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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论一个学术团体独立的理想与信仰，似乎有故弄玄虚之嫌。比如，一个艺术家的专业协会工作，不外乎是追随时代的步伐完成整个社会文化的理想，而不太会去思考、关注唯有此团体独有的理想与信仰。而且即便有恐怕也没有多少值得肯定的意义：都是国家体制下的“人民团体”，都行使着相同的文化职能，都接受统一的领导、实行着统一的方法与制度还有设置程序。如果要说到理想与信仰，应该只有一个从国家民族角度出发的大目标。在中国当下的文艺体制下，各个不同类型的协会（如音乐、舞蹈、戏剧、美术、书法、影视），都是各级文联下属的工作职能部门，所倡导的理想是统一的，是由国家的政策方针伸延而来的文艺方面的共同理想与目标。各人民团体的工作重心在于如何贯彻落实好国家的方针政策、完成自己应尽的职责，而不是无谓地去寻找什么独特的理想与信仰。
西泠印社当然也是这个大体制中的一环，因此从整体氛围上说，它与其他“人民团体”应该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但由于它地处江南的地域属性、它绝无仅有的百年名社的历史、它的在体制上稍稍游离于中国的文联、专业协会体制之外的特色，使得它反而有资格来谈论文艺社团本应该涉及的理想、信仰与现实诉求等问题。这里所说的理想与信仰，当然不是指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政治理想与信仰，而是艺术层面的理想与信仰。艺术层面的理想与信仰，虽不为大家所重视，其实却是决定一个艺术社团是否真正具有存在价值的关键。尤其是如西泠印社这样的百年名社，以印章为主题、以诗书画印为本色，既有着沉厚的文化历史底蕴又与近现代世事相始终，如果缺乏艺术层面的理想与信仰，很难想象其生命延续可以支撑百年。
“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作为立社宗旨，与其说是一种理想与信仰，倒不如说它更应该是西泠印社致力的艺术目标和社会各界对西泠印社的期许。社外人以此期盼着，社内人也以此自律着。作为一种理想与信仰，似乎还应该有更抽象的、更见精神性的内容而不仅仅是具体可行的工作目标。遍观百年来印社前贤，无不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以存亡继绝自励，而于现实的世俗功利却大抵不作热视。换言之，之于西泠印社百年诸贤，世俗的升官发财机会并不少，但却大抵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契约”：不追名逐利、不唯利是图、不因私而废公。
遥想1904年的西泠印社，那正是清末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期，与反满、革命、宪政、共和等政治理想相比，与蛰居上海的满清遗老末代翰林状元拼命以字画赚钱夸富的行为相比，与满口新名词满身新时髦的洋场大少相比，西泠印社“创社四君子”虽也正值年少，却不约而同痴迷于这既背时又寂寞、既无谋名牟利之便又不能以“新潮”、“时髦”自诩的篆刻艺术。彼时的篆刻艺术，与当时富国强兵一振衰陋之习的社会需求全不沾边、与动辄拿从新学堂里学来的洋知识做“文化明星”也毫无相干。成立西泠印社，在当时既看不出利益的驱动，也见不到浮名虚誉的诱惑。本来，篆刻艺术就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领地，诗书画印相对于方兴未艾的新文化也日益呈现出落伍、陈旧、衰败的境地，所以彼时西泠印社成立之缘由，毫无社会的急迫性与文化的必须性，除了以信仰与理想来解释，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理由。
印社成立后，有志之士或捐地、或募款，众志成城、聚沙成塔，本来可以居此而成一名利场谋取一些世俗利益，或排布名位以此炫耀、或广开经营发财致富，但除了吴隐在上海求取货殖之利并反哺印社建设之外，其他诸贤基本上只付出、不索取。比如叶铭勤勤恳恳管理印社、编辑文献；丁仁以世家子尽出所藏，供诸公雅集观摩；王禔虽以印名闻天下，却苦心孤诣以广求贤才；即使吴隐以货贸得利，也以巨资投入印社建设。此外，如果查找西泠印社早期文献，会发现多有一些十分令人感动的记录：早期社员几乎人人以捐赠为乐，一份份账单记录了西泠印社“立社为公”、以奉献为乐的良好风气，这样无名无利、只有付出与奉献的行为举止，在清末民初时局大动荡、浊世名利触目皆是的环境下，显得尤其“不合时宜”。而意欲解释它们存在的理由与动机，也只能是理想与信仰。
西泠印社运营十年，初具规模，人丁兴旺、号召力影响力日增。决定要开成立大会时，由于四位创始人辛勤操劳、付出极多，本来应该互推为社长以领袖群伦，殊不料四人互相谦让，谁也不肯居长，最后去请了上海艺林班首、大名鼎鼎的吴昌硕任社长。费人、费钱、费力、费时把印社组建起来了，却放着社长不做而另请高明，换到今天，早就争得不可开交了，于这四人而言，应该没有其他理由，支撑他们作此约定的，必然是理想与信仰。
风闻汉《三老讳字忌日碑》将被卖往异域，印社紧急动员发起义卖，印社中人无论名家、乡贤，人人皆捐出藏品或作品，最后把这本来与印章无关的珍贵文物赎回并置于孤山，以为公器。但参与的社员个人没有半点“好处”，只有付出与奉献，即使因此有些世俗虚名也是整个印社的虚名，与每个参与的个人无关。这样做的理由，当然也必定出于理想与信仰。
抗战军兴，杭州沦陷，读书人避祸逃命唯恐不及，生活窘迫，自顾不暇，但丁仁、王禔诸公竟仍然梦绕魂牵，不忘这孤山这一席之地，在自己生活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还卖印鬻书，凑足钱每月送到孤山嘱人照管这一方吉地山水，换了一般人，国家都沦丧了，还扯什么空泛虚幻、无关衣食痛痒的西泠印社？恐怕早就扔掉了。但就是这几个冥顽不灵的死读书的迂阔之人，几年如一日地坚持着，没有理想与信仰，岂可得乎？
抗战胜利后，西泠印社重开活动，丁亥（1947年）、戊子（1948年）均有大规模雅集，这时吴昌硕谢世二十年了，吴隐也早已去世，社员中新选社长的呼声日高，但有资格任社长的丁仁与王禔却放着这唾手可得的机会不顾，再延请遥在北京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出任社长。直到解放后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恢复西泠印社活动，硕果仅存的王禔也仍然坚持当初的选择，大约只有具有几十年理想信仰的人，才会作此选择。
建国在即，杭州解放，在上海的丁辅之于病榻上向王禔、吴振平（吴隐之子）交待，尽快把西泠印社交给政府，唯一的要求，只是“希望‘西泠印社’名称保留”，读此一段史料真令人潸然泪下。“西泠印社”这四字，维系着印社半个世纪的“精神信念”，亦即是我们所说的理想与信仰。
解放初的西泠印社，在一段时间里逐渐消沉，但就有社员认定它“薪火”不灭、百废待兴，唯待时日耳！完全以个人的力量刻成的两套印谱—韩登安的《西泠印社胜迹印谱》与高式熊的《西泠印社社员人名印谱》，一志地一志人，在人人都不再关心西泠印社之时，却自费自发地完成了这两大工程，从而彰显了西泠印社的信仰、理想与精神不灭。20世纪50年代，更有王禔、秦康祥、孙智敏等编成《西泠印社志稿》六卷，从而为百年西泠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史料文献。当我们看到这些完全民间的、自发自费因此只能油印的毛边纸本《西泠印社志稿》时，怎能不为他们的理想与信仰所感动？须知他们当时既无钱也无物，都是靠微薄的工资过活的穷文人!
在世俗的眼前利益与精神上的理想、信仰之间，一定选择后者，即使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这就是西泠印社前贤在百年历史中告诉我们的最重要内容。但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如果是西泠印社中个别先知先觉的志士有此选择，那可能并不足为奇，因为任何一个领域中，都会有大量的凡夫俗子名利之徒与少数精英份子可以舍家弃子为理想奉献。但西泠印社的难能可贵处在于：为理想奉献是一个横跨几代人的集体选择。百年西泠，至少有三四代人共同作此选择：“何物”西泠，竟有如此大的魔力，可以让印社中人前赴后继、无怨无悔地作此壮烈之举？
时替世移，当近代中国向当代中国转型，尤其是新时期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重大成就以来，经济腾飞、文化繁荣，在一个以经济发展为指标的时代进程中，如果西泠印社仅仅满足于旧式的安贫乐道，也会遇到来自社员、来自社会各界的质疑。一个不富足、不强大、充满衰颓老朽之气的、缺乏活力、老古董老贵族式的西泠印社，显然也不符合我们这个时代对百年西泠的期许。既要保持理想与信仰，又要展现出新的时代活力、充满自信、与时俱进，这是今天这一代西泠印社中人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我们正处于中国强大富足的时代，我们从未有过在世界上占据如此富强的地位。如果仍然把西泠印社的活动定位为清贫甚至寒酸的旧文人基调，那我们的能力，连西泠印社草创初期的吴隐也不如。吴隐还能在不辱西泠印社品牌的基础上，以出色的经济才能为西泠印社的发展打下一个良好的物质基础，从而在一个整体贫穷战乱的旧中国，维系西泠印社发展的基本需求；而我们身处强大富足的新时代，却反而要让百年西泠做不到衣食无虞？由是，西泠印社的“发展”，是一个毋庸置辩的硬道理。但在这个转型时代西泠印社的发展，却不能以理想与信仰的缺失为代价，去做见小利忘大义的蠢事。
在西泠印社发展曾经遇到困境之时，杭州主管部门曾以文化体制改革为抓手，对它进行了重点改造与重点提升，在过去，西泠印社有商店门市、有文物库藏、有出版报刊、有制作工场、有艺术品经营、有风景旅游、有博物馆陈列，这些本来是与社团活动混编在一起不分彼此的。通过改制，西泠印社将社团（事业）与经营（企业）分离，对产业部分实行经济指标考核，将可以走向市场的出版、商店、旅游、经营、拍卖等等推向市场，而对文物、博物馆尤其是作为西泠印社品牌核心的社团，则采取全额投入。
其实，即使在相对尴尬的时期，西泠印社理想与信仰的缺失，也还未能成为一个历史时期的主流形态。改革开放之初，即有吴昌硕遗物的捐赠、王个簃捐赠以及最称浩繁的老前辈杨鲁庵的大量捐赠，从而形成业界所称的“前有张鲁庵，后有杨鲁庵”的佳话—20世纪60年代初，著名印谱、印章收藏大家上海张鲁庵曾一次捐献其毕生所藏的400多部珍稀印谱和大批印章，从而成为了西泠印社百年社史中最丰富的一批文物藏品；20世纪90年代初，内蒙杨鲁庵又将其多年藏品捐赠西泠印社，不求任何回报—没有对西泠印社的信念、没有理想与信仰，两位先生不会有如此慷慨的大手笔。他们的豪举，堪称楷范。
有前辈示范在先，今天的西泠印社，应该更提倡个人对印社的奉献，对印社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坚定信仰，对诗书画印等传统艺术保持充沛的理想与信念。从西泠印社运营角度看，我们也严格遵循一些准则：比如在西泠印社在面临现实困境、现实利益诉求时，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上可以略作妥协，但一旦遇到与我们信仰与理想相违背的情况下，则一定坚守我们的信仰而绝不委曲求全。具体而言，在运作一些大活动时，常常会有一些大型企业希望以“冠名”来提供赞助与经费支持，但我们坚持赞助与经费支持不能掩盖西泠印社百年品牌的耀耀光辉，因此在赞助冠名方面，一般不考虑“总冠名”以免被外界误以为是用百年西泠品牌在为别人张目；又比如在操作一些纯学术活动很难产生现实经济效益时，凡有前来合作者，一般会反复提示出：与西泠印社合作本身就是一种企业形象大展示，而不必去斤斤计较企业的名字出现在哪个主要位置并以此来计算自己的收益；更比如有不少个人都希望通过西泠印社来集体创作一批组印，既有对时事的及时反映，又能为今后的收藏与升值打好基础，我们也都会善意地提出建议。假如有商业经济利益在其中，那么西泠印社作为组织不介入不干涉，收藏家们尽可以自己与篆刻艺术家进行一对一的联系。愿意与不愿意，篆刻家可以自便；如果是面对国家重大时事的主题创作，西泠印社当然积极介入，但它的前提是不能有个人的商业目的在其中，必须是公益活动。故百年社庆以来的十年多，西泠印社鲜有陷入经济纠纷之事。我以为这应该是我们严格把关，区分公益与商业之界线的成功尝试所致。再比如，西泠印社自己搞活动、雅集、集体创作笔会，绝不要求社员们全数捐赠印社以为活动补助之用。正相反，我们认为目下许多现场挥毫的“笔会”其实是在贬低书画艺术的真正形象，在现场创作既难认真仔细一丝不苟，而有随手挥洒不计工拙之弊，一挥而就又让观众觉得太容易从而不受尊重。因此从“百年社庆”后，举凡雅集活动，原则上挥毫是现场助兴而不是要作品，且鼓励社员们合作大件书画，有主题限制、又有纪念意义，倘书画篆刻家对自己现场挥毫的作品不无自爱，完全可以自携而去。这样的举措，显然是基于尊重社员而不是斤斤计较某一作品市值几何，把“雅集”之“雅”发挥得较为成功，于西泠印社的理想与信仰也贯彻落实得十分坚决，而且实践证明是成功的。但作为雅集的另一面，每年的祭祖活动，向先贤顶礼膜拜时要求毕恭毕敬，强调要有敬畏之心，要有恭行如仪的严谨举止。在每年的学术研讨活动（它通常不能产生经济效应）中，则强调学术恭谨不苟的良好学风，要尊敬师长、尊敬前人的成果、尊重同行已经付出的努力，尊重为学术理想与人生信仰的孜孜以求，反对党同伐异、争强斗狠，或者刻意贬低别人的不良风气。
没有一个个人是可以超脱于利益之外，那么顺理成章，运营一个社团，也决无人敢奢谈对利害关系、对利益的诉求是必须被摒弃、被绝对忽视的。一个社团几百个社员，要活动、要雅集、要展览、要学术研讨、要春季清明祭祖、要秋季重阳登高，每一动作皆会遇到钱的问题。此即谓之“当家才知柴米贵”的道理。但遥想当年丁仁尤其是叶铭这些印社的当家人，他们也会面临着与我们相同的“人从哪里来、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但他们照样坚守得很好，一直坚守了百年，那么今天我们无论以何名义和理由，都不应该使西泠印社蒙羞。百年社庆前，西泠印社的主管部门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毅然决然下决心，把西泠印社的产业与社团分开，由产业负责文化生产与发展的工作，而让作为核心的社团坚决维护其独立的操守与品格—不逼着社团去做创造经济效益的工作，但反过来，却要求西泠印社社团不断打造、升级这个百年招牌，通过活动大量积累人才、凝聚人气，从而使百年西泠在信仰与理想方面，凸现出更鲜明、更强烈、更高大的历史文化形象和特定专业形象。
事实证明，对西泠印社的社团（公益）与产业之间的某种区分并使它们各自有发展的空间，这样的尝试是成功的，在经过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短暂迷茫之后，迅速扭转与变换自身的方位，从而使自己有效地避免了这种整个社会都有的尴尬。
—利益的计算永远会有。但西泠印社努力把它控制在一个适当的“度”里，并且用理想与信仰来统驭、引领，百年西泠的新发展，这应该也是极为重要的一项成功原则吧？
责任编辑：韩少玄
西泠印社当然也是这个大体制中的一环，因此从整体氛围上说，它与其他“人民团体”应该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但由于它地处江南的地域属性、它绝无仅有的百年名社的历史、它的在体制上稍稍游离于中国的文联、专业协会体制之外的特色，使得它反而有资格来谈论文艺社团本应该涉及的理想、信仰与现实诉求等问题。这里所说的理想与信仰，当然不是指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政治理想与信仰，而是艺术层面的理想与信仰。艺术层面的理想与信仰，虽不为大家所重视，其实却是决定一个艺术社团是否真正具有存在价值的关键。尤其是如西泠印社这样的百年名社，以印章为主题、以诗书画印为本色，既有着沉厚的文化历史底蕴又与近现代世事相始终，如果缺乏艺术层面的理想与信仰，很难想象其生命延续可以支撑百年。
“保存金石，研究印学”作为立社宗旨，与其说是一种理想与信仰，倒不如说它更应该是西泠印社致力的艺术目标和社会各界对西泠印社的期许。社外人以此期盼着，社内人也以此自律着。作为一种理想与信仰，似乎还应该有更抽象的、更见精神性的内容而不仅仅是具体可行的工作目标。遍观百年来印社前贤，无不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以存亡继绝自励，而于现实的世俗功利却大抵不作热视。换言之，之于西泠印社百年诸贤，世俗的升官发财机会并不少，但却大抵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契约”：不追名逐利、不唯利是图、不因私而废公。
遥想1904年的西泠印社，那正是清末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期，与反满、革命、宪政、共和等政治理想相比，与蛰居上海的满清遗老末代翰林状元拼命以字画赚钱夸富的行为相比，与满口新名词满身新时髦的洋场大少相比，西泠印社“创社四君子”虽也正值年少，却不约而同痴迷于这既背时又寂寞、既无谋名牟利之便又不能以“新潮”、“时髦”自诩的篆刻艺术。彼时的篆刻艺术，与当时富国强兵一振衰陋之习的社会需求全不沾边、与动辄拿从新学堂里学来的洋知识做“文化明星”也毫无相干。成立西泠印社，在当时既看不出利益的驱动，也见不到浮名虚誉的诱惑。本来，篆刻艺术就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领地，诗书画印相对于方兴未艾的新文化也日益呈现出落伍、陈旧、衰败的境地，所以彼时西泠印社成立之缘由，毫无社会的急迫性与文化的必须性，除了以信仰与理想来解释，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理由。
印社成立后，有志之士或捐地、或募款，众志成城、聚沙成塔，本来可以居此而成一名利场谋取一些世俗利益，或排布名位以此炫耀、或广开经营发财致富，但除了吴隐在上海求取货殖之利并反哺印社建设之外，其他诸贤基本上只付出、不索取。比如叶铭勤勤恳恳管理印社、编辑文献；丁仁以世家子尽出所藏，供诸公雅集观摩；王禔虽以印名闻天下，却苦心孤诣以广求贤才；即使吴隐以货贸得利，也以巨资投入印社建设。此外，如果查找西泠印社早期文献，会发现多有一些十分令人感动的记录：早期社员几乎人人以捐赠为乐，一份份账单记录了西泠印社“立社为公”、以奉献为乐的良好风气，这样无名无利、只有付出与奉献的行为举止，在清末民初时局大动荡、浊世名利触目皆是的环境下，显得尤其“不合时宜”。而意欲解释它们存在的理由与动机，也只能是理想与信仰。
西泠印社运营十年，初具规模，人丁兴旺、号召力影响力日增。决定要开成立大会时，由于四位创始人辛勤操劳、付出极多，本来应该互推为社长以领袖群伦，殊不料四人互相谦让，谁也不肯居长，最后去请了上海艺林班首、大名鼎鼎的吴昌硕任社长。费人、费钱、费力、费时把印社组建起来了，却放着社长不做而另请高明，换到今天，早就争得不可开交了，于这四人而言，应该没有其他理由，支撑他们作此约定的，必然是理想与信仰。
风闻汉《三老讳字忌日碑》将被卖往异域，印社紧急动员发起义卖，印社中人无论名家、乡贤，人人皆捐出藏品或作品，最后把这本来与印章无关的珍贵文物赎回并置于孤山，以为公器。但参与的社员个人没有半点“好处”，只有付出与奉献，即使因此有些世俗虚名也是整个印社的虚名，与每个参与的个人无关。这样做的理由，当然也必定出于理想与信仰。
抗战军兴，杭州沦陷，读书人避祸逃命唯恐不及，生活窘迫，自顾不暇，但丁仁、王禔诸公竟仍然梦绕魂牵，不忘这孤山这一席之地，在自己生活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还卖印鬻书，凑足钱每月送到孤山嘱人照管这一方吉地山水，换了一般人，国家都沦丧了，还扯什么空泛虚幻、无关衣食痛痒的西泠印社？恐怕早就扔掉了。但就是这几个冥顽不灵的死读书的迂阔之人，几年如一日地坚持着，没有理想与信仰，岂可得乎？
抗战胜利后，西泠印社重开活动，丁亥（1947年）、戊子（1948年）均有大规模雅集，这时吴昌硕谢世二十年了，吴隐也早已去世，社员中新选社长的呼声日高，但有资格任社长的丁仁与王禔却放着这唾手可得的机会不顾，再延请遥在北京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出任社长。直到解放后的20世纪50年代后期恢复西泠印社活动，硕果仅存的王禔也仍然坚持当初的选择，大约只有具有几十年理想信仰的人，才会作此选择。
建国在即，杭州解放，在上海的丁辅之于病榻上向王禔、吴振平（吴隐之子）交待，尽快把西泠印社交给政府，唯一的要求，只是“希望‘西泠印社’名称保留”，读此一段史料真令人潸然泪下。“西泠印社”这四字，维系着印社半个世纪的“精神信念”，亦即是我们所说的理想与信仰。
解放初的西泠印社，在一段时间里逐渐消沉，但就有社员认定它“薪火”不灭、百废待兴，唯待时日耳！完全以个人的力量刻成的两套印谱—韩登安的《西泠印社胜迹印谱》与高式熊的《西泠印社社员人名印谱》，一志地一志人，在人人都不再关心西泠印社之时，却自费自发地完成了这两大工程，从而彰显了西泠印社的信仰、理想与精神不灭。20世纪50年代，更有王禔、秦康祥、孙智敏等编成《西泠印社志稿》六卷，从而为百年西泠留下了一份弥足珍贵的史料文献。当我们看到这些完全民间的、自发自费因此只能油印的毛边纸本《西泠印社志稿》时，怎能不为他们的理想与信仰所感动？须知他们当时既无钱也无物，都是靠微薄的工资过活的穷文人!
在世俗的眼前利益与精神上的理想、信仰之间，一定选择后者，即使为此付出多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这就是西泠印社前贤在百年历史中告诉我们的最重要内容。但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如果是西泠印社中个别先知先觉的志士有此选择，那可能并不足为奇，因为任何一个领域中，都会有大量的凡夫俗子名利之徒与少数精英份子可以舍家弃子为理想奉献。但西泠印社的难能可贵处在于：为理想奉献是一个横跨几代人的集体选择。百年西泠，至少有三四代人共同作此选择：“何物”西泠，竟有如此大的魔力，可以让印社中人前赴后继、无怨无悔地作此壮烈之举？
时替世移，当近代中国向当代中国转型，尤其是新时期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重大成就以来，经济腾飞、文化繁荣，在一个以经济发展为指标的时代进程中，如果西泠印社仅仅满足于旧式的安贫乐道，也会遇到来自社员、来自社会各界的质疑。一个不富足、不强大、充满衰颓老朽之气的、缺乏活力、老古董老贵族式的西泠印社，显然也不符合我们这个时代对百年西泠的期许。既要保持理想与信仰，又要展现出新的时代活力、充满自信、与时俱进，这是今天这一代西泠印社中人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我们正处于中国强大富足的时代，我们从未有过在世界上占据如此富强的地位。如果仍然把西泠印社的活动定位为清贫甚至寒酸的旧文人基调，那我们的能力，连西泠印社草创初期的吴隐也不如。吴隐还能在不辱西泠印社品牌的基础上，以出色的经济才能为西泠印社的发展打下一个良好的物质基础，从而在一个整体贫穷战乱的旧中国，维系西泠印社发展的基本需求；而我们身处强大富足的新时代，却反而要让百年西泠做不到衣食无虞？由是，西泠印社的“发展”，是一个毋庸置辩的硬道理。但在这个转型时代西泠印社的发展，却不能以理想与信仰的缺失为代价，去做见小利忘大义的蠢事。
在西泠印社发展曾经遇到困境之时，杭州主管部门曾以文化体制改革为抓手，对它进行了重点改造与重点提升，在过去，西泠印社有商店门市、有文物库藏、有出版报刊、有制作工场、有艺术品经营、有风景旅游、有博物馆陈列，这些本来是与社团活动混编在一起不分彼此的。通过改制，西泠印社将社团（事业）与经营（企业）分离，对产业部分实行经济指标考核，将可以走向市场的出版、商店、旅游、经营、拍卖等等推向市场，而对文物、博物馆尤其是作为西泠印社品牌核心的社团，则采取全额投入。
其实，即使在相对尴尬的时期，西泠印社理想与信仰的缺失，也还未能成为一个历史时期的主流形态。改革开放之初，即有吴昌硕遗物的捐赠、王个簃捐赠以及最称浩繁的老前辈杨鲁庵的大量捐赠，从而形成业界所称的“前有张鲁庵，后有杨鲁庵”的佳话—20世纪60年代初，著名印谱、印章收藏大家上海张鲁庵曾一次捐献其毕生所藏的400多部珍稀印谱和大批印章，从而成为了西泠印社百年社史中最丰富的一批文物藏品；20世纪90年代初，内蒙杨鲁庵又将其多年藏品捐赠西泠印社，不求任何回报—没有对西泠印社的信念、没有理想与信仰，两位先生不会有如此慷慨的大手笔。他们的豪举，堪称楷范。
有前辈示范在先，今天的西泠印社，应该更提倡个人对印社的奉献，对印社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坚定信仰，对诗书画印等传统艺术保持充沛的理想与信念。从西泠印社运营角度看，我们也严格遵循一些准则：比如在西泠印社在面临现实困境、现实利益诉求时，在不违背原则的前提上可以略作妥协，但一旦遇到与我们信仰与理想相违背的情况下，则一定坚守我们的信仰而绝不委曲求全。具体而言，在运作一些大活动时，常常会有一些大型企业希望以“冠名”来提供赞助与经费支持，但我们坚持赞助与经费支持不能掩盖西泠印社百年品牌的耀耀光辉，因此在赞助冠名方面，一般不考虑“总冠名”以免被外界误以为是用百年西泠品牌在为别人张目；又比如在操作一些纯学术活动很难产生现实经济效益时，凡有前来合作者，一般会反复提示出：与西泠印社合作本身就是一种企业形象大展示，而不必去斤斤计较企业的名字出现在哪个主要位置并以此来计算自己的收益；更比如有不少个人都希望通过西泠印社来集体创作一批组印，既有对时事的及时反映，又能为今后的收藏与升值打好基础，我们也都会善意地提出建议。假如有商业经济利益在其中，那么西泠印社作为组织不介入不干涉，收藏家们尽可以自己与篆刻艺术家进行一对一的联系。愿意与不愿意，篆刻家可以自便；如果是面对国家重大时事的主题创作，西泠印社当然积极介入，但它的前提是不能有个人的商业目的在其中，必须是公益活动。故百年社庆以来的十年多，西泠印社鲜有陷入经济纠纷之事。我以为这应该是我们严格把关，区分公益与商业之界线的成功尝试所致。再比如，西泠印社自己搞活动、雅集、集体创作笔会，绝不要求社员们全数捐赠印社以为活动补助之用。正相反，我们认为目下许多现场挥毫的“笔会”其实是在贬低书画艺术的真正形象，在现场创作既难认真仔细一丝不苟，而有随手挥洒不计工拙之弊，一挥而就又让观众觉得太容易从而不受尊重。因此从“百年社庆”后，举凡雅集活动，原则上挥毫是现场助兴而不是要作品，且鼓励社员们合作大件书画，有主题限制、又有纪念意义，倘书画篆刻家对自己现场挥毫的作品不无自爱，完全可以自携而去。这样的举措，显然是基于尊重社员而不是斤斤计较某一作品市值几何，把“雅集”之“雅”发挥得较为成功，于西泠印社的理想与信仰也贯彻落实得十分坚决，而且实践证明是成功的。但作为雅集的另一面，每年的祭祖活动，向先贤顶礼膜拜时要求毕恭毕敬，强调要有敬畏之心，要有恭行如仪的严谨举止。在每年的学术研讨活动（它通常不能产生经济效应）中，则强调学术恭谨不苟的良好学风，要尊敬师长、尊敬前人的成果、尊重同行已经付出的努力，尊重为学术理想与人生信仰的孜孜以求，反对党同伐异、争强斗狠，或者刻意贬低别人的不良风气。
没有一个个人是可以超脱于利益之外，那么顺理成章，运营一个社团，也决无人敢奢谈对利害关系、对利益的诉求是必须被摒弃、被绝对忽视的。一个社团几百个社员，要活动、要雅集、要展览、要学术研讨、要春季清明祭祖、要秋季重阳登高，每一动作皆会遇到钱的问题。此即谓之“当家才知柴米贵”的道理。但遥想当年丁仁尤其是叶铭这些印社的当家人，他们也会面临着与我们相同的“人从哪里来、钱从哪里来”的问题。但他们照样坚守得很好，一直坚守了百年，那么今天我们无论以何名义和理由，都不应该使西泠印社蒙羞。百年社庆前，西泠印社的主管部门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毅然决然下决心，把西泠印社的产业与社团分开，由产业负责文化生产与发展的工作，而让作为核心的社团坚决维护其独立的操守与品格—不逼着社团去做创造经济效益的工作，但反过来，却要求西泠印社社团不断打造、升级这个百年招牌，通过活动大量积累人才、凝聚人气，从而使百年西泠在信仰与理想方面，凸现出更鲜明、更强烈、更高大的历史文化形象和特定专业形象。
事实证明，对西泠印社的社团（公益）与产业之间的某种区分并使它们各自有发展的空间，这样的尝试是成功的，在经过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短暂迷茫之后，迅速扭转与变换自身的方位，从而使自己有效地避免了这种整个社会都有的尴尬。
—利益的计算永远会有。但西泠印社努力把它控制在一个适当的“度”里，并且用理想与信仰来统驭、引领，百年西泠的新发展，这应该也是极为重要的一项成功原则吧？
责任编辑：韩少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