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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播学的研究范式看，粉丝文化研究可以视为受众研究的典型样本。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粉丝文化实践的研究，使一种积极的受众观占据7文化研究的视野：受众是作为能动的主体参s文化实践的。并体现出强烈的主体闾性。
最近十几年的中国媒介文化中，粉丝文化的研究已经形成我国的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陶东风、杨玲主编的《粉丝文化读本》
(以下简称《读本》)的出版，则是域外粉丝文化研究最新成果集中、全面的展示，向我们提示出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则是，我们该如何开展粉丝文化研究?
从传播学的研究范式看，粉丝文化研究可以视为受众研究的典型样本。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粉丝文化实践的研究，使一种积极的受众观占据了文化研究的视野：受众是作为能动的主体参与文化实践的，并体现出强烈的主体间性。《读本》对各种粉丝文化现象的考察和分析、理论资源的梳理和阐述，都是建立在对粉丝文化主体性质的辩驳、识别和确认的基础上的，并由此确立了粉丝文化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在这个意义上，尼古拉·艾伯柯龙比和布莱恩·朗赫斯特的《变化的受众——变化的研究范式》一文具有某种战略意义。它对伯明翰学派的收编／抵抗(简称IRP)范式进行了梳理、总结和质疑，指出，积极的受众并不等同于抵抗的受众，对具体的、单个的经验性研究不能支撑关于霸权的大规模社会理论，当从不同的着眼点透视权力和文化的关系时，研究者难以确定被抵抗的究竟是什么。在此基础上，著者提出了奇观／表演范式(简称SPP)，更关注受众在日常生活中的身份形式及其建构，权力的问题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考察。
《读本》收入的文章也显示了上述粉丝研究范式变化的轨迹。在约翰·费斯克对粉丝文化的研究中，可以较为明显地看到伯明翰学派的收编／抵抗范式的影响和因袭。费斯克研究的基本前提是，大众在消费文化中“从来没有听任文化工业的摆布”，他们具有积极重构文化产品的能力，粉丝文化是这种能力的突出表征。在《粉都的文化经济》中，费斯克指出，粉丝群体是“最具有辨识力、最挑剔的群体”，从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化，抵抗工业文化和商业文化。麦特·西尔斯则以更为精细的思辨矫正了费斯克过于强调粉丝的生产能力的观念，指出粉丝文化中“反商业化的意识形态和商品／完美主义者的实践共存”，认为对粉丝消费者身份的压抑，其实是对粉丝经验的歪曲，而粉丝的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二元身份最终是文化权力的问题。(《在消费与“抵抗”之间的粉丝文化》)
西尔斯的这一看法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譬如，当我们说“粉丝力量大”时，究竟是指粉丝文化实践主体的文化创造力量，还是指借助或利用粉丝文化实践导入资本市场和经济消费的力量呢?我们看到，有论者更多地着意于后者，当其用“情绪资本”、“魅力经济”、“品牌操纵”来阐释粉丝文化经济的机制时，实际上已经抛开了对粉丝文化实践主体的关注，更没有对其间的文化权力问题展开审视，如此的粉丝文化研究势必变成企业营销战略研究的分支，而与文化研究的旨趣大相径庭。
对粉丝实践的文化权力问题的关注，也体现在亨利·詹金斯的研究中。他以读者中心论颠覆作者中心论，从德赛都那里借用了“盗猎者”和“游牧民”的概念，不仅强调粉丝主体对支配阶级的文化资本与话语权力的反抗，而且进一步指出粉丝作为群体的存在和参与性文化的实质。(《“干点正事吧!”——粉丝、盗猎者、游牧民》、《昆汀·塔伦蒂诺的星球大战》)这种对参与性的强调，既是对收编／抵抗范式的摆脱，更是阐明了粉丝文化主体在身份建构的过程中，“时而内在于，时而外在于商业娱乐的文化逻辑的立场，探索和质疑了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相比之下，我们的一些研究中，正缺少这种对粉丝文化中权力关系的复杂情境的细致描述和深入揭示。
粉丝主体的参与性，在《读本》的多篇文章中都得到强调，可谓有力支持了SPP范式的研究，它们殊途同归地指向身份问题，包括认同、建构、辨识等。其间引人注目的是，精神和心理分析学说是粉丝主体研究尤其是女性粉丝主体研究中最为集中、最为丰富的理论资源。科奈尔·桑德沃斯的《内在的粉丝——粉都和精神分析》，全面梳理了用来阐释粉丝心理机制的三种精神分析理论——弗洛伊德的性本能理论，克莱因的内摄、投射和客体分裂概念以及温尼科特的过渡性客体理论，让我们看到西方学者在粉丝精神世界探索中堪称富足的理论装备。劳伦斯·克罗斯伯格着眼于粉丝的心理和情感问题的考察(《这屋里有粉丝吗?——粉都的情感感受力》，将情感感受力作为核心概念，指出粉丝通过调动和组织情感投入可以建构出个人的身份；还有芭芭拉·埃伦赖希等对女性披头士歌迷的分析、康斯坦斯·潘黎对斜线纹的分析；杰姬·斯泰西对女性影迷的认同性幻想的实证分析(《女性魅惑——个认同的问题》)……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粉丝精神探索的生动范例。
这其中，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与国内有些学者将杨丽娟这样极端狂热的粉丝看成特例、排除在粉丝文化研究之外不同，斯蒂芬·海纳曼的《“我将在你身边”——粉丝、幻想和埃尔维斯的形象》，运用精神分析理论，探索猫王粉丝关于猫王的一些极端幻想，阐明其实质在于对完满的自我身份的渴望，以弥合现实与欲望之间的裂痕。在将杨丽娟这样“特例”排除在外的另一端，是研究者无限放大了粉丝的范围，将粉丝身份的独特性和认同建构问题泛化为一般的受众心理反应，这就难以真正触及粉丝主体的文化实践和文化心理的真实与独特的存在。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相关理论资源的匮乏，另一方面或许也与我们的粉丝研究中的一种矫枉过正的倾向有关，那就是，对粉丝行为和相关方面多作肯定性描述和论断，而忽略更为复杂的联系，缺少心理深度的关切。
实际上，《读本》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精神分析学术资源的引人，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种学科的资源，也都进入到粉丝研究的课题之中。丹尼尔·瓦恩等人的《心理健康与体育粉都》，亚当·布朗在《团结则立》中对球迷民主问题的探讨，盖利·P·T·芬和理查德·吉利亚诺蒂的《是英格兰球迷，不是英格兰混混!》对足球和球迷背后两种民族身份之冲突的揭示，向我们表明，不同的理论资源的光亮，在照进粉丝文化的世界，又折射出粉丝文化产生于其中的结构性矛盾和文化裂隙。也就是说，经由粉丝文化的研究，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整体呈现出来。相比较而言，我们的一些粉丝文化研究虽然专注于粉丝文化的实践，却将其从整个社会文化语境中剥离出来，丧失了文化研究的批判锋芒，或者纳入一定的主流文化(如商业／流行文化)的机制，或者变成狭隘的学术玩偶。
《读本》中的文章都很注重采用实证的、个案研究的方法，这对社会学、传播学的研究来说当然并不是什么新招，但是，《读本》的许多这类文字以其鲜明个性和创新色彩给人以丰富的启示。譬如，《读本》的许多文章都采用第一人称的陈述和论说的语言方式，读来亲切、自然，毫无学究味，娓娓道来之际引领我们走入粉丝的世界。像麦特·希尔斯、劳伦斯·克罗斯伯格、威尔·布鲁克等自身就曾是一个粉丝，有着“迷”的深切体验，他们用第一人称陈述或论说时像是现身说法。这当然不是说他们的研究只是经验之谈，而是说，他们很好地在专门领域的学者和面向社会的解说员之间取得了一种平衡。而像朱莉-詹森在论述对粉丝的污名问题时，那种有“我”的口吻则引入了一种自省的功能。又如，《读本》还让我们看到，田野调查的方法可以并如何运用于基于网络的计算机媒介。无论是南希·K·贝母的《谈论肥皂剧》对肥皂剧粉丝网上交流活动的观察和总结，还是安德莉亚·麦克唐纳在《不确定的乌托邦》中对CMV(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交际)的等级制度、组织方式的发现，都显示了田野考察在网络空间里的有效性。而像马修·索恩的《失控的女孩和女人们》对日本耽美(又称BL)漫画的论说，在精确的叙述中融入了理论思考，并且与西方的斜体文进行比较，一个跨文化、亚文化的话题由此获得深入而又生动的展开。研究者们各不相同的民族志书写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吸引着我们、引导着我们走近“迷”的世界。
最近十几年的中国媒介文化中，粉丝文化的研究已经形成我国的文化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陶东风、杨玲主编的《粉丝文化读本》
(以下简称《读本》)的出版，则是域外粉丝文化研究最新成果集中、全面的展示，向我们提示出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则是，我们该如何开展粉丝文化研究?
从传播学的研究范式看，粉丝文化研究可以视为受众研究的典型样本。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对粉丝文化实践的研究，使一种积极的受众观占据了文化研究的视野：受众是作为能动的主体参与文化实践的，并体现出强烈的主体间性。《读本》对各种粉丝文化现象的考察和分析、理论资源的梳理和阐述，都是建立在对粉丝文化主体性质的辩驳、识别和确认的基础上的，并由此确立了粉丝文化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在这个意义上，尼古拉·艾伯柯龙比和布莱恩·朗赫斯特的《变化的受众——变化的研究范式》一文具有某种战略意义。它对伯明翰学派的收编／抵抗(简称IRP)范式进行了梳理、总结和质疑，指出，积极的受众并不等同于抵抗的受众，对具体的、单个的经验性研究不能支撑关于霸权的大规模社会理论，当从不同的着眼点透视权力和文化的关系时，研究者难以确定被抵抗的究竟是什么。在此基础上，著者提出了奇观／表演范式(简称SPP)，更关注受众在日常生活中的身份形式及其建构，权力的问题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考察。
《读本》收入的文章也显示了上述粉丝研究范式变化的轨迹。在约翰·费斯克对粉丝文化的研究中，可以较为明显地看到伯明翰学派的收编／抵抗范式的影响和因袭。费斯克研究的基本前提是，大众在消费文化中“从来没有听任文化工业的摆布”，他们具有积极重构文化产品的能力，粉丝文化是这种能力的突出表征。在《粉都的文化经济》中，费斯克指出，粉丝群体是“最具有辨识力、最挑剔的群体”，从而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文化，抵抗工业文化和商业文化。麦特·西尔斯则以更为精细的思辨矫正了费斯克过于强调粉丝的生产能力的观念，指出粉丝文化中“反商业化的意识形态和商品／完美主义者的实践共存”，认为对粉丝消费者身份的压抑，其实是对粉丝经验的歪曲，而粉丝的消费者和生产者的二元身份最终是文化权力的问题。(《在消费与“抵抗”之间的粉丝文化》)
西尔斯的这一看法对我们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譬如，当我们说“粉丝力量大”时，究竟是指粉丝文化实践主体的文化创造力量，还是指借助或利用粉丝文化实践导入资本市场和经济消费的力量呢?我们看到，有论者更多地着意于后者，当其用“情绪资本”、“魅力经济”、“品牌操纵”来阐释粉丝文化经济的机制时，实际上已经抛开了对粉丝文化实践主体的关注，更没有对其间的文化权力问题展开审视，如此的粉丝文化研究势必变成企业营销战略研究的分支，而与文化研究的旨趣大相径庭。
对粉丝实践的文化权力问题的关注，也体现在亨利·詹金斯的研究中。他以读者中心论颠覆作者中心论，从德赛都那里借用了“盗猎者”和“游牧民”的概念，不仅强调粉丝主体对支配阶级的文化资本与话语权力的反抗，而且进一步指出粉丝作为群体的存在和参与性文化的实质。(《“干点正事吧!”——粉丝、盗猎者、游牧民》、《昆汀·塔伦蒂诺的星球大战》)这种对参与性的强调，既是对收编／抵抗范式的摆脱，更是阐明了粉丝文化主体在身份建构的过程中，“时而内在于，时而外在于商业娱乐的文化逻辑的立场，探索和质疑了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相比之下，我们的一些研究中，正缺少这种对粉丝文化中权力关系的复杂情境的细致描述和深入揭示。
粉丝主体的参与性，在《读本》的多篇文章中都得到强调，可谓有力支持了SPP范式的研究，它们殊途同归地指向身份问题，包括认同、建构、辨识等。其间引人注目的是，精神和心理分析学说是粉丝主体研究尤其是女性粉丝主体研究中最为集中、最为丰富的理论资源。科奈尔·桑德沃斯的《内在的粉丝——粉都和精神分析》，全面梳理了用来阐释粉丝心理机制的三种精神分析理论——弗洛伊德的性本能理论，克莱因的内摄、投射和客体分裂概念以及温尼科特的过渡性客体理论，让我们看到西方学者在粉丝精神世界探索中堪称富足的理论装备。劳伦斯·克罗斯伯格着眼于粉丝的心理和情感问题的考察(《这屋里有粉丝吗?——粉都的情感感受力》，将情感感受力作为核心概念，指出粉丝通过调动和组织情感投入可以建构出个人的身份；还有芭芭拉·埃伦赖希等对女性披头士歌迷的分析、康斯坦斯·潘黎对斜线纹的分析；杰姬·斯泰西对女性影迷的认同性幻想的实证分析(《女性魅惑——个认同的问题》)……这些都为我们提供了粉丝精神探索的生动范例。
这其中，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与国内有些学者将杨丽娟这样极端狂热的粉丝看成特例、排除在粉丝文化研究之外不同，斯蒂芬·海纳曼的《“我将在你身边”——粉丝、幻想和埃尔维斯的形象》，运用精神分析理论，探索猫王粉丝关于猫王的一些极端幻想，阐明其实质在于对完满的自我身份的渴望，以弥合现实与欲望之间的裂痕。在将杨丽娟这样“特例”排除在外的另一端，是研究者无限放大了粉丝的范围，将粉丝身份的独特性和认同建构问题泛化为一般的受众心理反应，这就难以真正触及粉丝主体的文化实践和文化心理的真实与独特的存在。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相关理论资源的匮乏，另一方面或许也与我们的粉丝研究中的一种矫枉过正的倾向有关，那就是，对粉丝行为和相关方面多作肯定性描述和论断，而忽略更为复杂的联系，缺少心理深度的关切。
实际上，《读本》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精神分析学术资源的引人，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等多种学科的资源，也都进入到粉丝研究的课题之中。丹尼尔·瓦恩等人的《心理健康与体育粉都》，亚当·布朗在《团结则立》中对球迷民主问题的探讨，盖利·P·T·芬和理查德·吉利亚诺蒂的《是英格兰球迷，不是英格兰混混!》对足球和球迷背后两种民族身份之冲突的揭示，向我们表明，不同的理论资源的光亮，在照进粉丝文化的世界，又折射出粉丝文化产生于其中的结构性矛盾和文化裂隙。也就是说，经由粉丝文化的研究，一个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整体呈现出来。相比较而言，我们的一些粉丝文化研究虽然专注于粉丝文化的实践，却将其从整个社会文化语境中剥离出来，丧失了文化研究的批判锋芒，或者纳入一定的主流文化(如商业／流行文化)的机制，或者变成狭隘的学术玩偶。
《读本》中的文章都很注重采用实证的、个案研究的方法，这对社会学、传播学的研究来说当然并不是什么新招，但是，《读本》的许多这类文字以其鲜明个性和创新色彩给人以丰富的启示。譬如，《读本》的许多文章都采用第一人称的陈述和论说的语言方式，读来亲切、自然，毫无学究味，娓娓道来之际引领我们走入粉丝的世界。像麦特·希尔斯、劳伦斯·克罗斯伯格、威尔·布鲁克等自身就曾是一个粉丝，有着“迷”的深切体验，他们用第一人称陈述或论说时像是现身说法。这当然不是说他们的研究只是经验之谈，而是说，他们很好地在专门领域的学者和面向社会的解说员之间取得了一种平衡。而像朱莉-詹森在论述对粉丝的污名问题时，那种有“我”的口吻则引入了一种自省的功能。又如，《读本》还让我们看到，田野调查的方法可以并如何运用于基于网络的计算机媒介。无论是南希·K·贝母的《谈论肥皂剧》对肥皂剧粉丝网上交流活动的观察和总结，还是安德莉亚·麦克唐纳在《不确定的乌托邦》中对CMV(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交际)的等级制度、组织方式的发现，都显示了田野考察在网络空间里的有效性。而像马修·索恩的《失控的女孩和女人们》对日本耽美(又称BL)漫画的论说，在精确的叙述中融入了理论思考，并且与西方的斜体文进行比较，一个跨文化、亚文化的话题由此获得深入而又生动的展开。研究者们各不相同的民族志书写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吸引着我们、引导着我们走近“迷”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