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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国贤斋名容居，号容居主人，1951年4月生于江苏江阴。师从沈鹏先生。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原任江阴市文联主席(2002—2006)，兼任江阴市书画院院长、无锡市国画院副院长、无锡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2000年被评为中国书法家协会首届“德艺双馨”会员，现受聘为江苏省国画院特聘书法家，江南大学书画研究所研究员。
我与夏国贤先生相交二十余年，其称我谓之“诤友”。近年来，书坛介绍和评论国贤先生书法作品的文章多矣。作为“诤友”，换个角度来说说我对国贤先生书法创作之认识，不逮之处或有拾人牙慧之处，行家尽可一笑了之。
国贤先生在编辑个人书法集时，我曾写过一首七律：“疾徐浓谈总时歆，雄健风姿卓不群。激越空灵生万象，跌宕奇险见千钧。心追魏晋崇风骨，意逐明清尚墨洇。挥笔参禅两相善，书臻此境足堪吟。”
国贤先生举办个人书展时，其恩师沈鹏先生寄来贺词：“清阮容台谓书之南派，江左风流，疏放研妙，长于启牍，国贤弟得之者也。”
苏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书家陆家衡先生看了夏国贤的书展说道：“夏国贤近来的作品较过去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在用笔方面，吸取了怀素、黄庭坚等人的优点，既有古意，又不大变，充分发挥了线条可以千变万化的特性，一些大的作品线条用得很好，一些小的草书也很细微、精到，堪称中国书坛的佼佼者。”
如果说我的拙诗对国贤先生书法的评价是抽象的话，那沈鹏先生和陆家衡先生的评价应该说是很明白的。
目下书坛既狂热又浮躁，书家鱼龙混杂，作品霸气、悍气者有之，怪气、俗气者有之，唯缺清淡之气。更有甚者，或把丑态怪异的书作当成创新来追求，或把西方的艺术创作当作个性来表现，或把工艺制作式、拼凑块面式的书作作为展览时“夺人眼球”的争攀筹码。书法评论亦复如是，哪人官衔高、名头大，只要会涂鸦，“著名书家”、“书法大师”的称号不愁没人献媚。能静下心来做学问的书家则不多矣。
评价一个书家书法成就的高低，一在功力，二在学问，三在境界。
功力是书法之基础。夏国贤先生习书三十余年来，初从褚遂良《雁塔圣教序》入手，一临数年，用功甚笃，后又临汉隶《石门颂》、魏碑《张黑女墓志》，一段时间又专临陆机《平复帖》、索靖《月仪贴》、《出师颂》。我家中就留有国贤先生二十年前临摹的《平复帖》，现在翻出来对照印制的原作，觉得其临作不失浑厚拙朴、灵动活脱之态。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可谓是国贤先生颇为用功的阶段，他把书斋取名为“无逸斋”，意即不敢稍有懈怠也。日必临池，往往佐以音乐，乃至废寝忘食。顺便说一下，这一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他有时会在人家吃晚饭时就睡觉，然后在凌晨二、三点钟起来读书、临池、写文章，有时也会上午去上班，到了下午二、三点钟，肚子饿得不行，才想起去吃饭。尽管国贤已多次入展全国书展，但一段时间，国贤与我谈及书法，每每流露“不得突破”之感慨。大凡对某一事、某一艺追求执着的人，在前进的道路上，总会有所迷、继而有所悟、最终有所得。
果然，国贤在日后又接触并选择了大量的被历代奉为经典的法帖作为学习提高的楷模，尤对二王的古朴精到，褚遂良的飘逸洒脱，颜真卿的沉雄宽博，米芾的竣丽遒劲，苏东坡的端庄凝重，董其昌的清雅高远，陈淳的奔放率意，王铎的雄健恣肆，研习甚深，将众家之长，融于一炉。所以，看国贤先生的书作，看不出他的结体、用笔属于哪一家哪一法，但又似乎能从他的结体和用笔中找出古代大家的经典之处。
日前，国贤先生在案前悬挂了一幅书写董其昌小诗的作品，写得开阔疏放，溢出一股清淡之气。但圈内不少书家少有颔首者，以为与他平时的作品相比，变了面目。殊不知国贤先生在落款时有段小识，自谓：“其势及行笔优于以前诸作，无浮躁之感，此可能为日后书艺提高作铺垫之基础，是耶非耶，容当再思之也。”这或许可为国贤先生不断追求创新、不断突破自己的佐证。
学问是书法之内涵。当今书家如过江之鲫，但有自己面目的书家屈指可数，各种展览可谓名目繁多，但能震耳发聩、使人精神一振者寥寥，书法作品的集子可谓汗牛充栋，但能成为传世佳作的能有几何？
古云，工夫在诗外，作书亦如是也。韩昌黎说“名一艺者无不庸”。黄庭坚说“学书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胸中无道义，亦无“圣哲之学”的书家，最多也只能算作“名一艺者”也。
国贤先生的书法，其楷书端庄博雅，其行书雄健峻美，其草书苍劲灵动，其隶书遒劲沉凝，无论哪种书体，乃至结体、章法，用笔都有耐看之处。这与国贤先生长期以来用功研读古代名家的文学作品、书画美学典籍有关。他尤其喜欢从魏晋诗歌、明清小品、名人书信中汲取“圣哲之学”。同时也常为他人作品作评点和推介。国贤的文章言简意赅，用词古气充盈，一如其儒雅敦厚、风流倜傥之相。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那天我还在睡梦中，他用手机发来一则清晨日课时所作的《感悟》小诗：“渐修顿悟两门径，殊路同归入释行。烂漫繁花参得后，天真淡泊复清平。”还真有些禅意呢。在时下浮躁的书坛，能用士人之风超越功利，“慎独”自己，静下心来做些学问，这是国贤先生书作渐臻化境之滥觴。
境界是书法之灵魂。清代蒋骥有一段话颇发深思：“学书莫难于临古，当先思其人之梗概，及其人之喜、悲、哀、乐，并评考其作书之时与地，一一会于胸中，然后临摹。即此可以涵养性情，感发志气。若绝不念此，而徒求形似，则不与论书。”这话道出了习书的奥妙，也道明了作书时情性和境界之重要。古往今来，大凡被列为“经典”的书作，无不以情性和境界为上。一幅作品没有了情性，没有了境界，就象缺少了灵魂。无灵魂的作品无疑与“标本”、“木乃伊”同类，缺少了鲜活的东西。颜鲁公写《祭侄稿》时，“心肝抽裂、不自堪忍”，故其书“顿挫郁屈，不可控勒”。而书《告伯文》时则心气和平，书作乃“容夷婉畅”。
国贤先生有一幅五米长卷的草书作品，写的是《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这幅长卷落笔如惊雷裂帛，闪电疾驰，腾挪揖让，章法跳跃，笔法虚实并兼，提按流转，重而不踬，轻而不浮，洋洋洒洒，一气呵成。写出了李白与诸堂弟春夜设宴、高谈阔论，饮酒赋诗、其乐融融之情景，展示了李白笑傲公侯的风骨和纯净诗心的风神。可谓是情性之作，个中体现了灵魂所在。国贤先生另有一幅六尺八屏条的《心经》，用大草写就，通篇透出的是空灵清新的气息，一如狂风骤雨后的南山彩虹。在这幅作品门前站立片刻，狂躁之心情会变得心气平和。
国贤先生在创作每一幅作品时，他会化很长的时间去揣摩所书内容的意义和背景，乃至思考用什么样的字体，采取什么样的章法，运用什么样的笔法，选择什么样的纸、笔、墨，书写出来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等等，如果未弄清楚，他是断然不会下笔的。
这里，我想还有一点要说，本文前头提及国贤先生的书斋名为“无逸斋”。现在国贤先生的书斋名为“容居”。“容居”内挂有其恩师沈鹏先生所书的条幅：“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国贤先生对“容居”的解释为：“世界可容人之处愈小，而人容世界之处则反该愈大”。国贤先生能与我这个“诤友”交往二十余年，心胸可见一斑也。这也是我多年来为国贤先生所写的唯一不“诤”的文字。
二OO七年七月一日
我与夏国贤先生相交二十余年，其称我谓之“诤友”。近年来，书坛介绍和评论国贤先生书法作品的文章多矣。作为“诤友”，换个角度来说说我对国贤先生书法创作之认识，不逮之处或有拾人牙慧之处，行家尽可一笑了之。
国贤先生在编辑个人书法集时，我曾写过一首七律：“疾徐浓谈总时歆，雄健风姿卓不群。激越空灵生万象，跌宕奇险见千钧。心追魏晋崇风骨，意逐明清尚墨洇。挥笔参禅两相善，书臻此境足堪吟。”
国贤先生举办个人书展时，其恩师沈鹏先生寄来贺词：“清阮容台谓书之南派，江左风流，疏放研妙，长于启牍，国贤弟得之者也。”
苏州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著名书家陆家衡先生看了夏国贤的书展说道：“夏国贤近来的作品较过去有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在用笔方面，吸取了怀素、黄庭坚等人的优点，既有古意，又不大变，充分发挥了线条可以千变万化的特性，一些大的作品线条用得很好，一些小的草书也很细微、精到，堪称中国书坛的佼佼者。”
如果说我的拙诗对国贤先生书法的评价是抽象的话，那沈鹏先生和陆家衡先生的评价应该说是很明白的。
目下书坛既狂热又浮躁，书家鱼龙混杂，作品霸气、悍气者有之，怪气、俗气者有之，唯缺清淡之气。更有甚者，或把丑态怪异的书作当成创新来追求，或把西方的艺术创作当作个性来表现，或把工艺制作式、拼凑块面式的书作作为展览时“夺人眼球”的争攀筹码。书法评论亦复如是，哪人官衔高、名头大，只要会涂鸦，“著名书家”、“书法大师”的称号不愁没人献媚。能静下心来做学问的书家则不多矣。
评价一个书家书法成就的高低，一在功力，二在学问，三在境界。
功力是书法之基础。夏国贤先生习书三十余年来，初从褚遂良《雁塔圣教序》入手，一临数年，用功甚笃，后又临汉隶《石门颂》、魏碑《张黑女墓志》，一段时间又专临陆机《平复帖》、索靖《月仪贴》、《出师颂》。我家中就留有国贤先生二十年前临摹的《平复帖》，现在翻出来对照印制的原作，觉得其临作不失浑厚拙朴、灵动活脱之态。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可谓是国贤先生颇为用功的阶段，他把书斋取名为“无逸斋”，意即不敢稍有懈怠也。日必临池，往往佐以音乐，乃至废寝忘食。顺便说一下，这一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他有时会在人家吃晚饭时就睡觉，然后在凌晨二、三点钟起来读书、临池、写文章，有时也会上午去上班，到了下午二、三点钟，肚子饿得不行，才想起去吃饭。尽管国贤已多次入展全国书展，但一段时间，国贤与我谈及书法，每每流露“不得突破”之感慨。大凡对某一事、某一艺追求执着的人，在前进的道路上，总会有所迷、继而有所悟、最终有所得。
果然，国贤在日后又接触并选择了大量的被历代奉为经典的法帖作为学习提高的楷模，尤对二王的古朴精到，褚遂良的飘逸洒脱，颜真卿的沉雄宽博，米芾的竣丽遒劲，苏东坡的端庄凝重，董其昌的清雅高远，陈淳的奔放率意，王铎的雄健恣肆，研习甚深，将众家之长，融于一炉。所以，看国贤先生的书作，看不出他的结体、用笔属于哪一家哪一法，但又似乎能从他的结体和用笔中找出古代大家的经典之处。
日前，国贤先生在案前悬挂了一幅书写董其昌小诗的作品，写得开阔疏放，溢出一股清淡之气。但圈内不少书家少有颔首者，以为与他平时的作品相比，变了面目。殊不知国贤先生在落款时有段小识，自谓：“其势及行笔优于以前诸作，无浮躁之感，此可能为日后书艺提高作铺垫之基础，是耶非耶，容当再思之也。”这或许可为国贤先生不断追求创新、不断突破自己的佐证。
学问是书法之内涵。当今书家如过江之鲫，但有自己面目的书家屈指可数，各种展览可谓名目繁多，但能震耳发聩、使人精神一振者寥寥，书法作品的集子可谓汗牛充栋，但能成为传世佳作的能有几何？
古云，工夫在诗外，作书亦如是也。韩昌黎说“名一艺者无不庸”。黄庭坚说“学书须胸中有道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若灵府无程，政使笔墨不减元常、逸少，只是俗人耳。”胸中无道义，亦无“圣哲之学”的书家，最多也只能算作“名一艺者”也。
国贤先生的书法，其楷书端庄博雅，其行书雄健峻美，其草书苍劲灵动，其隶书遒劲沉凝，无论哪种书体，乃至结体、章法，用笔都有耐看之处。这与国贤先生长期以来用功研读古代名家的文学作品、书画美学典籍有关。他尤其喜欢从魏晋诗歌、明清小品、名人书信中汲取“圣哲之学”。同时也常为他人作品作评点和推介。国贤的文章言简意赅，用词古气充盈，一如其儒雅敦厚、风流倜傥之相。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那天我还在睡梦中，他用手机发来一则清晨日课时所作的《感悟》小诗：“渐修顿悟两门径，殊路同归入释行。烂漫繁花参得后，天真淡泊复清平。”还真有些禅意呢。在时下浮躁的书坛，能用士人之风超越功利，“慎独”自己，静下心来做些学问，这是国贤先生书作渐臻化境之滥觴。
境界是书法之灵魂。清代蒋骥有一段话颇发深思：“学书莫难于临古，当先思其人之梗概，及其人之喜、悲、哀、乐，并评考其作书之时与地，一一会于胸中，然后临摹。即此可以涵养性情，感发志气。若绝不念此，而徒求形似，则不与论书。”这话道出了习书的奥妙，也道明了作书时情性和境界之重要。古往今来，大凡被列为“经典”的书作，无不以情性和境界为上。一幅作品没有了情性，没有了境界，就象缺少了灵魂。无灵魂的作品无疑与“标本”、“木乃伊”同类，缺少了鲜活的东西。颜鲁公写《祭侄稿》时，“心肝抽裂、不自堪忍”，故其书“顿挫郁屈，不可控勒”。而书《告伯文》时则心气和平，书作乃“容夷婉畅”。
国贤先生有一幅五米长卷的草书作品，写的是《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这幅长卷落笔如惊雷裂帛，闪电疾驰，腾挪揖让，章法跳跃，笔法虚实并兼，提按流转，重而不踬，轻而不浮，洋洋洒洒，一气呵成。写出了李白与诸堂弟春夜设宴、高谈阔论，饮酒赋诗、其乐融融之情景，展示了李白笑傲公侯的风骨和纯净诗心的风神。可谓是情性之作，个中体现了灵魂所在。国贤先生另有一幅六尺八屏条的《心经》，用大草写就，通篇透出的是空灵清新的气息，一如狂风骤雨后的南山彩虹。在这幅作品门前站立片刻，狂躁之心情会变得心气平和。
国贤先生在创作每一幅作品时，他会化很长的时间去揣摩所书内容的意义和背景，乃至思考用什么样的字体，采取什么样的章法，运用什么样的笔法，选择什么样的纸、笔、墨，书写出来会达到什么样的效果等等，如果未弄清楚，他是断然不会下笔的。
这里，我想还有一点要说，本文前头提及国贤先生的书斋名为“无逸斋”。现在国贤先生的书斋名为“容居”。“容居”内挂有其恩师沈鹏先生所书的条幅：“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国贤先生对“容居”的解释为：“世界可容人之处愈小，而人容世界之处则反该愈大”。国贤先生能与我这个“诤友”交往二十余年，心胸可见一斑也。这也是我多年来为国贤先生所写的唯一不“诤”的文字。
二OO七年七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