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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今年春节后不久就迈入７６岁的门坎了。知道她老人家不爱兴师动众搞生日庆宴，遂问她有何心愿，母亲笑笑说：“最近老梦见磁器口，你姐弟几个谁有空就陪我到磁器口转转吧。”
母亲是磁器口的姑娘。
许多年前，磁器口街上有个挑水的“戴挑水”，家境贫寒却生养了个极其水灵的女儿。那小人儿眼珠儿墨黑墨黑、晶亮晶亮，一口小米牙白得晃眼，一笑嘴角就翘得像弯豆角，街坊邻居都说这小女子是沾了嘉陵江水的灵气。
母亲７岁时凭着那一口小米牙进了外国人在磁器口开的丝纺厂当童工。那时节，磁器口周边人家怨生男喜生女，因为丝纺厂只招女工。由于个儿瘦小，母亲差点进不了厂。缫丝工需用牙齿咬丝头，工头见她牙齿生得特别齐整才网开一面。从此，在终日水气蒸腾、闷热难耐的车间里，多了一个趿着厚厚木屐的瘦弱身影。
每日黄昏，当放工的汽笛在嘉陵江畔的落日中悠长地拉响，戴挑水就候在工厂大门前。戴姑娘一出厂门，戴挑水赶忙迎上去蹲下身，让疲惫不堪的女儿趴在他弯曲的背上，一路轻晃着背她回家。而那一趟趟青石板路上的摇晃，让母亲苦痛的童年变得温馨起来。母亲说，至今她也无法忘记趴在父亲背上的安心与快乐。
母亲离不开磁器口了，从趴在父亲背上的小女孩一直到为人妻，为人母。磁器口的青石板路，承载着她步步的艰辛。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和她的姐妹们有幸成为重庆解放后的第一代工人。母亲当年住在厂里，三班倒，每两个星期才回一次家。
那时我家住在江北城，母亲回家后，头一件事就是把姐弟几个捉来洗头洗澡搞卫生，然后将一大堆衣服背到河边洗净。回厂那天清晨，来不及吃早饭，就急着回车间接班。
平时，家里由婆婆爷爷料理。母亲与婆婆关系极好，从未见她们红过脸吵过架，什么事都商量着办。“你们妈妈是家里的顶梁柱，倒不得啊。”母亲患有多种慢性病，婆婆总是以担忧的口气说到母亲。
我长大些后，常被婆婆爷爷差遣到磁器口为母亲送吃的。那时家里难得吃鸡，鸡腿是一定要留给身体不好的母亲的。母亲若不能回家，爷爷就把鸡腿用饭盒装好，让我给母亲送去。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出远门，天还没亮，爷爷就提着饭盒牵着睡意朦胧的我，乘早班轮渡过江，在千叮万嘱中把我送到从解放碑开往沙坪坝的车上。
我喜欢母亲的女工宿舍。在我眼中，母亲的宿舍仿佛一座离尘世很远的古堡，母亲和她那些漂亮活泼的姐妹，都是古堡里会织锦的仙子。宿舍位于公路一侧，地势由高到低，数幢白色的小平房被绿荫遮日的参天大树掩映，林中有许多不知名的鸟儿，时而展翅轻掠，时而发出清脆鸣叫。只是这些“仙子”们，是用自己的艰辛编织出美丽，而那时的我并不懂得。
小平房里摆着上下两层架子床，那床窄窄的，瘦弱的母亲和同样瘦弱的我都只能侧着身子。夜色还没完全退去，我就能听见母亲和阿姨们早起的声音，她们议论着，茧子不好做，丝头抽不出，当月的生产任务可能完不成。说着说着，有性急的哭了起来，最后姐妹几个竟抱头哭成一团。我也听到母亲的抽泣，一直隐忍的母亲原来也是艰难的。我装着熟睡的样子，一动也不敢动，心里却流泪了。
母亲那个时代的工人，具有强烈的主人翁精神。上个世纪５０年代中末期，是重庆丝纺厂最为辉煌的时期。那时厂里生产的丝绸出口苏联，据说苏联的不少降落伞都是用厂里的原料制作的。母亲和她的姐妹们将全部的青春热血都投入到劳动中，不少女工成了劳动模范。
母亲一生中也有最引以为自豪的事。那是１９５９年的国庆节，市里组织大型游行活动，母亲代表重庆丝纺厂职工参加活动并有幸成为鲜花队的一员。试想一下吧，挥动鲜花，踏着整齐的步伐，意气风发地经过解放碑，在那个年月里，是一件多么幸福多么光荣的事啊！
我和大弟弟坚决要求爷爷带我们到解放碑看游行，看鲜花队里的妈妈。拗不过我们，爷爷带着我们到江北嘴乘轮渡过江后赶往解放碑。遗憾的是，走到小什字就走不动了，看游行的人实在太多！我和弟弟轮流骑在爷爷的肩头上，看见了威武雄壮的游行队伍，听见了山呼海啸般的“万岁、万岁”的口号声，却没有见到鲜花队，更没有见到妈妈。爷爷要带我和弟弟回家，我坚决不干。我说妈妈说了，游行队伍经过解放碑后要在两路口解散，如果要见她就到体育场门口等她。
我脑海里至今定格着这样一幅画面：上穿红毛衣，下着花格子布拉吉，手捧鲜花的母亲，笑盈盈地从彩霞万朵、霞光万道的天边（实际上是体育场）走来，她的脸上洋溢着浓浓的春意，仿佛镀着金子般明媚。生命的斑斓与瑰丽，在那一刻得到最好的展示。我至今认为，那是母亲生命中的至高点。
进入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后，磁器口开始冷落。辉煌一时的重庆丝纺厂在风雨飘摇中最终没能走出困境，于上世纪９０年代宣告破产。
在磁器口风风雨雨几十年的母亲，拿着每月２００多元的退休金回到家中。母亲对捉襟见肘的退休金毫无怨言，她总是说国家有困难，工人阶级理应分担。母亲时时在藤椅上遥想着当年的磁器口，终日叨念着，她相信磁器口周边那些空旷的厂区，终有一天会重拾光采，找回它的盛世。
“最近老梦见磁器口，你姐弟几个谁有空就陪我到磁器口转转吧。”为了满足母亲的心愿，在她７６岁生日前夕，我们陪母亲回到磁器口。母亲满脸的皱纹有些颤抖：“还是老样子呢！”她认出了那些不改旧时颜色的油腊铺、裁缝店和书场茶馆。在宝轮寺里，望着摩肩接踵、顶礼膜拜的香客，母亲笑笑说：“香火倒比过去旺多了！”
寻了一家正对嘉陵江的有大玻璃窗的茶楼落座，母亲将脸紧贴在玻璃窗上，双眼不停地搜寻着什么。
“妈，你寻啥？”我轻声问道。“小石桥。新街通往丝纺厂的小石桥。”“啊，早拆除了吧？这么宽阔的下河公路，还留小石桥干啥呢？”
“我就想看看小石桥。”母亲固执地搜寻着。当年，嘉陵江稍涨点水就会淹了小石桥，急着上班，母亲和她那帮姐妹，就将鞋子脱了夹在腋窝，相携着过桥，水淹到胸部也不怕……
“可惜，老姊妹没剩几个了。”母亲用手揉了揉眼睛，悄悄拭去眼角的泪。此刻，母亲眼前一定涌动着岁月斑驳的光影，只是我们看不见……
母亲是磁器口的姑娘。
许多年前，磁器口街上有个挑水的“戴挑水”，家境贫寒却生养了个极其水灵的女儿。那小人儿眼珠儿墨黑墨黑、晶亮晶亮，一口小米牙白得晃眼，一笑嘴角就翘得像弯豆角，街坊邻居都说这小女子是沾了嘉陵江水的灵气。
母亲７岁时凭着那一口小米牙进了外国人在磁器口开的丝纺厂当童工。那时节，磁器口周边人家怨生男喜生女，因为丝纺厂只招女工。由于个儿瘦小，母亲差点进不了厂。缫丝工需用牙齿咬丝头，工头见她牙齿生得特别齐整才网开一面。从此，在终日水气蒸腾、闷热难耐的车间里，多了一个趿着厚厚木屐的瘦弱身影。
每日黄昏，当放工的汽笛在嘉陵江畔的落日中悠长地拉响，戴挑水就候在工厂大门前。戴姑娘一出厂门，戴挑水赶忙迎上去蹲下身，让疲惫不堪的女儿趴在他弯曲的背上，一路轻晃着背她回家。而那一趟趟青石板路上的摇晃，让母亲苦痛的童年变得温馨起来。母亲说，至今她也无法忘记趴在父亲背上的安心与快乐。
母亲离不开磁器口了，从趴在父亲背上的小女孩一直到为人妻，为人母。磁器口的青石板路，承载着她步步的艰辛。
新中国成立后，母亲和她的姐妹们有幸成为重庆解放后的第一代工人。母亲当年住在厂里，三班倒，每两个星期才回一次家。
那时我家住在江北城，母亲回家后，头一件事就是把姐弟几个捉来洗头洗澡搞卫生，然后将一大堆衣服背到河边洗净。回厂那天清晨，来不及吃早饭，就急着回车间接班。
平时，家里由婆婆爷爷料理。母亲与婆婆关系极好，从未见她们红过脸吵过架，什么事都商量着办。“你们妈妈是家里的顶梁柱，倒不得啊。”母亲患有多种慢性病，婆婆总是以担忧的口气说到母亲。
我长大些后，常被婆婆爷爷差遣到磁器口为母亲送吃的。那时家里难得吃鸡，鸡腿是一定要留给身体不好的母亲的。母亲若不能回家，爷爷就把鸡腿用饭盒装好，让我给母亲送去。我清楚地记得第一次出远门，天还没亮，爷爷就提着饭盒牵着睡意朦胧的我，乘早班轮渡过江，在千叮万嘱中把我送到从解放碑开往沙坪坝的车上。
我喜欢母亲的女工宿舍。在我眼中，母亲的宿舍仿佛一座离尘世很远的古堡，母亲和她那些漂亮活泼的姐妹，都是古堡里会织锦的仙子。宿舍位于公路一侧，地势由高到低，数幢白色的小平房被绿荫遮日的参天大树掩映，林中有许多不知名的鸟儿，时而展翅轻掠，时而发出清脆鸣叫。只是这些“仙子”们，是用自己的艰辛编织出美丽，而那时的我并不懂得。
小平房里摆着上下两层架子床，那床窄窄的，瘦弱的母亲和同样瘦弱的我都只能侧着身子。夜色还没完全退去，我就能听见母亲和阿姨们早起的声音，她们议论着，茧子不好做，丝头抽不出，当月的生产任务可能完不成。说着说着，有性急的哭了起来，最后姐妹几个竟抱头哭成一团。我也听到母亲的抽泣，一直隐忍的母亲原来也是艰难的。我装着熟睡的样子，一动也不敢动，心里却流泪了。
母亲那个时代的工人，具有强烈的主人翁精神。上个世纪５０年代中末期，是重庆丝纺厂最为辉煌的时期。那时厂里生产的丝绸出口苏联，据说苏联的不少降落伞都是用厂里的原料制作的。母亲和她的姐妹们将全部的青春热血都投入到劳动中，不少女工成了劳动模范。
母亲一生中也有最引以为自豪的事。那是１９５９年的国庆节，市里组织大型游行活动，母亲代表重庆丝纺厂职工参加活动并有幸成为鲜花队的一员。试想一下吧，挥动鲜花，踏着整齐的步伐，意气风发地经过解放碑，在那个年月里，是一件多么幸福多么光荣的事啊！
我和大弟弟坚决要求爷爷带我们到解放碑看游行，看鲜花队里的妈妈。拗不过我们，爷爷带着我们到江北嘴乘轮渡过江后赶往解放碑。遗憾的是，走到小什字就走不动了，看游行的人实在太多！我和弟弟轮流骑在爷爷的肩头上，看见了威武雄壮的游行队伍，听见了山呼海啸般的“万岁、万岁”的口号声，却没有见到鲜花队，更没有见到妈妈。爷爷要带我和弟弟回家，我坚决不干。我说妈妈说了，游行队伍经过解放碑后要在两路口解散，如果要见她就到体育场门口等她。
我脑海里至今定格着这样一幅画面：上穿红毛衣，下着花格子布拉吉，手捧鲜花的母亲，笑盈盈地从彩霞万朵、霞光万道的天边（实际上是体育场）走来，她的脸上洋溢着浓浓的春意，仿佛镀着金子般明媚。生命的斑斓与瑰丽，在那一刻得到最好的展示。我至今认为，那是母亲生命中的至高点。
进入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后，磁器口开始冷落。辉煌一时的重庆丝纺厂在风雨飘摇中最终没能走出困境，于上世纪９０年代宣告破产。
在磁器口风风雨雨几十年的母亲，拿着每月２００多元的退休金回到家中。母亲对捉襟见肘的退休金毫无怨言，她总是说国家有困难，工人阶级理应分担。母亲时时在藤椅上遥想着当年的磁器口，终日叨念着，她相信磁器口周边那些空旷的厂区，终有一天会重拾光采，找回它的盛世。
“最近老梦见磁器口，你姐弟几个谁有空就陪我到磁器口转转吧。”为了满足母亲的心愿，在她７６岁生日前夕，我们陪母亲回到磁器口。母亲满脸的皱纹有些颤抖：“还是老样子呢！”她认出了那些不改旧时颜色的油腊铺、裁缝店和书场茶馆。在宝轮寺里，望着摩肩接踵、顶礼膜拜的香客，母亲笑笑说：“香火倒比过去旺多了！”
寻了一家正对嘉陵江的有大玻璃窗的茶楼落座，母亲将脸紧贴在玻璃窗上，双眼不停地搜寻着什么。
“妈，你寻啥？”我轻声问道。“小石桥。新街通往丝纺厂的小石桥。”“啊，早拆除了吧？这么宽阔的下河公路，还留小石桥干啥呢？”
“我就想看看小石桥。”母亲固执地搜寻着。当年，嘉陵江稍涨点水就会淹了小石桥，急着上班，母亲和她那帮姐妹，就将鞋子脱了夹在腋窝，相携着过桥，水淹到胸部也不怕……
“可惜，老姊妹没剩几个了。”母亲用手揉了揉眼睛，悄悄拭去眼角的泪。此刻，母亲眼前一定涌动着岁月斑驳的光影，只是我们看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