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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朋友前些天见过当年的红卫兵领袖蒯大富后，跟我说，真受不了这哥们儿，饭桌上一开口就是“兄弟我当年被毛主席接见的时候”！其实这也很正常，有多少人能够走出人生最巅峰的记忆呢？人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一堆碳水化合物，除了身上披的阿玛尼，脚下踩的LV，身上喷的香奈儿，坐进一辆奔驰600，一个人能凸现自己属于一个占据更多资源群体的标志，就是他所拥有的记忆，记忆最能标明一个人属于什么圈子。
做不经意状流露出你让人艳羡的记忆，比任何奢侈品更能让人在你身边感受到可望而不可及的绝望。记得20世纪末，站在大学讲台上的，一开口都得是“兄弟我在牛津（芝加哥）的时候……”，不然根本镇不住场子。不过，这个潮流眼下有了新现象，比如北大一位我很尊敬的著名教授，在各种场合作报告，好像都是开忆苦思甜会，从来不提“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开口总要从“兄弟我当年在XX农村种地的时候……”说起。这也不光是他一个孤例，我视野中成了腕儿的经济学家，莫不如此，要不就是“兄弟我当年在生产队当会计的时候”，要么就是“兄弟我当年在厂里当学徒的时候”，最绝的是周其仁，绝少谈他出国经历，而总爱说“兄弟我在完达山打猎的时候……”，据说他每说到此，在座的女生无不显露出无比崇拜的神情。
于是，我不禁纳闷：难道这些今天裘马轻肥的经济学家们，难道真的觉得当年自己种地、当学徒、打猎的时光，是他最巅峰的经历、最幸福的时光？为什么这些年社会风向标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布迪厄对于文化资本的分析，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他有本书，翻译成中文名叫《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其中讲到各个社会阶层如何依靠对不同文化符号的熟稔，来标志自己的地位，并和其他阶层区隔开来。这种理论让人很容易理解，当年中国改革开放不久，见个金发碧眼的都非常稀罕，任何“海归”，哪怕是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都沾了来自西方世界的文化资本的光。谁能有西方背景，谁就能把自己和绝大多数人区隔开来。
我听过有不少现在大学里的年轻讲师抱怨，自己没有赶上好时代，搁10年前哪怕是在国外的二流大学读个硕士回来，也能很轻松地被当作人才引进，当个教授。现在教授位置都被占满了，标准就高了，非得是欧美名牌大学的博士，还得从助教、讲师，开始一年年地苦熬。这些年轻一代的“海归”的经历，让我不禁联想起巴西龟。记得我小时候，巴西龟刚被引入中国，很稀罕，在花鸟市场上一只巴西龟的价格几乎跟一只画眉鸟相当，10年以后，巴西龟就论斤卖了。这像极了今天的社会现实，随便一所重点大学里都挤满了等待职称上升的“海归”，虽然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学历背景都挺不错，但学术体系也像一个权力场，就像那个寓言里的猴子，朝下看都是笑脸，朝上看都是屁股。而今天中国大学里排在最顶端的学者，最有效地和其他野心勃勃的尾随者区隔开来的方法，就是整出一套让其无法模仿的话语体系。在这帮新一代“海归”面前，显摆“兄弟我在英国（美国）的时候……”就不管用了，这些新一代“海归”大多上过新东方，在国外谈过恋爱，参加过俱乐部，个个英文都比在国外端盘子攒回国三大件的老一代“海归”溜。于是，在这些新“海归”面前，文化符号的游戏规则就变了，只有开口就是“兄弟我种地的时候……”，这才是院长、主任级别的范儿，才能让新“海归”们彻底望尘莫及，甘拜下风，念过哈佛又如何，你下过乡么？于是，新“海归”们终于承认大哥就是大哥，不服不行。
并非在教授中才有这种现象。其实，现实社会是有客观规律的，每个人就像白老鼠一样，在规律中活着。据说，有个段子说，刘索拉强调王朔是“大院的孩子”，而自己却是“胡同里长大的”，很多人有些听不明白：按说胡同里长大的，多数是城市贫民，可刘索拉分明是高干子弟。可等你查清楚了，才明白原来刘索拉所谓的胡同是史家胡同小学的胡同，比王朔所住的容纳了几百户军属的“大院儿”高级太多了。不知道我是不是想得太复杂了，不过我相信，“势利”不是一个贬义词，我们都超越不了游戏规则，只有理解了什么是势利，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社会。
责任编辑 刘荣
做不经意状流露出你让人艳羡的记忆，比任何奢侈品更能让人在你身边感受到可望而不可及的绝望。记得20世纪末，站在大学讲台上的，一开口都得是“兄弟我在牛津（芝加哥）的时候……”，不然根本镇不住场子。不过，这个潮流眼下有了新现象，比如北大一位我很尊敬的著名教授，在各种场合作报告，好像都是开忆苦思甜会，从来不提“兄弟我在英国的时候……”，开口总要从“兄弟我当年在XX农村种地的时候……”说起。这也不光是他一个孤例，我视野中成了腕儿的经济学家，莫不如此，要不就是“兄弟我当年在生产队当会计的时候”，要么就是“兄弟我当年在厂里当学徒的时候”，最绝的是周其仁，绝少谈他出国经历，而总爱说“兄弟我在完达山打猎的时候……”，据说他每说到此，在座的女生无不显露出无比崇拜的神情。
于是，我不禁纳闷：难道这些今天裘马轻肥的经济学家们，难道真的觉得当年自己种地、当学徒、打猎的时光，是他最巅峰的经历、最幸福的时光？为什么这些年社会风向标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布迪厄对于文化资本的分析，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他有本书，翻译成中文名叫《区隔：趣味判断的社会批判》，其中讲到各个社会阶层如何依靠对不同文化符号的熟稔，来标志自己的地位，并和其他阶层区隔开来。这种理论让人很容易理解，当年中国改革开放不久，见个金发碧眼的都非常稀罕，任何“海归”，哪怕是西太平洋大学的博士，都沾了来自西方世界的文化资本的光。谁能有西方背景，谁就能把自己和绝大多数人区隔开来。
我听过有不少现在大学里的年轻讲师抱怨，自己没有赶上好时代，搁10年前哪怕是在国外的二流大学读个硕士回来，也能很轻松地被当作人才引进，当个教授。现在教授位置都被占满了，标准就高了，非得是欧美名牌大学的博士，还得从助教、讲师，开始一年年地苦熬。这些年轻一代的“海归”的经历，让我不禁联想起巴西龟。记得我小时候，巴西龟刚被引入中国，很稀罕，在花鸟市场上一只巴西龟的价格几乎跟一只画眉鸟相当，10年以后，巴西龟就论斤卖了。这像极了今天的社会现实，随便一所重点大学里都挤满了等待职称上升的“海归”，虽然他们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学历背景都挺不错，但学术体系也像一个权力场，就像那个寓言里的猴子，朝下看都是笑脸，朝上看都是屁股。而今天中国大学里排在最顶端的学者，最有效地和其他野心勃勃的尾随者区隔开来的方法，就是整出一套让其无法模仿的话语体系。在这帮新一代“海归”面前，显摆“兄弟我在英国（美国）的时候……”就不管用了，这些新一代“海归”大多上过新东方，在国外谈过恋爱，参加过俱乐部，个个英文都比在国外端盘子攒回国三大件的老一代“海归”溜。于是，在这些新“海归”面前，文化符号的游戏规则就变了，只有开口就是“兄弟我种地的时候……”，这才是院长、主任级别的范儿，才能让新“海归”们彻底望尘莫及，甘拜下风，念过哈佛又如何，你下过乡么？于是，新“海归”们终于承认大哥就是大哥，不服不行。
并非在教授中才有这种现象。其实，现实社会是有客观规律的，每个人就像白老鼠一样，在规律中活着。据说，有个段子说，刘索拉强调王朔是“大院的孩子”，而自己却是“胡同里长大的”，很多人有些听不明白：按说胡同里长大的，多数是城市贫民，可刘索拉分明是高干子弟。可等你查清楚了，才明白原来刘索拉所谓的胡同是史家胡同小学的胡同，比王朔所住的容纳了几百户军属的“大院儿”高级太多了。不知道我是不是想得太复杂了，不过我相信，“势利”不是一个贬义词，我们都超越不了游戏规则，只有理解了什么是势利，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什么是社会。
责任编辑 刘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