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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西方社会出现了一个以反思“特朗普现象”为主题的出版热潮。陆续问世的大批相关著作尽管角度不同，立场各异，但是都具备一项共识，认为特朗普崛起的原因在于资本主义全球化出现了严重危机。在这些书籍中，美国资深政治评论家库特纳（Robert Kuttner）的《民主能否幸存于全球资本主义》（Can Democracy Survive Global Capitalism）一书，是一部视野宏阔、鞭辟入里的著作。此书深刻剖析了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指出了一条基于美国左派经济民族主义立场的改良之路。
在当今世界，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早已有目共睹。2013年，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甫一问世即风靡全球，书中指出，1975年以后，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曾经在1930年到1975年间有所缓解的财富集中和贫富两极分化再度加剧，世界逐渐回归到19世纪那种主要由继承财产主导的“世袭资本主义”。在西方国家，民众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支持急剧衰落。许多曾经一度提倡全球化的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以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已经失败。
正是在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西方国家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的极端右派卷土重来，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成为凶猛狞厉的民粹主义大潮，不仅在美国把特朗普送进白宫，且在欧洲造就了形形色色的极右翼政党的崛起，使得作为超国家政治实体的欧盟岌岌可危。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库特纳指出，当今西方社会由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导致的政治失序，类似于19世纪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最终导致了1930年代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在欧洲的兴起。这种历史比较的视角，来自对于20世纪杰出的经济社会学家卡尔·波兰尼的著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的解读。这部首版于1944年的名著，多年前已有中译本问世。书名中的“我们时代”，原意是指作者写作此书时所处的风雨飘摇的“二战”时代，但却恰好与当下的“我们时代”遥相呼应。
波兰尼指出，在1914年“一战”爆发之前，人类社会也经历过一个国际贸易和投資蒸蒸日上的全球化进程，当时的人们普遍相信这个进程可以确保欧洲列强之间的永久和平。然而这个建立在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全球化进程最终导致了国家间竞争的加剧，在引发了残酷的“一战”之后又开启了1930年代的全球大萧条。在波兰尼看来，建立在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全球化扩张就像不断拉扯的橡皮筋，结果注定弹回或断裂。
究其原因，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裹挟之下，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土地和货币也被组织进入市场，成为可供销售的商品。但这三个要素并不是真正的商品，劳动力是人的生命，土地是自然资源，货币是通过银行机制形成的购买力的表征，它们都不是为了销售而生产出来的。当市场经济将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商品化，其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之后，社会就受到资本和市场的支配，波兰尼称之为市场对社会的“脱嵌”。而在自由市场的全球化扩张秩序中，一个国家一旦遭遇经济衰退，为了吸引外来投资就必须将本币贬值，削减财政支出或是提升利率，这意味着令大批民众失业，沦为赤贫。这必然会引起社会力量的反弹。
波兰尼指出，社会力量对于市场经济的反弹存在两种方式，其一是民主社会主义，旨在通过民主政治使市场从属于社会；其二是法西斯主义，通过政治强人来遏制市场的“脱嵌”，但代价是根除政治领域中的民主成分，并将弱势的少数群体当成替罪羊。
库特纳的思想导师不仅有卡尔·波兰尼，还有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
1930年代，在全球大萧条的阴影下，凯恩斯指出政府应当干预经济，通过赤字财政来弥补私人投资和消费不足造成的总需求缺口，增加生产和就业。在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开启了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在维持民主制度的前提下带领美国社会走出了衰退。虽然学术界对于凯恩斯的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罗斯福“新政”这个问题见仁见智，两者在大方向上显然是一致的，即都不相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能够实现自我调节，强调政府有责任干预经济，促进就业，扩大需求。
在“新政”的推动下，美国的工会获得了相当大的话语权，资本则受到严格监管，1933年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隔离了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确保商业银行避免证券风险。美国的经济体制成为事实上的混合体制，市场和企业在经济活动中依然扮演关键角色，但是它们必须和工会等社会组织分享权力，受到民选政府的调控。
在“二战”结束以后的近30年间，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实施了类似于“新政”的国家干预政策，实现了充分就业、经济高速增长和中产阶级的稳步壮大。在经历了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惨痛教训的西欧国家，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分相比罗斯福“新政”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正是波兰尼所说的社会力量反弹市场经济的第一种方式。
库特纳指出，凯恩斯的贡献不仅在于提出了以政府干预克服市场经济内在危机的经济理论，而且在于设计了一个稳定的全球政经体系。在19世纪自由市场的全球化扩张秩序中，并不存在行之有效的国际多边经济合作，资本跨境流动非常容易导致竞争性的货币贬值，造成经济衰退民不聊生的恶果。“二战”行将结束之际，美英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庄园召开会议，商讨如何构建有效的国际合作框架。作为英国代表的凯恩斯提出方案，主张建立一个相当于全球央行的“国际清算同盟”。会员国无需缴纳黄金或外汇，只需在同盟中开设往来账户，通过存款账户和转账来计算各国的债权和债务。同盟发行一种名为“班柯”（Bancor）的国际货币，作为各国清算之用。班柯以黄金定值，同盟可以调整其价值。各国货币与班柯建立固定汇率，不能单方面进行竞争性的货币贬值，改变汇率必须经过同盟同意。 在这次会议上，美国提出的方案最终压倒了凯恩斯的方案，成为“二战”以后全球货币体系的基石。美国方案的核心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和美元挂钩，汇率固定。这一全球货币体系史称“布雷顿森林体系”。它所创造的较为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使得战后满目疮痍的欧洲国家在美国资金的帮助下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
然而始料未及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所谓的“特里芬难题”：若美国保持顺差则国际美元稀缺，形成全球通缩压力；若美国持续逆差则市场将对美元失去信心导致抛售，从而使得美国无法维持1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的承诺。随着历史的发展，美国很快从顺差国转变成逆差国，无法维持钉住黄金的承诺，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3年由于美元贬值而宣告崩溃。这导致了两个重要的后果，一是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可以通过美元贬值获得货币霸权的红利；二是固定汇率制度被打破了，竞争性货币贬值再度成为常态。两者成为1990年以来新一轮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关键因素。
在“二战”结束后的30年间，西方国家的社会力量一度取得了对于市场经济的主导权；而从197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西方国家的市场又再度从社会“脱嵌”，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扩张进程中，更是实现了市场和资本对社会的全面支配。
黄湘独立学者，资深媒体人，现旅居美国，著有《美国裂变》一书。
长期以来，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将凯恩斯主义和“新政”在1970年代的衰落说成是无可避免的必然事件，理由是它们无法解决西方社会出现的“滞涨”—高通胀和低增长并存—的危机。库特纳则认为，导致凯恩斯主义和“新政”衰落的决定因素并非经济，而是政治。无论是金融监管的全面取消，还是削减社会福利的财政紧缩政策；无论是通过自由贸易损害本土产业竞争力，还是系统性地给富人减税，都并非源自经济环境的需要，而是统治精英有意为之的政策组合所导致的后果。
新自由主义把“通胀”界定为最主要的经济风险，通过财政紧缩和减少货币供应来治理通胀，即使这意味着注定会增加失业率。新自由主义的信条是，市场的自发调节功能会使得失业率在经济恢复之后自然减少，政府无需干预市场，促进就业。强大的工会原本可以保证西方国家劳工阶层的话语权，但是资本主义全球化使得公司可以将其业务轻易转移到海外，极大地削弱了工会的力量。这为新自由主义以失业率上升为代价来减轻通胀的做法扫除了政治障碍。
凯恩斯曾经将通胀称为“食利者的安乐死”，因为货币贬值对依靠资本收入的债权人更为不利，而通货紧缩所造成的大规模失业对于依靠劳动所得的工薪阶层的伤害远大于通胀。在这个意义上，那种把“通胀”界定为头号经济风险的做法，本身就是食利阶层针对工薪阶层的一场“阶级之战”。
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之下，全球经济秩序也发生了根本转型，资本主义全球化压倒了民族国家。
库特纳指出，“二战”以后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本意是为了保障各成员国在不必担心出现货币危机的情况下专注发展本国经济，但是从1970年代起，它們的功能逐渐转变成迫使成员国接受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原则。例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泰国、马来西亚、韩国等国的救助条件是根据新自由主义的纲领，要求其开放市场、开放资本账户、实施财政紧缩政策。结果反而是拒绝上述救助条件的马来西亚通过实施资本管制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率先恢复经济，走出危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声誉扫地，资本主义全球化遭到了来自全球各地的社会力量的反弹。然而，在西方国家，这种反弹在很大程度上是采取了波兰尼所说的第二种方式，亦即通过政治强人来遏制市场的“脱嵌”，根除政治领域中的民主成分，并将弱势的少数群体当成替罪羊。特朗普入主白宫就是典型例证。
库特纳指出，特朗普的口号是“让美国再度伟大”，也就是以经济民族主义来反抗全球化。但是，民族主义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全球化也不是只有一种方式。特朗普所倡导的是以法西斯主义为底色的右派经济民族主义，他给富人阶层大规模减税，大幅削减社会福利，足以说明他在“阶级之战”中的立场。与之针锋相对的，是库特纳所大力支持的“左派经济民族主义”，其宗旨是回归罗斯福“新政”传统，通过民主政治使市场从属于社会。
“左派经济民族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但并非像特朗普那样崇尚“美国至上”的单边主义。库特纳的理想是回归凯恩斯当年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提出的方案，以建立稳定的全球货币秩序为基石，重构国际合作的全球秩 序。
随着民主党在2019年的中期选举中重夺众议院，以及民主党内部左派新生力量的方兴未艾，“左派经济民族主义”正在美国社会中凝聚越来越多的人气，或将成为未来美国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资本主义的未来：直面新的焦虑》
作者：[英]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
出版社：Harper
本书指出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在于功利主义对人性的曲解，主张通过重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建立人人均可获得社会尊重的国家共同体。
《公共善》
作者：[美]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
出版社：Knopf
本书指出美国精神的真谛在于个人权利与“公共善”的结合，探讨了当今美国社会“公共善”日趋衰落的原因以及补救之 道。
在当今世界，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资本主义的危机早已有目共睹。2013年，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甫一问世即风靡全球，书中指出，1975年以后，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曾经在1930年到1975年间有所缓解的财富集中和贫富两极分化再度加剧，世界逐渐回归到19世纪那种主要由继承财产主导的“世袭资本主义”。在西方国家，民众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支持急剧衰落。许多曾经一度提倡全球化的经济学家也不得不承认，以自由贸易和资本自由流动为特征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已经失败。
正是在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西方国家长期处于边缘化状态的极端右派卷土重来，高举民族主义的大旗，成为凶猛狞厉的民粹主义大潮，不仅在美国把特朗普送进白宫，且在欧洲造就了形形色色的极右翼政党的崛起，使得作为超国家政治实体的欧盟岌岌可危。
《民主能否幸存于全球资本主义》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库特纳指出，当今西方社会由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导致的政治失序，类似于19世纪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最终导致了1930年代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在欧洲的兴起。这种历史比较的视角，来自对于20世纪杰出的经济社会学家卡尔·波兰尼的著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的解读。这部首版于1944年的名著，多年前已有中译本问世。书名中的“我们时代”，原意是指作者写作此书时所处的风雨飘摇的“二战”时代，但却恰好与当下的“我们时代”遥相呼应。
波兰尼指出，在1914年“一战”爆发之前，人类社会也经历过一个国际贸易和投資蒸蒸日上的全球化进程，当时的人们普遍相信这个进程可以确保欧洲列强之间的永久和平。然而这个建立在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全球化进程最终导致了国家间竞争的加剧，在引发了残酷的“一战”之后又开启了1930年代的全球大萧条。在波兰尼看来，建立在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基础上的全球化扩张就像不断拉扯的橡皮筋，结果注定弹回或断裂。
究其原因，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裹挟之下，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土地和货币也被组织进入市场，成为可供销售的商品。但这三个要素并不是真正的商品，劳动力是人的生命，土地是自然资源，货币是通过银行机制形成的购买力的表征，它们都不是为了销售而生产出来的。当市场经济将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商品化，其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之后，社会就受到资本和市场的支配，波兰尼称之为市场对社会的“脱嵌”。而在自由市场的全球化扩张秩序中，一个国家一旦遭遇经济衰退，为了吸引外来投资就必须将本币贬值，削减财政支出或是提升利率，这意味着令大批民众失业，沦为赤贫。这必然会引起社会力量的反弹。
波兰尼指出，社会力量对于市场经济的反弹存在两种方式，其一是民主社会主义，旨在通过民主政治使市场从属于社会；其二是法西斯主义，通过政治强人来遏制市场的“脱嵌”，但代价是根除政治领域中的民主成分，并将弱势的少数群体当成替罪羊。
库特纳的思想导师不仅有卡尔·波兰尼，还有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
1930年代，在全球大萧条的阴影下，凯恩斯指出政府应当干预经济，通过赤字财政来弥补私人投资和消费不足造成的总需求缺口，增加生产和就业。在美国，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开启了政府对经济的全面干预，在维持民主制度的前提下带领美国社会走出了衰退。虽然学术界对于凯恩斯的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罗斯福“新政”这个问题见仁见智，两者在大方向上显然是一致的，即都不相信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能够实现自我调节，强调政府有责任干预经济，促进就业，扩大需求。
在“新政”的推动下，美国的工会获得了相当大的话语权，资本则受到严格监管，1933年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隔离了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确保商业银行避免证券风险。美国的经济体制成为事实上的混合体制，市场和企业在经济活动中依然扮演关键角色，但是它们必须和工会等社会组织分享权力，受到民选政府的调控。
在“二战”结束以后的近30年间，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实施了类似于“新政”的国家干预政策，实现了充分就业、经济高速增长和中产阶级的稳步壮大。在经历了法西斯主义和战争的惨痛教训的西欧国家，民主社会主义的成分相比罗斯福“新政”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正是波兰尼所说的社会力量反弹市场经济的第一种方式。
库特纳指出，凯恩斯的贡献不仅在于提出了以政府干预克服市场经济内在危机的经济理论，而且在于设计了一个稳定的全球政经体系。在19世纪自由市场的全球化扩张秩序中，并不存在行之有效的国际多边经济合作，资本跨境流动非常容易导致竞争性的货币贬值，造成经济衰退民不聊生的恶果。“二战”行将结束之际，美英等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庄园召开会议，商讨如何构建有效的国际合作框架。作为英国代表的凯恩斯提出方案，主张建立一个相当于全球央行的“国际清算同盟”。会员国无需缴纳黄金或外汇，只需在同盟中开设往来账户，通过存款账户和转账来计算各国的债权和债务。同盟发行一种名为“班柯”（Bancor）的国际货币，作为各国清算之用。班柯以黄金定值，同盟可以调整其价值。各国货币与班柯建立固定汇率，不能单方面进行竞争性的货币贬值，改变汇率必须经过同盟同意。 在这次会议上，美国提出的方案最终压倒了凯恩斯的方案，成为“二战”以后全球货币体系的基石。美国方案的核心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货币和美元挂钩，汇率固定。这一全球货币体系史称“布雷顿森林体系”。它所创造的较为稳定的国际经济环境，使得战后满目疮痍的欧洲国家在美国资金的帮助下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
然而始料未及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所谓的“特里芬难题”：若美国保持顺差则国际美元稀缺，形成全球通缩压力；若美国持续逆差则市场将对美元失去信心导致抛售，从而使得美国无法维持1盎司黄金兑换35美元的承诺。随着历史的发展，美国很快从顺差国转变成逆差国，无法维持钉住黄金的承诺，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在1973年由于美元贬值而宣告崩溃。这导致了两个重要的后果，一是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美国可以通过美元贬值获得货币霸权的红利；二是固定汇率制度被打破了，竞争性货币贬值再度成为常态。两者成为1990年以来新一轮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关键因素。
在“二战”结束后的30年间，西方国家的社会力量一度取得了对于市场经济的主导权；而从1970年代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西方国家的市场又再度从社会“脱嵌”，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扩张进程中，更是实现了市场和资本对社会的全面支配。
长期以来，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将凯恩斯主义和“新政”在1970年代的衰落说成是无可避免的必然事件，理由是它们无法解决西方社会出现的“滞涨”—高通胀和低增长并存—的危机。库特纳则认为，导致凯恩斯主义和“新政”衰落的决定因素并非经济，而是政治。无论是金融监管的全面取消，还是削减社会福利的财政紧缩政策；无论是通过自由贸易损害本土产业竞争力，还是系统性地给富人减税，都并非源自经济环境的需要，而是统治精英有意为之的政策组合所导致的后果。
新自由主义把“通胀”界定为最主要的经济风险，通过财政紧缩和减少货币供应来治理通胀，即使这意味着注定会增加失业率。新自由主义的信条是，市场的自发调节功能会使得失业率在经济恢复之后自然减少，政府无需干预市场，促进就业。强大的工会原本可以保证西方国家劳工阶层的话语权，但是资本主义全球化使得公司可以将其业务轻易转移到海外，极大地削弱了工会的力量。这为新自由主义以失业率上升为代价来减轻通胀的做法扫除了政治障碍。
凯恩斯曾经将通胀称为“食利者的安乐死”，因为货币贬值对依靠资本收入的债权人更为不利，而通货紧缩所造成的大规模失业对于依靠劳动所得的工薪阶层的伤害远大于通胀。在这个意义上，那种把“通胀”界定为头号经济风险的做法，本身就是食利阶层针对工薪阶层的一场“阶级之战”。
在新自由主义的推动之下，全球经济秩序也发生了根本转型，资本主义全球化压倒了民族国家。
库特纳指出，“二战”以后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本意是为了保障各成员国在不必担心出现货币危机的情况下专注发展本国经济，但是从1970年代起，它們的功能逐渐转变成迫使成员国接受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原则。例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泰国、马来西亚、韩国等国的救助条件是根据新自由主义的纲领，要求其开放市场、开放资本账户、实施财政紧缩政策。结果反而是拒绝上述救助条件的马来西亚通过实施资本管制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率先恢复经济，走出危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自由主义声誉扫地，资本主义全球化遭到了来自全球各地的社会力量的反弹。然而，在西方国家，这种反弹在很大程度上是采取了波兰尼所说的第二种方式，亦即通过政治强人来遏制市场的“脱嵌”，根除政治领域中的民主成分，并将弱势的少数群体当成替罪羊。特朗普入主白宫就是典型例证。
库特纳指出，特朗普的口号是“让美国再度伟大”，也就是以经济民族主义来反抗全球化。但是，民族主义并不是只有一种模式，全球化也不是只有一种方式。特朗普所倡导的是以法西斯主义为底色的右派经济民族主义，他给富人阶层大规模减税，大幅削减社会福利，足以说明他在“阶级之战”中的立场。与之针锋相对的，是库特纳所大力支持的“左派经济民族主义”，其宗旨是回归罗斯福“新政”传统，通过民主政治使市场从属于社会。
“左派经济民族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但并非像特朗普那样崇尚“美国至上”的单边主义。库特纳的理想是回归凯恩斯当年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提出的方案，以建立稳定的全球货币秩序为基石，重构国际合作的全球秩 序。
随着民主党在2019年的中期选举中重夺众议院，以及民主党内部左派新生力量的方兴未艾，“左派经济民族主义”正在美国社会中凝聚越来越多的人气，或将成为未来美国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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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未来：直面新的焦虑》
作者：[英]保罗·科利尔（Paul Col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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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指出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在于功利主义对人性的曲解，主张通过重构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建立人人均可获得社会尊重的国家共同体。
《公共善》
作者：[美]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
出版社：Knopf
本书指出美国精神的真谛在于个人权利与“公共善”的结合，探讨了当今美国社会“公共善”日趋衰落的原因以及补救之 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