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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糊涂账的真正糊涂之处,其实并非事件经过,而是最高领袖毛泽东曾经力保的一个人,为何还有人“敢”把他打成右派?
五十年前,《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篇小说让王蒙成为“右派”;至少,在那顶“右派”帽子里,来自这篇小说的因素占着相当的比重。1993年2月1日,《说不尽的毛泽东》一书编者问王蒙:“毛泽东保护了你,后来为什么还把你打成了右派呢?”他干脆地答以三个字——“不知道。”
在当代文学历史上,所有遭批判的作品,唯有这篇小说所经历的过程扑朔迷离,让人如坠五里雾。它的过程相当怪异,至今解释不通,简直可以说是五十年代一桩文学“迷案”。
1
王蒙于1956年5月将稿子投往《人民文学》,在1956年9月号《人民文学》发表了。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后,很受关注,出现了各种反应。王蒙就亲自体验到一些,主要是有的工作部门“对号入座”——“‘我们这儿并不是那样呀’之类”。然而,反应虽然强烈,如果事情没有进展到下一步,大概闹不出太大动静。
所谓下一步,是《文艺学习》的出场。
《文艺学习》是中国作协主办的一份杂志,创刊首期发行即达十万份,最高时(应该就是发起《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讨论以后)逾三十万份(韦君宜《忆〈文艺学习〉》)。当时,《文艺学习》每期都能收到逾千封读者来信。从这些来信,可以看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引起了巨大反响,赞成、指责的都有,而主要是前者。
讨论从1956年第12期开始,连续进行了四期,前后发表文章二十五篇,各种观点都亮了出来,参与者既有文艺界人士,也有党团机关干部。
这一来,王蒙出了大名。他在《半生多事》里以调侃语气称,那时“人们争说‘组织部’”。起初,他还比较“享受”这种状况:
看到行行整齐的铅字里王蒙二字出现的频率那么高,我主要是得意洋洋。我喜欢这个,喜欢成为人五人六,喜欢出名,喜欢成为注意的中心,我在心里这样说,相当不好意思地说。
虽然话语有点玩世不恭,略含嘲讽之意,但我还是认为一开始他对此感到高兴,是真实的。
不过,高兴没有多久,王蒙就发觉有些异样。首先是本来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完成后,上海《文汇报》已决定从1957年1月1日起连载,还预付了五百元定金。可是元旦过后,却不见踪影。其次,听到了传闻;《中国青年报》总编和副总编,悄悄找王蒙谈话,“他们忧心忡忡,他们认为我捅了个大漏子,他们告诉我已经有人将此文与王实味《野百合花》相提并论了。”
更可靠的不乐观迹象,来自这场讨论的组织者韦君宜和黄秋耘。“他们原没有想到此事闹得这么大,不好收场。黄是连连叹息,背诵小说里的词语,并表示可能遇到麻烦。”
1957年2月9日,《文汇报》在它有名的文学专版《笔会》上突然登出一篇长文,这就是李希凡的《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篇文章有几点特别之处。第一,它不像《文艺学习》讨论中的批评性意见,作为正方、反方之一方出现,而是以单独占有话语空间的形式出现,因此给人的印象就不是“讨论”,而像王蒙所说,采取了“批判”的姿态。第二,提出的指控和措辞都比较严厉,认为小说对官僚主义的描写歪曲了现实,引用毛泽东论述将这种“值得注意的不健康的倾向”定义为“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王蒙说,批评者“从政治上上纲,干脆把小说往敌对方面揭批,意在一棍毙命”。第三,作者身份比较特殊,他是经过红学事件被毛泽东亲手树立的“小人物”代表,三年来威望日重,所发出的声音较之于别人,尤不可等闲视之。
2
毛泽东第一次出面谈《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1957年2月16日。这个重要记载,见诸郭小川日记(《郭小川全集》,第9卷)。那天,作协几个人正在周扬办公室谈话,忽然接到胡乔木电话,通知立刻去中南海颐年堂。受到召见的还有新闻、思想、社科界和团中央的领导。谈话内容“主要是对于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和对它的批评”。
毛泽东的介入,顿使事件提至最高规格。时隔五十多年回眸这个时刻,印象最深的在于两点。
一是出乎所有人意料。我的意思,不是指人们没有想到毛泽东会亲自关心一篇小说,或亲自过问围绕一篇小说的讨论,在这方面,根据经验是完全可能的,并没有特别意外之处。但是,毛泽东的态度,毛泽东讲的话,大大出乎人们意料。《文艺学习》编辑部从它的角度收获了巨大惊讶,韦君宜用的描写词汇是“受宠若惊”、“极度兴奋”。至于王蒙,则言简意赅讲了四个字:“形势突变。”显然,之前之后,他的处境冰火两重天。
二是毛泽东兴致极高,三番五次就王蒙及其小说做出指示。有研究者统计,从2月至4月,毛泽东就此共有五次谈话(崔建飞《毛泽东五谈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如此短的时间,就同一个作家作品发表如此频密的谈话,在毛泽东一生,似乎绝无仅有。倘据此说那阵子王蒙及其小说整天盘旋在毛泽东脑际,也不算过分。这些谈话的内容,王蒙本人著作有介绍,众多相关研究文章叙引更详,到处可以看到,本文不再赘述,只从中提取三个要点。一是李希凡文章以故事发生地为北京却写了官僚主义,而挞伐王蒙;毛泽东则质问:谁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二是对王蒙这个人,毛泽东强调要“保护”。三是毛泽东对《人民文学》编辑部修改小说原稿一事大动肝火,斥为“缺德”。毛泽东摆出的姿态,除了说正面人物王蒙没写好,总的来说是“力挺”。
这是到1957年4月的事情,此后毛泽东就再也没有提到过这篇小说和它的作者王蒙。放眼全过程,他的关切,如自天降,来势猛烈,然而结束得也突然,完全是戛然而止,了无踪迹。
报端上的情形也差不多。《人民日报》5月8~10日,连续三天刊登文学界有关《人民文学》修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问题的座谈、《人民文学》编辑部就修改经过的详细说明等,仍是重磅登场、高调重视的态度。但是此后并未善始善终,也好像是突然就将此事放在了一边。
3
照理说,毛泽东“力挺”之后,应该有了“定评”,这篇小说可以“翻身”——即令不是推崇备至,视之为“正面”的作品总不再成其为问题。
奇怪的是,事情并非如此。
观察其过程,我们每有所感:好像一直是毛泽东推一步,有关方面和舆论工具才跟着走一步;如果毛泽东话不说到,后者就不采取主动(这跟先前酝酿“批判”时的积极主动,正好相反);一旦毛泽东不再表示什么,他们也就按兵不动。
在郭小川日记里,有一笔非常耐人寻味的有趣记述。2月19日他写道:
上午由荃麟同志向作家们传达主席的指示,他实已中气不足,传达得也不够鲜明有力,对反官僚主义,他是太顾忌了。
这一段,每个字都值得好好体味。传达时,邵荃麟的犹豫以至刻意有保留,跃然纸上;虽然毛泽东在召见的时候,把话讲得很明白。“对反官僚主义,他是太顾忌了。”根因即在此。然而邵荃麟为什么那样底气不足、顾虑重重呢?是他对反官僚主义有抵触吗?当然不是。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的表现,是一种缩影,由此可以想见尽管毛泽东明确表了态,而下面各有关方面主管负责人内心却充满疑虑。
这一点应该引起警觉。尽管毛泽东三番五次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说了那么多撑腰的话,这篇小说的“形象”实际上一直没有彻底扭转过来。
我们还可以观察王蒙自己的态度。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讲话,这个讲话整理之后也即建国后毛泽东最重要文章之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而在这样一个重要场合、重要讲话中,毛泽东谈到了王蒙,称此人正在被“大军围剿”,他亲自表示:“我要为王蒙解围。”(黎之《回忆与思考——1957年纪事》)虽然正式发表时,关于王蒙的段落删掉了,但当时而言这等于在全党公开为王蒙“平反”(如果说此前对小说的围剿是一桩非正式的“冤案”的话),何况毛以后又接二连三替他说话。正常来看,王蒙腰杆应该变得很硬才是。可实际上呢?我们来看看他登在1957年5月8日《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开头这么写:
最近一个时期,我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引起了争论,受到了不少批评;这些批评大多数都提出了正确的、有益的意见,教育了作者。我深深体会到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作品需要批评,就像花木需要阳光雨露似的;我体会到党和同志们对于创作的亲切关怀,严格要求,与热忱保护,我要向帮助自己免于走上歧路的前辈和朋友表示同志的谢意。
一边,会议禀承主席指示,发言者大多在数落、批评《人民文学》编辑部,对王蒙则礼让有加。可是王蒙这边,却丝毫不敢“得意”;岂但如此,事实上他这篇文章主要内容是在做检讨。
也许王蒙有意保持低调,避免给人“翘尾巴”的印象。但是,无可否认,毛泽东的一再支持,确实未使《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变成一篇“正面”作品。这一点,即使在王蒙本人的感觉中,也明显存在。
我们看到,哪怕“形势”对王蒙最为有利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人,从旁观者到作者自己,都不敢掉以轻心,解除疑虑;除了刘绍棠、刘宾雁、邵燕祥等冲动的青年人,而他们,后来几乎全部成为右派。
4
现在来看看,就直接过程而言,王蒙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
王蒙本人的叙述,到1957年11月,他还安然无恙。那时,他的同龄人、五十年代中期另外一位青年作家风头人物刘绍棠,获赠“右派”称号已经三个月。
他是不是心存侥幸了呢?一点也不。清查右派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958年,秦兆阳就是到翌年夏天才被定为右派的。没有在运动一开始立刻成为右派,绝不意味着已经平安脱险。而王蒙远在5月间就有了不祥之感。那时,他曾接到通知,“说是市委将派车来接我去机关看一个文件。我等了几个小时,又通知我不去了。”这份文件,据说就是毛泽东5月15日起草的标志着下决心开展反右斗争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对于那些要重点保护的党内外人士,可以提前给他们打招呼,给他们看这篇文章”。王蒙从“可能被重点保护,经过一个下午,最多两个小说,改为不再保护”,他说这是自己命运的“一个关键情节”。
真是一触即发、稍纵即逝。政治的神秘与迷人,即在于此。
11月,他被召回团市委参加运动。可以断言,他此番回来,绝非衣锦荣归,作为党依靠的斗争力量回来,相反,是“可能的”斗争对象——至少是反右运动的一座值得勘探开采的矿藏。
负责抓王蒙问题的,是团市委一位干部,王蒙自传称他W,黎之在《回忆与思考》中代以×××。我们除了知道这是一个三个字的名字,不知道更多。王蒙说:“他找我谈了许多次话,中心是要帮助我转变,要把我拉回来,为此,就要挖、找自己的错误思想错误观念。”
不知道×××怎样巧妙地让王蒙产生“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今后从严,过去从宽”这一错觉,反正,实际情形刚好相反。这背后的一幕,当时王蒙就一点也不知情了,但我们有另一个现场目击证人。黎之回忆,就王蒙问题的处理,中宣部方面倾向于不划右派,于是北京团市委来人商量:
那次团市委来人,是在林默涵办公室谈的。
林说我和周扬同志研究了一下,大家觉得不划王蒙右派为好。他的小说是毛主席肯定的。王蒙才二十几岁,很有才华,年轻人有缺点多帮助他。
团委那位同志说我们不是根据这篇小说划王蒙右派的。他向党交心,交出很多错误思想,对党不满。他说他要写一系列批评老干部的小说,出一本叫“蜕化集”。
团委的同志还说王与很多右派分子来往密切,如刘绍棠、林希翎等等。
双方意见不一致。林说,那好吧。我向周扬同志和部里汇报一下。你们也回去研究一下。(《回忆与思考——1957年纪事》)“来人”即×××。他在中宣部对王蒙该划右派做出的举证,就是多日来“小火慢攻,启发诱导”所下功夫的收获;听话的王蒙似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这样,王蒙的右派帽子已经跑不掉了。最后的场景,我们先看王蒙自传的叙述:
时过境迁后,人们透露,是在中宣部周扬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决定了命运的。北京市委杨述副书记坚持不同意戴帽子,单位负责人W坚持一定要划,争了很久,W提出一系列王自己检查交代出来的错误思想为根据,如被启发后想了想,觉得海德公园的办法也不赖。最后周扬拍板:划。
归纳一下,直接导致王蒙戴帽子的,是团市委(或其干部×××);北京市委、中宣部(周扬)均无此意。“周扬拍板”,是争执一番之后,团市委方面一再坚持且拿出“铁证”情形下最终的结果。
其中,有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和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前者是指,周扬虽然事先试图保王蒙过关,最后却仍不得不“拍板”划他右派,说明团市委一方的坚持,有周扬亦难抵挡之处,使他无法“保”下去,这很发人深省。而令人震惊的事实则是,团市委的“一意孤行”说明他们早就认准王蒙应当得咎,这个认准绝非从反右以后开始,而是从“反官僚主义”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之日即已形成,换言之,不管毛泽东替小说说过什么,他们对所认准的东西可谓“不动如山”。
本文开始时,谈到王蒙事件就像一笔糊涂账。眼下,经过梳理,事件的发展脉络大体清楚,不再是糊涂账。但是,这笔糊涂账的真正糊涂之处,其实并非事件经过,而是最高领袖毛泽东曾经力保的一个人,为何还有人“敢”把他打成右派?尤其是——正如上面强调的——从始至终很多人(远不止于团市委及×××)的内心,从来没有撤销对这篇“反官僚主义”小说的追究意识,做好了准备,随时恭候“履行职责”的时刻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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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人们近乎坚信不疑《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应该成“问题”、迟早有“问题”?
也许大家没太在意前面王蒙提到的有人给他传话。那里面有重要的玄机:“他们忧心忡忡,他们认为我捅了个大漏子,他们告诉我已经有人将此文与王实味《野百合花》相提并论了。”
《野百合花》。
与它相提并论,意即认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性质跟《野百合花》相似。《野百合花》是怎样一篇作品呢?它写于1942年初春的延安,批评了党内特权现象。它在延安整风后成为罪恶的文章,作者王实味被长时间批斗,最后又在毛泽东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莽撞地处死了。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以后,许多富于经验或者思想高度警觉的人,立刻把《野百合花》当成了它的前车之鉴。
从结果看,他们的判断是准确的。因此也证明,即便在毛泽东“力挺”王蒙的那两三个月中,他们引而不发、静观其变的态度,非常锐利。
不过我想说,其实他们有失察的地方。他们的想法不完全对。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与《野百合花》之间,有一个重大区别。综合各种迹象,毛泽东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支持与保护,本来是认真的。1956年,毛泽东明显有一些对重大问题重新思考的表现。“双百方针”、“人民内部矛盾”的提法、鼓励“反教条主义”(包括他对姚文元的赏识,起初也是因认为姚“教条主义比较少”)……他对李希凡、马寒冰诸人“围剿”《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不满,主要是因为他们不允许小说描写官僚主义现象;他质问,怎么没有官僚主义?换言之,他实际上想的是,官僚主义正该好好整治一下。
他的这些新思考发展下来,直至1957年春天号召全民帮党整风。有根线索,从1956年上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是一以贯之的。转向反右后,毛泽东追溯先前的部署,说那是“阳谋”。如今人多把它理解成反话。我觉得未必。因为过去的一年中,他的思路明显保持在一个方向上,他有意探索一条新的道路。
无论我们对1957年的事情如何评论,它极富戏剧性是不可否认的。有不少人认为对于这种戏剧性,毛泽东是跃然其上的。我认为这么看失诸夸张,隐然构成另一种神化。综合客观各种因素,我主张,毛泽东原来真心要搞改革(当时用词是“整风”),但心理准备不足、误读形势,临时刹车,做出过激反弹,转到完全相反的方向。
这时我们来看王蒙事件,这笔“糊涂账”的“糊涂”之处,其实就根植于整个国家政治从“新萌动”到“始料不及”的突变上。作为一个作家、一篇作品,虽小、不起眼,却是戏剧性的1957年的很完整的缩影。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终如深谋远虑者估计的那样,与王实味《野百合花》“相提并论”。假如事实证明这种估计错了,中国无疑就迎来光明前景。不幸,他们对了。至于毛泽东,以他历来的勤读报刊,应该知道王蒙划为右派了吧;但这时,他当然不会再过问此事了。(摘自李洁非著《典型文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8月,有删节)
五十年前,《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篇小说让王蒙成为“右派”;至少,在那顶“右派”帽子里,来自这篇小说的因素占着相当的比重。1993年2月1日,《说不尽的毛泽东》一书编者问王蒙:“毛泽东保护了你,后来为什么还把你打成了右派呢?”他干脆地答以三个字——“不知道。”
在当代文学历史上,所有遭批判的作品,唯有这篇小说所经历的过程扑朔迷离,让人如坠五里雾。它的过程相当怪异,至今解释不通,简直可以说是五十年代一桩文学“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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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于1956年5月将稿子投往《人民文学》,在1956年9月号《人民文学》发表了。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后,很受关注,出现了各种反应。王蒙就亲自体验到一些,主要是有的工作部门“对号入座”——“‘我们这儿并不是那样呀’之类”。然而,反应虽然强烈,如果事情没有进展到下一步,大概闹不出太大动静。
所谓下一步,是《文艺学习》的出场。
《文艺学习》是中国作协主办的一份杂志,创刊首期发行即达十万份,最高时(应该就是发起《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讨论以后)逾三十万份(韦君宜《忆〈文艺学习〉》)。当时,《文艺学习》每期都能收到逾千封读者来信。从这些来信,可以看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引起了巨大反响,赞成、指责的都有,而主要是前者。
讨论从1956年第12期开始,连续进行了四期,前后发表文章二十五篇,各种观点都亮了出来,参与者既有文艺界人士,也有党团机关干部。
这一来,王蒙出了大名。他在《半生多事》里以调侃语气称,那时“人们争说‘组织部’”。起初,他还比较“享受”这种状况:
看到行行整齐的铅字里王蒙二字出现的频率那么高,我主要是得意洋洋。我喜欢这个,喜欢成为人五人六,喜欢出名,喜欢成为注意的中心,我在心里这样说,相当不好意思地说。
虽然话语有点玩世不恭,略含嘲讽之意,但我还是认为一开始他对此感到高兴,是真实的。
不过,高兴没有多久,王蒙就发觉有些异样。首先是本来长篇小说《青春万岁》完成后,上海《文汇报》已决定从1957年1月1日起连载,还预付了五百元定金。可是元旦过后,却不见踪影。其次,听到了传闻;《中国青年报》总编和副总编,悄悄找王蒙谈话,“他们忧心忡忡,他们认为我捅了个大漏子,他们告诉我已经有人将此文与王实味《野百合花》相提并论了。”
更可靠的不乐观迹象,来自这场讨论的组织者韦君宜和黄秋耘。“他们原没有想到此事闹得这么大,不好收场。黄是连连叹息,背诵小说里的词语,并表示可能遇到麻烦。”
1957年2月9日,《文汇报》在它有名的文学专版《笔会》上突然登出一篇长文,这就是李希凡的《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这篇文章有几点特别之处。第一,它不像《文艺学习》讨论中的批评性意见,作为正方、反方之一方出现,而是以单独占有话语空间的形式出现,因此给人的印象就不是“讨论”,而像王蒙所说,采取了“批判”的姿态。第二,提出的指控和措辞都比较严厉,认为小说对官僚主义的描写歪曲了现实,引用毛泽东论述将这种“值得注意的不健康的倾向”定义为“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王蒙说,批评者“从政治上上纲,干脆把小说往敌对方面揭批,意在一棍毙命”。第三,作者身份比较特殊,他是经过红学事件被毛泽东亲手树立的“小人物”代表,三年来威望日重,所发出的声音较之于别人,尤不可等闲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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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第一次出面谈《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是1957年2月16日。这个重要记载,见诸郭小川日记(《郭小川全集》,第9卷)。那天,作协几个人正在周扬办公室谈话,忽然接到胡乔木电话,通知立刻去中南海颐年堂。受到召见的还有新闻、思想、社科界和团中央的领导。谈话内容“主要是对于王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和对它的批评”。
毛泽东的介入,顿使事件提至最高规格。时隔五十多年回眸这个时刻,印象最深的在于两点。
一是出乎所有人意料。我的意思,不是指人们没有想到毛泽东会亲自关心一篇小说,或亲自过问围绕一篇小说的讨论,在这方面,根据经验是完全可能的,并没有特别意外之处。但是,毛泽东的态度,毛泽东讲的话,大大出乎人们意料。《文艺学习》编辑部从它的角度收获了巨大惊讶,韦君宜用的描写词汇是“受宠若惊”、“极度兴奋”。至于王蒙,则言简意赅讲了四个字:“形势突变。”显然,之前之后,他的处境冰火两重天。
二是毛泽东兴致极高,三番五次就王蒙及其小说做出指示。有研究者统计,从2月至4月,毛泽东就此共有五次谈话(崔建飞《毛泽东五谈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如此短的时间,就同一个作家作品发表如此频密的谈话,在毛泽东一生,似乎绝无仅有。倘据此说那阵子王蒙及其小说整天盘旋在毛泽东脑际,也不算过分。这些谈话的内容,王蒙本人著作有介绍,众多相关研究文章叙引更详,到处可以看到,本文不再赘述,只从中提取三个要点。一是李希凡文章以故事发生地为北京却写了官僚主义,而挞伐王蒙;毛泽东则质问:谁说北京没有官僚主义?二是对王蒙这个人,毛泽东强调要“保护”。三是毛泽东对《人民文学》编辑部修改小说原稿一事大动肝火,斥为“缺德”。毛泽东摆出的姿态,除了说正面人物王蒙没写好,总的来说是“力挺”。
这是到1957年4月的事情,此后毛泽东就再也没有提到过这篇小说和它的作者王蒙。放眼全过程,他的关切,如自天降,来势猛烈,然而结束得也突然,完全是戛然而止,了无踪迹。
报端上的情形也差不多。《人民日报》5月8~10日,连续三天刊登文学界有关《人民文学》修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问题的座谈、《人民文学》编辑部就修改经过的详细说明等,仍是重磅登场、高调重视的态度。但是此后并未善始善终,也好像是突然就将此事放在了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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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理说,毛泽东“力挺”之后,应该有了“定评”,这篇小说可以“翻身”——即令不是推崇备至,视之为“正面”的作品总不再成其为问题。
奇怪的是,事情并非如此。
观察其过程,我们每有所感:好像一直是毛泽东推一步,有关方面和舆论工具才跟着走一步;如果毛泽东话不说到,后者就不采取主动(这跟先前酝酿“批判”时的积极主动,正好相反);一旦毛泽东不再表示什么,他们也就按兵不动。
在郭小川日记里,有一笔非常耐人寻味的有趣记述。2月19日他写道:
上午由荃麟同志向作家们传达主席的指示,他实已中气不足,传达得也不够鲜明有力,对反官僚主义,他是太顾忌了。
这一段,每个字都值得好好体味。传达时,邵荃麟的犹豫以至刻意有保留,跃然纸上;虽然毛泽东在召见的时候,把话讲得很明白。“对反官僚主义,他是太顾忌了。”根因即在此。然而邵荃麟为什么那样底气不足、顾虑重重呢?是他对反官僚主义有抵触吗?当然不是。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的表现,是一种缩影,由此可以想见尽管毛泽东明确表了态,而下面各有关方面主管负责人内心却充满疑虑。
这一点应该引起警觉。尽管毛泽东三番五次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说了那么多撑腰的话,这篇小说的“形象”实际上一直没有彻底扭转过来。
我们还可以观察王蒙自己的态度。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讲话,这个讲话整理之后也即建国后毛泽东最重要文章之一《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而在这样一个重要场合、重要讲话中,毛泽东谈到了王蒙,称此人正在被“大军围剿”,他亲自表示:“我要为王蒙解围。”(黎之《回忆与思考——1957年纪事》)虽然正式发表时,关于王蒙的段落删掉了,但当时而言这等于在全党公开为王蒙“平反”(如果说此前对小说的围剿是一桩非正式的“冤案”的话),何况毛以后又接二连三替他说话。正常来看,王蒙腰杆应该变得很硬才是。可实际上呢?我们来看看他登在1957年5月8日《人民日报》上的文章,开头这么写:
最近一个时期,我写的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引起了争论,受到了不少批评;这些批评大多数都提出了正确的、有益的意见,教育了作者。我深深体会到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要:作品需要批评,就像花木需要阳光雨露似的;我体会到党和同志们对于创作的亲切关怀,严格要求,与热忱保护,我要向帮助自己免于走上歧路的前辈和朋友表示同志的谢意。
一边,会议禀承主席指示,发言者大多在数落、批评《人民文学》编辑部,对王蒙则礼让有加。可是王蒙这边,却丝毫不敢“得意”;岂但如此,事实上他这篇文章主要内容是在做检讨。
也许王蒙有意保持低调,避免给人“翘尾巴”的印象。但是,无可否认,毛泽东的一再支持,确实未使《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变成一篇“正面”作品。这一点,即使在王蒙本人的感觉中,也明显存在。
我们看到,哪怕“形势”对王蒙最为有利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人,从旁观者到作者自己,都不敢掉以轻心,解除疑虑;除了刘绍棠、刘宾雁、邵燕祥等冲动的青年人,而他们,后来几乎全部成为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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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来看看,就直接过程而言,王蒙是怎样被打成右派的。
王蒙本人的叙述,到1957年11月,他还安然无恙。那时,他的同龄人、五十年代中期另外一位青年作家风头人物刘绍棠,获赠“右派”称号已经三个月。
他是不是心存侥幸了呢?一点也不。清查右派的工作一直持续到1958年,秦兆阳就是到翌年夏天才被定为右派的。没有在运动一开始立刻成为右派,绝不意味着已经平安脱险。而王蒙远在5月间就有了不祥之感。那时,他曾接到通知,“说是市委将派车来接我去机关看一个文件。我等了几个小时,又通知我不去了。”这份文件,据说就是毛泽东5月15日起草的标志着下决心开展反右斗争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对于那些要重点保护的党内外人士,可以提前给他们打招呼,给他们看这篇文章”。王蒙从“可能被重点保护,经过一个下午,最多两个小说,改为不再保护”,他说这是自己命运的“一个关键情节”。
真是一触即发、稍纵即逝。政治的神秘与迷人,即在于此。
11月,他被召回团市委参加运动。可以断言,他此番回来,绝非衣锦荣归,作为党依靠的斗争力量回来,相反,是“可能的”斗争对象——至少是反右运动的一座值得勘探开采的矿藏。
负责抓王蒙问题的,是团市委一位干部,王蒙自传称他W,黎之在《回忆与思考》中代以×××。我们除了知道这是一个三个字的名字,不知道更多。王蒙说:“他找我谈了许多次话,中心是要帮助我转变,要把我拉回来,为此,就要挖、找自己的错误思想错误观念。”
不知道×××怎样巧妙地让王蒙产生“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今后从严,过去从宽”这一错觉,反正,实际情形刚好相反。这背后的一幕,当时王蒙就一点也不知情了,但我们有另一个现场目击证人。黎之回忆,就王蒙问题的处理,中宣部方面倾向于不划右派,于是北京团市委来人商量:
那次团市委来人,是在林默涵办公室谈的。
林说我和周扬同志研究了一下,大家觉得不划王蒙右派为好。他的小说是毛主席肯定的。王蒙才二十几岁,很有才华,年轻人有缺点多帮助他。
团委那位同志说我们不是根据这篇小说划王蒙右派的。他向党交心,交出很多错误思想,对党不满。他说他要写一系列批评老干部的小说,出一本叫“蜕化集”。
团委的同志还说王与很多右派分子来往密切,如刘绍棠、林希翎等等。
双方意见不一致。林说,那好吧。我向周扬同志和部里汇报一下。你们也回去研究一下。(《回忆与思考——1957年纪事》)“来人”即×××。他在中宣部对王蒙该划右派做出的举证,就是多日来“小火慢攻,启发诱导”所下功夫的收获;听话的王蒙似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这样,王蒙的右派帽子已经跑不掉了。最后的场景,我们先看王蒙自传的叙述:
时过境迁后,人们透露,是在中宣部周扬主持的一次会议上决定了命运的。北京市委杨述副书记坚持不同意戴帽子,单位负责人W坚持一定要划,争了很久,W提出一系列王自己检查交代出来的错误思想为根据,如被启发后想了想,觉得海德公园的办法也不赖。最后周扬拍板:划。
归纳一下,直接导致王蒙戴帽子的,是团市委(或其干部×××);北京市委、中宣部(周扬)均无此意。“周扬拍板”,是争执一番之后,团市委方面一再坚持且拿出“铁证”情形下最终的结果。
其中,有一个发人深省的现象,和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前者是指,周扬虽然事先试图保王蒙过关,最后却仍不得不“拍板”划他右派,说明团市委一方的坚持,有周扬亦难抵挡之处,使他无法“保”下去,这很发人深省。而令人震惊的事实则是,团市委的“一意孤行”说明他们早就认准王蒙应当得咎,这个认准绝非从反右以后开始,而是从“反官僚主义”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之日即已形成,换言之,不管毛泽东替小说说过什么,他们对所认准的东西可谓“不动如山”。
本文开始时,谈到王蒙事件就像一笔糊涂账。眼下,经过梳理,事件的发展脉络大体清楚,不再是糊涂账。但是,这笔糊涂账的真正糊涂之处,其实并非事件经过,而是最高领袖毛泽东曾经力保的一个人,为何还有人“敢”把他打成右派?尤其是——正如上面强调的——从始至终很多人(远不止于团市委及×××)的内心,从来没有撤销对这篇“反官僚主义”小说的追究意识,做好了准备,随时恭候“履行职责”的时刻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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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到底是什么,让人们近乎坚信不疑《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应该成“问题”、迟早有“问题”?
也许大家没太在意前面王蒙提到的有人给他传话。那里面有重要的玄机:“他们忧心忡忡,他们认为我捅了个大漏子,他们告诉我已经有人将此文与王实味《野百合花》相提并论了。”
《野百合花》。
与它相提并论,意即认为《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性质跟《野百合花》相似。《野百合花》是怎样一篇作品呢?它写于1942年初春的延安,批评了党内特权现象。它在延安整风后成为罪恶的文章,作者王实味被长时间批斗,最后又在毛泽东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莽撞地处死了。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发表以后,许多富于经验或者思想高度警觉的人,立刻把《野百合花》当成了它的前车之鉴。
从结果看,他们的判断是准确的。因此也证明,即便在毛泽东“力挺”王蒙的那两三个月中,他们引而不发、静观其变的态度,非常锐利。
不过我想说,其实他们有失察的地方。他们的想法不完全对。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与《野百合花》之间,有一个重大区别。综合各种迹象,毛泽东对《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的支持与保护,本来是认真的。1956年,毛泽东明显有一些对重大问题重新思考的表现。“双百方针”、“人民内部矛盾”的提法、鼓励“反教条主义”(包括他对姚文元的赏识,起初也是因认为姚“教条主义比较少”)……他对李希凡、马寒冰诸人“围剿”《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不满,主要是因为他们不允许小说描写官僚主义现象;他质问,怎么没有官僚主义?换言之,他实际上想的是,官僚主义正该好好整治一下。
他的这些新思考发展下来,直至1957年春天号召全民帮党整风。有根线索,从1956年上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是一以贯之的。转向反右后,毛泽东追溯先前的部署,说那是“阳谋”。如今人多把它理解成反话。我觉得未必。因为过去的一年中,他的思路明显保持在一个方向上,他有意探索一条新的道路。
无论我们对1957年的事情如何评论,它极富戏剧性是不可否认的。有不少人认为对于这种戏剧性,毛泽东是跃然其上的。我认为这么看失诸夸张,隐然构成另一种神化。综合客观各种因素,我主张,毛泽东原来真心要搞改革(当时用词是“整风”),但心理准备不足、误读形势,临时刹车,做出过激反弹,转到完全相反的方向。
这时我们来看王蒙事件,这笔“糊涂账”的“糊涂”之处,其实就根植于整个国家政治从“新萌动”到“始料不及”的突变上。作为一个作家、一篇作品,虽小、不起眼,却是戏剧性的1957年的很完整的缩影。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终如深谋远虑者估计的那样,与王实味《野百合花》“相提并论”。假如事实证明这种估计错了,中国无疑就迎来光明前景。不幸,他们对了。至于毛泽东,以他历来的勤读报刊,应该知道王蒙划为右派了吧;但这时,他当然不会再过问此事了。(摘自李洁非著《典型文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8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