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美国一些时尚宣传海报将“反对家庭暴力”的理念结合进去。这则海报的口号是：“拒绝殴打女性，她们不是沙包。”
李阳家暴案，加之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目前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四分之一的美国女性表示曾遭到丈夫或男友的暴力侵犯，使得“反家暴”问题一度成为社会热点议题之一。这些家暴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家暴”问题的关注。
如何界定“家暴”?
在中国，《婚姻法》规定：家庭暴力是“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家庭成员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尽管近年来“反家暴”组织和专家学者们扩大了公众对“家庭暴力”内涵的认知，但在一般民众看来，只有很严重的身体伤害才算得上“家暴”。
比较而言，在美国，“家庭暴力”是一项严重侵犯人权的犯罪行为，包括在婚姻关系中一方对另一方，或者同居关系中一方对另一方(包括同性之间、家庭成员之间)。以暴力的方式达成的权力控制都叫做“家庭暴力”。具体而言，“家暴”可以有身体暴力、性暴力、情感暴力、经济暴力、精神暴力等不同的表现形式；恐吓、操控、羞辱、孤立、吓唬、强迫、要挟、谴责、伤害、损伤等都被视为“家暴行为”。
在立法上，我国只有在《宪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中明确禁止家庭暴力，虽然2011年《反家庭暴力法》在全国人大已经立项，但目前为止可以说还缺乏“反家暴”的专门立法，且现有的法律或规范侧重于事后惩治，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和持续发生的暴力行为欠缺及时、有效的事先干预和防范。
相比之下，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反对对妇女施暴法》，它是《刑法》和《侵权法》下行法案，与《家庭法》的法条有部分重叠之处。在此法通过之前的20年，各妇女组织与社会进步团体已经展开了各种活动，通过建立咨询中心、救助机构，帮助受暴妇女维护权益。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反暴力互助的网络，可以说，反对家庭暴力、反对对妇女的暴力，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已经进入了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
“家暴”可否容忍?
在中国，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家庭暴力被视为私人领域、家庭内部的矛盾，因此并没有得到广泛而相应的重视。2000年，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成立，在教育培训、呼吁立法、社会活动等方面，提升了中国“反家暴”活动的凝聚力与影响力。
我国家庭暴力高发地区很大一部分在农村。陈苇、倪丹的《我国农村家庭暴力调查实证研究》显示，2007年，31个省市的农村家庭中，有62.02％的被调查者表示近两年来在其所在居住地的村庄发生过家庭暴力。此外，在城市中，知识群体中的家庭暴力(特别是精神暴力、冷暴力等)的比例也不低。
中国的受暴女性在自我权益维护方面自主性还有所欠缺。出于维护家庭稳定或者“面子”，相当多的女性选择隐忍、不声张。而家庭成员之问，在追究家暴责任的时候，也倾向干认为女性在性格或行为中先有过错，才导致了男性的施暴。李阳家暴案中，李阳及其家人就宣称是Kim“唠叨、喋喋不休”引发了李阳“忍无可忍”才去施暴。
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化中对于“家暴”还未能完全上升为社会公正以及公共领域的问题来看待，而且，对于相当多的普通民众而言，家暴只说明了施暴者在道德或情绪控制上的“缺陷”而已。
与此不同，美国社会在对“反家暴”重要性的认识上，除了体现出对女性人权的重视之外，还特别强调“家暴”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的影响。一般的共识是，生活、成长在暴力家庭中的儿童，有可能养成对暴力麻木的态度，也有可能传承“以暴制暴”的行为模式。当这些儿童或青少年走入社会后，对于他们自己的家庭、同事关系、社区安全以及社会风气，都将存在难以预计的隐患。
正因如此，美国民众个人以及整个社会，对于家暴事件非常敏感，而且将之视为与每个人都紧密相关的重要事件，积极参与和推进与“反暴力”相关的心理咨询和互助小组的活动。
另一方面，从1 9世纪末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高潮，不仅为美国文化烙刻上显著的“女权”标记，也使得美国的女性在自身权力、权益的保障方面，自主意识非常高。因此，无论是从受暴女性的角度，还是从社会认同的角度，美国对于家庭暴力可以说是非常敏感、是“零容忍”。
“反家暴”活动
在中国，倡导“反家暴”的活动，一般由妇联系统，或者由“反家暴”民间组织为主体，通过宣讲、座谈、培训等形武来开展。近年来，很多媒体在由联合国倡导的“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每年的11月25日)当天，也会组织一些专题报道和评论文章。不过，对于一般的电视节目而言，很少会制作与“反家暴”相关的主题内容。而且，一般民众对于“反家暴”的活动也缺乏主动性与参与热情。
在美国，“反家暴”活动的组织者来源广泛：社区、高校、妇女运动或社会运动的NGO组织、基金会、媒体、广告商、商业品牌、甚至个人，都是倡导“反家暴”的主体。
比如，由一群受暴女性自发组成的“南卡罗莱纳反对家庭暴力和性侵犯联盟”(S.C.CADV-SA)，针对南卡罗莱纳州家庭暴力高发以及年轻化的特点，邀请到该州最有名的三支高校橄榄球队的教练现身说法，并签署《公共服务公告》来扩大“反家暴”意识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影响。
很多演艺界的明星也扮演了“反家暴”的积极倡导者。包括球员杰梅恩·迪福、《吸血鬼日志》的演员伊恩·萨默海尔德、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瑞奇·叶茨、偶像团体“西城男孩”、演员马特·兰特尔和邓肯·班纳坦等，纷纷穿上印有“真汉子”的T恤衫拍摄宣传海报，承诺“不在肉体上、情感上、性关系或者经济方面控制或虐待妇女”，以明星的影响力、感召力，来推进“反家暴”文化。此外，“暴走竞赛”与“义卖募捐”也是美国“反家暴”倡导活动的传统项目。
从参与“反家暴”活动的积极性来看，美国民众的参与热情与主动性普遍较高。比如暴走活动，一般通过网络报名预约的形式，来自雅芳妇女基金会和西雅图妇女组织的报告显示，每年的活动中，网络预约人数维持在千人上下，而且预约者百分之百会如约到现场参与活动。
总体来看，中美两国由于文化与社会发展历程不同，在“反家暴”立法方面也有很大区别，在活动的倡导上更是体现出很多差异性，不过，在信息时代以及“性别平等”的国际共识下，“反家暴”的立场不会因为国家和地区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反家暴”将不仅使各国女性、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受益，也将有助于社区安全、社会稳定与文明进步。
【责任编辑】 王贺
李阳家暴案，加之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目前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四分之一的美国女性表示曾遭到丈夫或男友的暴力侵犯，使得“反家暴”问题一度成为社会热点议题之一。这些家暴事件也引发了公众对“家暴”问题的关注。
如何界定“家暴”?
在中国，《婚姻法》规定：家庭暴力是“行为人以殴打、捆绑、残害、强行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其他手段，给家庭成员造成一定伤害后果的行为”。尽管近年来“反家暴”组织和专家学者们扩大了公众对“家庭暴力”内涵的认知，但在一般民众看来，只有很严重的身体伤害才算得上“家暴”。
比较而言，在美国，“家庭暴力”是一项严重侵犯人权的犯罪行为，包括在婚姻关系中一方对另一方，或者同居关系中一方对另一方(包括同性之间、家庭成员之间)。以暴力的方式达成的权力控制都叫做“家庭暴力”。具体而言，“家暴”可以有身体暴力、性暴力、情感暴力、经济暴力、精神暴力等不同的表现形式；恐吓、操控、羞辱、孤立、吓唬、强迫、要挟、谴责、伤害、损伤等都被视为“家暴行为”。
在立法上，我国只有在《宪法》、《婚姻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中明确禁止家庭暴力，虽然2011年《反家庭暴力法》在全国人大已经立项，但目前为止可以说还缺乏“反家暴”的专门立法，且现有的法律或规范侧重于事后惩治，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和持续发生的暴力行为欠缺及时、有效的事先干预和防范。
相比之下，199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反对对妇女施暴法》，它是《刑法》和《侵权法》下行法案，与《家庭法》的法条有部分重叠之处。在此法通过之前的20年，各妇女组织与社会进步团体已经展开了各种活动，通过建立咨询中心、救助机构，帮助受暴妇女维护权益。同时，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反暴力互助的网络，可以说，反对家庭暴力、反对对妇女的暴力，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已经进入了美国民众的日常生活。
“家暴”可否容忍?
在中国，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内，家庭暴力被视为私人领域、家庭内部的矛盾，因此并没有得到广泛而相应的重视。2000年，中国法学会反对家庭暴力网络成立，在教育培训、呼吁立法、社会活动等方面，提升了中国“反家暴”活动的凝聚力与影响力。
我国家庭暴力高发地区很大一部分在农村。陈苇、倪丹的《我国农村家庭暴力调查实证研究》显示，2007年，31个省市的农村家庭中，有62.02％的被调查者表示近两年来在其所在居住地的村庄发生过家庭暴力。此外，在城市中，知识群体中的家庭暴力(特别是精神暴力、冷暴力等)的比例也不低。
中国的受暴女性在自我权益维护方面自主性还有所欠缺。出于维护家庭稳定或者“面子”，相当多的女性选择隐忍、不声张。而家庭成员之问，在追究家暴责任的时候，也倾向干认为女性在性格或行为中先有过错，才导致了男性的施暴。李阳家暴案中，李阳及其家人就宣称是Kim“唠叨、喋喋不休”引发了李阳“忍无可忍”才去施暴。
也就是说，中国的文化中对于“家暴”还未能完全上升为社会公正以及公共领域的问题来看待，而且，对于相当多的普通民众而言，家暴只说明了施暴者在道德或情绪控制上的“缺陷”而已。
与此不同，美国社会在对“反家暴”重要性的认识上，除了体现出对女性人权的重视之外，还特别强调“家暴”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的影响。一般的共识是，生活、成长在暴力家庭中的儿童，有可能养成对暴力麻木的态度，也有可能传承“以暴制暴”的行为模式。当这些儿童或青少年走入社会后，对于他们自己的家庭、同事关系、社区安全以及社会风气，都将存在难以预计的隐患。
正因如此，美国民众个人以及整个社会，对于家暴事件非常敏感，而且将之视为与每个人都紧密相关的重要事件，积极参与和推进与“反暴力”相关的心理咨询和互助小组的活动。
另一方面，从1 9世纪末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社会经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高潮，不仅为美国文化烙刻上显著的“女权”标记，也使得美国的女性在自身权力、权益的保障方面，自主意识非常高。因此，无论是从受暴女性的角度，还是从社会认同的角度，美国对于家庭暴力可以说是非常敏感、是“零容忍”。
“反家暴”活动
在中国，倡导“反家暴”的活动，一般由妇联系统，或者由“反家暴”民间组织为主体，通过宣讲、座谈、培训等形武来开展。近年来，很多媒体在由联合国倡导的“国际消除家庭暴力日”(每年的11月25日)当天，也会组织一些专题报道和评论文章。不过，对于一般的电视节目而言，很少会制作与“反家暴”相关的主题内容。而且，一般民众对于“反家暴”的活动也缺乏主动性与参与热情。
在美国，“反家暴”活动的组织者来源广泛：社区、高校、妇女运动或社会运动的NGO组织、基金会、媒体、广告商、商业品牌、甚至个人，都是倡导“反家暴”的主体。
比如，由一群受暴女性自发组成的“南卡罗莱纳反对家庭暴力和性侵犯联盟”(S.C.CADV-SA)，针对南卡罗莱纳州家庭暴力高发以及年轻化的特点，邀请到该州最有名的三支高校橄榄球队的教练现身说法，并签署《公共服务公告》来扩大“反家暴”意识在青少年群体中的影响。
很多演艺界的明星也扮演了“反家暴”的积极倡导者。包括球员杰梅恩·迪福、《吸血鬼日志》的演员伊恩·萨默海尔德、流行音乐节目主持人瑞奇·叶茨、偶像团体“西城男孩”、演员马特·兰特尔和邓肯·班纳坦等，纷纷穿上印有“真汉子”的T恤衫拍摄宣传海报，承诺“不在肉体上、情感上、性关系或者经济方面控制或虐待妇女”，以明星的影响力、感召力，来推进“反家暴”文化。此外，“暴走竞赛”与“义卖募捐”也是美国“反家暴”倡导活动的传统项目。
从参与“反家暴”活动的积极性来看，美国民众的参与热情与主动性普遍较高。比如暴走活动，一般通过网络报名预约的形式，来自雅芳妇女基金会和西雅图妇女组织的报告显示，每年的活动中，网络预约人数维持在千人上下，而且预约者百分之百会如约到现场参与活动。
总体来看，中美两国由于文化与社会发展历程不同，在“反家暴”立法方面也有很大区别，在活动的倡导上更是体现出很多差异性，不过，在信息时代以及“性别平等”的国际共识下，“反家暴”的立场不会因为国家和地区的差异而有所不同。更为重要的是，“反家暴”将不仅使各国女性、老人、儿童等弱势群体受益，也将有助于社区安全、社会稳定与文明进步。
【责任编辑】 王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