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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近代西方国家的殖民掠夺和巴列维国王时期的“全盘西化”之后，伊朗人更多关注和了解东西方经济发达国家。20多年前去过伊朗的中国人，很多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在德黑兰大街上行走时，热情开朗的伊朗人总喜欢问“你是哪国人？”如果让他们猜，他们会从日本开始，一直数到泰国、越南都不会想到中国。即使有人能够从记忆中搜索出关于中国的信息，最多也就是“遥远、贫穷、落后”这类词汇。最近十年，情况发生了变化。现在无论是在首都德黑兰还是其他一些大中城市，碰到亚洲面孔，很多伊朗人都会直接问：“中国人？”穿梭于大街小巷的中国品牌摩托车和汽车、由中国公司承建的地铁和城铁、市场上琳琅满目的中国商品，这些随处可见的“中国制造”不仅直接消除了伊朗民众对中国的陈腐印象，而且激发了他们深层次了解中国快速发展缘由的兴趣。但是，在伊朗关于中国方面的书籍屈指可数。2010年，伊朗前驻华大使范仁东·瓦迪内贾博士、阿波法·欧拉马义博士和沙哈朗·格斯左德合著的《耐心龙：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出版发行，并于次年再版，较好地满足了伊朗各层次读者希望更多了解中国的愿望。
龙的耐心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东欧国家政权更迭、制度改变，苏联解体。为什么同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中国能够通过改革成功地跻身于世界工业大国之列？《耐心龙》一书“努力展开一个符合中国现状的新视野”，让读者从中找到问题的答案。
《耐心龙》把历史积淀和文化认同归结为中国今日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作者看来，中华文明与其他古老文明的本质区别在于，中国的文明和文化在4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延续未断；中国历代统治者都致力于培植、保护和强化其核心元素。中国历史和思想的悠久与连贯孕育了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品性，使其在新时期到来时总是以新内容、新形式展现出新的活力。因此，要读懂中国现状和寻求其变化根源，必须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
基于这种认识，全书用近半的篇幅讲述了从夏朝建立至辛亥革命胜利的3000多年间中国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演变过程，并总结了中国古代历史阶段两个贯穿始终的特点。其一，北部边界长期遭受外族侵扰，中国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建立强大的军队和防御体系，但对外部关注和需求较少，国内事务总是放在首位。由于周边不存在强势文明，中国人对本文明圈中的其他民族表现出很强的优越感，直到19世纪被洋枪洋炮打败，中国的统治者们才开始正视世界的变化。其二，中国古代思想家，如孔子的思想地位和影响在历朝历代都很重要，被作为治理国家和社会的依据以及古代选拔官员的标准，在蒙古族、满族这些非汉族统治时期亦如此。儒家思想不仅糅合了中国其他流派的思想，而且吸纳了佛教、道教的精华，因而变得博大精深和经久不衰。至今仍能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清楚地看到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和反映。
龙的腾飞
《耐心龙》把中国共产党的非凡和领导层的睿智归结为中国今日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他们成长于中国传统社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传统习俗和价值观的影响。因此，最终他们要给马克思主义穿上中国的外衣，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的思想根源不仅源于马克思主义而且源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因此才会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政治术语。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寻找适合中国的发展模式过程中，走过很多弯路，也有过无数次的失败，但能够自我纠错。
《耐心龙》以分析对比方式为读者揭示了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奥秘和经验。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改变了毛泽东时代的方针政策，用“发展经济”取代“阶级斗争”；打破大锅饭和绝对平均主义，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把保护私有财产写进宪法等，但邓小平同时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领导的改革是社会主义体制内的改革，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第三、第四代领导人继续邓小平的改革道路，面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胡锦涛提出“和谐社会”理论。
书中指出，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东欧和苏联采取了与中国不同的策略。主要的区别在于，邓小平在国内改革中没有求快，而是稳步推进改革进程。苏东国家采取的是“阵痛”模式，急于求成，并忽视了思想和文化建设。结果中国经济稳步增长，未出现政治衰退，而苏东国家在经历了多年令民众难以承受的高通胀后，改革失败，共产党被迫放弃领导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上，当苏联忙于与西方世界进行意识形态争论和军事竞争时，中国与西方国家缓和关系，不再强调双方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改善了外部环境，吸引了外资，并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冷战结束后，邓小平对快速变化的国际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发挥国家的所有潜能增强中国在国际秩序内的影响。
“努力展开一个符合中国现状的
新视野”
中华民族有许多优秀的品格，该书选择把“耐心”作为中国龙历经坎坷终于腾飞的力量源泉角度独特，通篇布局力求完整，透着一种很大气的融通和连贯。“把中国作为一个基于民族个性元素成功发展的范例推介给伊朗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是该书作者的初衷。从《耐心龙》的整体结构看，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孕育了“耐心”；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救国、强国之路磨练了“耐心”；坚持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考验了“耐心”。不言而喻，正是“过去”铸造了中华民族“耐心”的性格，才使“今日”中国的命运有别于东欧和苏联，更使中国在“未来”可持续发展。对于伊朗读者和管理者来说，该书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1978年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1979年初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政治、经济快速发展，而伊朗则逆向而行。该书的读者坦言：资源丰富、文明悠久的伊朗今天发展得不尽如人意，缺少的正是中国人的“耐心”。
《耐心龙》这部介于学术与非学术性之间的作品具有一个突出特点，即信息量大、可读性强，实用价值高。对于研究中国问题的伊朗专家和学者具有学术参考价值，书中最后一章提出很多值得深入探讨和思考的问题。对于学生和普通读者来说，《耐心龙》是教科书和工具书，能帮助读者扫清一些知识盲点和澄清对中国的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书中内容多是对历史重大事件实事求是的描述，没有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当然也绝非不持政治观点，但总体上是积极的、正面的。近距离观察中国的变化是该书的独特之处。三位作者都曾长时间在中国工作和生活过，因此他们有机会获得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通过面对面交流与讨论获取中国专家学者们的观点和看法。更重要的是，他们以自己的视角观察中国，对中国存在的问题的批评很中肯。
尽管如此，该书还是存在一些缺憾。虽然作者表示希望将该书打造成可供大学和研究中心使用的学术著作，但以研究报告的标准去衡量在深度上还不够。首先，由于涉及的内容太多，篇幅有限，难以深入挖掘。其次，套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是“有意隐藏了自己的观点”，准备今后以专题形式进行深入探讨。作者们不懂中文是最大的缺憾，从英文书刊和网站获取信息而非直接引用中文资料所带来的主要问题是，在转译过程中专有名词如中国的人名、地名、书名容易出现错误和偏差，而且无形中会受到西方人观点的影响。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龙的耐心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东欧国家政权更迭、制度改变，苏联解体。为什么同是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中国能够通过改革成功地跻身于世界工业大国之列？《耐心龙》一书“努力展开一个符合中国现状的新视野”，让读者从中找到问题的答案。
《耐心龙》把历史积淀和文化认同归结为中国今日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在作者看来，中华文明与其他古老文明的本质区别在于，中国的文明和文化在40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延续未断；中国历代统治者都致力于培植、保护和强化其核心元素。中国历史和思想的悠久与连贯孕育了中华民族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品性，使其在新时期到来时总是以新内容、新形式展现出新的活力。因此，要读懂中国现状和寻求其变化根源，必须了解中国悠久的历史和传统文化。
基于这种认识，全书用近半的篇幅讲述了从夏朝建立至辛亥革命胜利的3000多年间中国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演变过程，并总结了中国古代历史阶段两个贯穿始终的特点。其一，北部边界长期遭受外族侵扰，中国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建立强大的军队和防御体系，但对外部关注和需求较少，国内事务总是放在首位。由于周边不存在强势文明，中国人对本文明圈中的其他民族表现出很强的优越感，直到19世纪被洋枪洋炮打败，中国的统治者们才开始正视世界的变化。其二，中国古代思想家，如孔子的思想地位和影响在历朝历代都很重要，被作为治理国家和社会的依据以及古代选拔官员的标准，在蒙古族、满族这些非汉族统治时期亦如此。儒家思想不仅糅合了中国其他流派的思想，而且吸纳了佛教、道教的精华，因而变得博大精深和经久不衰。至今仍能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清楚地看到传统价值观的影响和反映。
龙的腾飞
《耐心龙》把中国共产党的非凡和领导层的睿智归结为中国今日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虽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他们成长于中国传统社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传统习俗和价值观的影响。因此，最终他们要给马克思主义穿上中国的外衣，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的思想根源不仅源于马克思主义而且源于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因此才会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政治术语。作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在寻找适合中国的发展模式过程中，走过很多弯路，也有过无数次的失败，但能够自我纠错。
《耐心龙》以分析对比方式为读者揭示了中国改革开放成功的奥秘和经验。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改变了毛泽东时代的方针政策，用“发展经济”取代“阶级斗争”；打破大锅饭和绝对平均主义，让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把保护私有财产写进宪法等，但邓小平同时强调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人民民主专政、中国共产党领导、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领导的改革是社会主义体制内的改革，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第三、第四代领导人继续邓小平的改革道路，面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胡锦涛提出“和谐社会”理论。
书中指出，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东欧和苏联采取了与中国不同的策略。主要的区别在于，邓小平在国内改革中没有求快，而是稳步推进改革进程。苏东国家采取的是“阵痛”模式，急于求成，并忽视了思想和文化建设。结果中国经济稳步增长，未出现政治衰退，而苏东国家在经历了多年令民众难以承受的高通胀后，改革失败，共产党被迫放弃领导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上，当苏联忙于与西方世界进行意识形态争论和军事竞争时，中国与西方国家缓和关系，不再强调双方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改善了外部环境，吸引了外资，并引进了西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冷战结束后，邓小平对快速变化的国际形势做出正确的判断，发挥国家的所有潜能增强中国在国际秩序内的影响。
“努力展开一个符合中国现状的
新视野”
中华民族有许多优秀的品格，该书选择把“耐心”作为中国龙历经坎坷终于腾飞的力量源泉角度独特，通篇布局力求完整，透着一种很大气的融通和连贯。“把中国作为一个基于民族个性元素成功发展的范例推介给伊朗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是该书作者的初衷。从《耐心龙》的整体结构看，悠久的历史和博大精深的文化孕育了“耐心”；中国共产党人探索救国、强国之路磨练了“耐心”；坚持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考验了“耐心”。不言而喻，正是“过去”铸造了中华民族“耐心”的性格，才使“今日”中国的命运有别于东欧和苏联，更使中国在“未来”可持续发展。对于伊朗读者和管理者来说，该书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1978年末中国开始改革开放，1979年初伊朗伊斯兰革命胜利。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政治、经济快速发展，而伊朗则逆向而行。该书的读者坦言：资源丰富、文明悠久的伊朗今天发展得不尽如人意，缺少的正是中国人的“耐心”。
《耐心龙》这部介于学术与非学术性之间的作品具有一个突出特点，即信息量大、可读性强，实用价值高。对于研究中国问题的伊朗专家和学者具有学术参考价值，书中最后一章提出很多值得深入探讨和思考的问题。对于学生和普通读者来说，《耐心龙》是教科书和工具书，能帮助读者扫清一些知识盲点和澄清对中国的一些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书中内容多是对历史重大事件实事求是的描述，没有戴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当然也绝非不持政治观点，但总体上是积极的、正面的。近距离观察中国的变化是该书的独特之处。三位作者都曾长时间在中国工作和生活过，因此他们有机会获得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和通过面对面交流与讨论获取中国专家学者们的观点和看法。更重要的是，他们以自己的视角观察中国，对中国存在的问题的批评很中肯。
尽管如此，该书还是存在一些缺憾。虽然作者表示希望将该书打造成可供大学和研究中心使用的学术著作，但以研究报告的标准去衡量在深度上还不够。首先，由于涉及的内容太多，篇幅有限，难以深入挖掘。其次，套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是“有意隐藏了自己的观点”，准备今后以专题形式进行深入探讨。作者们不懂中文是最大的缺憾，从英文书刊和网站获取信息而非直接引用中文资料所带来的主要问题是，在转译过程中专有名词如中国的人名、地名、书名容易出现错误和偏差，而且无形中会受到西方人观点的影响。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