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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赶晨5时发车的轻轨，我在4点半多一点从宿舍骑上自行车，急匆匆地向车站骑去。
“站～住～！”听到有人在后面呼喊，声音并不严厉，带着一点东京之外的外地口音。
一个警察骑着自行车在快速地追赶我。走到近处，一看是公寓前不远处的警察岗上的警察，对方也很快认出了我，给敬了一个礼：
“陈先生，您忙。”说着就搬动自行车，往回骑了。
我是在碰上此事的几天前，搬到靠近池袋（东京的商业区）的一个二层公寓的，很快就有警察来敲门。对方详细记录了我的个人信息，一听是在一所很有名的国立大学学习，态度变得恭敬了起来，自我介绍说，他和其他警察就在不远处的警察岗上，有事随时联系。听口音这位警察不是东京人，很年轻，估计来东京不久，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住在这所公寓里的外国人大概就我一人，可能这也让我给他留下了一些印象。
每天上下学必定要经过警察岗。那是一座二层建筑，一层有个办公桌，两把椅子，很少看到警察在那里坐着。他们总是站在门口，耳朵上插着耳麦，随时准备出动。二层该是他们休息的地方，估计顺便也能临时关个人，没上去过。这样的警察崗，日语叫“派出所”（交番），我感觉和国内派出所很不一样。日本是个汽车极度普及的国家，但我们公寓附近的警察岗，从未见有警车停在那里。后来想想也是，在东京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能建这个小小的“派出所”已经相当不易，再建个停车位估计成本太高。地方上的这种警察岗是有车位的，我看到很多。
至于中国的派出所，在日语中该是“警察局”了。日本大白天里，警察局门前永远有一人拿着一根木棍站在那里，来来往往的人大都认识；打招呼的时候，警察比市民的态度要殷勤，从未见到警察态度蛮横，和自己以前对警察的感觉大不一样。
后来再见到那位警察时，和他聊了两句。他说，一个人在凌晨时那么快地骑车经过他所在的“派出所”，顿时让他警觉了起来，赶紧骑车追了上来，一看是我，便知道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就回去了。
别的地方不说，东京在治安上是个非常安全的地方。真没想到警察会骑着自行车，日夜维持着这里的安全。
治安稳定的基础—“村社会”
日本治安稳定和其社会特点有关。
很多时候，日本人称他们的社会是“村社会”，我理解为“熟人社会”。
来日本留学前，我已经把厚厚的一本字典全部背了下来，顺便还能全文背诵数篇日文小说，给日本政治家、企业家等做过中文翻译，自认为日语是没有问题的；所就读的国立大学在日本也不错，这更让一个刚到日本的人踌躇满志。
听一位老师讲过这样一件往事：十几年前同门的外国留学生，回国前估计一时忙晕了，没有缴纳水电费就走了。这么多年一过去，该同学变成学富五车的大学者后，想再来学校交流，大学做相关的审查时，发现其水电费未交一事还记录在案。这种“不拘小节”“一时疏忽”在制度上是过不去的，结果这位学富五车的大学者再度进入日本时，耗费了很大的精力。 从朋友那里还听到这样一件事：这些年日本企业效益很好，国家也鼓励给员工涨工资，但实际上企业给涨得很少，经营方面可以给员工多发一些奖金，但不愿提升工资。因为一旦基本工资提升上去了，如果今后效益不佳，给员工减工资那是绝对不可做的。如果是奖金的话，情况就会好很多。
日本的工会都是企业内工会，工会主席等等都是临时选出来的，差不多干两年后就换人。做这个工作的人，也真的不敢和企业主抗争。有时会请外部人在工会做一些事，由他们“坚决”与经营方斗争，取得涨薪的果实。
外部来的人就不一样了，动口骂人是经常发生的，有时还会向来谈判的企业方面的负责人动粗。不过一旦动了粗，肯定是动手一方承担全部责任。
“我们企业的人在会议室放了几个很薄的铝烟灰缸。工会方面聘请的专职人员来谈判时，如果他们动手砸了烟灰缸，留下痕迹，那就是工会方面动粗的证据，是工会违约在前。”朋友说。
可想而知，争论激烈的时候，拍打桌子也就算了，把烟灰缸砸瘪了，或者用烟灰缸砸了企业方面负责人的头，这样的违约基本就是让谈判破裂，涨工资会变得更为渺茫。
有学者认为，“日本在诸如犯罪之类大事上的井然秩序，似乎是和小事上的井井有条相互联系的”。乘坐地铁时逃了一次票，卖东西称重时短了对方一二两，在街上捡到一个遗失物未上交、后来被人发现等等，在一些国家算不上大事，但在日本可不能小觑。一个日本人违约、失信、道德上有污点，在其后的职业选择、房贷按揭、医疗保险等各个方面，都会遭遇种种困难，绝对让他悔不当初。
当一个社会普遍遵守规则，不以动粗，看谁力气大、声音高来决定胜负，治安事件就会少很多。
老龄化的黑道集团
每个国家都少不了以敲诈为职业的黑道集团，但日本的情况有些特别，这些年的老龄化让敲诈从直接去商家或者市民家里，转变为通过电话诈骗等形式来进行了。在国民特别遵纪守法的日本，现在电话诈骗极为“繁荣”。
“呜……老妈，怎么办呀？我用了公司的钱，公司让我赔，不赔的话他们要开除我。”电话里对方传来了这个声音。
“那您给对方转（账）了多少钱？”电视台的主持人问。
“前前后后，1200萬日元（约73万元人民币）。”一位没有露脸的老妈说。
靠特别简单的打电话方式，在2014年一年骗子就从日本的老人那里骗走565亿日元（约34亿人民币）。街面上，日本并没有什么打架斗殴的现象，但在网络上、电话里，日本的各种治安事件一点不少。
不能让自家的孩子欠别人或者企业的钱，所以，一个很简单的电话骗术，一个在日本几乎天天都有广播、报纸反复揭露的骗术，可以在日本屡试不爽。到了2016年，也还是一年有406亿日元的钱以这个方式被骗走了。
同一个电视台，播放新闻节目时则是逮捕森友学园原董事长笼池夫妇的镜头。骗取国家资金是他们夫妇被逮捕的表面原因。至于会不会有国家行政人员故意提供机会，让这个和政治走得极近的人得手，日本国家最高层的人在这里发挥了哪些作用，这些就说不清了。
在过去，日本许多黑道大佬都和声名显赫的某些自民党官员关系亲密，但现在这种情况似乎不多见了。日本各地有各种庙会，周六周日有跳蚤市场，不论去哪个城镇都会有商业街，按说黑道人员去这些地方敲诈商家，提供保护等等，会容易得手，但现实中似乎不是常态。
“日本的黑道人员的平均年龄（不是平均寿命）早就超过日本人的平均年龄了。”一位媒体记者道出原委。
查了一下日本的人口情况，现在日本人的平均年龄为47.5岁，法国人是41.3岁。日本的黑道人员基本在公安局都已经记录在册，最近这些年，年轻人的“草食化”让能进入黑道的人更加少了。从相关方面发布的统计结果看，日本黑道人群中40%在50岁以上。黑道人员的高龄化，让日本社会中靠敲诈商家混饭的人这些年越来越难以取得成功。试想一个年过半百的人，卷起袖口露出胳膊上的刺青，用干瘪的声音吼两声，实在没什么可怕的。
日本黑道现在更需要通过诈骗的方式获得生存，而各种诈骗集团的背后，通常有黑道的影子。在社会上争夺地盘，为此而发生的火并，在今天的日本已经不是很多。溜门撬锁等受整个“村社会”的影响，在日本本来就不是很多，现代住宅、小区大都已经装上了高清录像设备，现代化的人脸识别能在几秒钟内辨认上千万个数据，这些也让古典的偷盗方式愈发失去了存在价值。
总的来说，日本是个治安比较好的国家。社会富足了，无需为仅有的一点口腹之欲斗个你死我活。违约成本本来就已经很高，再动手打个架，那就更让人在社会上信用扫地，所以民与民之间的刑事案件不多。随着黑道团伙的老龄化，直接去市民或者商家那里敲诈的现象已经不多；在人眼不能直接看到的地方，通过电话或者金融、IT手段进行诈骗等的案件，在今天的日本越来越多，但这不影响日本从表面上看来治安平稳。
“站～住～！”听到有人在后面呼喊，声音并不严厉，带着一点东京之外的外地口音。
一个警察骑着自行车在快速地追赶我。走到近处，一看是公寓前不远处的警察岗上的警察，对方也很快认出了我，给敬了一个礼：
“陈先生，您忙。”说着就搬动自行车，往回骑了。
我是在碰上此事的几天前，搬到靠近池袋（东京的商业区）的一个二层公寓的，很快就有警察来敲门。对方详细记录了我的个人信息，一听是在一所很有名的国立大学学习，态度变得恭敬了起来，自我介绍说，他和其他警察就在不远处的警察岗上，有事随时联系。听口音这位警察不是东京人，很年轻，估计来东京不久，这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住在这所公寓里的外国人大概就我一人，可能这也让我给他留下了一些印象。
每天上下学必定要经过警察岗。那是一座二层建筑，一层有个办公桌，两把椅子，很少看到警察在那里坐着。他们总是站在门口，耳朵上插着耳麦，随时准备出动。二层该是他们休息的地方，估计顺便也能临时关个人，没上去过。这样的警察崗，日语叫“派出所”（交番），我感觉和国内派出所很不一样。日本是个汽车极度普及的国家，但我们公寓附近的警察岗，从未见有警车停在那里。后来想想也是，在东京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能建这个小小的“派出所”已经相当不易，再建个停车位估计成本太高。地方上的这种警察岗是有车位的，我看到很多。
至于中国的派出所，在日语中该是“警察局”了。日本大白天里，警察局门前永远有一人拿着一根木棍站在那里，来来往往的人大都认识；打招呼的时候，警察比市民的态度要殷勤，从未见到警察态度蛮横，和自己以前对警察的感觉大不一样。
后来再见到那位警察时，和他聊了两句。他说，一个人在凌晨时那么快地骑车经过他所在的“派出所”，顿时让他警觉了起来，赶紧骑车追了上来，一看是我，便知道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就回去了。
别的地方不说，东京在治安上是个非常安全的地方。真没想到警察会骑着自行车，日夜维持着这里的安全。
治安稳定的基础—“村社会”
日本治安稳定和其社会特点有关。
很多时候，日本人称他们的社会是“村社会”，我理解为“熟人社会”。
来日本留学前，我已经把厚厚的一本字典全部背了下来，顺便还能全文背诵数篇日文小说，给日本政治家、企业家等做过中文翻译，自认为日语是没有问题的；所就读的国立大学在日本也不错，这更让一个刚到日本的人踌躇满志。
听一位老师讲过这样一件往事：十几年前同门的外国留学生，回国前估计一时忙晕了，没有缴纳水电费就走了。这么多年一过去，该同学变成学富五车的大学者后，想再来学校交流，大学做相关的审查时，发现其水电费未交一事还记录在案。这种“不拘小节”“一时疏忽”在制度上是过不去的，结果这位学富五车的大学者再度进入日本时，耗费了很大的精力。 从朋友那里还听到这样一件事：这些年日本企业效益很好，国家也鼓励给员工涨工资，但实际上企业给涨得很少，经营方面可以给员工多发一些奖金，但不愿提升工资。因为一旦基本工资提升上去了，如果今后效益不佳，给员工减工资那是绝对不可做的。如果是奖金的话，情况就会好很多。
日本的工会都是企业内工会，工会主席等等都是临时选出来的，差不多干两年后就换人。做这个工作的人，也真的不敢和企业主抗争。有时会请外部人在工会做一些事，由他们“坚决”与经营方斗争，取得涨薪的果实。
外部来的人就不一样了，动口骂人是经常发生的，有时还会向来谈判的企业方面的负责人动粗。不过一旦动了粗，肯定是动手一方承担全部责任。
“我们企业的人在会议室放了几个很薄的铝烟灰缸。工会方面聘请的专职人员来谈判时，如果他们动手砸了烟灰缸，留下痕迹，那就是工会方面动粗的证据，是工会违约在前。”朋友说。
可想而知，争论激烈的时候，拍打桌子也就算了，把烟灰缸砸瘪了，或者用烟灰缸砸了企业方面负责人的头，这样的违约基本就是让谈判破裂，涨工资会变得更为渺茫。
有学者认为，“日本在诸如犯罪之类大事上的井然秩序，似乎是和小事上的井井有条相互联系的”。乘坐地铁时逃了一次票，卖东西称重时短了对方一二两，在街上捡到一个遗失物未上交、后来被人发现等等，在一些国家算不上大事，但在日本可不能小觑。一个日本人违约、失信、道德上有污点，在其后的职业选择、房贷按揭、医疗保险等各个方面，都会遭遇种种困难，绝对让他悔不当初。
当一个社会普遍遵守规则，不以动粗，看谁力气大、声音高来决定胜负，治安事件就会少很多。
老龄化的黑道集团
每个国家都少不了以敲诈为职业的黑道集团，但日本的情况有些特别，这些年的老龄化让敲诈从直接去商家或者市民家里，转变为通过电话诈骗等形式来进行了。在国民特别遵纪守法的日本，现在电话诈骗极为“繁荣”。
“呜……老妈，怎么办呀？我用了公司的钱，公司让我赔，不赔的话他们要开除我。”电话里对方传来了这个声音。
“那您给对方转（账）了多少钱？”电视台的主持人问。
“前前后后，1200萬日元（约73万元人民币）。”一位没有露脸的老妈说。
靠特别简单的打电话方式，在2014年一年骗子就从日本的老人那里骗走565亿日元（约34亿人民币）。街面上，日本并没有什么打架斗殴的现象，但在网络上、电话里，日本的各种治安事件一点不少。
不能让自家的孩子欠别人或者企业的钱，所以，一个很简单的电话骗术，一个在日本几乎天天都有广播、报纸反复揭露的骗术，可以在日本屡试不爽。到了2016年，也还是一年有406亿日元的钱以这个方式被骗走了。
同一个电视台，播放新闻节目时则是逮捕森友学园原董事长笼池夫妇的镜头。骗取国家资金是他们夫妇被逮捕的表面原因。至于会不会有国家行政人员故意提供机会，让这个和政治走得极近的人得手，日本国家最高层的人在这里发挥了哪些作用，这些就说不清了。
在过去，日本许多黑道大佬都和声名显赫的某些自民党官员关系亲密，但现在这种情况似乎不多见了。日本各地有各种庙会，周六周日有跳蚤市场，不论去哪个城镇都会有商业街，按说黑道人员去这些地方敲诈商家，提供保护等等，会容易得手，但现实中似乎不是常态。
“日本的黑道人员的平均年龄（不是平均寿命）早就超过日本人的平均年龄了。”一位媒体记者道出原委。
查了一下日本的人口情况，现在日本人的平均年龄为47.5岁，法国人是41.3岁。日本的黑道人员基本在公安局都已经记录在册，最近这些年，年轻人的“草食化”让能进入黑道的人更加少了。从相关方面发布的统计结果看，日本黑道人群中40%在50岁以上。黑道人员的高龄化，让日本社会中靠敲诈商家混饭的人这些年越来越难以取得成功。试想一个年过半百的人，卷起袖口露出胳膊上的刺青，用干瘪的声音吼两声，实在没什么可怕的。
日本黑道现在更需要通过诈骗的方式获得生存，而各种诈骗集团的背后，通常有黑道的影子。在社会上争夺地盘，为此而发生的火并，在今天的日本已经不是很多。溜门撬锁等受整个“村社会”的影响，在日本本来就不是很多，现代住宅、小区大都已经装上了高清录像设备，现代化的人脸识别能在几秒钟内辨认上千万个数据，这些也让古典的偷盗方式愈发失去了存在价值。
总的来说，日本是个治安比较好的国家。社会富足了，无需为仅有的一点口腹之欲斗个你死我活。违约成本本来就已经很高，再动手打个架，那就更让人在社会上信用扫地，所以民与民之间的刑事案件不多。随着黑道团伙的老龄化，直接去市民或者商家那里敲诈的现象已经不多；在人眼不能直接看到的地方，通过电话或者金融、IT手段进行诈骗等的案件，在今天的日本越来越多，但这不影响日本从表面上看来治安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