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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编辑雠校，既是阅读和思考图书内容的一个过程，又是横向比较同类行业知识异同的过程。《藏族简史》《西藏通史》等著述均记载了西藏的藏纸制造与内地传统造纸无论是在用料、工序、成型等都有着很大差异，在图书出版前的编校过程中，不能以古代内地造纸、活字印刷的工艺去对比藏文印刷技术。独具一格的藏地造纸雕版印刷工艺虽与内地的造纸、活字印刷有相同的地方，但差异性更加明显，表现在纸的用料、工序流程的不同;活字印刷与雕版印刷技术的不同。在编辑校对这类书稿时，要对藏汉两种科技文化有一个初步的了解，以免混同两地印刷技术在文化发展史中的作用。
一、文化的发展需求，催生了纸业的产生
中国古代文化兴盛，率先发明了造纸技术，在世界文化史上是一次革命。宣纸、藏经纸、麻纸、麻纱纸、蚕茧纸、罗纹纸、棉纸、贵州棉纸、河南棉纸、山西棉纸、竹纸、梗棒纸、开花纸、太史连纸、棉连纸、玉版宣纸、毛边纸、毛太纸、高丽纸、迁安纸等的制造，在我国古代图书史上留下了隆重的一笔。纸张的广泛使用，促进了书籍的广泛传播。纸业的产生，与当时的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我国西藏地区，藏文化的繁荣，表现在藏纸制造业的大规模出现，与西藏社会寺院印经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西藏文化发展的需求，催生了藏纸制造业的发展。
西藏地区与内地的物质、文化、技术等方面的交流由来已久，17世纪以后对纸张使用需求量的日益增加。藏文化由单一的纸张购买到对造纸技术的借鉴，到技术需求，增加了藏文化发展的深度和广度。
西藏文化悠久而厚重，历来重视文化的发展，尤其善于学习其他民族的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就是在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不断融合中形成的。纸张在书籍的形成和印制中显得尤为重要。《竺国记游》载“……藏纸似茧而坚韧过之，有广至三四丈者……纹理坚致如高丽纸……”说明西藏的造纸业已有一定的规模，所造纸在书写、书籍印刷中有了质量保证。《竺国记游》还记录了对藏纸的管理者、使用者的各种规定，表明当时的造纸业是专为政府、寺院服务，不得私自制造和销售，印经和造纸均属寺院机构的一部分。
根据史料记载，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去的不仅有释迦牟尼像、书籍、各种器物，还有一个庞大的技师、能工巧匠的队伍。在这个团队中就有纸张制造的匠人。因此，西藏的造纸历史可以追溯到吐蕃时期，但形成规模则是以后的事了。西藏的造纸业，借鉴了汉地传统的造纸技术，他们就地取材，将植物皮、绢毛等用水浸泡、剁碎、煮熬、浸泡、舂捣，使纤维细碎，再掺入辅料，制成纸浆，最后用竹帘抄纸器具抄捞，晾干或烤干即成纸。
藏纸质量不似今天的机制纸一样品质整齐划一。高级藏纸较厚且坚韧，质量优胜，纸色略呈浅黄，纤维束少，书写光滑。一般藏纸稍薄，纸面上分布有未充分捣碎的长纤维，纸面较为粗糙。纸颜色呈黄褐色或茶色，略带棉性，质地比较厚硬，不透明。藏纸在制造中，用高寒山区特有的植物作为造纸原料，造出的纸数百年不变色，不被虫蛀，宜于书籍的长久保存，与内地造纸所印书籍、字画藏品常被虫蛀有着很大的区别。
二、造纸工艺的日臻完善
在西藏藏纸的煮洗过程中传承了许多内地的造纸技术，对造纸原料的选材方法沿用了石灰水浸泡的方法，普遍采用草木灰、石灰、水来作清洗剂，用淀粉、明矾、瓷土、动物胶、植物汁剂来作填料、着色的方法，这样纸面成型均匀、光滑，成为书写印刷的纸张。
藏纸成型后，对纸面加工还有三道工序即除毛、刷浆和碾磨，防止纸面因粗糙而产生的划痕。剔去纸面的毛茬杂质后，将过筛后的淀粉溶解成乳浆状，将剔毛洁净的纸浸入溶解液后立即捞出晾晒干燥即完成刷浆工序。刷浆之后，用重物压置一段时间后，使纸张干湿变得均匀，然后将纸张平摊在硬而光滑的石板上用牛角捶碾，使其纸面光滑，便于书写和印刷之用。
从现存的文献典籍所用的纸张看，藏纸的品种很多，各寺院印经院用纸各不相同，同一印经院在不同时期所印文献的用纸也不尽相同，但這也只反映了纸的一部分类型。从现存的文献中就有表纸、大纸、小纸、三抄、连抄、小抄、折四、磁青纸等，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西藏造纸的情况。
在造纸过程中使用某些植物的汁液以起到造纸的化学作用是一门经验，这种经验不见于记载，以师傅带徒的方式口口相传传承下来。各个地区或同一地区由不同人主持制造的纸质是不一样的。国家图书馆古文献保护专家对16世纪西藏文献进行纸张分析，纸中含有石灰、草木灰成分。证明了在造纸过程中使用了沤煮制浆技术，以起到增白纸质和均匀纤维的作用。藏纸的纤维要经过适度的舂捣打浆和打槽均浆过程，这样会使纸厚薄均匀。藏纸还使用了多种造纸助剂，如染黄、防蛀的黄柏汁、提高强度和抗水性的淀粉、滑石粉等。
三、雕版印刷技术的运用与文化发展
纸业的产生，为书籍印刷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藏文雕版技术的发明并将这种技术应用到书籍的印刷始于元代。以明代永乐版大藏经为代表的作品使这项技术得到了推广和发展。藏文雕版印刷技术成熟于清代。明末清初，贤士大德纷纷著书立说，以阐明自己的观点，成一时风气，反映在印刷书籍、传播思想文化方面则是随着文教的兴盛而达到文化的繁荣。
寺院是僧众供佛和聚居修行、收藏经文书典的馆所，也是藏区对典籍进行编辑、校勘、雕版、印刷、出版发行的机构，经籍刊印是寺院的功能之一，印经院没有离开寺院而单独印经的，它总是依附于寺院这个主体，是寺院组织机构中的一部分。西藏的每一座寺院都收藏经籍，但不是每一座寺庙都印制经籍，而刊印经籍的寺院一般都是规模较大、僧众较多，具有一定实力和影响的大型寺院。自清朝之后，前藏、后藏、阿里、康区、甘肃、青海等地的雕版印刷业逐渐发展起来，以纳塘寺等为代表的印经院相继建立，形成了藏区的寺院和地域为主的雕版印刷中心，为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
纳塘寺印经院。坐落在西藏日喀则地区纳塘寺内。清康熙年间所建，后因经费拮据而停建，其后，历届地方政府对辍工的印经院恢复续建，终成规模。18世纪中叶，颇罗鼐·索南多吉执政时期，大力发展印经事业，他从各地选拔雕刻印刷人才汇集纳塘印经院，抢救、整理佛教古籍经典，在纳塘古版的基础上，参照蔡巴、布顿目录进行增补校勘，刻印成《甘珠尔》108部，《丹珠尔》215部。该版的首批印本在札什伦布寺和布达拉宫内尚存印本。 德格印经院。在四川省德格县更庆寺内，是康巴地区规模最大的寺院之一。清雍正七年（1729年），由第四十二代土司却吉·丹巴泽仁创建，寺院建造耗时十多年。印经院的首次经籍刊印，其刻工、画师、书法人才来自各个地方，由具有深厚文化修养的学者及寺院的堪布承担版书模写、校勘、印刷、校对工作。德格印经院对经籍刊印工作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化管理办法，在经籍蓝本的筛选、各工种人才的选择均经严格的程序，终成数百年来不衰之始因。
布达拉宫印经院。因建在布达拉宫下面，俗称布达拉宫印经院，所印经书称之为拉萨版。清初时期，由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创立。其后，历代执政者在原有的规模上有所扩大，并投入不菲资金。清末，布达拉宫印经院已成为一座设施齐全，集刻、印、画、管理等各种功能、人才济济的大型印经院。
拉卜楞寺印经院。在甘肃省夏河县大夏河北岸拉卜楞寺内。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由第二世嘉木样·久美旺波兴建，为安多藏区重要寺院，它以刊印种类多、版本齐全、版本收藏丰富而著称，有经籍六万余部，包括医方学、声明学、韵律学、工艺学、星象历算学、诗境学、藻詞学、戏剧学、历史类、传记类、密宗类、经咒类等刻版经籍二十余种，涵盖宗教、历史、医学、建筑、文学、历算等方方面面。
塔尔寺印经院。塔尔寺的修建时间是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而塔尔寺印经院则建于清道光七年（1827年），坐落在青海省湟中县鲁沙尔镇。印经院建成之后，由高僧大德管理刻印经籍事务，并聘请学识渊博之士担任经籍的整理、校勘和刊印的校对工作，刊印了《宗喀巴师徒三尊全集》、《塔尔寺志》等，自此以后，天文历算、医学、建筑、历史、个人文集等方面的经籍刊印开来，在藏区广为流传，形成颇具规模的印经院。
除上述五大印经院外，色拉寺、哲蚌寺、札什伦布寺、萨迦寺、甘丹寺、卓尼禅寺、热振寺等六十多座寺院都有自己的印经院。这些寺院大都根据自己寺院的教学、颂经需要自行决定所印经籍。
西藏文化的发展历史与寺院的发展、拓展密不可分，在清以前，以供奉、研修为主的寺院规模已基本形成，而印经院的出现是在雕版印刷术大量运用到典籍刊印的清代，典籍由手工抄写到雕版刊印是文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印经院的出现拓展了寺院文化的功能，成为西藏书籍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
（作者单位：民族出版社）
一、文化的发展需求，催生了纸业的产生
中国古代文化兴盛，率先发明了造纸技术，在世界文化史上是一次革命。宣纸、藏经纸、麻纸、麻纱纸、蚕茧纸、罗纹纸、棉纸、贵州棉纸、河南棉纸、山西棉纸、竹纸、梗棒纸、开花纸、太史连纸、棉连纸、玉版宣纸、毛边纸、毛太纸、高丽纸、迁安纸等的制造，在我国古代图书史上留下了隆重的一笔。纸张的广泛使用，促进了书籍的广泛传播。纸业的产生，与当时的文化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我国西藏地区，藏文化的繁荣，表现在藏纸制造业的大规模出现，与西藏社会寺院印经文化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可以说西藏文化发展的需求，催生了藏纸制造业的发展。
西藏地区与内地的物质、文化、技术等方面的交流由来已久，17世纪以后对纸张使用需求量的日益增加。藏文化由单一的纸张购买到对造纸技术的借鉴，到技术需求，增加了藏文化发展的深度和广度。
西藏文化悠久而厚重，历来重视文化的发展，尤其善于学习其他民族的文化，藏传佛教文化就是在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不断融合中形成的。纸张在书籍的形成和印制中显得尤为重要。《竺国记游》载“……藏纸似茧而坚韧过之，有广至三四丈者……纹理坚致如高丽纸……”说明西藏的造纸业已有一定的规模，所造纸在书写、书籍印刷中有了质量保证。《竺国记游》还记录了对藏纸的管理者、使用者的各种规定，表明当时的造纸业是专为政府、寺院服务，不得私自制造和销售，印经和造纸均属寺院机构的一部分。
根据史料记载，文成公主进藏时带去的不仅有释迦牟尼像、书籍、各种器物，还有一个庞大的技师、能工巧匠的队伍。在这个团队中就有纸张制造的匠人。因此，西藏的造纸历史可以追溯到吐蕃时期，但形成规模则是以后的事了。西藏的造纸业，借鉴了汉地传统的造纸技术，他们就地取材，将植物皮、绢毛等用水浸泡、剁碎、煮熬、浸泡、舂捣，使纤维细碎，再掺入辅料，制成纸浆，最后用竹帘抄纸器具抄捞，晾干或烤干即成纸。
藏纸质量不似今天的机制纸一样品质整齐划一。高级藏纸较厚且坚韧，质量优胜，纸色略呈浅黄，纤维束少，书写光滑。一般藏纸稍薄，纸面上分布有未充分捣碎的长纤维，纸面较为粗糙。纸颜色呈黄褐色或茶色，略带棉性，质地比较厚硬，不透明。藏纸在制造中，用高寒山区特有的植物作为造纸原料，造出的纸数百年不变色，不被虫蛀，宜于书籍的长久保存，与内地造纸所印书籍、字画藏品常被虫蛀有着很大的区别。
二、造纸工艺的日臻完善
在西藏藏纸的煮洗过程中传承了许多内地的造纸技术，对造纸原料的选材方法沿用了石灰水浸泡的方法，普遍采用草木灰、石灰、水来作清洗剂，用淀粉、明矾、瓷土、动物胶、植物汁剂来作填料、着色的方法，这样纸面成型均匀、光滑，成为书写印刷的纸张。
藏纸成型后，对纸面加工还有三道工序即除毛、刷浆和碾磨，防止纸面因粗糙而产生的划痕。剔去纸面的毛茬杂质后，将过筛后的淀粉溶解成乳浆状，将剔毛洁净的纸浸入溶解液后立即捞出晾晒干燥即完成刷浆工序。刷浆之后，用重物压置一段时间后，使纸张干湿变得均匀，然后将纸张平摊在硬而光滑的石板上用牛角捶碾，使其纸面光滑，便于书写和印刷之用。
从现存的文献典籍所用的纸张看，藏纸的品种很多，各寺院印经院用纸各不相同，同一印经院在不同时期所印文献的用纸也不尽相同，但這也只反映了纸的一部分类型。从现存的文献中就有表纸、大纸、小纸、三抄、连抄、小抄、折四、磁青纸等，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西藏造纸的情况。
在造纸过程中使用某些植物的汁液以起到造纸的化学作用是一门经验，这种经验不见于记载，以师傅带徒的方式口口相传传承下来。各个地区或同一地区由不同人主持制造的纸质是不一样的。国家图书馆古文献保护专家对16世纪西藏文献进行纸张分析，纸中含有石灰、草木灰成分。证明了在造纸过程中使用了沤煮制浆技术，以起到增白纸质和均匀纤维的作用。藏纸的纤维要经过适度的舂捣打浆和打槽均浆过程，这样会使纸厚薄均匀。藏纸还使用了多种造纸助剂，如染黄、防蛀的黄柏汁、提高强度和抗水性的淀粉、滑石粉等。
三、雕版印刷技术的运用与文化发展
纸业的产生，为书籍印刷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藏文雕版技术的发明并将这种技术应用到书籍的印刷始于元代。以明代永乐版大藏经为代表的作品使这项技术得到了推广和发展。藏文雕版印刷技术成熟于清代。明末清初，贤士大德纷纷著书立说，以阐明自己的观点，成一时风气，反映在印刷书籍、传播思想文化方面则是随着文教的兴盛而达到文化的繁荣。
寺院是僧众供佛和聚居修行、收藏经文书典的馆所，也是藏区对典籍进行编辑、校勘、雕版、印刷、出版发行的机构，经籍刊印是寺院的功能之一，印经院没有离开寺院而单独印经的，它总是依附于寺院这个主体，是寺院组织机构中的一部分。西藏的每一座寺院都收藏经籍，但不是每一座寺庙都印制经籍，而刊印经籍的寺院一般都是规模较大、僧众较多，具有一定实力和影响的大型寺院。自清朝之后，前藏、后藏、阿里、康区、甘肃、青海等地的雕版印刷业逐渐发展起来，以纳塘寺等为代表的印经院相继建立，形成了藏区的寺院和地域为主的雕版印刷中心，为藏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做出了特殊贡献。
纳塘寺印经院。坐落在西藏日喀则地区纳塘寺内。清康熙年间所建，后因经费拮据而停建，其后，历届地方政府对辍工的印经院恢复续建，终成规模。18世纪中叶，颇罗鼐·索南多吉执政时期，大力发展印经事业，他从各地选拔雕刻印刷人才汇集纳塘印经院，抢救、整理佛教古籍经典，在纳塘古版的基础上，参照蔡巴、布顿目录进行增补校勘，刻印成《甘珠尔》108部，《丹珠尔》215部。该版的首批印本在札什伦布寺和布达拉宫内尚存印本。 德格印经院。在四川省德格县更庆寺内，是康巴地区规模最大的寺院之一。清雍正七年（1729年），由第四十二代土司却吉·丹巴泽仁创建，寺院建造耗时十多年。印经院的首次经籍刊印，其刻工、画师、书法人才来自各个地方，由具有深厚文化修养的学者及寺院的堪布承担版书模写、校勘、印刷、校对工作。德格印经院对经籍刊印工作有一套完整的制度化管理办法，在经籍蓝本的筛选、各工种人才的选择均经严格的程序，终成数百年来不衰之始因。
布达拉宫印经院。因建在布达拉宫下面，俗称布达拉宫印经院，所印经书称之为拉萨版。清初时期，由第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创立。其后，历代执政者在原有的规模上有所扩大，并投入不菲资金。清末，布达拉宫印经院已成为一座设施齐全，集刻、印、画、管理等各种功能、人才济济的大型印经院。
拉卜楞寺印经院。在甘肃省夏河县大夏河北岸拉卜楞寺内。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由第二世嘉木样·久美旺波兴建，为安多藏区重要寺院，它以刊印种类多、版本齐全、版本收藏丰富而著称，有经籍六万余部，包括医方学、声明学、韵律学、工艺学、星象历算学、诗境学、藻詞学、戏剧学、历史类、传记类、密宗类、经咒类等刻版经籍二十余种，涵盖宗教、历史、医学、建筑、文学、历算等方方面面。
塔尔寺印经院。塔尔寺的修建时间是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而塔尔寺印经院则建于清道光七年（1827年），坐落在青海省湟中县鲁沙尔镇。印经院建成之后，由高僧大德管理刻印经籍事务，并聘请学识渊博之士担任经籍的整理、校勘和刊印的校对工作，刊印了《宗喀巴师徒三尊全集》、《塔尔寺志》等，自此以后，天文历算、医学、建筑、历史、个人文集等方面的经籍刊印开来，在藏区广为流传，形成颇具规模的印经院。
除上述五大印经院外，色拉寺、哲蚌寺、札什伦布寺、萨迦寺、甘丹寺、卓尼禅寺、热振寺等六十多座寺院都有自己的印经院。这些寺院大都根据自己寺院的教学、颂经需要自行决定所印经籍。
西藏文化的发展历史与寺院的发展、拓展密不可分，在清以前，以供奉、研修为主的寺院规模已基本形成，而印经院的出现是在雕版印刷术大量运用到典籍刊印的清代，典籍由手工抄写到雕版刊印是文化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印经院的出现拓展了寺院文化的功能，成为西藏书籍文化传承的主要载体。
（作者单位：民族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