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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期间，参加二月抗争的老同志，遭到围攻和批判后，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分别被下放到北京郊区的几个工厂劳动、调查研究，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进入花甲之年的李先念被下放到北郊木材厂（今北京市天坛家具公司）。
和工人一起劳动
北郊木材厂位于北京东城区小皇庄。自1956年公私合营以来，经过四次重组，由寿材、家具、电锯等行业的213家私人小厂合并而成地方国营企业。全厂职工1317人。1968年夏以8341部队（中央警卫部队）为主实行军管，后改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执行“斗、批、改”的任务。该厂作为毛泽东、党中央的一个试点单位。1969年2月8日，春节刚过，李先念协助周恩来准备全国计划座谈会的工作告一段落后，以沉重的心情到了北郊木材厂，度过了令他难忘的一段时光。
军宣队副队长乔金旺回忆说：“李先念同志到北郊木材厂，军宣队事先已接到指示，要对他采取不冷不热的态度，并在称呼上也作了规定，一般不要叫首长或李副总理，即使叫也不要太多了。因为军宣队领导人和一些队员，长期在他身边工作，和他很熟悉，对他很了解，很尊重，不让叫首长或李副总理觉得别扭，很难做到。先念同志一向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对我们这些警卫人员、工作人员、服务人员都很好，从不摆首长架子。因此，军宣队虽然表面上很谨慎，但实际上还是一如既往，尽量照顾好他。时值冬季，天气很冷，工厂条件很差，没有暖气，军宣队怕他着凉感冒，派人给他生炉子，烧开水，还指定我专门负责照顾先念同志的生活与安排工作活动等。后来先念同志每次和我谈起在北郊木材厂的情景时，都说那里的工人好，干部好，军宣队好，如果不是他们好，还要被折腾。”厂里为李先念准备了办公室，就连上厕所都想到了，修了临时水冲厕所。
由于李先念是“犯了错误”的“一批二保三看”的对象，所以当时军宣队要按照上级指示反映李先念在北郊木材厂的活动情况。从他们写的16期《情况简报》看，也是客观和实事求是的，是为李先念说好话，保护李先念的。如在第二期《情况简报》中说：“李三次来厂，情绪比较高，多次表示自己犯了错误，是来学习、锻炼、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并提出要向全厂职工检查自己的问题，下连参加劳动等。”第七期《情况简报》中说：“李最近几次来厂，不论是开座谈会，还是下连劳动，情绪比较高，不像开始那样拘束。座谈中，李和工人同志有说有笑，很自然，座谈会开得比较活泼。李还经常联系自己的错误，作一点自我批评，最近调查的内容目的性明确，也比较系统”。
李先念到北郊木材厂第一天，厂革委会、军宣队负责人和记者14人向他介绍了该厂“斗、批、改”的情况，历时1个小时40分钟。在听取军宣队队长张随枝情况介绍时，李先念多次插话，提出问题。最后，李先念讲了来厂的目的和任务。他说：“我主要来学习，犯了错误。调查研究也是任务，我还有工作，不能全部在这里，住在这个地方我很高兴，和同志们一块学习，接受再教育。一个礼拜可能有几天不能来，有些会议通知我。再想座谈一下，看可以不可以，不能耽误你们的时间。出来时，主席让我调查研究，制度究竟怎么改法？听听同志们的意见，找一些人调查一下。”
李先念听完情况介绍后就到二、三、四、五连和样品间参观。三连原来是木工车间，李先念看到工人在刨活动房房门时，对工人说：“我以前也是干这个的。”随即接过工人手中的推刨，干了起来。连长说：“你是内行”。李先念说：“我30年前是木匠。”到安装组看到一位军代表在用刨子“倒梭”时，他问：“你会不会干？”军代表答：“向工人阶级学习！”他接过刨子干起来，让军代表看看。他又看到几个工人研究图纸搞革新时，把图纸接过来仔细看了一会，称赞工人高明。他到以铁工活为主的五连看围弯组，工人正在研究花三万多元进口的一台机器，因没有说明书，不会使用，积压了三年，他鼓励工人要研究使用技术或改装。他到四连了解职工生活、劳动保护和生产品种等情况。就这样半天过去了，12点他带着一些材料离开了工厂。
此后，李先念经常到三连劳动，每当拿起刨子的时候，他似乎又回到了青年时代，把一块木料刨得又平，又光滑，棱是棱，角是角。每干完一件活就拿给工人师傅看，请他们检查质量，问怎么样？木工师傅看了后，都感叹地说：“长时间不干了，刨得这么好，真有点扎实功底。有时他还到四连劳动，和工人师傅一起组装家具。他一手握锤，一手把钉，干得很熟练，边条钉得又快又好，受到了工人师傅的称赞。因为他已是年近六旬的人了，多年又没有干体力劳动，所以劳动时间不能太长，只能干一会休息一会。休息时就和工人交谈，讲述自己年轻时在家乡在汉口学木工，当木匠的经历。工人们听了很亲切，对他更热情，更尊敬了。他本想多换几个工位，多干几种活，提出要到油漆车间，钢管车间、电镀车间去劳动。军宣队出于安全考虑，劝说他不要去。
李先念和工人同劳动有了良好开端，有时中午也和工人一起吃饭，又想住在工厂，以便更多地体验工人生活，进一步和工人打成一片。他几次提出来，都被劝阻了。在工间休息时，他和工人一起学习，并积极发言，解释大家提出的问题。他还想体察更多的情况。一天他听说厂里要开批判大会，提出来要参加，想亲自看看基层批判会是什么样，批什么，怎么批。这就难住了军宣队领导，不让去没有理由，让去坐在什么地方，坐在台上还是坐在台下，想来想去坐在哪里都不合适，都会引起与会人员的注目和猜测。军宣队领导同他商量，还是不去参加为好。要了解什么情况，可以开座谈会，找人谈话。李先念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推动落实政策
这时，军宣队正领导该厂进行“斗、批、改”，并写出了《关于资本家问题的调查和处理意见》初稿，送给李先念看。他看后认为可以。他到该厂后，听到和看到的实际情况，深感落实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策，是该厂最突出、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在公私合营时，全厂有资本家200多人，小手工业主70人。到“文革”初期尚有在职的资本家83人，小手工业主39人。二者合起来，约占全厂总人数的10％。李先念发现厂里两派抓的一些人，单独管理，不让回家。每到吃饭时，由专人带着到食堂排队打饭。他问有关人员后，才知道这些人是资方人员或者是有“历史问题”的人。于是他向军宣队领导建议，要说服两派群众组织，不能乱抓人、乱关人，应该将这些人放出，让他们照常回家，照常上班。他还发现，有些人单独在一块劳动，单独在一块吃饭，工人不愿意或不敢接近他们，甚至个别人认为他们也是专政对象。经过了解，这些人都是被划为小企业主的。这样对待他们显然不符合党的政策。他说服工人和有关领导，不要把他们抛在一边不管，而要亲近他们，要把他们分回车间去和工人一起工作和劳动。
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人的问题，还必须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后，重申党的相关政策。所以，从2月20日开始，他向军宣队负责人了解关于该厂资本家的情况和处理办法，提出要开几次座谈会，深入调查该厂的全面情况。得到军宣队的赞同和支持后，3月4日，他首先召开老工人座谈会，调查厂史，详细询问了木材厂的前身，合营时公股与私股的组成，资方代表的政治面目及表现，合营后几次合并的经过，运动前和运动中，资方、工人在厂级、科室、车间的人员构成，工人工资和生活状况等等。他一面听一面做记录，3月8日，又召开有革委会委员、群众组织负责人和工人参加的座谈会，主要了解该厂的运动情况。
第二天继续召开座谈会，集中听取清理阶级队伍的情况。有关人员说：全厂有一般历史问题的248人，有重大历史问题的104人，要打击的有40多人。作为敌我问题戴帽子的只有三四个人。当谈到还有几个资本家准备划为小企业主时，李先念非常关注地问：“划出多少？”答：“拟划四个，现已划出两个。”
3月15日，李先念又召开座谈会，专门调查整党建党情况。座谈会前，有关人员问起对资本家如何处理时，他没有明确回答，只说：“现在我也不好说，没听到中央的精神。下次和张随枝主任一起谈。”
3月18日，李先念重点听取军宣队有关负责人汇报对资本家处理意见和军管前后的运动情况，并讲了重要意见。他说：“资本家，一种是反动资本家，包括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分子；一种是接受改造守法的资本家；一种是小业主也不够，就划出去。第一类属于打击对象。这是我初步意见。你们再讨论吧。”这三条意见，特别是将不够资本家的划出来的意见，是李先念经过调查深思熟虑后提出来的。因为1956年公私合营时，凡是参加合营的私营工商业者，统称资本家或私方。然而他们当中，有的只占有少量生产资料，不雇用工人或有时雇用一两个帮手或带一两个徒工；有的本小利微，自产自销。公私合营后，利息只有几包香烟钱；还有的人是公私合营时因父母年老，顶名进厂的资本家子弟。这些理所应当地划出来。军宣队领导非常重视李先念的意见。于是他们又重新修改调查报告，对一些把握不准的问题及时和李先念商量。4月20日，他们向中央作了《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认真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的情况报告。乔金旺说，这份报告是在李先念参与指导下写出来的。根据实际情况，报告向中央提出：“对资本家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对大多数资本家坚持执行‘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对极少数反动资本家坚决斗争，彻底批判，给予出路；对少数不够资本家的，则把他们划出来。对小手工业主，让他们回到群众中去参加斗、批、改。”报告和原来座谈会上讲的有很大变化，要戴反动分子帽子的由三四个人减为一人，扩大了不够资本家的资方代表划出的部分，把原来准备从小业主划出来的四人增加到八人等。
这份报告，经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后，由周恩来转报毛泽东批准，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以推动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策的落实。当然报告不可能摆脱当时“左”的指导思想，但从改变当时执行政策的混乱状况，尤其能把一部分人的阶级成份降下来看，不能不说还有相当的积极意义。
改革规章制度要讲科学性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李先念到北郊木材厂，还调查了“物资调拨”、“工厂协作”、“财务管理”、“税收办法”等方面的制度问题。通过典型调查指导全面财税改革和工厂的经营管理。九大以后，他将北郊木材厂当作一个联系点，带着财政部、劳动部等有关负责人员六次去该厂调查如何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座谈会上和其他场合，针对当时否定过去合理的规章制度、不加分析地认为都是对工人“关、卡、压”的情况，李先念一再强调改革制度不能对过去的规章制度一概否定。他指出：“我看制度改革要‘一分为二’是对的，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在改的过程中，保留下合理的规章制度，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创立新的制度”，改革规章制度不能乱改，也不能改乱。在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再把规章制度搞乱，生产秩序，经营管理不但恢复不了，反而会更加混乱，所以他认为：“‘彻底改革规章制度的说法’太绝对了。过去的规章制度，有合理的，有不合理的。……要有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
由于当时在“大批判”开路的口号下，把很多正确、行之有效的制度，也当作“物质刺激”来批判，提出取消工人的“附加工资”。他就此事专门向毛泽东反映情况。毛泽东表示 ，同意取消，但不能降低工人的生活。于是，李先念征求财政部有关人员的意见后，同意将“附加工资”变为工人的固定工资，并建议写进文件里，从而保证了职工收入不减少。
工厂要不要检验制度，这也是当时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一些受极左思想影响的人认为检查制度是关、卡、压，是“专家治厂”的具体表现。李先念通过和工人座谈后认为：“不能不要技术员，工人阶级要通过党来领导，工人要和技术人员相结合”。“检验人员还是得要，特别是精密仪器，高级的东西，但根据情况可设专职或不脱产的”。
由于批判所谓的“利润挂帅”，致使有的工厂取消产品成本核算，并当作经验介绍。李先念听后说：“那怎么行？还是得要。”“财会改革决不能不要经济核算”，“不能把正常合理的核算都说成是利润挂帅。财会改革有一条原则就是要把成本反映出来”。
劳保福利是直接关系工人切身利益的一件大事。李先念对此非常慎重，要求厂领导和工人一起很好学习讨论。按规定工厂每三年给工人发一套工作服。有的工人舍不得穿，把旧工作服补了又补，一穿就是四五年。当提出改革劳保福利时，工作服也不发了，有的工人还把没有穿过的工作服交回来。李先念认为工人的热情可嘉，但不能作为制度定下来。
多年来，有些老厂的工人都是自己带工具到工厂上班，厂里每月支付工人的工具费，北郊木材厂也是这样。周恩来很关心这件事，特意打电话问李先念，工具费还拿不拿？第二天李先念就来厂里调查，召开工人座谈会。一位老工人说：“因为手里的工具是祖辈传下来的，父亲背了一辈子，我又背了几十年，有些舍不得。”还有的工人说：“这是公与私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自己头脑里的反映，我们现在想通了。多交一件工具，就是向毛主席多献一份忠心，就向毛主席革命路线迈进一步。”李先念在座谈会上称赞工人一心为公的精神，也讲了一些道理，但认为无报酬地让工人把工具交给厂里，也是不合理的。对资本家的资产都不没收，合营后还拿利息，为什么一定要工人自己交回工具呢？后来经和厂领导研究，凡是愿意交给厂里的工具，都作价付钱。即使如此，工人也是将那些过时的工具交给厂里，好的适用的自己留着。显然不给工具费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李先念的看法和处理这些问题的做法，今天看来都是很平凡的事，然而在当时都认为是“两条路线斗争”问题。这也是他在实际工作中抵制“左”的错误的具体表现。
李先念在木材厂，很关心该厂的技术革命、生产发展，尽量帮助解决一些具体困难。当他还用手抡着锤子钉箱子时，就想到这种办法太落后了，应该用“钉子枪”，但这种技术，该厂解决不了。他就让一机部副部长周子建设法帮助解决。该厂因为是做钢木家具的，有些钢材制件用冲床更节约人力物力。他向厂里领导建议，要搞一台60吨的冲床。厂领导说，无法解决钢材。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要用一吨钢材也要层层批，于是他就帮助解决钢材。他要求该厂，通过技术革新，设备改造更新，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家具来，在满足国内市场需要的同时，扩大向港澳地区出口、不能满足于只通过广交会按订单加工出口家具，还应该派人到港澳，了解市场情况，以便有更多家具向港澳出口。
当时工厂的工人上下班要“早请示晚汇报”，还要像解放军那样，到厂后排队跑步。他们上班很早，走得很晚，加班加点“献忠心”。召开连队大会、全厂大会，都要按班、排、连排队入场。一些老工人离厂较远，骑自行车或挤公共汽车上下班很疲劳。李先念了解这些情况后，心里很不安，就让军宣队做工作，说服各级领导，注意关心群众生活，搞好劳逸结合。于是全厂各班组织很快建立了“工间休”制度，工人干累了，休息一会，抽袋烟，喝点水，然后再干。这种做法受到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欢迎和好评。
据不完全统计，李先念在近五个多月的时间里，到北郊木材厂去了22次，是他在建国后下基层时间最长、次数最多的地方。该厂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20年后，他给北郊木材厂题写了厂名。他逝世时，木材厂的工人们都很怀念他，派代表参加了吊唁和遗体告别活动。(责任编辑：禾 青)
和工人一起劳动
北郊木材厂位于北京东城区小皇庄。自1956年公私合营以来，经过四次重组，由寿材、家具、电锯等行业的213家私人小厂合并而成地方国营企业。全厂职工1317人。1968年夏以8341部队（中央警卫部队）为主实行军管，后改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执行“斗、批、改”的任务。该厂作为毛泽东、党中央的一个试点单位。1969年2月8日，春节刚过，李先念协助周恩来准备全国计划座谈会的工作告一段落后，以沉重的心情到了北郊木材厂，度过了令他难忘的一段时光。
军宣队副队长乔金旺回忆说：“李先念同志到北郊木材厂，军宣队事先已接到指示，要对他采取不冷不热的态度，并在称呼上也作了规定，一般不要叫首长或李副总理，即使叫也不要太多了。因为军宣队领导人和一些队员，长期在他身边工作，和他很熟悉，对他很了解，很尊重，不让叫首长或李副总理觉得别扭，很难做到。先念同志一向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对我们这些警卫人员、工作人员、服务人员都很好，从不摆首长架子。因此，军宣队虽然表面上很谨慎，但实际上还是一如既往，尽量照顾好他。时值冬季，天气很冷，工厂条件很差，没有暖气，军宣队怕他着凉感冒，派人给他生炉子，烧开水，还指定我专门负责照顾先念同志的生活与安排工作活动等。后来先念同志每次和我谈起在北郊木材厂的情景时，都说那里的工人好，干部好，军宣队好，如果不是他们好，还要被折腾。”厂里为李先念准备了办公室，就连上厕所都想到了，修了临时水冲厕所。
由于李先念是“犯了错误”的“一批二保三看”的对象，所以当时军宣队要按照上级指示反映李先念在北郊木材厂的活动情况。从他们写的16期《情况简报》看，也是客观和实事求是的，是为李先念说好话，保护李先念的。如在第二期《情况简报》中说：“李三次来厂，情绪比较高，多次表示自己犯了错误，是来学习、锻炼、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并提出要向全厂职工检查自己的问题，下连参加劳动等。”第七期《情况简报》中说：“李最近几次来厂，不论是开座谈会，还是下连劳动，情绪比较高，不像开始那样拘束。座谈中，李和工人同志有说有笑，很自然，座谈会开得比较活泼。李还经常联系自己的错误，作一点自我批评，最近调查的内容目的性明确，也比较系统”。
李先念到北郊木材厂第一天，厂革委会、军宣队负责人和记者14人向他介绍了该厂“斗、批、改”的情况，历时1个小时40分钟。在听取军宣队队长张随枝情况介绍时，李先念多次插话，提出问题。最后，李先念讲了来厂的目的和任务。他说：“我主要来学习，犯了错误。调查研究也是任务，我还有工作，不能全部在这里，住在这个地方我很高兴，和同志们一块学习，接受再教育。一个礼拜可能有几天不能来，有些会议通知我。再想座谈一下，看可以不可以，不能耽误你们的时间。出来时，主席让我调查研究，制度究竟怎么改法？听听同志们的意见，找一些人调查一下。”
李先念听完情况介绍后就到二、三、四、五连和样品间参观。三连原来是木工车间，李先念看到工人在刨活动房房门时，对工人说：“我以前也是干这个的。”随即接过工人手中的推刨，干了起来。连长说：“你是内行”。李先念说：“我30年前是木匠。”到安装组看到一位军代表在用刨子“倒梭”时，他问：“你会不会干？”军代表答：“向工人阶级学习！”他接过刨子干起来，让军代表看看。他又看到几个工人研究图纸搞革新时，把图纸接过来仔细看了一会，称赞工人高明。他到以铁工活为主的五连看围弯组，工人正在研究花三万多元进口的一台机器，因没有说明书，不会使用，积压了三年，他鼓励工人要研究使用技术或改装。他到四连了解职工生活、劳动保护和生产品种等情况。就这样半天过去了，12点他带着一些材料离开了工厂。
此后，李先念经常到三连劳动，每当拿起刨子的时候，他似乎又回到了青年时代，把一块木料刨得又平，又光滑，棱是棱，角是角。每干完一件活就拿给工人师傅看，请他们检查质量，问怎么样？木工师傅看了后，都感叹地说：“长时间不干了，刨得这么好，真有点扎实功底。有时他还到四连劳动，和工人师傅一起组装家具。他一手握锤，一手把钉，干得很熟练，边条钉得又快又好，受到了工人师傅的称赞。因为他已是年近六旬的人了，多年又没有干体力劳动，所以劳动时间不能太长，只能干一会休息一会。休息时就和工人交谈，讲述自己年轻时在家乡在汉口学木工，当木匠的经历。工人们听了很亲切，对他更热情，更尊敬了。他本想多换几个工位，多干几种活，提出要到油漆车间，钢管车间、电镀车间去劳动。军宣队出于安全考虑，劝说他不要去。
李先念和工人同劳动有了良好开端，有时中午也和工人一起吃饭，又想住在工厂，以便更多地体验工人生活，进一步和工人打成一片。他几次提出来，都被劝阻了。在工间休息时，他和工人一起学习，并积极发言，解释大家提出的问题。他还想体察更多的情况。一天他听说厂里要开批判大会，提出来要参加，想亲自看看基层批判会是什么样，批什么，怎么批。这就难住了军宣队领导，不让去没有理由，让去坐在什么地方，坐在台上还是坐在台下，想来想去坐在哪里都不合适，都会引起与会人员的注目和猜测。军宣队领导同他商量，还是不去参加为好。要了解什么情况，可以开座谈会，找人谈话。李先念采纳了他们的意见。
推动落实政策
这时，军宣队正领导该厂进行“斗、批、改”，并写出了《关于资本家问题的调查和处理意见》初稿，送给李先念看。他看后认为可以。他到该厂后，听到和看到的实际情况，深感落实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策，是该厂最突出、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在公私合营时，全厂有资本家200多人，小手工业主70人。到“文革”初期尚有在职的资本家83人，小手工业主39人。二者合起来，约占全厂总人数的10％。李先念发现厂里两派抓的一些人，单独管理，不让回家。每到吃饭时，由专人带着到食堂排队打饭。他问有关人员后，才知道这些人是资方人员或者是有“历史问题”的人。于是他向军宣队领导建议，要说服两派群众组织，不能乱抓人、乱关人，应该将这些人放出，让他们照常回家，照常上班。他还发现，有些人单独在一块劳动，单独在一块吃饭，工人不愿意或不敢接近他们，甚至个别人认为他们也是专政对象。经过了解，这些人都是被划为小企业主的。这样对待他们显然不符合党的政策。他说服工人和有关领导，不要把他们抛在一边不管，而要亲近他们，要把他们分回车间去和工人一起工作和劳动。
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人的问题，还必须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后，重申党的相关政策。所以，从2月20日开始，他向军宣队负责人了解关于该厂资本家的情况和处理办法，提出要开几次座谈会，深入调查该厂的全面情况。得到军宣队的赞同和支持后，3月4日，他首先召开老工人座谈会，调查厂史，详细询问了木材厂的前身，合营时公股与私股的组成，资方代表的政治面目及表现，合营后几次合并的经过，运动前和运动中，资方、工人在厂级、科室、车间的人员构成，工人工资和生活状况等等。他一面听一面做记录，3月8日，又召开有革委会委员、群众组织负责人和工人参加的座谈会，主要了解该厂的运动情况。
第二天继续召开座谈会，集中听取清理阶级队伍的情况。有关人员说：全厂有一般历史问题的248人，有重大历史问题的104人，要打击的有40多人。作为敌我问题戴帽子的只有三四个人。当谈到还有几个资本家准备划为小企业主时，李先念非常关注地问：“划出多少？”答：“拟划四个，现已划出两个。”
3月15日，李先念又召开座谈会，专门调查整党建党情况。座谈会前，有关人员问起对资本家如何处理时，他没有明确回答，只说：“现在我也不好说，没听到中央的精神。下次和张随枝主任一起谈。”
3月18日，李先念重点听取军宣队有关负责人汇报对资本家处理意见和军管前后的运动情况，并讲了重要意见。他说：“资本家，一种是反动资本家，包括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分子；一种是接受改造守法的资本家；一种是小业主也不够，就划出去。第一类属于打击对象。这是我初步意见。你们再讨论吧。”这三条意见，特别是将不够资本家的划出来的意见，是李先念经过调查深思熟虑后提出来的。因为1956年公私合营时，凡是参加合营的私营工商业者，统称资本家或私方。然而他们当中，有的只占有少量生产资料，不雇用工人或有时雇用一两个帮手或带一两个徒工；有的本小利微，自产自销。公私合营后，利息只有几包香烟钱；还有的人是公私合营时因父母年老，顶名进厂的资本家子弟。这些理所应当地划出来。军宣队领导非常重视李先念的意见。于是他们又重新修改调查报告，对一些把握不准的问题及时和李先念商量。4月20日，他们向中央作了《北京市北郊木材厂认真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各项政策》的情况报告。乔金旺说，这份报告是在李先念参与指导下写出来的。根据实际情况，报告向中央提出：“对资本家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对大多数资本家坚持执行‘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对极少数反动资本家坚决斗争，彻底批判，给予出路；对少数不够资本家的，则把他们划出来。对小手工业主，让他们回到群众中去参加斗、批、改。”报告和原来座谈会上讲的有很大变化，要戴反动分子帽子的由三四个人减为一人，扩大了不够资本家的资方代表划出的部分，把原来准备从小业主划出来的四人增加到八人等。
这份报告，经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后，由周恩来转报毛泽东批准，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以推动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策的落实。当然报告不可能摆脱当时“左”的指导思想，但从改变当时执行政策的混乱状况，尤其能把一部分人的阶级成份降下来看，不能不说还有相当的积极意义。
改革规章制度要讲科学性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李先念到北郊木材厂，还调查了“物资调拨”、“工厂协作”、“财务管理”、“税收办法”等方面的制度问题。通过典型调查指导全面财税改革和工厂的经营管理。九大以后，他将北郊木材厂当作一个联系点，带着财政部、劳动部等有关负责人员六次去该厂调查如何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在座谈会上和其他场合，针对当时否定过去合理的规章制度、不加分析地认为都是对工人“关、卡、压”的情况，李先念一再强调改革制度不能对过去的规章制度一概否定。他指出：“我看制度改革要‘一分为二’是对的，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在改的过程中，保留下合理的规章制度，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创立新的制度”，改革规章制度不能乱改，也不能改乱。在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的情况下，再把规章制度搞乱，生产秩序，经营管理不但恢复不了，反而会更加混乱，所以他认为：“‘彻底改革规章制度的说法’太绝对了。过去的规章制度，有合理的，有不合理的。……要有革命性、科学性、纪律性。”
由于当时在“大批判”开路的口号下，把很多正确、行之有效的制度，也当作“物质刺激”来批判，提出取消工人的“附加工资”。他就此事专门向毛泽东反映情况。毛泽东表示 ，同意取消，但不能降低工人的生活。于是，李先念征求财政部有关人员的意见后，同意将“附加工资”变为工人的固定工资，并建议写进文件里，从而保证了职工收入不减少。
工厂要不要检验制度，这也是当时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一些受极左思想影响的人认为检查制度是关、卡、压，是“专家治厂”的具体表现。李先念通过和工人座谈后认为：“不能不要技术员，工人阶级要通过党来领导，工人要和技术人员相结合”。“检验人员还是得要，特别是精密仪器，高级的东西，但根据情况可设专职或不脱产的”。
由于批判所谓的“利润挂帅”，致使有的工厂取消产品成本核算，并当作经验介绍。李先念听后说：“那怎么行？还是得要。”“财会改革决不能不要经济核算”，“不能把正常合理的核算都说成是利润挂帅。财会改革有一条原则就是要把成本反映出来”。
劳保福利是直接关系工人切身利益的一件大事。李先念对此非常慎重，要求厂领导和工人一起很好学习讨论。按规定工厂每三年给工人发一套工作服。有的工人舍不得穿，把旧工作服补了又补，一穿就是四五年。当提出改革劳保福利时，工作服也不发了，有的工人还把没有穿过的工作服交回来。李先念认为工人的热情可嘉，但不能作为制度定下来。
多年来，有些老厂的工人都是自己带工具到工厂上班，厂里每月支付工人的工具费，北郊木材厂也是这样。周恩来很关心这件事，特意打电话问李先念，工具费还拿不拿？第二天李先念就来厂里调查，召开工人座谈会。一位老工人说：“因为手里的工具是祖辈传下来的，父亲背了一辈子，我又背了几十年，有些舍不得。”还有的工人说：“这是公与私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自己头脑里的反映，我们现在想通了。多交一件工具，就是向毛主席多献一份忠心，就向毛主席革命路线迈进一步。”李先念在座谈会上称赞工人一心为公的精神，也讲了一些道理，但认为无报酬地让工人把工具交给厂里，也是不合理的。对资本家的资产都不没收，合营后还拿利息，为什么一定要工人自己交回工具呢？后来经和厂领导研究，凡是愿意交给厂里的工具，都作价付钱。即使如此，工人也是将那些过时的工具交给厂里，好的适用的自己留着。显然不给工具费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李先念的看法和处理这些问题的做法，今天看来都是很平凡的事，然而在当时都认为是“两条路线斗争”问题。这也是他在实际工作中抵制“左”的错误的具体表现。
李先念在木材厂，很关心该厂的技术革命、生产发展，尽量帮助解决一些具体困难。当他还用手抡着锤子钉箱子时，就想到这种办法太落后了，应该用“钉子枪”，但这种技术，该厂解决不了。他就让一机部副部长周子建设法帮助解决。该厂因为是做钢木家具的，有些钢材制件用冲床更节约人力物力。他向厂里领导建议，要搞一台60吨的冲床。厂领导说，无法解决钢材。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要用一吨钢材也要层层批，于是他就帮助解决钢材。他要求该厂，通过技术革新，设备改造更新，生产出更多更好的家具来，在满足国内市场需要的同时，扩大向港澳地区出口、不能满足于只通过广交会按订单加工出口家具，还应该派人到港澳，了解市场情况，以便有更多家具向港澳出口。
当时工厂的工人上下班要“早请示晚汇报”，还要像解放军那样，到厂后排队跑步。他们上班很早，走得很晚，加班加点“献忠心”。召开连队大会、全厂大会，都要按班、排、连排队入场。一些老工人离厂较远，骑自行车或挤公共汽车上下班很疲劳。李先念了解这些情况后，心里很不安，就让军宣队做工作，说服各级领导，注意关心群众生活，搞好劳逸结合。于是全厂各班组织很快建立了“工间休”制度，工人干累了，休息一会，抽袋烟，喝点水，然后再干。这种做法受到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欢迎和好评。
据不完全统计，李先念在近五个多月的时间里，到北郊木材厂去了22次，是他在建国后下基层时间最长、次数最多的地方。该厂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20年后，他给北郊木材厂题写了厂名。他逝世时，木材厂的工人们都很怀念他，派代表参加了吊唁和遗体告别活动。(责任编辑：禾 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