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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25日，他过世，多处器官衰竭，97岁。现在看着他的照片，心里有说不出的疼。2006年初，偶然间开始读他的《顺生论》，然后一本本读下来，合上书，想到这样的一个老人，就这样不在了。颓然黯淡。
他就是张中行。一个1909年1月出生在河北香河农家的男子，在七八十岁让世人所知，一生沉寂，垂垂老矣，走向盛名。他写下了《顺生论》、《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负暄絮语》、《禅外说禅》、《流年碎影》，在他魂魄寂灭以后，还有这些书温暖我们。不知他的书可以温暖多少人，但我想他并不在意。
他一生淡泊。他在北大毕业后，一直做中学与大学教师，在1949年解放后一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担任中学语文课本的编辑。想来这份职业，只是他的谋生工具而已，他醉心的另在他处。北大未名湖畔，曾有一个老人每天都会去湖边散步，他的身影已经成为许多北大人回忆的一部分，他就是张中行，那时他正寄居在女儿的宿舍里，风清云淡。直到85岁他才分到一套三居室，屋内无一长物，除了两个书柜，他称自己的家为“都市柴门”。
曾有记者问他，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感情是什么？张中行说，男女之情。记者再问，那对于一个暮年老人来说最重要的感情是什么？张中行说，还是男女之情。在《流年碎影》中，他曾写，什么样的女人是我的心上人，就是在我临终的时候执手相看泪眼的那一刻，那一个就是。只是到了人生的最后时刻，已经没有了能跟他执手相望的爱人。拥有幸福时刻，恐怕是人人有过的，但一生都感到幸福，想来难矣，无论他是谁。
张中行三四岁上便被订了娃娃亲，在1926年17岁上与乡下女子成婚，妻子文盲，小脚，相貌平淡，性情温和，贤良无语，即使后来张中行与杨沫同居，仍无怨言，独自呆在家乡恪守妇道，侍候公婆。杨沫，就是那个写出《青春之歌》的人，张中行与她并未注册结婚，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加起来总计5年，从1932年到1936年。他初遇杨沫时，曾写下：“她17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张中行，年长杨沫5岁，他们相遇时，他22岁。
张中行一生都是从旧时代里活出来的人，而杨沫当时在接触了地下共产党员后，再回家看到看线装书的张中行，便像从一个港口出行的两只小船，愈行愈远。最后他们在1936年分手，所谓“道不同不相谋”。杨沫的《青春之歌》，男主人公余永泽，是个自私自利不革命进步的家伙，于是纷纷有人指责，张中行就是余永泽。杨沫也曾撰文批评张中行负心、落后、可憎，张中行则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张中行日后遭遇改造被批斗下放的境遇，不能说与这本书没有关系。可是从始至终，张中行没有说过杨沫一句重话。甚至在后来的文革运动中，有人来向张中行调查杨沫，张中行仍然非常中肯地肯定杨沫，这让杨沫感动到写信来表示感谢。杨沫过世时，他们的女儿曾邀请张中行参加葬礼，张中行并没有去，他说，所谓告别，有两种来由，或情牵，或敬重，也可兼而有之，对于她，两者都没有。后来张中行接到女儿来信，主旨是说，生时的恩恩怨怨，人已故去，就都谅解了吧。张中行复信时说，人在时，我沉默；人已去，我更不会说什么。5年情缘，牵动一生的情感，不知最后，谁享有真正的平静安宁？
之后张中行迎来相伴到老的夫人李芝銮，大家闺秀，比张中行大一个半月。夫人生前，张中行一直称她为姐，他们相伴半个世纪。他把婚姻分为4个等级：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关于自己的婚恋，他说他们的婚姻属于大部分“可过”加一点点“可忍”。先生曾说：“添衣问老妻。”并解释道：“吃饭我不知饥饱，老妻不给盛饭，必是饱了。穿衣不知冷暖，老妻不让添衣，必是暖了。”张老先生冬天爱穿一件小棉袄，很贴身儿，当是夫人亲手缝制。这样的婚姻，如平静的湖泊，让张中行不再起伏，或许也就此成就他半个世纪的思考与写作。
一个从历史古籍里探索、阅读全世界的人，在垂垂老去之时，得出自己的真知灼见，无论怎样繁华，想必他都已不在意，有的只是闭门思考与阅读的寂寞。看他的书，在掩卷感叹之后，必是深深的寂寥。他通读古今，思考五十余年，从国家细微至一粒尘土，都能出一个结论：无解。可是这无解，是经过论证、质疑、实践、旁观之后的感悟，这无解倒有一种通透之意。原来，哲学也罢，信仰也罢，都只是理论，重要的是，活着的你，如何思考，如何找到自己踏实脚步下的人生之路，并在无解中走出一段清风晓月，从容淡定。
张中行过世时，4个女儿都在身边，他不曾留下一句遗言，因为他没有话需要留下。女儿张文说，父亲一生的理想很简单。他自己曾说，一不做官，二不发财，就是希望做点学问，看点书，写点书，安安稳稳地过适然恬淡的生活。
甘于淡泊，并找到人生的大乐趣，如今，又有谁能找得到？岂是一个什么主义或文学指责就能解决的人生信仰？
都市柴门，残荷夜雨，流年碎影，一切都已过去。罢。
他就是张中行。一个1909年1月出生在河北香河农家的男子，在七八十岁让世人所知，一生沉寂，垂垂老矣，走向盛名。他写下了《顺生论》、《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负暄絮语》、《禅外说禅》、《流年碎影》，在他魂魄寂灭以后，还有这些书温暖我们。不知他的书可以温暖多少人，但我想他并不在意。
他一生淡泊。他在北大毕业后，一直做中学与大学教师，在1949年解放后一直在人民教育出版社，担任中学语文课本的编辑。想来这份职业，只是他的谋生工具而已，他醉心的另在他处。北大未名湖畔，曾有一个老人每天都会去湖边散步，他的身影已经成为许多北大人回忆的一部分，他就是张中行，那时他正寄居在女儿的宿舍里，风清云淡。直到85岁他才分到一套三居室，屋内无一长物，除了两个书柜，他称自己的家为“都市柴门”。
曾有记者问他，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感情是什么？张中行说，男女之情。记者再问，那对于一个暮年老人来说最重要的感情是什么？张中行说，还是男女之情。在《流年碎影》中，他曾写，什么样的女人是我的心上人，就是在我临终的时候执手相看泪眼的那一刻，那一个就是。只是到了人生的最后时刻，已经没有了能跟他执手相望的爱人。拥有幸福时刻，恐怕是人人有过的，但一生都感到幸福，想来难矣，无论他是谁。
张中行三四岁上便被订了娃娃亲，在1926年17岁上与乡下女子成婚，妻子文盲，小脚，相貌平淡，性情温和，贤良无语，即使后来张中行与杨沫同居，仍无怨言，独自呆在家乡恪守妇道，侍候公婆。杨沫，就是那个写出《青春之歌》的人，张中行与她并未注册结婚，他们在一起的时光加起来总计5年，从1932年到1936年。他初遇杨沫时，曾写下：“她17岁，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清爽，有理想，不世俗，像是也富于感情。”张中行，年长杨沫5岁，他们相遇时，他22岁。
张中行一生都是从旧时代里活出来的人，而杨沫当时在接触了地下共产党员后，再回家看到看线装书的张中行，便像从一个港口出行的两只小船，愈行愈远。最后他们在1936年分手，所谓“道不同不相谋”。杨沫的《青春之歌》，男主人公余永泽，是个自私自利不革命进步的家伙，于是纷纷有人指责，张中行就是余永泽。杨沫也曾撰文批评张中行负心、落后、可憎，张中行则始终保持沉默。甚至张中行日后遭遇改造被批斗下放的境遇，不能说与这本书没有关系。可是从始至终，张中行没有说过杨沫一句重话。甚至在后来的文革运动中，有人来向张中行调查杨沫，张中行仍然非常中肯地肯定杨沫，这让杨沫感动到写信来表示感谢。杨沫过世时，他们的女儿曾邀请张中行参加葬礼，张中行并没有去，他说，所谓告别，有两种来由，或情牵，或敬重，也可兼而有之，对于她，两者都没有。后来张中行接到女儿来信，主旨是说，生时的恩恩怨怨，人已故去，就都谅解了吧。张中行复信时说，人在时，我沉默；人已去，我更不会说什么。5年情缘，牵动一生的情感，不知最后，谁享有真正的平静安宁？
之后张中行迎来相伴到老的夫人李芝銮，大家闺秀，比张中行大一个半月。夫人生前，张中行一直称她为姐，他们相伴半个世纪。他把婚姻分为4个等级：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关于自己的婚恋，他说他们的婚姻属于大部分“可过”加一点点“可忍”。先生曾说：“添衣问老妻。”并解释道：“吃饭我不知饥饱，老妻不给盛饭，必是饱了。穿衣不知冷暖，老妻不让添衣，必是暖了。”张老先生冬天爱穿一件小棉袄，很贴身儿，当是夫人亲手缝制。这样的婚姻，如平静的湖泊，让张中行不再起伏，或许也就此成就他半个世纪的思考与写作。
一个从历史古籍里探索、阅读全世界的人，在垂垂老去之时，得出自己的真知灼见，无论怎样繁华，想必他都已不在意，有的只是闭门思考与阅读的寂寞。看他的书，在掩卷感叹之后，必是深深的寂寥。他通读古今，思考五十余年，从国家细微至一粒尘土，都能出一个结论：无解。可是这无解，是经过论证、质疑、实践、旁观之后的感悟，这无解倒有一种通透之意。原来，哲学也罢，信仰也罢，都只是理论，重要的是，活着的你，如何思考，如何找到自己踏实脚步下的人生之路，并在无解中走出一段清风晓月，从容淡定。
张中行过世时，4个女儿都在身边，他不曾留下一句遗言，因为他没有话需要留下。女儿张文说，父亲一生的理想很简单。他自己曾说，一不做官，二不发财，就是希望做点学问，看点书，写点书，安安稳稳地过适然恬淡的生活。
甘于淡泊，并找到人生的大乐趣，如今，又有谁能找得到？岂是一个什么主义或文学指责就能解决的人生信仰？
都市柴门，残荷夜雨，流年碎影，一切都已过去。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