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宋代商品经济高度繁荣发展及金属铸币的使用不便催生了交子这一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形式。伴随着纸币的出现，宋代人们形成了丰富的纸币思想。概括起来就是关于纸币本质的思想、关于纸币准备金的思想以及关于纸币流通中稳定币值的称提思想等，具有鲜明的特点，是我国也是世界货币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宋代 交子 纸币思想
一、宋代纸币产生的原因及其发展历程
（一）宋代纸币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商品经济高度繁荣发展的朝代。从北宋开始，农业生产技术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矿冶业、制瓷业、造船业等手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及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加，加速了商业及城市繁荣，更多的集市、镇市发展起来。城市里的市场交易打破了时间的限制，没有了坊（里）、市的界限，街市买卖昼夜不绝。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铜钱、铁钱等金属铸币日益不能满足商业发展的需要，加上铜钱外流的原因，北宋第一次出现了“钱荒”，深刻表现了宋代货币相对不足引起的货币危机。
（二）宋代纸币的产生及发展
商品交换的扩大及“钱荒”的出现，迫切需要扩大流通货币必要量，因而在当时深感铁钱“行旅赍持不变”“艰于转移”的四川，出现了交子这一我国及世界历史上最早的纸币。
交子出现后大致历经了民办交子和官办交子两个时期。交子最早由四川的十余家商户私下联合发行，没有固定的标准格式，可根据需要临时填写金额，等同于普通收据，实质是信用货币性质兑换券，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后来，十余户富商因发行交子获利颇丰，但“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造成资金呆滞，不能保证交子的及时兑现，同时市面上开始出现伪交子，交子的信用被破坏，挤兑、争讼纷起，交子事业便被收归官有了。
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官办交子开始发行。官交子的发行面额、发行限额、流通期限即“界”、准备金即“本钱”都是固定的。官交子已经具有了纸币的基本要素和职能，是名副其实的货币。官交子流通后，行使范围不断扩大，到了南宋，会子已成为最主要的货币。为了聚货敛财、弥补财政亏空及支付巨额军费，南宋政府纸币发行量日益扩大，导致通货膨胀现象日益严重，民生凋敝，人们对纸币的议论越来越多。
二、宋代的纸币思想
（一）关于纸币本质的思想
伴随着纸币这一新事物的出现，人们纷纷从不同的角度试图解释其本质。杨万里最早把子母相权论与纸币流通相结合提出钱楮母子说。他认为，行在会子作为铜钱的代表，铜钱为母，会子为子;两淮会子代表铁钱，铁钱为母，铁钱会子为子，而“母子不相离”，纸币要与它所代表的金属钱币并行流通，互相交换，反之，不兑换纸币是“无母之子”，不可单独使用。杨冠卿认为无论具有实在价值的铜钱铁钱还是作为货币符号的纸币，本身都是无价值之物，它们的价值都是王权赋予的，凭借君王的权力可使金土同价，“欲重而重，欲轻而轻，唯其所欲尔”，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价值观和货币名目主义的王权论思想。另一货币名目主义的代表人物辛弃疾从“寒不可衣，饥不可食”的说法出发将纸币与铜钱统一起来，是彻底的货币名目主义。
（二）关于纸币准备金的思想
宋代人们关于纸币发行所需准备金的问题的普遍看法是：纸币的发行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发行准备金，“不积本钱，亦不得以空文行”，在纸币取得人们的信任后，便可以超过本钱而发行较多的纸币，“但出纳令民间信之，自不消本”。
周行己将货币准备金概括为“以二分之实可为三分之用”“国家常有一分之利”。即纸币有自然损耗方面的“水火之失”，有被盗贼抢劫影响兑现的“盗贼之虞”以及一部分纸币被当作资金和财富储积起来的“往来之积”，这三者“常居其一”，因此发行纸币不需要有十足的准备金。尽管周行己的理论分析与实际状况有所差异，如“盗贼之虞”仅是纸币的持有者不同，对纸币准备金并没有影响，又如其“三一之利”“以二分之实可为三分之用”的结论仅是定性而非定量分析，精确度不高，但是作为货币理论史上关于纸币准备金的重要总结，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三）关于纸币流通中稳定币值的称提思想
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由于军事开支的增加，纸币发行的数量迅速增加，通货膨胀严重，如何稳定币值，人们议论纷纷。宋孝宗依据人们早已习知的货币数量论提出会子“少则重，多则轻”的结论，袁燮在嘉定年间任江西提举时所上的《便民疏》中说：“楮之为物也，多则贱，少则贵，收之则少矣;贱则壅，贵则通，收之则通矣”，与宋孝宗严格控制纸币发行量的根本思想不同，袁燮从收兑角度来稳定币值。而陈耆卿认为称提之术不仅需要紧缩流通中的纸币数量，还必须注意到铜钱方面，即“不专在于称提楮币，又在于称提铜钱也”。他认为铜钱流失海外直接导致国内铜钱的减少，使铜钱对纸币的比价增高，更使人们藏钱不出，国内的流通更加依赖于纸币，使纸币更加充斥。陈耆卿从钱楮两个方面联系考察流通中纸币数量过多对币值的影响，对当时纸币问题的观察更进了一步。
三、宋代纸币思想的特点
（一）宋代纸币思想具有独特的民族个性
宋代纸币的产生以及在流通中出现的问题引起了思想家们热烈的讨论，讨论的问题范围包括纸币的产生、纸币的本质、纸币准备金问题、稳定币值问题等，其关于纸币的概念和范畴具有独特的民族个性，如子母说、虚实论、轻重论、称提说等，内含着丰富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并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为其注入新的内容，从而有别于西方的货币学说。
（二）注重解决现实问题，但基本理论薄弱，没有形成系统的纸币思想体系
宋代思想家们关于纸币的理论多是就事论事，针对实践中出现的某一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对策主张，如北宋周行己关于纸币准备金的问题以及其它关于货币流通的诸多见解，多见于其徽宗大观年间的《上皇帝书》。并且由于缺乏基本货币理论如价值概念的缺乏导致宋代思想家们往往模糊价值、价格之间的界限;对货币职能认识肤浅等，他们针对某一具体现实问题的对策难以归纳、凝练成理论的高度，从而难以形成完整的纸币思想体系。
（三）宋代纸币思想中内含着深刻的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价值立场
宋代纸币思想丰富的人物多是封建政府里地位显赫的官吏，有的直接掌握财政大权。他们关于发行纸币的财政目的十分明确，如宋神宗曾说：“行交子，诚不得已，若素有法制，才用既足，则自不须如此。”纸币的发行仅仅是统治阶级主观上趁机敛财、弥补财政亏空的工具而已。
参考文献
[1]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萧清.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3]王宝平.论交子与宋朝商业繁荣[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0，（2）.
作者简介：马欣（1989-），男，汉族，河北邯郸人。河北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关键词】宋代 交子 纸币思想
一、宋代纸币产生的原因及其发展历程
（一）宋代纸币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
宋代是我国历史上商品经济高度繁荣发展的朝代。从北宋开始，农业生产技术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矿冶业、制瓷业、造船业等手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农业、手工业的发展及人口数量的迅速增加，加速了商业及城市繁荣，更多的集市、镇市发展起来。城市里的市场交易打破了时间的限制，没有了坊（里）、市的界限，街市买卖昼夜不绝。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铜钱、铁钱等金属铸币日益不能满足商业发展的需要，加上铜钱外流的原因，北宋第一次出现了“钱荒”，深刻表现了宋代货币相对不足引起的货币危机。
（二）宋代纸币的产生及发展
商品交换的扩大及“钱荒”的出现，迫切需要扩大流通货币必要量，因而在当时深感铁钱“行旅赍持不变”“艰于转移”的四川，出现了交子这一我国及世界历史上最早的纸币。
交子出现后大致历经了民办交子和官办交子两个时期。交子最早由四川的十余家商户私下联合发行，没有固定的标准格式，可根据需要临时填写金额，等同于普通收据，实质是信用货币性质兑换券，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货币。后来，十余户富商因发行交子获利颇丰，但“广置邸店屋宇园田宝货”造成资金呆滞，不能保证交子的及时兑现，同时市面上开始出现伪交子，交子的信用被破坏，挤兑、争讼纷起，交子事业便被收归官有了。
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官办交子开始发行。官交子的发行面额、发行限额、流通期限即“界”、准备金即“本钱”都是固定的。官交子已经具有了纸币的基本要素和职能，是名副其实的货币。官交子流通后，行使范围不断扩大，到了南宋，会子已成为最主要的货币。为了聚货敛财、弥补财政亏空及支付巨额军费，南宋政府纸币发行量日益扩大，导致通货膨胀现象日益严重，民生凋敝，人们对纸币的议论越来越多。
二、宋代的纸币思想
（一）关于纸币本质的思想
伴随着纸币这一新事物的出现，人们纷纷从不同的角度试图解释其本质。杨万里最早把子母相权论与纸币流通相结合提出钱楮母子说。他认为，行在会子作为铜钱的代表，铜钱为母，会子为子;两淮会子代表铁钱，铁钱为母，铁钱会子为子，而“母子不相离”，纸币要与它所代表的金属钱币并行流通，互相交换，反之，不兑换纸币是“无母之子”，不可单独使用。杨冠卿认为无论具有实在价值的铜钱铁钱还是作为货币符号的纸币，本身都是无价值之物，它们的价值都是王权赋予的，凭借君王的权力可使金土同价，“欲重而重，欲轻而轻，唯其所欲尔”，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价值观和货币名目主义的王权论思想。另一货币名目主义的代表人物辛弃疾从“寒不可衣，饥不可食”的说法出发将纸币与铜钱统一起来，是彻底的货币名目主义。
（二）关于纸币准备金的思想
宋代人们关于纸币发行所需准备金的问题的普遍看法是：纸币的发行必须有一定数量的发行准备金，“不积本钱，亦不得以空文行”，在纸币取得人们的信任后，便可以超过本钱而发行较多的纸币，“但出纳令民间信之，自不消本”。
周行己将货币准备金概括为“以二分之实可为三分之用”“国家常有一分之利”。即纸币有自然损耗方面的“水火之失”，有被盗贼抢劫影响兑现的“盗贼之虞”以及一部分纸币被当作资金和财富储积起来的“往来之积”，这三者“常居其一”，因此发行纸币不需要有十足的准备金。尽管周行己的理论分析与实际状况有所差异，如“盗贼之虞”仅是纸币的持有者不同，对纸币准备金并没有影响，又如其“三一之利”“以二分之实可为三分之用”的结论仅是定性而非定量分析，精确度不高，但是作为货币理论史上关于纸币准备金的重要总结，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三）关于纸币流通中稳定币值的称提思想
宋代特别是南宋时期，由于军事开支的增加，纸币发行的数量迅速增加，通货膨胀严重，如何稳定币值，人们议论纷纷。宋孝宗依据人们早已习知的货币数量论提出会子“少则重，多则轻”的结论，袁燮在嘉定年间任江西提举时所上的《便民疏》中说：“楮之为物也，多则贱，少则贵，收之则少矣;贱则壅，贵则通，收之则通矣”，与宋孝宗严格控制纸币发行量的根本思想不同，袁燮从收兑角度来稳定币值。而陈耆卿认为称提之术不仅需要紧缩流通中的纸币数量，还必须注意到铜钱方面，即“不专在于称提楮币，又在于称提铜钱也”。他认为铜钱流失海外直接导致国内铜钱的减少，使铜钱对纸币的比价增高，更使人们藏钱不出，国内的流通更加依赖于纸币，使纸币更加充斥。陈耆卿从钱楮两个方面联系考察流通中纸币数量过多对币值的影响，对当时纸币问题的观察更进了一步。
三、宋代纸币思想的特点
（一）宋代纸币思想具有独特的民族个性
宋代纸币的产生以及在流通中出现的问题引起了思想家们热烈的讨论，讨论的问题范围包括纸币的产生、纸币的本质、纸币准备金问题、稳定币值问题等，其关于纸币的概念和范畴具有独特的民族个性，如子母说、虚实论、轻重论、称提说等，内含着丰富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并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为其注入新的内容，从而有别于西方的货币学说。
（二）注重解决现实问题，但基本理论薄弱，没有形成系统的纸币思想体系
宋代思想家们关于纸币的理论多是就事论事，针对实践中出现的某一具体问题提出自己的对策主张，如北宋周行己关于纸币准备金的问题以及其它关于货币流通的诸多见解，多见于其徽宗大观年间的《上皇帝书》。并且由于缺乏基本货币理论如价值概念的缺乏导致宋代思想家们往往模糊价值、价格之间的界限;对货币职能认识肤浅等，他们针对某一具体现实问题的对策难以归纳、凝练成理论的高度，从而难以形成完整的纸币思想体系。
（三）宋代纸币思想中内含着深刻的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价值立场
宋代纸币思想丰富的人物多是封建政府里地位显赫的官吏，有的直接掌握财政大权。他们关于发行纸币的财政目的十分明确，如宋神宗曾说：“行交子，诚不得已，若素有法制，才用既足，则自不须如此。”纸币的发行仅仅是统治阶级主观上趁机敛财、弥补财政亏空的工具而已。
参考文献
[1]萧清.中国古代货币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萧清.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3]王宝平.论交子与宋朝商业繁荣[J]，开封教育学院学报，2010，（2）.
作者简介：马欣（1989-），男，汉族，河北邯郸人。河北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