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我这个匆匆的过客看来，此地的湖北人虽久居多年，却仍然只是把即墨当成一个自己谋生的处所，这个城市发生的一切与他们无关。至于他们的依归，仍是家乡的亲人和土地。
从湖北到即墨
据大姐介绍，在即墨从事服装加工的湖北人主要为天门市人（省直辖市）和汉川市人（县级市），其他地区有否不详。在即墨打拼，湖北人进进出出，更换人数不知几何。湖北人如何能进得即墨？先前的第一桶金怎样挖得？这个问题，问熟识的人皆不知。大抵是因为某种血缘、地缘关系即所谓“熟人社会”介绍而来。我大姐能来即墨，也是因为亲戚引进之故。推及其他人，想必也离不开这层关系。
论及因何离开乡土，通俗的说法是种田赚钱不多，甚至亏本。在2004年湖北减免农业税以前，这种现象长期严重存在。资料表明，2005年、2006年湖北汉川市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在3000至4000元间。以此推之，两个青壮力农民（夫妇）的年纯收入在6000至8000元间，而2004年前则必定低于这一数额。据我的观察，目前在即墨，若一家中有三人为熟练缝纫工，则大致纯收入在24000至40000元间。种田与做工之间，年收入差距最大相差近5倍，这恐怕是他们想来即墨的动力所在。
异地谋生
来即墨的湖北人主要做服装来料加工，他们主要的居住和工作区域以鹤山路为南端，沿烟青路东西两侧排开，聚集于西北关村、石河头村和大同街附近等。
来即墨，首要的事情便是找房子租住。按房子大小和装修程度，每年租金从1000元到5000元不等。一般是平房，即墨的平房大致是封闭型院落，除客厅、主卧外，沿院墙再建有厢房。面积较小的卧室或厢房，作雇主和雇工的休息处；而面积较大的卧室、厢房，则作为工作间加以使用。
通常而言，做来料加工的雇主占大部分，而供料或供料兼销售一体的老板相对较少（为叙述的方便，笔者将从事来料加工的称为“雇主”，供料或供料兼销售一体的称为“老板”）。原因在于后者需要有一定量资金，而且承担一定的风险。如服装市场货物供应过剩，产品滞销或根本卖不出去，老板收不回钱则面临雇主追债的尴尬。有些滑头的老板，对上门追债的雇主往往一拖再拖，甚至“月黑燕飞高”，关门遁影溜之大吉。
再说说雇主间的事情。他们之间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竞争关系。人多的雇主自然优势大些，但也不妨碍那些仅仅是家庭式作坊的在此求得一个生存的饭碗。雇主来自同一地区的，在即墨此地各凭本事吃饭，虽有竞争却也和睦相处。闲时雇主间会聚集在一起“斗地主”（一种纸牌游戏）、“搓麻（将）”、“吹牛”、喝酒畅饮。遇有哪个雇主家孩子生日、考学，或家中有人生病等意外事，都会来送礼表达问候之意。雇主间彼此熟了，各自家中的男孩女孩也能玩在一起。孩子们本是处于青春期的少年，男孩女孩间有了好感，也就有了在一起谈情说爱的意思。原来住在乡村，无所谓公园、无所谓吃烧烤、喝啤酒，但是对尚未成年的孩子们来说，成了常事，尤其和女孩子一起玩耍时更是如此（即墨方言中的“耍”，意指玩、逛）。雇主们一般不反对孩子们的交往，但时时也会掂量孩子的状况和对方家庭的情况，再作出取舍。在即墨，雇主间成为亲家的，有，但数量不多。
在我上面提及的他们的人际圈里，少有与当地的居民融为一体。与当地人发生往来最多的恐怕是屋主和租户的交易活动，其次雇主和山东老板的服装领料属于业务行为，湖北人其实难以深入到当地的生活领域中。过年回到村中的雇主们，不止一次地向我调侃即墨人吃大蒜的“陋习”（指蒜味太重，当地人又不注意漱口）。他们在即墨一呆数年，饮食习惯基本未变。在外聚餐请客吃饭一律到湖北人开的饭馆里“撮一顿”，以服装市场附近活动最勤。小吃基本上也是以湖北的为主，如热干面、豆皮等。即墨的鹤山路上唯一的一家肯德基店，据偶尔光顾的大人小孩说，洋快餐实在是比不上路边来的烧烤好吃。湖北人开的饭馆、小吃摊也都是应老乡麇集而发展起来。像年后家中的年货如麻糖、炒米（一种食品，由糯米蒸熟晾干后，在沙锅里炒熟成米花状）一时吃不完的，也有带到即墨菜市场上买卖的。在和雇主们的吃饭聊天中，我不曾听到他们对八大菜系之一的鲁菜有何置评。但他们非常羡慕即墨人休闲的生活方式，无事时晚间溜达到墨河公园，饶有兴趣地观看当地中老年人优雅的舞姿、遛狗的欢快，青年夫妇领着小孩惬意地散步，一对对情侣旁若无人时的笑声和温柔的窃窃私语，以及打羽毛球少男少女矫健的身影。这些，是静谧的乡村夜晚所无法体会到的别样世界。作为来自异地的乡下人，他们是城市大众的看客、欣赏者，不曾有过跃跃欲试参与其中的冲动。大概唯一例外的，是雇主家年少的孩子和雇工（一般只限于男孩子）去溜冰场上滑冰、网吧里冲浪。但这些，在家乡的乡镇上一样可以找到踪迹。它对他们以后的生活会有影响吗？我无法给出答案。
日常生活中总免不了生病受伤等意外事故的发生。对于伤风咳嗽感冒之类的小病，雇主一家包括雇工要么硬扛着，要么到小诊所就医。除非不得已的大病，或者小诊所不敢接诊的时候，才会到大医院如人民医院治病。究其原因，费用高是一个主要因素。略举一例，我母亲2007年3月份不慎摔断了腿，在人民医院治疗，每天需住院费60元。60元的费用让我大姐颇是心惊肉跳，几番问询医生经得同意后，母亲住了五六天伤势稍好便即出院。此外，心理因素也是一个方面。想想大医院高耸的大厦，漫长的排队，烦琐的程序，最后还混杂于衣服光鲜的城里人中间，那份乡村特有的羞涩和自卑情结便会时不时地发作。公平地讲，某些治疗费用小诊所不比大医院低多少，有时比大医院还高。然而，固有的心理情结会影响他们对治疗场所的选择。遇到烦心事时，也有一些人像当地人一样，到城西的马山庙宇里烧香拜佛，磕头祈祷。
在我这个匆匆的过客看来，此地的湖北人虽久居多年，却仍然只是把即墨当成一个自己谋生的处所，这个城市发生的一切与他们无关。至于他们的依归，仍是家乡的亲人和土地。
成功？失败？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规则。
问雇主们多年在即墨打拼的感受，他们会简短地告诉你“混日子呗”。可是细究起这“混”字的混法，却有一番道道可讲。早先在乡村社会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工作方式，本不需要和太多的人打交道。在农忙的时候，请自家人或族人帮忙，便可解决问题。这既是基于大伙亲缘性关系使然，也是一定程度上利益相关的考量。因为请自家人或族人帮忙，大多是以日后换工为基础的。要是请帮工，一般也是熟人找熟人，付以一定的报酬，也拉近彼此间的关系。在异地即墨，雇主们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做工环境。虽则在刚踏进即墨门槛的时候，是亲戚熟人关系介绍而来。不过师父领进门，修行得看个人了。想在即墨站住脚跟，非得处理好三大关系不可：一、与雇工的关系（若有的话）；二、与雇主的关系；三、与老板的关系。
先说与雇工的关系，这是赚钱的根基。对于雇工，用现代企业公司的行业术语来说，就是要有一定的组织管理协调能力。恩威并济，张驰有度。我认识的一个雇主，对手下雇工的管理很不得法。平时又爱说大话，不计后果。据说他为鼓励雇工的做工积极性，不止一次地夸口说到年终时发给每人万儿八千的钱。可实际上，年终时雇工最高的也不过一千二三的样子。以后的事情是可以想见的。过年时，几个雇工的家长联合一起“讨薪”，一时没法收拾，这位老兄只好用钱了事。结果是，用当年众人的话说“雇主为雇工打了工”。再说说与雇主的关系。我在前面讲到雇主间的关系是一种竞争关系，若处理好，也是一种良性的共赢关系。在外打拼，讲究的是“靠朋友”。朋友如何而得，往往在酒桌上、牌场里猎获良多。你得至少在其中之一占据主动：酒量即便不大却能劝酒、牌艺倘使不精却能舍得，人气指数一定能上升。比照乡村，聚会喝酒是在办大事时，麻将骰子是在过年时的昙花一现，而现在，出外在即墨的农民，必须要学会应酬了。你说这是不是一个挑战？最后的那层关系就更不用我多说了。
从雇主们的聊天里，和我自身的观察里，曾在即墨打拼的雇主们，有两类人可以作为我所叙述的处理三大关系的典型。一类自然是在即墨赚得盆满钵满的。一类则是在那里留下痛苦的记忆，成为失败的出局者。前者的眼光已瞄向资本高的地方（这与即墨近年来赚钱潜力有限有关），如广州、北京等地。他们下手快，出脚准，有的早让子女先打前站，站稳脚跟。后者则已回到家乡，从事自己所熟悉的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农耕方式。问起在外面呆过的日子，常说在外面不好混，社会太复杂。其实，若用心体味一下，我觉得，是一部分农民不适应流动性变迁社会的特点所致。在一个举目无亲的异地他乡的“生人社会”，他们无所适从，举步维艰，不得不退缩到一个小范围的宗族社会，过着相对安逸的日子。但是，面对着现今各种支出日益增加的局面，这样的日子能维持多久呢？
依旧留守在即墨的雇主们仍在努力奋斗着。虽然我听他们多次提起过因为服装批发市场需要重新整饬，提高摊位的租金，影响到资金不太雄厚的老板的生存，进而影响到雇主们的生存，以及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换个地方”时的调侃，他们说话时眼神茫然又乐观。一如我在深夜十二点时听到的时断时续的缝纫机电机声，都让人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和敬佩。我真心祝福他们，希望他们的日子过得更好。
从湖北到即墨
据大姐介绍，在即墨从事服装加工的湖北人主要为天门市人（省直辖市）和汉川市人（县级市），其他地区有否不详。在即墨打拼，湖北人进进出出，更换人数不知几何。湖北人如何能进得即墨？先前的第一桶金怎样挖得？这个问题，问熟识的人皆不知。大抵是因为某种血缘、地缘关系即所谓“熟人社会”介绍而来。我大姐能来即墨，也是因为亲戚引进之故。推及其他人，想必也离不开这层关系。
论及因何离开乡土，通俗的说法是种田赚钱不多，甚至亏本。在2004年湖北减免农业税以前，这种现象长期严重存在。资料表明，2005年、2006年湖北汉川市农民年人均纯收入在3000至4000元间。以此推之，两个青壮力农民（夫妇）的年纯收入在6000至8000元间，而2004年前则必定低于这一数额。据我的观察，目前在即墨，若一家中有三人为熟练缝纫工，则大致纯收入在24000至40000元间。种田与做工之间，年收入差距最大相差近5倍，这恐怕是他们想来即墨的动力所在。
异地谋生
来即墨的湖北人主要做服装来料加工，他们主要的居住和工作区域以鹤山路为南端，沿烟青路东西两侧排开，聚集于西北关村、石河头村和大同街附近等。
来即墨，首要的事情便是找房子租住。按房子大小和装修程度，每年租金从1000元到5000元不等。一般是平房，即墨的平房大致是封闭型院落，除客厅、主卧外，沿院墙再建有厢房。面积较小的卧室或厢房，作雇主和雇工的休息处；而面积较大的卧室、厢房，则作为工作间加以使用。
通常而言，做来料加工的雇主占大部分，而供料或供料兼销售一体的老板相对较少（为叙述的方便，笔者将从事来料加工的称为“雇主”，供料或供料兼销售一体的称为“老板”）。原因在于后者需要有一定量资金，而且承担一定的风险。如服装市场货物供应过剩，产品滞销或根本卖不出去，老板收不回钱则面临雇主追债的尴尬。有些滑头的老板，对上门追债的雇主往往一拖再拖，甚至“月黑燕飞高”，关门遁影溜之大吉。
再说说雇主间的事情。他们之间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竞争关系。人多的雇主自然优势大些，但也不妨碍那些仅仅是家庭式作坊的在此求得一个生存的饭碗。雇主来自同一地区的，在即墨此地各凭本事吃饭，虽有竞争却也和睦相处。闲时雇主间会聚集在一起“斗地主”（一种纸牌游戏）、“搓麻（将）”、“吹牛”、喝酒畅饮。遇有哪个雇主家孩子生日、考学，或家中有人生病等意外事，都会来送礼表达问候之意。雇主间彼此熟了，各自家中的男孩女孩也能玩在一起。孩子们本是处于青春期的少年，男孩女孩间有了好感，也就有了在一起谈情说爱的意思。原来住在乡村，无所谓公园、无所谓吃烧烤、喝啤酒，但是对尚未成年的孩子们来说，成了常事，尤其和女孩子一起玩耍时更是如此（即墨方言中的“耍”，意指玩、逛）。雇主们一般不反对孩子们的交往，但时时也会掂量孩子的状况和对方家庭的情况，再作出取舍。在即墨，雇主间成为亲家的，有，但数量不多。
在我上面提及的他们的人际圈里，少有与当地的居民融为一体。与当地人发生往来最多的恐怕是屋主和租户的交易活动，其次雇主和山东老板的服装领料属于业务行为，湖北人其实难以深入到当地的生活领域中。过年回到村中的雇主们，不止一次地向我调侃即墨人吃大蒜的“陋习”（指蒜味太重，当地人又不注意漱口）。他们在即墨一呆数年，饮食习惯基本未变。在外聚餐请客吃饭一律到湖北人开的饭馆里“撮一顿”，以服装市场附近活动最勤。小吃基本上也是以湖北的为主，如热干面、豆皮等。即墨的鹤山路上唯一的一家肯德基店，据偶尔光顾的大人小孩说，洋快餐实在是比不上路边来的烧烤好吃。湖北人开的饭馆、小吃摊也都是应老乡麇集而发展起来。像年后家中的年货如麻糖、炒米（一种食品，由糯米蒸熟晾干后，在沙锅里炒熟成米花状）一时吃不完的，也有带到即墨菜市场上买卖的。在和雇主们的吃饭聊天中，我不曾听到他们对八大菜系之一的鲁菜有何置评。但他们非常羡慕即墨人休闲的生活方式，无事时晚间溜达到墨河公园，饶有兴趣地观看当地中老年人优雅的舞姿、遛狗的欢快，青年夫妇领着小孩惬意地散步，一对对情侣旁若无人时的笑声和温柔的窃窃私语，以及打羽毛球少男少女矫健的身影。这些，是静谧的乡村夜晚所无法体会到的别样世界。作为来自异地的乡下人，他们是城市大众的看客、欣赏者，不曾有过跃跃欲试参与其中的冲动。大概唯一例外的，是雇主家年少的孩子和雇工（一般只限于男孩子）去溜冰场上滑冰、网吧里冲浪。但这些，在家乡的乡镇上一样可以找到踪迹。它对他们以后的生活会有影响吗？我无法给出答案。
日常生活中总免不了生病受伤等意外事故的发生。对于伤风咳嗽感冒之类的小病，雇主一家包括雇工要么硬扛着，要么到小诊所就医。除非不得已的大病，或者小诊所不敢接诊的时候，才会到大医院如人民医院治病。究其原因，费用高是一个主要因素。略举一例，我母亲2007年3月份不慎摔断了腿，在人民医院治疗，每天需住院费60元。60元的费用让我大姐颇是心惊肉跳，几番问询医生经得同意后，母亲住了五六天伤势稍好便即出院。此外，心理因素也是一个方面。想想大医院高耸的大厦，漫长的排队，烦琐的程序，最后还混杂于衣服光鲜的城里人中间，那份乡村特有的羞涩和自卑情结便会时不时地发作。公平地讲，某些治疗费用小诊所不比大医院低多少，有时比大医院还高。然而，固有的心理情结会影响他们对治疗场所的选择。遇到烦心事时，也有一些人像当地人一样，到城西的马山庙宇里烧香拜佛，磕头祈祷。
在我这个匆匆的过客看来，此地的湖北人虽久居多年，却仍然只是把即墨当成一个自己谋生的处所，这个城市发生的一切与他们无关。至于他们的依归，仍是家乡的亲人和土地。
成功？失败？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江湖的地方，就有规则。
问雇主们多年在即墨打拼的感受，他们会简短地告诉你“混日子呗”。可是细究起这“混”字的混法，却有一番道道可讲。早先在乡村社会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工作方式，本不需要和太多的人打交道。在农忙的时候，请自家人或族人帮忙，便可解决问题。这既是基于大伙亲缘性关系使然，也是一定程度上利益相关的考量。因为请自家人或族人帮忙，大多是以日后换工为基础的。要是请帮工，一般也是熟人找熟人，付以一定的报酬，也拉近彼此间的关系。在异地即墨，雇主们面对的是一种全新的做工环境。虽则在刚踏进即墨门槛的时候，是亲戚熟人关系介绍而来。不过师父领进门，修行得看个人了。想在即墨站住脚跟，非得处理好三大关系不可：一、与雇工的关系（若有的话）；二、与雇主的关系；三、与老板的关系。
先说与雇工的关系，这是赚钱的根基。对于雇工，用现代企业公司的行业术语来说，就是要有一定的组织管理协调能力。恩威并济，张驰有度。我认识的一个雇主，对手下雇工的管理很不得法。平时又爱说大话，不计后果。据说他为鼓励雇工的做工积极性，不止一次地夸口说到年终时发给每人万儿八千的钱。可实际上，年终时雇工最高的也不过一千二三的样子。以后的事情是可以想见的。过年时，几个雇工的家长联合一起“讨薪”，一时没法收拾，这位老兄只好用钱了事。结果是，用当年众人的话说“雇主为雇工打了工”。再说说与雇主的关系。我在前面讲到雇主间的关系是一种竞争关系，若处理好，也是一种良性的共赢关系。在外打拼，讲究的是“靠朋友”。朋友如何而得，往往在酒桌上、牌场里猎获良多。你得至少在其中之一占据主动：酒量即便不大却能劝酒、牌艺倘使不精却能舍得，人气指数一定能上升。比照乡村，聚会喝酒是在办大事时，麻将骰子是在过年时的昙花一现，而现在，出外在即墨的农民，必须要学会应酬了。你说这是不是一个挑战？最后的那层关系就更不用我多说了。
从雇主们的聊天里，和我自身的观察里，曾在即墨打拼的雇主们，有两类人可以作为我所叙述的处理三大关系的典型。一类自然是在即墨赚得盆满钵满的。一类则是在那里留下痛苦的记忆，成为失败的出局者。前者的眼光已瞄向资本高的地方（这与即墨近年来赚钱潜力有限有关），如广州、北京等地。他们下手快，出脚准，有的早让子女先打前站，站稳脚跟。后者则已回到家乡，从事自己所熟悉的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农耕方式。问起在外面呆过的日子，常说在外面不好混，社会太复杂。其实，若用心体味一下，我觉得，是一部分农民不适应流动性变迁社会的特点所致。在一个举目无亲的异地他乡的“生人社会”，他们无所适从，举步维艰，不得不退缩到一个小范围的宗族社会，过着相对安逸的日子。但是，面对着现今各种支出日益增加的局面，这样的日子能维持多久呢？
依旧留守在即墨的雇主们仍在努力奋斗着。虽然我听他们多次提起过因为服装批发市场需要重新整饬，提高摊位的租金，影响到资金不太雄厚的老板的生存，进而影响到雇主们的生存，以及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换个地方”时的调侃，他们说话时眼神茫然又乐观。一如我在深夜十二点时听到的时断时续的缝纫机电机声，都让人有一种莫名的感动和敬佩。我真心祝福他们，希望他们的日子过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