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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俞灏明的故事，
需要再重述一遍吗？也许需要。
一个偶像遭遇突来的不幸，挣扎，煎熬，
然后去另一个地方找到了新生。
他回来了，重燃热望，却被现实慢慢消耗，
于是他决定放低期待，与偶像的人设告别。
在热播剧《那年花开月正圆》中饰演城府极深的反派杜明礼，俞灏明以演员的身份重回大众视野，这一回终于激起了浪花。演得太好，有观众甚至把对杜明礼的憎恨投射在他身上：“那么丑那么坏”“俞灏明适合演鬼片”“看着你就恶心，咋还不死”……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俞灏明成功了。
选择做演员，已是向接纳自我迈出的一大步，让自己脸上的伤痕再接受千万观众的指点和审视，他的眼神专注，没有丝毫的闪躲。面对无端泼来的脏水，他直面回应，“我接受所有的声音，但看不惯丑陋的心。”有人拿他和同时期出道的明星比较，说他“再也站不起来了”，他不卑不亢地说：“我告诉你，我现在昂首挺胸站着呢。”
不靠脸吃饭，一开始是无奈之举，现在是他骄傲的本钱。
那不是一张完美的脸，尽管有粉底遮掩，你仍能看到其中的瑕疵。但面对手机直播镜头，那张脸荡漾着微笑。是的，容颜纵然有变，友善、得体、温文尔雅，这些特质从未离开过俞灏明。
2016年11月19日，俞灏明的日程被采访排满了。第二天就是他出道9周年的歌友会，那将是个大日子，是他自那件事以后，作为歌手出道的首次歌友会。
一般而言，生活中没有人会主动触碰那件事，即便在那个名为“13群”的微信群组里。因快乐男生比赛而结缘的13个人无所不聊，但关于那件事，从没人提起过。
采访是个例外。话题兜兜转转，总会绕到那件事上。
第三波的采访中，一位女记者用一种深沉的声音提问。“从你的微博来看，你好像不是很注重外表的人。”女记者抛出“鱼饵”，俞灏明却没咬下去，“没有，我也很注重外表。”这个回答打乱了女记者的节奏，她略显慌乱地接话：“我说的是很自然地出镜，不会做太多的修饰什么的。”“我觉得更加懂得的一个道理是，你的魅力，不在于靠你的衣服、你的發型，或者是你的妆，而是它真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东西。”俞灏明说。
采访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礼貌，没有任何不悦。曾有一个阶段，所有的采访都会反复追问那件事的过程与感受，他一遍遍地回答，终于厌倦了。但每次采访，问题仍会以旁敲侧击的方式接近。只要问，他还是会答，拒绝是他不擅长的事情。
只是，他觉得生活该前行了。
一炮成名的那场比赛已结束10年了。
“各位评委好，我叫俞灏明，我走的是偶像派路线。”所有人都笑了。舞台上的这个家伙，还不到20岁，从初中、高中到大学，一直是校园里最受欢迎的男生人选。他对帅有着格外的自信。
那是2007年，选秀比赛造星的黄金年代，湖南台推出了第一届《快乐男生》。天时地利都在，他走到了最后，虽没进入三甲，但并不影响人气蹿升。他的粉丝群体自称“芋头”，管他叫“国民弟弟”。
短短一个夏天，他就从素人成了偶像。他去天娱北京经纪公司报到，刚下飞机，就见到疯狂的粉丝挤爆了接机厅。怎样才是偶像该有的样子，他自己在揣摩。经纪人、助理、周围的人也在教他：“不能跟粉丝有太多交流，签名不签，拍照不拍。”
这样做大有必要，目的是，创造神秘感与距离感。出去看场电影得非常小心，“包得严严实实的，开演黑灯之后才进去，差不多结束的时候就马上走。”一开始，他非常不习惯，但慢慢地，他也越来越看重这些，“我是一个明星，被认出来不好。”
那时，他的通告基本没断过。“快男”之间也都较着劲，比各自的发展，比粉丝的数量，甚至“一些很小的方面”，比如某个活动中，“你今天这个灯牌比较少”。
俞灏明冲在了赛道的前面，他很快实现了跨界，被选送去拍湖南台自制剧《一起来看流星雨》。及至2010年，很难说在某个领域俞灏明特别突出，但他在多个位置上发挥着作用，是歌手，也是偶像剧演员，还是《天天向上》主持群中的一员。
他邀请中学同学刘全有做他的助理。那段日子真是过得飞快啊，属于俞灏明的时间似乎才刚刚开始。
那一天改变了很多事情。
2010年10月22日，《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剧组的爆炸意外，令演员俞灏明、Selina遭到严重烧伤。时间突然变慢了，他后来想，所有的痛苦，都被拉长了，放大了。
想看望他的人很多，亲戚、粉丝、朋友、朋友的朋友，俞灏明谁也不想见。他基本不出门，也没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李圣佳是极少数见到俞灏明的人，两人是发小，家族亦是世交。他记得几次去俞灏明家里，“你问他，可能他会答一句，不会很自由地跟你去交流。”
最初那几个月里，他严重失眠，“撕裂的疼痛，灼烧的疼痛”折磨着他。全身烧伤面积39%。面部额头以下的皮肤都是红的，嘴被烧小了，肩胛骨和手臂外侧伤势尤为严重，他的手甚至拿不起洗浴的花洒。然后，随着伤口愈合，持续经年的瘙痒出现了。有时，他用身体抵住床铺大幅度地磨蹭抵御瘙痒；有时，他拼命地拍打头，让疼痛转移瘙痒。
真正漫长的，是复健的过程。
他穿上弹力衣，进行锻炼，每天做连续两个小时手臂拉伸的动作。如果不这样做，疤痕就会慢慢收缩，皮肉连在一起，四肢会像皱巴巴的鸭掌。睡觉时也要戴头套，以防疤痕生长。每天穿这些特定的衣物就要耗两三个小时。
母亲辞掉工作来照顾他。那段日子有如处在黑暗隧道中，看不到尽头。更糟糕的是，好像看不到成果，皮肤没什么变化。自暴自弃的情绪出现了，俞灏明对他的处境产生厌烦，不愿再复健。“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反正就停留在这儿了。”他对父母说。 反常的是，即便说这样的话，他一次都没哭过。一听他说不复健了，母亲就会哭。“你别哭了，怎么这么容易哭啊。”他劝母亲，还是一滴泪也不落下。
父母看着儿子在绝望的峡谷里日渐枯萎。在2011年10月，那场爆炸事故发生一年之后，一家人共同做了一个决定，送他去美国洛杉矶休养。
俞灏明的朋友李圣佳成为陪同者，他们在日本人聚集区租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他渐渐对这个异域环境有了探索的好奇心。他们租车把附近都逛了逛，还去到更远的一些小城市。李圣佳感到，仅仅几天时间，俞灏明的话就多了起来。他们结交了一些美籍华人，英语普通话混着交流。对方一开始都不知道他是谁，但即便他顺其自然地介绍他的过往（“因为他们会看到我的脸”），话题也并不聚焦在这里。他享受那种平等的感觉。
在洛杉矶期间，他的精神得到了滋养。他每天去游泳，一定要游够1 000米才离开泳池。他开始像小时候那样练字了，照着一本字帖描摹。他不再失眠。他吃了很多汉堡包和薯条，胖了10斤。
后来他觉得每天玩下去有些荒废，就报了社区内对新移民开放的免费英语学校。他甚至浮现了这样的念头：再也不回中国了，再也不回演艺圈了。但那只是一闪念。
这场对抗消极人生的战争，看起来，俞灏明要获胜了。
9周年歌友会进行中，台下很多人在哭。这并不是一场大型演唱会，但500人的场地挤满了俞灏明真正的粉丝。
对大多数人而言，初识他时，他是个不及20岁的少年。这期间有10年之遥，有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无法触及，有一个人成为另一个人的劫后余生。很多人都说，不再把他当成偶像，而是青春时期的陪伴。“现在看他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就是不红，我们觉得也无所谓啊。”
不红，这就是他现在的状态。
从美国回来后，俞灏明又用了半年疗养。在2012年下半年，他终于启动工作，接拍电视剧《爱在春天》。剧组为了保护他，为他配备两个保镖、两个助理。然后是年末的正式复出，他戴着黑色手套遮挡伤疤，唱了影射他伤后坎坷心路的新歌《其实我还好》，引爆了大量媒体关注。从前做明星的那种快感，好像又回来了。
“那个时候我感觉到，好像是挺厉害的。”他回忆，“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把我抬高了。”
复出的喧嚣过后，现实法则开始生效。尽管面容和皮肤得到很大程度的修复，但不可否认的是，俞灏明不是当初那个年轻小生了。《爱在春天》的口碑平平，他之后拍了几部片，但不是没有上映，就是回响寥寥。
2015年他在期待中重回《天天向上》，但在主持群中他的重要性大幅下降，就连他自己也感到，“不太能胜任主持人这样的一个工作”，有时候一整集他都没有插上几句话。
如此半年，对方先是短信告诉他，节目因收视下降可能要做人员调整，那时他就意识到自己要被砍掉了。又录了几期，那个清晰又冷酷的信息正式来了，他与《天天向上》的缘分结束了。
他能敏锐察觉到人际交往中的一些细节变化。“私底下的聚会、饭局上啊，你会遇到很多比你牛的人，跟他们聊天相处之后，我切身体会到那种受挫或者是自尊心被伤害的感觉。”还有的人，突然就不回短信了。
对于际遇反差，他有过愤愤不平，也曾在朋友圈隐晦地抒情。但当一个又一个讯号抵达，他接受了这个事实，自己不再是做选择的一方，而是被选择的一方。总得找一个方式来结束追问，他把很多懊恼归结于“复出得有点匆忙了，还没有想好到底要怎么样”。
“你特别用心，特别希望得到一个东西的时候，它可能不属于你。但是真正属于你的东西，当你慢慢耐心地去等待，它自然就会来到你的身边。所以我觉得平常心很重要。”在那场歌友会的最后，他环顾全场，对所有人说。
那天他完全没有提过“那件事”，也没有唱《其实我还好》。
歌友会更像是对粉丝与30岁之前的自己的一场交代，其实那前后的半年时光，俞灏明都是泡在《那年花开月正圆》的剧组里，将自己与杜明礼合二为一。
重要的改變在发生。他说，他对主持的兴趣已经不在了，甚至音乐也不是他的最爱了。他的兴趣转移到如何成为一个演员。“如果说要走演员这条路的话，你的姿态、你的心态得重新去调整，不是说你演所有的戏就必须得奔着男一号去演。”
他饰演的杜明礼演技并不惊艳，但人们看到了他为角色所付出的努力。为了剧中一个唱戏的片段，他特意跑去戏曲学院学了一个多月的戏剧；第一次见喜欢的姑娘，为了制造紧张的心情，在手上设计了稍稍用力的小动作。他的用心为这个角色增添了值得玩味的细节。
戏外的俞灏明变得愈发谦卑，心变得非常静，没事在房间里看看书。最近刚读完太宰治的《斜阳》，接下来准备试试木心的诗。他还延续着疗伤期间养成的习惯，用毛笔抄写经书。
对于那场爆炸，曾有一个阶段，他试图掩饰他的恐惧。对于能不能再拍爆破戏的假设—实际上他至今没有拍过，他会硬着头皮说，没关系，可以拍。现在他会承认，心理阴影一直都在。他逐渐认识到，不敢正视自己的恐惧，才是更深一层的恐惧。“我觉得坦荡承认（恐惧），对于我来说是更舒服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不用再承担那样的一个压力了。”
粉丝往往视偶像如英雄般的存在。一个偶像，怎么能承认自己的怯懦呢？当俞灏明决定了做自己，他可以。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刘全有为化名）
需要再重述一遍吗？也许需要。
一个偶像遭遇突来的不幸，挣扎，煎熬，
然后去另一个地方找到了新生。
他回来了，重燃热望，却被现实慢慢消耗，
于是他决定放低期待，与偶像的人设告别。
在热播剧《那年花开月正圆》中饰演城府极深的反派杜明礼，俞灏明以演员的身份重回大众视野，这一回终于激起了浪花。演得太好，有观众甚至把对杜明礼的憎恨投射在他身上：“那么丑那么坏”“俞灏明适合演鬼片”“看着你就恶心，咋还不死”……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俞灏明成功了。
选择做演员，已是向接纳自我迈出的一大步，让自己脸上的伤痕再接受千万观众的指点和审视，他的眼神专注，没有丝毫的闪躲。面对无端泼来的脏水，他直面回应，“我接受所有的声音，但看不惯丑陋的心。”有人拿他和同时期出道的明星比较，说他“再也站不起来了”，他不卑不亢地说：“我告诉你，我现在昂首挺胸站着呢。”
不靠脸吃饭，一开始是无奈之举，现在是他骄傲的本钱。
那件事
那不是一张完美的脸，尽管有粉底遮掩，你仍能看到其中的瑕疵。但面对手机直播镜头，那张脸荡漾着微笑。是的，容颜纵然有变，友善、得体、温文尔雅，这些特质从未离开过俞灏明。
2016年11月19日，俞灏明的日程被采访排满了。第二天就是他出道9周年的歌友会，那将是个大日子，是他自那件事以后，作为歌手出道的首次歌友会。
一般而言，生活中没有人会主动触碰那件事，即便在那个名为“13群”的微信群组里。因快乐男生比赛而结缘的13个人无所不聊，但关于那件事，从没人提起过。
采访是个例外。话题兜兜转转，总会绕到那件事上。
第三波的采访中，一位女记者用一种深沉的声音提问。“从你的微博来看，你好像不是很注重外表的人。”女记者抛出“鱼饵”，俞灏明却没咬下去，“没有，我也很注重外表。”这个回答打乱了女记者的节奏，她略显慌乱地接话：“我说的是很自然地出镜，不会做太多的修饰什么的。”“我觉得更加懂得的一个道理是，你的魅力，不在于靠你的衣服、你的發型，或者是你的妆，而是它真的是一种由内而外的东西。”俞灏明说。
采访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礼貌，没有任何不悦。曾有一个阶段，所有的采访都会反复追问那件事的过程与感受，他一遍遍地回答，终于厌倦了。但每次采访，问题仍会以旁敲侧击的方式接近。只要问，他还是会答，拒绝是他不擅长的事情。
只是，他觉得生活该前行了。
10年前
一炮成名的那场比赛已结束10年了。
“各位评委好，我叫俞灏明，我走的是偶像派路线。”所有人都笑了。舞台上的这个家伙，还不到20岁，从初中、高中到大学，一直是校园里最受欢迎的男生人选。他对帅有着格外的自信。
那是2007年，选秀比赛造星的黄金年代，湖南台推出了第一届《快乐男生》。天时地利都在，他走到了最后，虽没进入三甲，但并不影响人气蹿升。他的粉丝群体自称“芋头”，管他叫“国民弟弟”。
短短一个夏天，他就从素人成了偶像。他去天娱北京经纪公司报到，刚下飞机，就见到疯狂的粉丝挤爆了接机厅。怎样才是偶像该有的样子，他自己在揣摩。经纪人、助理、周围的人也在教他：“不能跟粉丝有太多交流，签名不签，拍照不拍。”
这样做大有必要，目的是，创造神秘感与距离感。出去看场电影得非常小心，“包得严严实实的，开演黑灯之后才进去，差不多结束的时候就马上走。”一开始，他非常不习惯，但慢慢地，他也越来越看重这些，“我是一个明星，被认出来不好。”
那时，他的通告基本没断过。“快男”之间也都较着劲，比各自的发展，比粉丝的数量，甚至“一些很小的方面”，比如某个活动中，“你今天这个灯牌比较少”。
俞灏明冲在了赛道的前面，他很快实现了跨界，被选送去拍湖南台自制剧《一起来看流星雨》。及至2010年，很难说在某个领域俞灏明特别突出，但他在多个位置上发挥着作用，是歌手，也是偶像剧演员，还是《天天向上》主持群中的一员。
他邀请中学同学刘全有做他的助理。那段日子真是过得飞快啊，属于俞灏明的时间似乎才刚刚开始。
两个世界
那一天改变了很多事情。
2010年10月22日，《我和春天有个约会》剧组的爆炸意外，令演员俞灏明、Selina遭到严重烧伤。时间突然变慢了，他后来想，所有的痛苦，都被拉长了，放大了。
想看望他的人很多，亲戚、粉丝、朋友、朋友的朋友，俞灏明谁也不想见。他基本不出门，也没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李圣佳是极少数见到俞灏明的人，两人是发小，家族亦是世交。他记得几次去俞灏明家里，“你问他，可能他会答一句，不会很自由地跟你去交流。”
最初那几个月里，他严重失眠，“撕裂的疼痛，灼烧的疼痛”折磨着他。全身烧伤面积39%。面部额头以下的皮肤都是红的，嘴被烧小了，肩胛骨和手臂外侧伤势尤为严重，他的手甚至拿不起洗浴的花洒。然后，随着伤口愈合，持续经年的瘙痒出现了。有时，他用身体抵住床铺大幅度地磨蹭抵御瘙痒；有时，他拼命地拍打头，让疼痛转移瘙痒。
真正漫长的，是复健的过程。
他穿上弹力衣，进行锻炼，每天做连续两个小时手臂拉伸的动作。如果不这样做，疤痕就会慢慢收缩，皮肉连在一起，四肢会像皱巴巴的鸭掌。睡觉时也要戴头套，以防疤痕生长。每天穿这些特定的衣物就要耗两三个小时。
母亲辞掉工作来照顾他。那段日子有如处在黑暗隧道中，看不到尽头。更糟糕的是，好像看不到成果，皮肤没什么变化。自暴自弃的情绪出现了，俞灏明对他的处境产生厌烦，不愿再复健。“就这样吧，就这样吧。反正就停留在这儿了。”他对父母说。 反常的是，即便说这样的话，他一次都没哭过。一听他说不复健了，母亲就会哭。“你别哭了，怎么这么容易哭啊。”他劝母亲，还是一滴泪也不落下。
父母看着儿子在绝望的峡谷里日渐枯萎。在2011年10月，那场爆炸事故发生一年之后，一家人共同做了一个决定，送他去美国洛杉矶休养。
俞灏明的朋友李圣佳成为陪同者，他们在日本人聚集区租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他渐渐对这个异域环境有了探索的好奇心。他们租车把附近都逛了逛，还去到更远的一些小城市。李圣佳感到，仅仅几天时间，俞灏明的话就多了起来。他们结交了一些美籍华人，英语普通话混着交流。对方一开始都不知道他是谁，但即便他顺其自然地介绍他的过往（“因为他们会看到我的脸”），话题也并不聚焦在这里。他享受那种平等的感觉。
在洛杉矶期间，他的精神得到了滋养。他每天去游泳，一定要游够1 000米才离开泳池。他开始像小时候那样练字了，照着一本字帖描摹。他不再失眠。他吃了很多汉堡包和薯条，胖了10斤。
后来他觉得每天玩下去有些荒废，就报了社区内对新移民开放的免费英语学校。他甚至浮现了这样的念头：再也不回中国了，再也不回演艺圈了。但那只是一闪念。
这场对抗消极人生的战争，看起来，俞灏明要获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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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周年歌友会进行中，台下很多人在哭。这并不是一场大型演唱会，但500人的场地挤满了俞灏明真正的粉丝。
对大多数人而言，初识他时，他是个不及20岁的少年。这期间有10年之遥，有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无法触及，有一个人成为另一个人的劫后余生。很多人都说，不再把他当成偶像，而是青春时期的陪伴。“现在看他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就是不红，我们觉得也无所谓啊。”
不红，这就是他现在的状态。
从美国回来后，俞灏明又用了半年疗养。在2012年下半年，他终于启动工作，接拍电视剧《爱在春天》。剧组为了保护他，为他配备两个保镖、两个助理。然后是年末的正式复出，他戴着黑色手套遮挡伤疤，唱了影射他伤后坎坷心路的新歌《其实我还好》，引爆了大量媒体关注。从前做明星的那种快感，好像又回来了。
“那个时候我感觉到，好像是挺厉害的。”他回忆，“其实大部分人都是把我抬高了。”
复出的喧嚣过后，现实法则开始生效。尽管面容和皮肤得到很大程度的修复，但不可否认的是，俞灏明不是当初那个年轻小生了。《爱在春天》的口碑平平，他之后拍了几部片，但不是没有上映，就是回响寥寥。
2015年他在期待中重回《天天向上》，但在主持群中他的重要性大幅下降，就连他自己也感到，“不太能胜任主持人这样的一个工作”，有时候一整集他都没有插上几句话。
如此半年，对方先是短信告诉他，节目因收视下降可能要做人员调整，那时他就意识到自己要被砍掉了。又录了几期，那个清晰又冷酷的信息正式来了，他与《天天向上》的缘分结束了。
他能敏锐察觉到人际交往中的一些细节变化。“私底下的聚会、饭局上啊，你会遇到很多比你牛的人，跟他们聊天相处之后，我切身体会到那种受挫或者是自尊心被伤害的感觉。”还有的人，突然就不回短信了。
对于际遇反差，他有过愤愤不平，也曾在朋友圈隐晦地抒情。但当一个又一个讯号抵达，他接受了这个事实，自己不再是做选择的一方，而是被选择的一方。总得找一个方式来结束追问，他把很多懊恼归结于“复出得有点匆忙了，还没有想好到底要怎么样”。
“你特别用心，特别希望得到一个东西的时候，它可能不属于你。但是真正属于你的东西，当你慢慢耐心地去等待，它自然就会来到你的身边。所以我觉得平常心很重要。”在那场歌友会的最后，他环顾全场，对所有人说。
那天他完全没有提过“那件事”，也没有唱《其实我还好》。
告别偶像
歌友会更像是对粉丝与30岁之前的自己的一场交代，其实那前后的半年时光，俞灏明都是泡在《那年花开月正圆》的剧组里，将自己与杜明礼合二为一。
重要的改變在发生。他说，他对主持的兴趣已经不在了，甚至音乐也不是他的最爱了。他的兴趣转移到如何成为一个演员。“如果说要走演员这条路的话，你的姿态、你的心态得重新去调整，不是说你演所有的戏就必须得奔着男一号去演。”
他饰演的杜明礼演技并不惊艳，但人们看到了他为角色所付出的努力。为了剧中一个唱戏的片段，他特意跑去戏曲学院学了一个多月的戏剧；第一次见喜欢的姑娘，为了制造紧张的心情，在手上设计了稍稍用力的小动作。他的用心为这个角色增添了值得玩味的细节。
戏外的俞灏明变得愈发谦卑，心变得非常静，没事在房间里看看书。最近刚读完太宰治的《斜阳》，接下来准备试试木心的诗。他还延续着疗伤期间养成的习惯，用毛笔抄写经书。
对于那场爆炸，曾有一个阶段，他试图掩饰他的恐惧。对于能不能再拍爆破戏的假设—实际上他至今没有拍过，他会硬着头皮说，没关系，可以拍。现在他会承认，心理阴影一直都在。他逐渐认识到，不敢正视自己的恐惧，才是更深一层的恐惧。“我觉得坦荡承认（恐惧），对于我来说是更舒服的一种方式。因为我不用再承担那样的一个压力了。”
粉丝往往视偶像如英雄般的存在。一个偶像，怎么能承认自己的怯懦呢？当俞灏明决定了做自己，他可以。
（为保护采访对象隐私，刘全有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