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愿化成一座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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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7月15日,中国第一汽车厂奠基60周年。这一天,中国新老几代汽车人来到长春一汽老厂区的一片松林中,为一座铜像揭幕。当年,是铜像的主人—英姿勃勃的饶斌,把第一锨土抛向毛泽东手书的一汽建厂奠基石。饶斌,先后做过一汽、二汽的第一任厂长,亲手造出了解放、红旗和东风汽车。今年也是他诞辰100周年。
  80年代初,饶斌离开位于湖北十堰的二汽,到北京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还是新华社一个年轻记者的我,与待人平和的饶斌成为“忘年交”。
  1982年春节刚过,一个阴云漫天的下午。我如约来到一机部,在电梯里遇到饶斌部长。
  “今天刚收到国务院发文,批准成立汽车工业总公司。找了几位同志一块儿议一下,请你也来听一听。”走下电梯时,饶斌对我说,“今天的新闻,明天的历史,你们记者是不是这样说?”
  后面这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也激发了我的一种使命感—用新闻之笔记下中国汽车的编年史。
  1982年5月8日,饶斌转任新组建的中国汽车工业公司董事长。饶斌当时对我说过,没有轿车的汽车工业,只能是一个跛足的产业。中汽公司起步之初,他就坚定地支持通过引进技术,改造老“上海”轿车。绕过主管部门的重重阻力,饶斌把发展轿车的报告直接交到邓小平手上,并且提出了建立合资企业生产轿车的设想。
  1982年6月,邓小平在中汽的报告上明确批示:“轿车可以合资”。拿到邓小平的批示那天,我正好去了饶斌在中汽公司三楼的办公室,看到老人的脸上带着难得一露的笑容。
  在饶斌的奔走下,北京吉普和上海大众两个合资企业得以建立。
  引进桑塔纳是他拍的板。80年代,市场最大需求是官车。他在各种场合呼吁,中国需要的并非奔驰那样的豪华车,而是一款省油、廉价又安全的汽车。
  德国大众当时的董事长哈恩博士后来和我谈到饶斌:“他是一位天才的工程师和富有远见的战略家。尽管我们经历相差悬殊,但是很快就能找到一种人性的联系。”
  1987年夏天,受国务院委托,轿车发展研讨会在十堰车城宾馆举行。会上,众人对建立轿车工业的模式产生了分歧。我约已经退居二线的饶斌谈谈他的见解。没有想到,我们十堰一别竟成永诀。
  七月中旬,饶斌到一汽参加解放141卡车换型庆功大会。会上,他突然激动地讲起了轿车:“我老了,无法投身中国汽车工业的第三次创业。但是,我愿意躺在地上,化作一座桥,让大家踩着我的身躯走过,齐心协力把轿车造出来,实现我们几代人的中国轿车梦。”
  台下,鸦雀无声,人们在他的眼里看到了晶莹的泪花,他哭了,老泪纵横。
  从十堰参加轿车论证会回来,他听说,有人报告北京,上海大众的德方拿桑塔纳国产零部件质量问题刁难我们。他说,造轿车,我们还是小学生,生产桑塔纳,是中国建立现代轿车工业的入学考试,要先吃尽苦头抓质量,最后尝到的才是甜头。他的初衷,就是要逼出一个不是由中国人关起门说了算的,而是世界公认的高标准。
  1987年7月30日,上海市市长江泽民约定当晚在衡山宾馆宴请饶斌。50年代,饶斌在一汽作厂长,是江泽民多年敬重的老上级。下午,饶斌把自己关在宾馆的房间里,草拟一个谈话提纲。他没有把这次会见仅仅看作一次叙旧,据看过这个提纲的人告诉我,他写下的是一个上海发展轿车工业的全面设想。饭后,江泽民陪饶斌回到宾馆房间,饶斌谈了汽车,也谈了自己事业上的苦衷。两人谈到很晚,最后一直把江泽民送上电梯。
  第二天,人们再也没有看到饶斌起来,江泽民是最后一个和饶斌谈话的人。
  因突发心脑血管疾病,饶斌在医院昏迷一个月,于8月29日与世长辞,终年74岁。我撰写了新华社播发的饶斌生平。按官方的提法,称他是“中国汽车工业杰出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在许多汽车人的心目中,他是 “中国汽车之父”。
  饶斌离去了,带走了一个激情燃烧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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