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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海亚姆的《鲁拜集》跨越了时间、地域和文化的障碍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享有很高的声誉，是迄今拥有最多译本的波斯诗集。文章考察了《鲁拜集》在中西方的译介传播历程，讨论了译者在翻译传播活动中的重要作用。一方面译者是译著质量的重要保证；另一方面，译者本身的社会地位、影响力和文学成就等也为图书的出版和传播积累了“无形资本”。
关键词：《鲁拜集》 译者 出版商 文学论争
《鲁拜集》或译为《柔巴依集》1，为古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 （Omar Khayyam，1048-1122）所著。除却其诗人的身份，他还是当时著名的科学家，在天文、医学和数学等方面皆有所建树。与海亚姆同时代的人对他在科学方面的成就评价很高，却极少有人提及他在诗歌方面的成就。一方面是因为海亚姆并不以写诗为业，他的诗歌或是通过口耳相接再由后人引述的方式流传下来，或是夹杂在手稿和文章中被后人辗转引用，总之没有集结成册。另一方面，在神权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海亚姆充满异端思想、批判质疑宗教的诗歌被认为是渎神背道之作。直到过世数百年后，经由世界各国众多译者的译介，尤其是英国译者爱德华·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1809-1883），海亚姆及其鲁拜诗歌才被重新发现，在异国他乡大放光彩，并且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此后，各国学者争相阅读和研究海亚姆的鲁拜诗歌，各种语言的译本也相继出现，各种插图本、袖珍本、豪华本诗集相继出版。海亚姆的《鲁拜集》跨越了时间、地域和文化的障碍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是迄今拥有最多译本的波斯诗集。
一.《鲁拜集》在西方世界的译介
1.译者为主导的翻译活动
有评论家总结菲茨杰拉德的《鲁拜集》英译本在20世纪初的盛况：“全世界都在读欧玛尔·海亚姆，却在称赞菲茨杰拉德。”2菲茨杰拉德翻译《鲁拜集》历经二十余年（1856-1879），他生前出版的四版《鲁拜集》英译本，每个版本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和改动，包括译诗数量的增加或减少，诗歌顺序的调整，语言和措辞的修改等。以菲兹杰拉德为代表的早期译者常常面临着原文本的选择问题。在参考了多个波斯手稿3后，菲茨杰拉德凭借自己的欣赏能力从600多首诗歌中提炼出他认为最接近海亚姆思想的诗歌，并将这些杂乱无章的诗歌精心组织起来，巧妙地打造成“一本波斯花园中享乐主义的田园诗集（a sort of Epicurean Eclogue in a Persian Garden）”4，菲茨杰拉德英译本《鲁拜集》的诗歌数量最多只有110首（第二版），第一版更是只有75首。英国学者爱德华·赫伦-艾伦（Edward Heron-Allen）曾将菲茨杰拉德的英译本与他可能使用过的波斯手稿进行对比，分析这本给原著带来巨大声望的英译本究竟有多少是忠实的翻译，多少是改写，又有多少是创作。他发现只有不到一半的诗歌能够在波斯原稿中找到对应的原文，而剩余的大多数是由原文中多首诗歌重新组合而成的，甚至还有一些诗歌只能从中感受到海亚姆的精神。因此，他评价菲茨杰拉德的英译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而是翻译中艺术性最强的一种。”5菲茨杰拉德也曾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的翻译不是字对字的直译，很多诗歌是嫁接在一起的。他认为“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哪怕译本将自己的生命奉献出去也要让原著中好的东西继续存活下来。一只活的麻雀胜过一只撑死的老鹰。”6菲茨杰拉德的英译本是否真实还原了海亚姆的思想还有待探讨，但是它所取得的成就和带来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2.相辅而行的译者与出版商
虽然菲茨杰拉德翻译的《欧玛尔·海亚姆的鲁拜集》在这一个世纪以来印行无数、影响极大，但它最初出版的过程却非常曲折。1858年初，菲茨杰拉德完成一部分翻译后，将译稿寄给了《费雷泽杂志》（Fraser’s Magazine）当时的发行人，然而寄出后石沉大海，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一年后，菲茨杰拉德放弃等待将稿件索回，他将译诗数量增加至原来的两倍并决定自己自费出版。《鲁拜集》英译本第一版以四开本小册子的方式印行，只有二十一页，包含了一篇前言和75首译诗。这本书的封面印着“Rubaiyat | of Omar Khayyam，| The Astronomer-Poet of Persia，|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Verse.| London | Bernard Quaritch，|Castle Street，Leicester Square |1859.”伯纳德·夸里奇（Bernard Quaritch）是伦敦的一个书商和出版商，主要经营古文物、东方书籍以及手稿集等，而菲茨杰拉德是他的熟客。夸里奇同意了他在《鲁拜集》第一版的封面上印自己公司的名字，并且帮他销售这两百余本书，但是他们之间“没有合约也没有版权转让，更没有版税和利润分成等。”7菲茨杰拉德将一部分译著送给了朋友，剩下的将近200册拿去了书店。由于没有宣传和推广，这本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引起任何注意，无论是赞扬还是批评。菲茨杰拉德一度非常沮丧，写信给朋友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印这些没有人会买的书。但是当一个人已经竭尽所能，而且付出比别人更多的痛苦去做一件事，尽管做的离可能达到的完美还很远，但是仍然希望能以出版的形式结束这件事。”8由于销路不畅，书的价格一跌再跌，最终大部分以一便士的价钱卖出，也就是说，无论是菲茨杰拉德还是夸里奇都没有从这一版《鲁拜集》中获得太大收益。如果不是但丁·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等几位诗人发现了这本书，并且立刻辨认出它的价值，这些诗歌也许会永远沉寂下去。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在当时的文学圈中开始迅速流传起来，追捧它的人也越来越多，很快就有了重印的需求。
菲茨杰拉德在第二版中做了以下修改。一方面他在序言中增加了对法国学者尼可拉斯法译本的批评；另一方面，他增添了一些新的译诗。最终在《鲁拜集》英译本第二版中，诗歌的数量由原来的75首增加到110首。第二版《鲁拜集》于1868年2月由夸里奇出版，共印刷200册，并很快一售而空。 3.译介途径—文学论争
文学作品的译介传播是指译者或出版者借助于一定的媒介或传播途径推广译作，从而提高作品的知名度，扩大文学读者群的范围。文学论争作为文学批评的形态之一对文学的发展意义重大， 批评者们秉持各自的立场和看法，对特定文学作品（译作）或文学（翻译）现象进行阐释，最终上升为文学理论，给文学现象以指导作用。除此之外，文学论争还对文学作品（译作）的传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文学论争作为一种扩大文学影响的方式和手段，得到了文学界的承认和推广，并逐渐被蔓延开来，传染和渗透进新文学肌体。每当一个文学思潮，一个文学社团和文学作家在诞生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掀起一场文学论争。”16“五四”时期文学社团林立，小规模的译书局和出版社数量繁多，文学出版资源紧张，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很多文人学者不但从事创作和翻译实践活动，同时还是一流的文学编辑和出版人。而这一时期频频发生的名人论战和文学论争事实上也是一种变相争夺出版资源和占有市场空间的手段。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胡适、郭沫若、闻一多、林语堂、徐志摩、朱湘等著名学者诗人之间，就围绕《鲁拜集》的翻译引起了一场关于诗歌翻译的论争。1922年底，郭沫若集译、介、评于一体的《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一文刊出后，很快就引起了反响与讨论。1923年5月，闻一多在《创造季刊》第2卷第1期发表了《莪默·伽亚谟之绝句》一文，对郭沫若的译诗做出评论。首先，他指出翻译《鲁拜集》的难处是要“用中文从英文里译出波斯文的精神来，”17并对郭沫若译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认为他的译本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忠实的，并且译文还是诗的文字，“如闻空谷之足音。”18此外，他还指出了郭译本中的误译，并给出自己的译诗。在闻一多看来，译介《鲁拜集》目的并不仅仅在于诗歌本身，而是吸收英美诗歌的诗学特色，也就是这本诗集本身的价值所在，“在其艺术而不在其哲学”19，所谓的“忠实”，自然是相对于菲茨杰拉德的英译本。诗人徐志摩随后也分别于1924年和1925年在《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发表了《莪默的一首诗》和《一个译诗问题》，针对胡适所译的一首鲁拜诗歌进行评论，并根据自己的理解作了重译。不久后，林语堂也在《语丝》（1926年）发表了自己的几首译诗《译莪默诗五首》，并表明自己的翻译不过是随兴而作，“于忠实方面有顾不到之处，但无论如何译得好，也只是Fitzgerald。”20可以看出，他所指的“忠实”，不是相对于菲茨杰拉德，而是相对于海亚姆。尽管林语堂已经做出声明，还是有人对他的译诗提出了批评《对于译莪默诗底商榷》21，并且批评的标准仍然围绕着是否忠实于英译本展开的。林语堂很快又做了回复《答<对于译莪默诗的商榷>》，提出“凡艺术的作品，都不可翻，而且凡翻译都是重新的创造。”22
《鲁拜集》在中国的早期译介引发了一连串关于诗歌翻译问题的讨论，这些讨论一方面推动了中国诗歌翻译理论的系统性探索，另一方面由于参加论战的文人，本身既是译者，也是评论家和出版人，这种论争扩大了《鲁拜集》的影响，提高了作者/译者的知名度，使之在众多出版物中脱颖而出，得以更快地走向社会和读者。
三.结语
译者作为文学作品译介过程中最重要的主体，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优秀的译者是译著质量的重要保证。翻译文本不但要再现原作的思想内容，还要符合目标语语境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规范，顺应当时读者的兴趣和阅读口味，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部作品在异国的传播是否有效。其次，任何一本成功的翻译作品，都离不开译者和出版社相辅相成地通力合作。因此，出版社应该大力支持和赞助知名译者出版译著，与他们维持长期合作的关系，还应该鼓励优秀有潜力的译者从事翻译活动，培养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最后，一部译著出版完毕，并不意味着传播的结束，只有进入目标语读者或批评家群体的视野，并在他们中产生批评性的反响才是衡量一部作品译介成功与否的关键。译者的社会地位、影响力及文学成就等为翻译传播积累了“无形资本”，在作品的翻译、流通及传播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诗人Omar Khayyam和他的诗集The Rubaiyat在中国有多个不同的译名。如其名曾被翻译为莪默.伽亚谟、奥马.珈音、奥玛.开俨、奥玛.海亚姆、欧玛尔.哈亚姆等，其诗集曾被翻译为《鲁拜集》、《柔巴依集》、《四行诗》等。为了讨论方便，本文将分别取用欧玛尔·海亚姆和《鲁拜集》来指称。
2.Adrian Poole，Christine van Ruymbeke， William Henry Martin， Sandra Mason （ed.）. FitzGerald’s Rubáiyát of Omar Khayyám： Popularity and Neglect.London：Anthem press，2011，p127.
3.除了第一版只参考了乌斯利抄本（Ouseley MS.，158首），其余几版还参考了加尔各答抄本（Calcutta MS.516首）。
4.Edward FitzGerald： Letters of Edward FitzGerald， in Two Volumes.Vol.I. William Aldis Wright（ed.）. London andNew York：？Macmillan？and？Co.2007，p.348.
5.Edward Heron-Allen： Edward FitzGerald’s Rubáiyát of Omar Khayyám with their original Persian sources collated from his own MSS.， and literally translated. London： Bernard Quaritch. 1899， pp. Xi-Xiv. 6.Edward FitzGerald： Letters of Edward FitzGerald， in Two Volumes. Vol. II. William Aldis Wright（ed.）. London and？New York： Macmillan？and？Co.， 2007， p.5.
7.Edward FitzGerald： “Publication History”， in Rubáiyát of Omar Khayyám. Daniel Karlin（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p.xlix.
8.Edward Fitzgerald： Letters and Literary Remains of Edward FitzGerald， Volume II. William Aldis Wright （ed.）.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td， 1901， p.5.
9.Edward Fitzgerald：The Letters of Edward Fitzgerald （Vol.III）. Alfred McKinley Terhune and Annabelle Burdick Terhune（ed.）.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p.339.
10.Edward Fitzgerald：The Letters of Edward Fitzgerald （Vol.VI）. Alfred McKinley Terhune and Annabelle Burdick Terhune（ed.）.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p.58.
11.谢天振、查明建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年，第591页。
12.从波斯语直接翻译过来的《鲁拜集》汉译本，除了在国内出版的张晖 （1988年）、张鸿年（1991年）、邢秉顺（1998）译本之外， 还有在国外出版的穆宏燕（2002）、王一丹（2010）译本，这两个译本属于多国语言对照版，均出版于德黑兰。
13.鲁迅：《论重译》，鲁迅，《鲁迅全集 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05页。
14.覃学岚译：《鲁拜集新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1年，第177页。
15.林语堂：答《对于译莪默诗底商榷》，林语堂，《林语堂全集—人生殊不易》，北京：群言出版社，2011年，第24页。
16.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7页。
17.闻一多：《莪默.伽亚谟之绝句》，海岸编，《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3页。
18.同上。
19.同上，第30页。
20.林语堂：《译莪默诗五首》，林语堂，《林语堂全集—人生殊不易》，北京：群言出版社，2011年，第18页。
21.采真：《对于译莪默诗底商榷》，林语堂，《林语堂全集—人生殊不易》，北京：群言出版社，2011年，第21页。
22.林语堂：《译莪默诗五首》，林语堂，《林语堂全集—人生殊不易》，北京：群言出版社，2011年，第25页。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关键词：《鲁拜集》 译者 出版商 文学论争
《鲁拜集》或译为《柔巴依集》1，为古波斯诗人欧玛尔·海亚姆 （Omar Khayyam，1048-1122）所著。除却其诗人的身份，他还是当时著名的科学家，在天文、医学和数学等方面皆有所建树。与海亚姆同时代的人对他在科学方面的成就评价很高，却极少有人提及他在诗歌方面的成就。一方面是因为海亚姆并不以写诗为业，他的诗歌或是通过口耳相接再由后人引述的方式流传下来，或是夹杂在手稿和文章中被后人辗转引用，总之没有集结成册。另一方面，在神权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海亚姆充满异端思想、批判质疑宗教的诗歌被认为是渎神背道之作。直到过世数百年后，经由世界各国众多译者的译介，尤其是英国译者爱德华·菲茨杰拉德（Edward Fitzgerald，1809-1883），海亚姆及其鲁拜诗歌才被重新发现，在异国他乡大放光彩，并且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此后，各国学者争相阅读和研究海亚姆的鲁拜诗歌，各种语言的译本也相继出现，各种插图本、袖珍本、豪华本诗集相继出版。海亚姆的《鲁拜集》跨越了时间、地域和文化的障碍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传，是迄今拥有最多译本的波斯诗集。
一.《鲁拜集》在西方世界的译介
1.译者为主导的翻译活动
有评论家总结菲茨杰拉德的《鲁拜集》英译本在20世纪初的盛况：“全世界都在读欧玛尔·海亚姆，却在称赞菲茨杰拉德。”2菲茨杰拉德翻译《鲁拜集》历经二十余年（1856-1879），他生前出版的四版《鲁拜集》英译本，每个版本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和改动，包括译诗数量的增加或减少，诗歌顺序的调整，语言和措辞的修改等。以菲兹杰拉德为代表的早期译者常常面临着原文本的选择问题。在参考了多个波斯手稿3后，菲茨杰拉德凭借自己的欣赏能力从600多首诗歌中提炼出他认为最接近海亚姆思想的诗歌，并将这些杂乱无章的诗歌精心组织起来，巧妙地打造成“一本波斯花园中享乐主义的田园诗集（a sort of Epicurean Eclogue in a Persian Garden）”4，菲茨杰拉德英译本《鲁拜集》的诗歌数量最多只有110首（第二版），第一版更是只有75首。英国学者爱德华·赫伦-艾伦（Edward Heron-Allen）曾将菲茨杰拉德的英译本与他可能使用过的波斯手稿进行对比，分析这本给原著带来巨大声望的英译本究竟有多少是忠实的翻译，多少是改写，又有多少是创作。他发现只有不到一半的诗歌能够在波斯原稿中找到对应的原文，而剩余的大多数是由原文中多首诗歌重新组合而成的，甚至还有一些诗歌只能从中感受到海亚姆的精神。因此，他评价菲茨杰拉德的英译本“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而是翻译中艺术性最强的一种。”5菲茨杰拉德也曾直言不讳地承认自己的翻译不是字对字的直译，很多诗歌是嫁接在一起的。他认为“不管付出什么代价，哪怕译本将自己的生命奉献出去也要让原著中好的东西继续存活下来。一只活的麻雀胜过一只撑死的老鹰。”6菲茨杰拉德的英译本是否真实还原了海亚姆的思想还有待探讨，但是它所取得的成就和带来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2.相辅而行的译者与出版商
虽然菲茨杰拉德翻译的《欧玛尔·海亚姆的鲁拜集》在这一个世纪以来印行无数、影响极大，但它最初出版的过程却非常曲折。1858年初，菲茨杰拉德完成一部分翻译后，将译稿寄给了《费雷泽杂志》（Fraser’s Magazine）当时的发行人，然而寄出后石沉大海，再也没有任何消息。一年后，菲茨杰拉德放弃等待将稿件索回，他将译诗数量增加至原来的两倍并决定自己自费出版。《鲁拜集》英译本第一版以四开本小册子的方式印行，只有二十一页，包含了一篇前言和75首译诗。这本书的封面印着“Rubaiyat | of Omar Khayyam，| The Astronomer-Poet of Persia，|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Verse.| London | Bernard Quaritch，|Castle Street，Leicester Square |1859.”伯纳德·夸里奇（Bernard Quaritch）是伦敦的一个书商和出版商，主要经营古文物、东方书籍以及手稿集等，而菲茨杰拉德是他的熟客。夸里奇同意了他在《鲁拜集》第一版的封面上印自己公司的名字，并且帮他销售这两百余本书，但是他们之间“没有合约也没有版权转让，更没有版税和利润分成等。”7菲茨杰拉德将一部分译著送给了朋友，剩下的将近200册拿去了书店。由于没有宣传和推广，这本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引起任何注意，无论是赞扬还是批评。菲茨杰拉德一度非常沮丧，写信给朋友说：“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印这些没有人会买的书。但是当一个人已经竭尽所能，而且付出比别人更多的痛苦去做一件事，尽管做的离可能达到的完美还很远，但是仍然希望能以出版的形式结束这件事。”8由于销路不畅，书的价格一跌再跌，最终大部分以一便士的价钱卖出，也就是说，无论是菲茨杰拉德还是夸里奇都没有从这一版《鲁拜集》中获得太大收益。如果不是但丁·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等几位诗人发现了这本书，并且立刻辨认出它的价值，这些诗歌也许会永远沉寂下去。这本薄薄的小册子在当时的文学圈中开始迅速流传起来，追捧它的人也越来越多，很快就有了重印的需求。
菲茨杰拉德在第二版中做了以下修改。一方面他在序言中增加了对法国学者尼可拉斯法译本的批评；另一方面，他增添了一些新的译诗。最终在《鲁拜集》英译本第二版中，诗歌的数量由原来的75首增加到110首。第二版《鲁拜集》于1868年2月由夸里奇出版，共印刷200册，并很快一售而空。 3.译介途径—文学论争
文学作品的译介传播是指译者或出版者借助于一定的媒介或传播途径推广译作，从而提高作品的知名度，扩大文学读者群的范围。文学论争作为文学批评的形态之一对文学的发展意义重大， 批评者们秉持各自的立场和看法，对特定文学作品（译作）或文学（翻译）现象进行阐释，最终上升为文学理论，给文学现象以指导作用。除此之外，文学论争还对文学作品（译作）的传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文学论争作为一种扩大文学影响的方式和手段，得到了文学界的承认和推广，并逐渐被蔓延开来，传染和渗透进新文学肌体。每当一个文学思潮，一个文学社团和文学作家在诞生的时候，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掀起一场文学论争。”16“五四”时期文学社团林立，小规模的译书局和出版社数量繁多，文学出版资源紧张，市场竞争异常激烈。很多文人学者不但从事创作和翻译实践活动，同时还是一流的文学编辑和出版人。而这一时期频频发生的名人论战和文学论争事实上也是一种变相争夺出版资源和占有市场空间的手段。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胡适、郭沫若、闻一多、林语堂、徐志摩、朱湘等著名学者诗人之间，就围绕《鲁拜集》的翻译引起了一场关于诗歌翻译的论争。1922年底，郭沫若集译、介、评于一体的《波斯诗人莪默·伽亚谟》一文刊出后，很快就引起了反响与讨论。1923年5月，闻一多在《创造季刊》第2卷第1期发表了《莪默·伽亚谟之绝句》一文，对郭沫若的译诗做出评论。首先，他指出翻译《鲁拜集》的难处是要“用中文从英文里译出波斯文的精神来，”17并对郭沫若译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认为他的译本整体来说还是比较忠实的，并且译文还是诗的文字，“如闻空谷之足音。”18此外，他还指出了郭译本中的误译，并给出自己的译诗。在闻一多看来，译介《鲁拜集》目的并不仅仅在于诗歌本身，而是吸收英美诗歌的诗学特色，也就是这本诗集本身的价值所在，“在其艺术而不在其哲学”19，所谓的“忠实”，自然是相对于菲茨杰拉德的英译本。诗人徐志摩随后也分别于1924年和1925年在《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发表了《莪默的一首诗》和《一个译诗问题》，针对胡适所译的一首鲁拜诗歌进行评论，并根据自己的理解作了重译。不久后，林语堂也在《语丝》（1926年）发表了自己的几首译诗《译莪默诗五首》，并表明自己的翻译不过是随兴而作，“于忠实方面有顾不到之处，但无论如何译得好，也只是Fitzgerald。”20可以看出，他所指的“忠实”，不是相对于菲茨杰拉德，而是相对于海亚姆。尽管林语堂已经做出声明，还是有人对他的译诗提出了批评《对于译莪默诗底商榷》21，并且批评的标准仍然围绕着是否忠实于英译本展开的。林语堂很快又做了回复《答<对于译莪默诗的商榷>》，提出“凡艺术的作品，都不可翻，而且凡翻译都是重新的创造。”22
《鲁拜集》在中国的早期译介引发了一连串关于诗歌翻译问题的讨论，这些讨论一方面推动了中国诗歌翻译理论的系统性探索，另一方面由于参加论战的文人，本身既是译者，也是评论家和出版人，这种论争扩大了《鲁拜集》的影响，提高了作者/译者的知名度，使之在众多出版物中脱颖而出，得以更快地走向社会和读者。
三.结语
译者作为文学作品译介过程中最重要的主体，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优秀的译者是译著质量的重要保证。翻译文本不但要再现原作的思想内容，还要符合目标语语境的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规范，顺应当时读者的兴趣和阅读口味，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部作品在异国的传播是否有效。其次，任何一本成功的翻译作品，都离不开译者和出版社相辅相成地通力合作。因此，出版社应该大力支持和赞助知名译者出版译著，与他们维持长期合作的关系，还应该鼓励优秀有潜力的译者从事翻译活动，培养他们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最后，一部译著出版完毕，并不意味着传播的结束，只有进入目标语读者或批评家群体的视野，并在他们中产生批评性的反响才是衡量一部作品译介成功与否的关键。译者的社会地位、影响力及文学成就等为翻译传播积累了“无形资本”，在作品的翻译、流通及传播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诗人Omar Khayyam和他的诗集The Rubaiyat在中国有多个不同的译名。如其名曾被翻译为莪默.伽亚谟、奥马.珈音、奥玛.开俨、奥玛.海亚姆、欧玛尔.哈亚姆等，其诗集曾被翻译为《鲁拜集》、《柔巴依集》、《四行诗》等。为了讨论方便，本文将分别取用欧玛尔·海亚姆和《鲁拜集》来指称。
2.Adrian Poole，Christine van Ruymbeke， William Henry Martin， Sandra Mason （ed.）. FitzGerald’s Rubáiyát of Omar Khayyám： Popularity and Neglect.London：Anthem press，2011，p127.
3.除了第一版只参考了乌斯利抄本（Ouseley MS.，158首），其余几版还参考了加尔各答抄本（Calcutta MS.516首）。
4.Edward FitzGerald： Letters of Edward FitzGerald， in Two Volumes.Vol.I. William Aldis Wright（ed.）. London andNew York：？Macmillan？and？Co.2007，p.348.
5.Edward Heron-Allen： Edward FitzGerald’s Rubáiyát of Omar Khayyám with their original Persian sources collated from his own MSS.， and literally translated. London： Bernard Quaritch. 1899， pp. Xi-Xiv. 6.Edward FitzGerald： Letters of Edward FitzGerald， in Two Volumes. Vol. II. William Aldis Wright（ed.）. London and？New York： Macmillan？and？Co.， 2007， p.5.
7.Edward FitzGerald： “Publication History”， in Rubáiyát of Omar Khayyám. Daniel Karlin（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p.xlix.
8.Edward Fitzgerald： Letters and Literary Remains of Edward FitzGerald， Volume II. William Aldis Wright （ed.）.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td， 1901， p.5.
9.Edward Fitzgerald：The Letters of Edward Fitzgerald （Vol.III）. Alfred McKinley Terhune and Annabelle Burdick Terhune（ed.）.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p.339.
10.Edward Fitzgerald：The Letters of Edward Fitzgerald （Vol.VI）. Alfred McKinley Terhune and Annabelle Burdick Terhune（ed.）.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p.58.
11.谢天振、查明建编：《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3年，第591页。
12.从波斯语直接翻译过来的《鲁拜集》汉译本，除了在国内出版的张晖 （1988年）、张鸿年（1991年）、邢秉顺（1998）译本之外， 还有在国外出版的穆宏燕（2002）、王一丹（2010）译本，这两个译本属于多国语言对照版，均出版于德黑兰。
13.鲁迅：《论重译》，鲁迅，《鲁迅全集 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05页。
14.覃学岚译：《鲁拜集新译》，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11年，第177页。
15.林语堂：答《对于译莪默诗底商榷》，林语堂，《林语堂全集—人生殊不易》，北京：群言出版社，2011年，第24页。
16.王本朝：《中国现代文学制度研究》，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7页。
17.闻一多：《莪默.伽亚谟之绝句》，海岸编，《中西诗歌翻译百年论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23页。
18.同上。
19.同上，第30页。
20.林语堂：《译莪默诗五首》，林语堂，《林语堂全集—人生殊不易》，北京：群言出版社，2011年，第18页。
21.采真：《对于译莪默诗底商榷》，林语堂，《林语堂全集—人生殊不易》，北京：群言出版社，2011年，第21页。
22.林语堂：《译莪默诗五首》，林语堂，《林语堂全集—人生殊不易》，北京：群言出版社，2011年，第25页。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