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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树林掩映之间，广东省惠州市上塘街70号坐落着一座欧陆风格的青砖小洋房，名为东湖旅店。20世纪40年代，其曾作为“省港秘密大营救”的中转站，见证了茅盾、邹韬奋、张友渔等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安全地“住进来”，秘密地“送出去”。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入侵中国的日本军队于该年12月向香港发动了进攻，香港沦陷，众多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知名人士及国际友人被困香港，危在旦夕。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东江游击队迅速组织开展了秘密营救，历时200多天，行程2万余里，遍及10几个省市。最终，上千名被营救人士，无一人走失，无一人被捕，创造了震惊中外的奇迹。
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本陆军渡过深圳河，入侵香港。18天后，12月25日，香港沦陷。香港沦陷后，日本的“南支派遣军”特务机关“大东亚共荣圈”在报纸上刊登启事：“请邹韬奋、茅盾先生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另一文化特务还在香港各大影院打出“请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到半岛酒店会晤”的字样。
据了解，宋庆龄、何香凝、茅盾、邹韬奋、夏衍等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在来到香港后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行动，在香港掀起过一股火热的文化风潮，引起了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因此，日军此次名为“邀请”，实为逮捕。各路民主人士、文化人士的处境十分危險。
当此之时，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多次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周恩来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想尽一切方法，尽快把这些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转移出来，护送到安全的地带。为此，廖承志立即联系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以下简称“东江纵队”）寻求帮助。1942年1月，这场大营救工作开始秘密进行。
“这些被营救的都是文化界精英、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战士，如果被抓，将是中国的一大损失。所以当东江纵队知道日本要进攻香港时，就按上级指示第一时间进行营救。”东江纵队历史研究会会长尹素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营救开始的第一个难题，便是要寻找隐蔽在香港各地的文化人士。在日军攻打香港后，许多文化人士各自分散隐藏，彼此失去联络。诸如夏衍、邹韬奋、胡绳等人分散居住在铜锣湾的贫民区内;蔡楚生和妻子陈曼云躲到跑马地黄泥涌的防空洞;柳亚子一家五口隐蔽在西摩道宋庆龄主办的保卫中国同盟总部……
东湖旅店，曾作为“省港秘密大营救”的中转站。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机要工作负责人潘柱承担了寻找各文化人士的工作。他首先想到香港《华商报》的总主笔张友渔和在生活书店工作的徐博昕，通过他们，潘柱找到了柳亚子和女儿柳无垢，接着又在罗便臣道找到了何香凝。经过近一周的寻找后，所有营救对象被陆续找到并安置在安全的秘密住所里。其后，在周恩来的指示下，营救具体方案最终确定为“三水路一陆路”撤离路线。
1942年1月9日下午，邹韬奋、茅盾夫妇等20多人打扮成“难民”，混在逃难的人群里。在东江纵队交通员带领下，众人集合在铜锣湾避风塘的海上交通站，分批乘坐小船前往一艘大船上集中。次日凌晨，乘海面有雾，众人又分批乘小艇偷偷驶入大海，至九龙红磡码头上岸。其后，众人一路北行，经过数日的跋涉，最终于1942年1月13日晚抵达深圳白石龙村。
其后的几天里，胡风、丁聪、张铁生等300多位文化名人也陆续抵达白石龙村。这条陆路转移路线，成为了文化人大营救的主要通道。
1942年除夕晚，茅盾、胡风、张友渔等20多名文化人士被营救他们的共产党人秘密接到惠州，安排住在东湖旅店和东和行。大年初一，茅盾夫妇亲自下厨，为大家烹饪了家乡名菜。几十名文化名人及部分参与营救的人士就这样吃上了一顿特别的团圆饭。
由于部分文化人士在香港活动时间长，名气过大，为了避免其在半路被人认出，身份暴露，廖承志决定，这些人不能再走东江纵队的那条陆路撤离，改走经澳门到桂林的营救西线。
在廖承志的安排下，1942年1月6日，夏衍、金山、司徒慧敏等20人聚集在码头，准备乘走私船到澳门，进而再转移至内地。在码头边，众人乔装打扮，以假名互称。诸如夏衍化名黄坤，身着广东人常穿的“唐装”，蓄上两撇小胡子，手持一把雨伞，颇有港商的味道。
在抵达澳门后，经过澳门地下党的帮助，夏衍、司徒慧敏等一行人又化装成富商，再次乘坐走私船辗转到达桂林。
为避免长途跋涉，年龄较大的何香凝、柳亚子等人也是通过水路离开香港。但在那时，日本人把所有船上的机器都拆除了，船没有动力，只能靠风力行驶。原本两天可到达东江，因海面无风，船在海面上漂泊了数日。眼看着船上的淡水和食物都要消耗殆尽，正巧东江纵队的巡逻船驶过，为何香凝一行人送来了烧鸡、鸡蛋等食物，并护送他们前往海丰。
此次经历让何香凝感慨万千，她还提笔作诗一首：“水尽粮空渡海丰，敢将勇气抗时穷。时穷见节吾侪责，即死还留后世风。”
1981年，画家蔡迪支、许钦松根据此事件，创作了版画作品《晓风残月》。在版画中，一众文化人士在夜晚的丛林中鱼贯穿梭，走在最前方的茅盾身姿挺拔而坚定，紧随其后的邹韬奋嘴角带笑，步伐矫健，他们也将革命、文化的火种继续在中国大地上传播下去。
1942年的这次大营救，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精心策划，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创造出来的奇迹。这一行动为革命的胜利和中国文化的存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编辑/余弘阳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入侵中国的日本军队于该年12月向香港发动了进攻，香港沦陷，众多爱国民主人士、文化界知名人士及国际友人被困香港，危在旦夕。在周恩来的指示下，东江游击队迅速组织开展了秘密营救，历时200多天，行程2万余里，遍及10几个省市。最终，上千名被营救人士，无一人走失，无一人被捕，创造了震惊中外的奇迹。
迫在眉睫的营救
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本陆军渡过深圳河，入侵香港。18天后，12月25日，香港沦陷。香港沦陷后，日本的“南支派遣军”特务机关“大东亚共荣圈”在报纸上刊登启事：“请邹韬奋、茅盾先生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建设”，另一文化特务还在香港各大影院打出“请梅兰芳、蔡楚生、司徒慧敏到半岛酒店会晤”的字样。
据了解，宋庆龄、何香凝、茅盾、邹韬奋、夏衍等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在来到香港后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行动，在香港掀起过一股火热的文化风潮，引起了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仇视。因此，日军此次名为“邀请”，实为逮捕。各路民主人士、文化人士的处境十分危險。
当此之时，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多次急电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周恩来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想尽一切方法，尽快把这些中华民族的文化精英转移出来，护送到安全的地带。为此，廖承志立即联系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以下简称“东江纵队”）寻求帮助。1942年1月，这场大营救工作开始秘密进行。
“这些被营救的都是文化界精英、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战士，如果被抓，将是中国的一大损失。所以当东江纵队知道日本要进攻香港时，就按上级指示第一时间进行营救。”东江纵队历史研究会会长尹素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营救开始的第一个难题，便是要寻找隐蔽在香港各地的文化人士。在日军攻打香港后，许多文化人士各自分散隐藏，彼此失去联络。诸如夏衍、邹韬奋、胡绳等人分散居住在铜锣湾的贫民区内;蔡楚生和妻子陈曼云躲到跑马地黄泥涌的防空洞;柳亚子一家五口隐蔽在西摩道宋庆龄主办的保卫中国同盟总部……
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机要工作负责人潘柱承担了寻找各文化人士的工作。他首先想到香港《华商报》的总主笔张友渔和在生活书店工作的徐博昕，通过他们，潘柱找到了柳亚子和女儿柳无垢，接着又在罗便臣道找到了何香凝。经过近一周的寻找后，所有营救对象被陆续找到并安置在安全的秘密住所里。其后，在周恩来的指示下，营救具体方案最终确定为“三水路一陆路”撤离路线。
假扮“难民”陆路北上
1942年1月9日下午，邹韬奋、茅盾夫妇等20多人打扮成“难民”，混在逃难的人群里。在东江纵队交通员带领下，众人集合在铜锣湾避风塘的海上交通站，分批乘坐小船前往一艘大船上集中。次日凌晨，乘海面有雾，众人又分批乘小艇偷偷驶入大海，至九龙红磡码头上岸。其后，众人一路北行，经过数日的跋涉，最终于1942年1月13日晚抵达深圳白石龙村。
其后的几天里，胡风、丁聪、张铁生等300多位文化名人也陆续抵达白石龙村。这条陆路转移路线，成为了文化人大营救的主要通道。
1942年除夕晚，茅盾、胡风、张友渔等20多名文化人士被营救他们的共产党人秘密接到惠州，安排住在东湖旅店和东和行。大年初一，茅盾夫妇亲自下厨，为大家烹饪了家乡名菜。几十名文化名人及部分参与营救的人士就这样吃上了一顿特别的团圆饭。
水路撤离一波三折
由于部分文化人士在香港活动时间长，名气过大，为了避免其在半路被人认出，身份暴露，廖承志决定，这些人不能再走东江纵队的那条陆路撤离，改走经澳门到桂林的营救西线。
在廖承志的安排下，1942年1月6日，夏衍、金山、司徒慧敏等20人聚集在码头，准备乘走私船到澳门，进而再转移至内地。在码头边，众人乔装打扮，以假名互称。诸如夏衍化名黄坤，身着广东人常穿的“唐装”，蓄上两撇小胡子，手持一把雨伞，颇有港商的味道。
在抵达澳门后，经过澳门地下党的帮助，夏衍、司徒慧敏等一行人又化装成富商，再次乘坐走私船辗转到达桂林。
为避免长途跋涉，年龄较大的何香凝、柳亚子等人也是通过水路离开香港。但在那时，日本人把所有船上的机器都拆除了，船没有动力，只能靠风力行驶。原本两天可到达东江，因海面无风，船在海面上漂泊了数日。眼看着船上的淡水和食物都要消耗殆尽，正巧东江纵队的巡逻船驶过，为何香凝一行人送来了烧鸡、鸡蛋等食物，并护送他们前往海丰。
此次经历让何香凝感慨万千，她还提笔作诗一首：“水尽粮空渡海丰，敢将勇气抗时穷。时穷见节吾侪责，即死还留后世风。”
1981年，画家蔡迪支、许钦松根据此事件，创作了版画作品《晓风残月》。在版画中，一众文化人士在夜晚的丛林中鱼贯穿梭，走在最前方的茅盾身姿挺拔而坚定，紧随其后的邹韬奋嘴角带笑，步伐矫健，他们也将革命、文化的火种继续在中国大地上传播下去。
1942年的这次大营救，被茅盾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这是由中国共产党精心策划，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创造出来的奇迹。这一行动为革命的胜利和中国文化的存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也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编辑/余弘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