
他失去了唯一的管教
初二那年，阿正因违反校规被劝退。虽然学习成绩不好，但辍学的结果还是很出乎阿正的意料。于是他回到北京，准备依靠打工逐步融入社会，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一想到正生活在关爱中的弟弟，以及可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同学，阿正便不再希望父母介入他的生活，也不想让本就破碎的心再受到任何伤害。“你别来找我，我不想见到你，也不会让你找到我。”阿正曾在电话里这样对父亲说，“但他们从不知道我的真实想法。”
据他父亲回忆，起初阿正找了喷漆、汽修等工作，但都因无聊或辛苦而作罢，“前后加起来，连几个月都没做完。”
“我也不是没地儿去，”阿正表示，为了消解内心的苦闷，打发大把无聊的时间，自己曾在网吧当网管。“这样既可以玩儿游戏，还能有个过夜的地方。”
由于一度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阿正刚回北京时，常出没在一家位于五道口的台球厅里，并在此担任教练。夜里，他还会被欢乐与喧嚣的氛围吸引，和朋友跑到夜店去。“只有和哥们儿打球、跳舞的时候，才会忘了他们打我、骂我的感觉，我才觉得自己是活着的。”
渐渐地，阿正把自己包裹起来，更少和父母沟通，每天也只做自己认为合理且有兴趣的事情，整日乐此不疲。
消沉、堕落、自私，阿正在毫无约束又内心充满欲望的生活里，将对父母和生活的怨愤变成一场酣畅淋漓的犯罪。2011年10月，因盗窃并被公安机关抓获，阿正被处以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的刑罚。此后，他被母亲带回了老家生活。
盗窃
他给自己的“成人礼”
缓刑期只过了4个月的时间，既无工作、又无学业的阿正便倍感厌倦和无聊，于是他想到了回京。
阿正说，白天他会在此前打工的台球厅做教练，晚上则去夜店找一位被他称作“老师”的DJ学技术，并希望日后能够以此为职业赚钱。
然而，这不过是一种说辞，或是一种自我安慰式的幻想。台球厅的员工都表示不认识阿正，夜店里所谓的“老师”也是个莫须有的人物。在这段时间里，阿正真正的工作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为再次盗窃踩点儿。
由于台球厅临近高校，常有一些大学生前来消费。阿正作为店里的“教练”，久而久之，便和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球友。据阿正回忆，他常在这些学生的带领下到附近的高校玩儿，并再次萌生了盗窃的念头。他说，“我偷的钱也不多，而且里面的证件也都可以补办，能给他们（指被害人）带来什么影响？”
基于这种认识，当他再度陷入经济困境时，阿正把想法变成了行动。2012年，在距离阿正成年只有一个多月的时候，他来到这些学校的自习室里，先后实施了6次盗窃。在进行第7次盗窃时，阿正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此时，他已经过完了自己18岁的生日。
专家点评
在一项针对未成年犯开展的调查中，有23%的家庭以打骂体罚为教育方式，这让父母在孩子们心中始终是一个负面的形象。
未成年人有着自身的成长规律，任何教育手段和方式都必须依从这种规律。打骂的方式其实并不能真正起到警示和震慑的作用，孩子们表面上的服从，只不过是为了不再挨打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在他们内心，错误依然不是错误，甚至因为挨打，反而将犯错看作是挑战家长权威的好选择。 “我不坏 只是爱攀比”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小吉（化名）的生活条件却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优越——父亲工作辛劳，收入微薄；母亲身患重病，难以持家。看到同学优越的物质条件，他的心里总是酸溜溜的。
2012年冬天，他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因伙同他人抢劫摩托车，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
朋友
一群引他犯罪的人
小吉的父母都在企业里面做保洁工作，每月收入加起来不足3000元，这样的经济条件让他“从小没有过过一次生日”。在与其他同学相比时，他总会觉得自己在物质方面十分自卑，并认为父母对自己不够好，家里的亲子关系因此也始终不够融洽。
由于成绩不佳，刚刚进入初中的小吉被转至寄宿学校。一方面，家人希望借此减轻监护的负担，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小吉从此培养自立自强的生活品格，小吉的舅舅还认为，“这样能让老师多看着点儿，可能有助于他学习成绩提高。”
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小吉刚刚入学两个月便违反校规私自外出，和同学一起跑到远郊玩乐、工作，直到两个月后才被家人找回来继续读书。然而，这次意外并没有引起家人的重视，学校也并未因此有所察觉。
经过这次私自外出，小吉的生活已经完全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据他回忆，一起外出的同学，大多是社会上的无业人员和学校里的纨绔子弟。虽然一起玩乐和打工的经历令人难忘，但与他人物质上的差距还是让小吉的内心受到了巨大刺激。“他们都有摩托车开，平时还想玩儿什么就玩儿什么，我却什么都没有。”
作为哥们儿，华子（化名）和石头（化名）常常开导小吉，甚至偶尔提供一些经济上的支持。然而，他们的帮助却并非正向的。据小吉回忆，在他们私自外出的两个月里，华子就曾邀他一同盗窃停在超市门口的摩托车。
2010年，在虚荣心和物质刺激的作用下，15岁的小吉因持刀抢劫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缓刑4年。
攀比
留给他的只有自卑
被判刑，这在小吉内心产生了巨大震动，也给他的家人带去了莫大的伤害。
缓刑期间，他重新回到了学校，并且按照学校的规定上学、上课，认真地遵守着校内的各项规章制度，同时也能保证每周与司法所警官进行一次电话沟通，每月到司法所报到一次。“多少对法律产生了一丝畏惧。”
学校老师也看到了小吉的变化，甚至鼓励他担任学生会副主席，希望通过培养责任感和成就感来促使小吉正向发展。为了有更多机会对小吉进行监管和教育，学校还特意安排他在假期回校值班，这些举措一度让小吉在校内成了讲礼貌、懂规矩的“乖孩子”。
但是，攀比已经深植于小吉的内心，让他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整日纠结在欲望与现实之间。小吉说，自己一旦离开学校就会和那群朋友在一起，而且交往日益密切。
“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觉得那样的生活才有意思。”但家徒四壁的境况却让小吉内心的失落感更加强烈。他表示，那段时间经常会骗父母要零花钱。
渐渐地，愈加强烈的对比反差，加之小吉内心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以及朋友对他的理解和支持，本就不够清晰的法律意识，此时在小吉的脑海里已经荡然无存。
2012年11月的一个午夜，在小吉伙同华子和石头盗窃摩托车时被发现，慌乱之中，几名未成年人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弹簧刀进行威胁，并最终将被害人一顿殴打后逃跑。这次冲动，使他再次被判刑。
悔恨
他想打工回报父母
这让小吉的内心无比苦闷，尤其是这帮平日里视为手足的兄弟，此时却让他不愿提及。
“我很清楚自己当时正在缓刑期，也知道这么做是要再被判的，但当时心情不好，加上他们一个劲儿的撺掇。”面对前来开导他的社工，小吉说出了自己最真实的想法。“我讨厌这个家，讨厌我的父母，但我更讨厌他们（指石头、华子等人）。”
经过社工的劝导，“家庭”和“父母”的形象对小吉而言，已经不再像从前一样灰暗。在他记忆中，虽然父亲不是一个高大、伟岸、值得尊敬的人，母亲也从来不是一个可亲、可爱、给人温暖的人，但一家三口却从未有过真正的冲突或矛盾。
“这事儿还是得怨华子，要不是他们天天显摆这、显摆那，骑个摩托车跟我眼前晃悠，我也不至于。”身旁这群家境富裕、生活潇洒、消费毫无上限的朋友，让小吉吃尽了苦头。“他们有钱，有时间，成天骑着摩托车，带着女朋友，满大街逛游。在一起呆得久了，我也想和他们一样，可我没钱，我家里也没钱。”
如今，小吉很清楚自己难以重返学校读书，虽然校方曾一再请求法院给予轻判。“等我出来，想自己打工挣点儿钱，给他俩省省力气，也离那帮人远点儿。”小吉说，“其实我们根本玩儿不到一块儿去。”
专家点评
孩子在结交朋友时一定要谨慎，尤其是对有攀比心、虚荣心的孩子，这是父母必须要提醒的。
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他们未必能够正确把握人际交往的方向和原则，往往容易依据内心的感受和情绪进行判断，这就需要父母的介入和干预。该和谁交往，不该和谁交往，父母心里应该首先有个数。
当然，父母的干预一定是引导式的，而非命令或压制。否则会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背地里专挑父母不允许的人交朋友。
专家观点
特邀专家 王丽娟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审判庭法官
婚变、失和家庭的孩子更易犯罪
调查显示，有57.9%的少年犯来自单亲、继亲或者婚姻动荡的家庭，其中有半数以上的少年曾脱离父母的监护而单独居住。家庭教育是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第一道也是至关重要的防线，但婚变、失和的家庭却往往会忽视这一环节。
传统家庭结构的解体导致了家庭教育出现诸多问题，例如父母迫于生活压力无暇教育子女，独生子女家庭溺爱现象普遍，缺陷家庭增多等，家庭教育的功能受到严重削弱，甚至一些为人父母者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家庭教育。
如今，许多国家都用法律处罚来强化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并启动社会机制，对具有严重缺陷的家庭进行干预和救助。以英国为例，违法少年的父母可被判处养育令，强制其就教育孩子相关内容接受培训，否则家长将被视为犯罪，并被处以罚款。
此外，针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日益突出的未成年人成长问题，王丽娟呼吁，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共同担负起教育和引导的责任。
父母好好学习 孩子才能天天向上
调查显示，有48%的少年犯被施以溺爱和放任教育方式。他们在刑满释放后，能否重回人生正路，同样与父母是否认识到了自身的问题密切相关。
王丽娟认为，问题少年一定是问题父母的产物。他们与子女朝夕相处，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影响是深入骨髓的，教育方式的选择自然也会直接关乎教育成果的优劣。
王丽娟表示，只有父母学会教育并真正尽到了监护责任，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才有可能成为现实。本月初，由海淀法院未审庭举办的“亲职教育课堂”便是一次很好的尝试，它从根源入手，帮助失足少年的父母正确认识家庭教育、学会家庭教育。
本刊记者 张 晨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审判庭书记员崔爽爽、吴丽业对本报道亦有贡献）
结交损友，学生会副主席为面子下水
日前，一项由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进行的全国调查显示，青少年犯罪占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70%以上，其中14岁至18岁的未成年人犯罪占青少年犯罪总数的70%以上。另据北京市海淀法院未成年人审判庭介绍，侵财类案件占比达80%以上。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孩子们误入歧途？
“妈妈 我不想再挨打”
阿正（化名）是个北漂二代，父母从南方农村来京务工。20年来，这对夫妻始终承受着巨大的事业压力和生活艰辛，这也成了他们平日打骂阿正最直接的理由。
2012年，阿正因多次盗窃财物被依法判处两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抛弃
有了弟弟却没了关怀
1994年，阿正的出生如同一份礼物，让这对小夫妻的心里涌荡着难以言说的喜悦。然而好景不长，在现实和压力面前，忙碌和艰辛重新成了他们生活的主旋律。
上班、洗衣、做饭、看孩子，这些生活琐事慢慢将阿正母亲变得越来越没耐性，与此同时，阿正却像其他男孩儿一样，开始越发淘气、顽皮，甚至有时还会叛逆。于是，他的童年与父母的打骂渐渐纠缠在了一起。
2001年，阿正不再是家里的独子，小他7岁的弟弟降生了。这让本就从父母那里得不到多少关怀的阿正受到了极大刺激，甚至是颠覆。“我觉得他们并不喜欢我。”
在他的记忆中，每当把自己和别人相比时，内心总有一种不平衡感。“只要我做错了，她（指母亲）就骂我，再不解恨，就上手打我。但别人的生活跟我就不一样，所以我比他们倒霉。我做的很多事情他们根本不理解，可我有自己的理由。”
“我不喜欢回家。”阿正说，他从未在家庭中找到归属感，始终把自己看做一个匆匆的过客。“这些年，我和他们（指父母）很少交流，没话说。”尤其是有了弟弟以后，阿正即便夜不归宿，也不会再听到来自父母的责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生气，如果哪天“他们觉得不高兴了，正好我又犯了什么错误，甭管大小，都会挨一顿打。”
在北京读完五年级的时候，由于户口问题，阿正不得不回到南方老家准备上初中。考虑到大儿子已经懂事，小儿子却还未上学，夫妻俩决定让阿正单独回家，和姑姑一起生活。
这一举动，让阿正彻底对父母失去了应有的好感。“姑姑一家其乐融融的，对我也不错，但我总觉得是自己一个人。”看到和谐的姑姑一家，再想到此前总被父母打骂的自己，阿正内心的怨愤和不满愈加浓烈。
辍学
他失去了唯一的管教
初二那年，阿正因违反校规被劝退。虽然学习成绩不好，但辍学的结果还是很出乎阿正的意料。于是他回到北京，准备依靠打工逐步融入社会，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一想到正生活在关爱中的弟弟，以及可以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同学，阿正便不再希望父母介入他的生活，也不想让本就破碎的心再受到任何伤害。“你别来找我，我不想见到你，也不会让你找到我。”阿正曾在电话里这样对父亲说，“但他们从不知道我的真实想法。”
据他父亲回忆，起初阿正找了喷漆、汽修等工作，但都因无聊或辛苦而作罢，“前后加起来，连几个月都没做完。”
“我也不是没地儿去，”阿正表示，为了消解内心的苦闷，打发大把无聊的时间，自己曾在网吧当网管。“这样既可以玩儿游戏，还能有个过夜的地方。”
由于一度找不到合适的工作，阿正刚回北京时，常出没在一家位于五道口的台球厅里，并在此担任教练。夜里，他还会被欢乐与喧嚣的氛围吸引，和朋友跑到夜店去。“只有和哥们儿打球、跳舞的时候，才会忘了他们打我、骂我的感觉，我才觉得自己是活着的。”
渐渐地，阿正把自己包裹起来，更少和父母沟通，每天也只做自己认为合理且有兴趣的事情，整日乐此不疲。
消沉、堕落、自私，阿正在毫无约束又内心充满欲望的生活里，将对父母和生活的怨愤变成一场酣畅淋漓的犯罪。2011年10月，因盗窃并被公安机关抓获，阿正被处以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的刑罚。此后，他被母亲带回了老家生活。
盗窃
他给自己的“成人礼”
缓刑期只过了4个月的时间，既无工作、又无学业的阿正便倍感厌倦和无聊，于是他想到了回京。
阿正说，白天他会在此前打工的台球厅做教练，晚上则去夜店找一位被他称作“老师”的DJ学技术，并希望日后能够以此为职业赚钱。
然而，这不过是一种说辞，或是一种自我安慰式的幻想。台球厅的员工都表示不认识阿正，夜店里所谓的“老师”也是个莫须有的人物。在这段时间里，阿正真正的工作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为再次盗窃踩点儿。
由于台球厅临近高校，常有一些大学生前来消费。阿正作为店里的“教练”，久而久之，便和他们成了无话不谈的球友。据阿正回忆，他常在这些学生的带领下到附近的高校玩儿，并再次萌生了盗窃的念头。他说，“我偷的钱也不多，而且里面的证件也都可以补办，能给他们（指被害人）带来什么影响？”
基于这种认识，当他再度陷入经济困境时，阿正把想法变成了行动。2012年，在距离阿正成年只有一个多月的时候，他来到这些学校的自习室里，先后实施了6次盗窃。在进行第7次盗窃时，阿正被公安机关当场抓获。此时，他已经过完了自己18岁的生日。
专家点评
在一项针对未成年犯开展的调查中，有23%的家庭以打骂体罚为教育方式，这让父母在孩子们心中始终是一个负面的形象。
未成年人有着自身的成长规律，任何教育手段和方式都必须依从这种规律。打骂的方式其实并不能真正起到警示和震慑的作用，孩子们表面上的服从，只不过是为了不再挨打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在他们内心，错误依然不是错误，甚至因为挨打，反而将犯错看作是挑战家长权威的好选择。 “我不坏 只是爱攀比”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小吉（化名）的生活条件却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优越——父亲工作辛劳，收入微薄；母亲身患重病，难以持家。看到同学优越的物质条件，他的心里总是酸溜溜的。
2012年冬天，他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因伙同他人抢劫摩托车，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
朋友
一群引他犯罪的人
小吉的父母都在企业里面做保洁工作，每月收入加起来不足3000元，这样的经济条件让他“从小没有过过一次生日”。在与其他同学相比时，他总会觉得自己在物质方面十分自卑，并认为父母对自己不够好，家里的亲子关系因此也始终不够融洽。
由于成绩不佳，刚刚进入初中的小吉被转至寄宿学校。一方面，家人希望借此减轻监护的负担，另一方面，他们也希望小吉从此培养自立自强的生活品格，小吉的舅舅还认为，“这样能让老师多看着点儿，可能有助于他学习成绩提高。”
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小吉刚刚入学两个月便违反校规私自外出，和同学一起跑到远郊玩乐、工作，直到两个月后才被家人找回来继续读书。然而，这次意外并没有引起家人的重视，学校也并未因此有所察觉。
经过这次私自外出，小吉的生活已经完全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据他回忆，一起外出的同学，大多是社会上的无业人员和学校里的纨绔子弟。虽然一起玩乐和打工的经历令人难忘，但与他人物质上的差距还是让小吉的内心受到了巨大刺激。“他们都有摩托车开，平时还想玩儿什么就玩儿什么，我却什么都没有。”
作为哥们儿，华子（化名）和石头（化名）常常开导小吉，甚至偶尔提供一些经济上的支持。然而，他们的帮助却并非正向的。据小吉回忆，在他们私自外出的两个月里，华子就曾邀他一同盗窃停在超市门口的摩托车。
2010年，在虚荣心和物质刺激的作用下，15岁的小吉因持刀抢劫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缓刑4年。
攀比
留给他的只有自卑
被判刑，这在小吉内心产生了巨大震动，也给他的家人带去了莫大的伤害。
缓刑期间，他重新回到了学校，并且按照学校的规定上学、上课，认真地遵守着校内的各项规章制度，同时也能保证每周与司法所警官进行一次电话沟通，每月到司法所报到一次。“多少对法律产生了一丝畏惧。”
学校老师也看到了小吉的变化，甚至鼓励他担任学生会副主席，希望通过培养责任感和成就感来促使小吉正向发展。为了有更多机会对小吉进行监管和教育，学校还特意安排他在假期回校值班，这些举措一度让小吉在校内成了讲礼貌、懂规矩的“乖孩子”。
但是，攀比已经深植于小吉的内心，让他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里，整日纠结在欲望与现实之间。小吉说，自己一旦离开学校就会和那群朋友在一起，而且交往日益密切。
“我喜欢和他们在一起，觉得那样的生活才有意思。”但家徒四壁的境况却让小吉内心的失落感更加强烈。他表示，那段时间经常会骗父母要零花钱。
渐渐地，愈加强烈的对比反差，加之小吉内心不断膨胀的物质欲望，以及朋友对他的理解和支持，本就不够清晰的法律意识，此时在小吉的脑海里已经荡然无存。
2012年11月的一个午夜，在小吉伙同华子和石头盗窃摩托车时被发现，慌乱之中，几名未成年人掏出事先准备好的弹簧刀进行威胁，并最终将被害人一顿殴打后逃跑。这次冲动，使他再次被判刑。
悔恨
他想打工回报父母
这让小吉的内心无比苦闷，尤其是这帮平日里视为手足的兄弟，此时却让他不愿提及。
“我很清楚自己当时正在缓刑期，也知道这么做是要再被判的，但当时心情不好，加上他们一个劲儿的撺掇。”面对前来开导他的社工，小吉说出了自己最真实的想法。“我讨厌这个家，讨厌我的父母，但我更讨厌他们（指石头、华子等人）。”
经过社工的劝导，“家庭”和“父母”的形象对小吉而言，已经不再像从前一样灰暗。在他记忆中，虽然父亲不是一个高大、伟岸、值得尊敬的人，母亲也从来不是一个可亲、可爱、给人温暖的人，但一家三口却从未有过真正的冲突或矛盾。
“这事儿还是得怨华子，要不是他们天天显摆这、显摆那，骑个摩托车跟我眼前晃悠，我也不至于。”身旁这群家境富裕、生活潇洒、消费毫无上限的朋友，让小吉吃尽了苦头。“他们有钱，有时间，成天骑着摩托车，带着女朋友，满大街逛游。在一起呆得久了，我也想和他们一样，可我没钱，我家里也没钱。”
如今，小吉很清楚自己难以重返学校读书，虽然校方曾一再请求法院给予轻判。“等我出来，想自己打工挣点儿钱，给他俩省省力气，也离那帮人远点儿。”小吉说，“其实我们根本玩儿不到一块儿去。”
专家点评
孩子在结交朋友时一定要谨慎，尤其是对有攀比心、虚荣心的孩子，这是父母必须要提醒的。
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他们未必能够正确把握人际交往的方向和原则，往往容易依据内心的感受和情绪进行判断，这就需要父母的介入和干预。该和谁交往，不该和谁交往，父母心里应该首先有个数。
当然，父母的干预一定是引导式的，而非命令或压制。否则会让孩子产生逆反心理，背地里专挑父母不允许的人交朋友。
专家观点
特邀专家 王丽娟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审判庭法官
婚变、失和家庭的孩子更易犯罪
调查显示，有57.9%的少年犯来自单亲、继亲或者婚姻动荡的家庭，其中有半数以上的少年曾脱离父母的监护而单独居住。家庭教育是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第一道也是至关重要的防线，但婚变、失和的家庭却往往会忽视这一环节。
传统家庭结构的解体导致了家庭教育出现诸多问题，例如父母迫于生活压力无暇教育子女，独生子女家庭溺爱现象普遍，缺陷家庭增多等，家庭教育的功能受到严重削弱，甚至一些为人父母者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家庭教育。
如今，许多国家都用法律处罚来强化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并启动社会机制，对具有严重缺陷的家庭进行干预和救助。以英国为例，违法少年的父母可被判处养育令，强制其就教育孩子相关内容接受培训，否则家长将被视为犯罪，并被处以罚款。
此外，针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环境和日益突出的未成年人成长问题，王丽娟呼吁，家庭、学校和社会必须共同担负起教育和引导的责任。
父母好好学习 孩子才能天天向上
调查显示，有48%的少年犯被施以溺爱和放任教育方式。他们在刑满释放后，能否重回人生正路，同样与父母是否认识到了自身的问题密切相关。
王丽娟认为，问题少年一定是问题父母的产物。他们与子女朝夕相处，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影响是深入骨髓的，教育方式的选择自然也会直接关乎教育成果的优劣。
王丽娟表示，只有父母学会教育并真正尽到了监护责任，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才有可能成为现实。本月初，由海淀法院未审庭举办的“亲职教育课堂”便是一次很好的尝试，它从根源入手，帮助失足少年的父母正确认识家庭教育、学会家庭教育。
本刊记者 张 晨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审判庭书记员崔爽爽、吴丽业对本报道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