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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主要通过劳动力市场机制得到了广泛的分享。这种发展的分享性质及其实现机制，与特定发展阶段和发展类型密切相关。
随着中国延续30年（1980-2010年）的人口机会窗口或将关闭，二元经济发展阶段最显著的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也趋于消失。具体表现为，随着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减慢，城乡就业扩大和资源重新配置都不再按以往的节奏进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比较优势也加速减弱，国际贸易以发达国家为主要对象的特点也趋于弱化。
这些变化也反映在社会发展领域，不仅收入分配的改善速度减慢，社会流动性也趋于降低。我们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视角观察社会流动性及其变化趋势。社会流动性是一个有关各群体社会身份变化的复杂问题，涉及社会阶层结构格局、居民幸福感和对社会公正的认同，以及社会是否具有凝聚力等。通常，通过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上选择迁移空间即横向流动，个人和家庭实现自身、人口队列之间以及代际职业变化等纵向流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的刘易斯式二元经济发展过程，主要表现是以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为核心的大规模人口流动，由此导致产业结构和区域格局的巨大变化。然而，作为劳动力大规模转移以及人口变化的结果，近年来这个劳动力转移速度已经进入显著减慢的阶段。劳动力跨城乡、跨地区和跨部门横向流动速度的放慢，必然对职业、收入地位和社会身份方面表现出的社会纵向流动产生不利影响。
一般来说，在一个经济高速增长、产业结构迅速变化、教育水平大幅提高，以及劳动力大规模、大范围横向流动的发展阶段，职业结构趋于向人力资本含量和社会地位更高的水平提升，与此相应的变化也比较迅速，因而整个社会的流动性较强。同时，社会在创造更多向上流动机会的同时，并不以相同的概率使另一部分人向下流动（即向上流动多而向下流动少），这意味着经济发展具有分享性，而社会流动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
我们可以抓住影响职业结构变化的两个重要因素，对社会流动变化趋势进行观察：一是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这是职业结构变化的需求侧因素;二是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程度提高，这是职业结构变化的供给侧因素。两者呈现较快的改善则促进了职业结构的高度化，相应导致社会纵向流动性的增强。
人口规模扩大、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的高速进行，都只是特定发展阶段的现象，而社会流动是任何时代都必须保持的。因此，保持和提高社会流动性的途径不应该是唯一的，而是需要与时俱进。诚然，发展是解决发展中问题的根本办法，应对经济减速的问题，保持蛋糕继续做大无疑是正确的;同时，我们随后将看到，通过改革消除中国现存的各种体制性障碍，可以显著提高社会流动性，更合理地分配蛋糕。
社会流动性缺乏，不仅是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根本原因，而且会使这种差距在代际传递，造成社会分层的固化，进而导致社会凝聚力的下降。因此，政府旨在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努力，既包括实施累进税收和转移支付等再分配制度，也应包括有利于促进社会流动的更广泛的社会政策。在目前中国，阻碍社会流动的最大体制障碍是城乡间、地区间、群体间享受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差异，而造成这个系统化差异的根本症结仍然是现行的户籍制度。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改革的推进和经济增长加速，劳动力跨城乡、跨地区流动得到逐步放松，并在程度上和范围上不断扩大。但是，在户籍制度限制人口迁移和劳动力流动的初衷已被突破的情況下，原来服务于这个目的的那种割裂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体制，仍未实现根本性的突破，长期以来形成的二元社会结构也得以保留，不仅阻碍人口横向流动的彻底性，更由于造就了一个特殊的人口群体，固化了利益结构，产生抑制社会流动的效应。这个特殊群体就是在城市居住和就业，却没有获得城市户口的农民工。
正如在较高的发展阶段虽然发生减速现象，仍然可以通过增长模式的转变实现相对缓慢却仍然合理的可持续增长速度一样，合理规范初次分配过程，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入手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再分配政策，也可以保持社会流动性，扩大经济发展的分享性，从而不断提高居民福祉。中国面对的特殊挑战，是劳动力更充分流动和融合受到了户籍制度改革滞后的羁绊。
首先，增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普惠性，逐步剥离及至彻底割断户籍制度与公共服务供给的关联。其次，强化中央政府对户籍制度改革相关成本的支出责任，提高中央与地方在改革推动上的激励相容性。最后，完善公共财政体系，把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发展的动机转化为促进社会发展的激励。
（摘自《思想理论动态参阅》）
全球范围内出现了这样的趋势：人口和经济活动逐步从农村向城市转移，并且从小城市向大城市及周围都市圈集中。在这一过程中，借助于人口自由流动，每个地方的GDP在全国占比与其人口占比趋于一致，城乡和地区之间将实现人均收入和生活质量的趋同，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平衡发展，这一过程可以概括为“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陆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