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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集团的刚性和谈判能力使得那些有利的制度安排很容易沦陷为比原来更恶劣的制度，只要在一些细小的、不太会被大众所关注的细节上做手脚即可
按照政府公布的“以20天为周期进行评估”的调价规律，再看一下近期国际原油期货的表现，显然现在又到了新一轮油价调整的时期。人们早已预期到油价可能又要上调，在华南地区成品油价格悄然上涨，已向社会大众发布了一个强烈的涨价信号。
实际上，中国的成品油价格已经高于美国2元左右。从美国能源管理局网站上，我们非常清楚地找出目前美国的官方油价——在美国，汽油价格是1加仑200美分左右，1加仑相当于3.785升，若按照美元和人民币1: 6.83的比价折算，那么美国汽油价格大概每升相当于人民币3.6元，而且已经是含税的价格，比我们国内低2元人民币。
那么，中国的高油价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
很多人都认为造成中国目前高油价的主要原因还在于高度垄断的行业性质。按理说，一旦启动国际油价挂钩机制，我们就应该能享受到美国人的低油价了。但实际情况似乎恰恰相反，美国人的油价在下跌的时候，中国的油价涨价机制正在悄然启动。
再细究一下，现行与国际油价挂钩的国内成品油定价机制存在一个致命的陷阱：那就是这一油价的国际挂钩机制的变动幅度和实施时间，变动幅度和实施时间可能要比是否挂钩重要得多。同时，这也关乎着国内油老大、民营小油企与广大消费者之间的切身利益。
尽管作为高油价的直接受益者并没有直接的国际定价能力，也没有国内的调价权力，但足够大的公司规模和院外游说能力使得他们具有比其他消费者更强的谈判能力。这样，也使得他们在实施机制上具有更大的主动权。早在2005年国际油价开始上涨之际，失去暴利和处于政府管制的双重压力下的油老大就开始提议发改委要尽快启动与国际油价挂钩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引发国内各界的一片热议。这是一个看似唯独对油老大不利而其他各方均有利的方案。为什么油老大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
对于这一点，我们在之后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可见其用意。其实，国内成品油价格与国际挂钩的方案早在几年前就基本定稿，不过迟迟未得到实施。
尽管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并且已开始商议国际挂钩方案，但两个油老大并不会真正实施这一国际挂钩方案。原因很简单，国际油价上涨的压力，他们是可以通过对发改委相关部门的游说来转嫁给消费者的，而当国际油价下跌时他们显然是不太愿意调低价格，但此时受制于公众压力之下的管制部门还是要求他们下调价格。理性而且有力的油老大在抱怨声和不断涨价声中挺过了第三次石油危机。国际油价一路暴跌到40美元每桶左右见底。本应该下跌的国内油价却在争议声中的燃油税改革非但没跌反而有所上涨。接下去，搁置已久的国际原油价格挂钩方案突然启动。国内油老大终于在这一系列的动作之后感觉实施的最佳时机已经到来。对于眼前这一国际局势来说，国际油价已经不可能再低于40美元，更不用谈2003年时的20美元。
很显然，这个看似对油老大不利的方案，只要实施时机窗口妥当，他们完全可以反败为胜，夺得主动权。利益集团的刚性和谈判能力使得那些有利的制度安排很容易沦陷为比原来更恶劣的制度，只要在一些细小的、不太会被大众所关注的细节上做手脚即可。这也正是世行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在《在经济增长的迷雾中探索》一书中不断提醒我们要特别小心的制度改革要点。
当然，这些辩护并不是要牺牲国家战略安全而成全小我的私利，我们真正担心的是一旦油价上涨，接下去会引致煤、水、电等一系列资源性产品上涨的恶性循环，而这些价格的上涨虽然无关于CPI，但极大地扼杀了中小企业的生产动力和消费者的消费能力，这无疑是不利于我们处于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与政府的大规模救市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按照政府公布的“以20天为周期进行评估”的调价规律，再看一下近期国际原油期货的表现，显然现在又到了新一轮油价调整的时期。人们早已预期到油价可能又要上调，在华南地区成品油价格悄然上涨，已向社会大众发布了一个强烈的涨价信号。
实际上，中国的成品油价格已经高于美国2元左右。从美国能源管理局网站上，我们非常清楚地找出目前美国的官方油价——在美国，汽油价格是1加仑200美分左右，1加仑相当于3.785升，若按照美元和人民币1: 6.83的比价折算，那么美国汽油价格大概每升相当于人民币3.6元，而且已经是含税的价格，比我们国内低2元人民币。
那么，中国的高油价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
很多人都认为造成中国目前高油价的主要原因还在于高度垄断的行业性质。按理说，一旦启动国际油价挂钩机制，我们就应该能享受到美国人的低油价了。但实际情况似乎恰恰相反，美国人的油价在下跌的时候，中国的油价涨价机制正在悄然启动。
再细究一下，现行与国际油价挂钩的国内成品油定价机制存在一个致命的陷阱：那就是这一油价的国际挂钩机制的变动幅度和实施时间，变动幅度和实施时间可能要比是否挂钩重要得多。同时，这也关乎着国内油老大、民营小油企与广大消费者之间的切身利益。
尽管作为高油价的直接受益者并没有直接的国际定价能力，也没有国内的调价权力，但足够大的公司规模和院外游说能力使得他们具有比其他消费者更强的谈判能力。这样，也使得他们在实施机制上具有更大的主动权。早在2005年国际油价开始上涨之际，失去暴利和处于政府管制的双重压力下的油老大就开始提议发改委要尽快启动与国际油价挂钩的成品油定价机制，引发国内各界的一片热议。这是一个看似唯独对油老大不利而其他各方均有利的方案。为什么油老大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呢？
对于这一点，我们在之后的政策制定过程中可见其用意。其实，国内成品油价格与国际挂钩的方案早在几年前就基本定稿，不过迟迟未得到实施。
尽管国际原油价格大幅上涨并且已开始商议国际挂钩方案，但两个油老大并不会真正实施这一国际挂钩方案。原因很简单，国际油价上涨的压力，他们是可以通过对发改委相关部门的游说来转嫁给消费者的，而当国际油价下跌时他们显然是不太愿意调低价格，但此时受制于公众压力之下的管制部门还是要求他们下调价格。理性而且有力的油老大在抱怨声和不断涨价声中挺过了第三次石油危机。国际油价一路暴跌到40美元每桶左右见底。本应该下跌的国内油价却在争议声中的燃油税改革非但没跌反而有所上涨。接下去，搁置已久的国际原油价格挂钩方案突然启动。国内油老大终于在这一系列的动作之后感觉实施的最佳时机已经到来。对于眼前这一国际局势来说，国际油价已经不可能再低于40美元，更不用谈2003年时的20美元。
很显然，这个看似对油老大不利的方案，只要实施时机窗口妥当，他们完全可以反败为胜，夺得主动权。利益集团的刚性和谈判能力使得那些有利的制度安排很容易沦陷为比原来更恶劣的制度，只要在一些细小的、不太会被大众所关注的细节上做手脚即可。这也正是世行经济学家威廉・伊斯特利在《在经济增长的迷雾中探索》一书中不断提醒我们要特别小心的制度改革要点。
当然，这些辩护并不是要牺牲国家战略安全而成全小我的私利，我们真正担心的是一旦油价上涨，接下去会引致煤、水、电等一系列资源性产品上涨的恶性循环，而这些价格的上涨虽然无关于CPI，但极大地扼杀了中小企业的生产动力和消费者的消费能力，这无疑是不利于我们处于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与政府的大规模救市是完全背道而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