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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淳安驿站事件”来说，它至少反映了社会上对“官二代”嚣张的不满，以及对惩治“官二代”的呼唤。
《明史》中记述了一件海瑞惩治“官二代”的事：海瑞在浙江淳安当县令时，总督胡宗宪的儿子经过淳安，怪驿站招待得不够好，将工作人员吊了起来。海瑞说，胡总督以前有过指示，要求招待不得铺张，现在这个人行李这么多，肯定不是胡总督的公子。于是，没收了其行囊中的数千两银子，并派人报告胡宗宪，说有人冒充他的公子，请示如何发落。胡宗宪吃了个哑巴亏，没法怪罪海瑞。
在这个故事中，海瑞智惩“官二代”，大快人心。《明史》是正史，按理也可以相信，所以许多写海瑞的文章喜欢提这件事，将之作为海瑞不畏权贵的典型例子看待。不过，这却不一定是历史上的真事，原因是，淳安并没有驿站，因此也就不应该有“淳安驿站事件”。
中国古代的驿站设在交通要道上。明代全国共有1040个驿站，每个驿站都有名字。从浙江杭州到安徽徽州，从杭州城内的“武林驿”出发，出城南10里有“浙江驿”，再往西南方向100里到富阳县的“会江驿”，再南行95里到桐庐县的“桐江驿”，再行75里至建德县的“富春驿”。建德县往西150里是淳安县，但驿站没往这个方向延伸，因为它偏离了主道。
由于交通不便，淳安当时只有传递公文的铺舍，而没有招待公差的驿站。这一点，在海瑞撰写的公文中说得很清楚：“查得自建德县至歙铺舍，只是传递公文，原无使客往返。是以夜无公馆可栖宿，日午无中火铺。”
由于淳安没驿站，《明史》中记载的“淳安驿站事件”应该不存在。《明史》是清代人纂修的，它依据的是明代人关于海瑞的记述，而在明代人记述中，对“淳安驿站事件”的描述就不一致。
明代提供海瑞传记资料的人，最早的是海瑞的同乡、官至南京礼部尚书的王弘诲，他曾在海瑞因《直言天下第一事疏》而被关到诏狱里后，不惧牵连到狱中看望。但是，王弘诲撰写的《海忠介公传》没提这件事。
与海瑞有过书信往来的海瑞侄女婿梁云龙，在其所撰的《海忠介公行状》里面说到了这件事，但说的不是胡宗宪的儿子，而是鄢懋卿的儿子。
明末思想家李贽（卒于1602年）所写的《太子少保海忠介公传》倒是说到了胡宗宪，但说的不是胡的儿子，而是胡的家奴。
海瑞的同乡后学黄秉石写于天启四年的《海忠介公传》中的说法，与李贽说法相近。同时，黄秉石说，他看到已有一些材料记载了“淳安驿站事件”，但自己曾在淳安所在的严州府做官，并专门就此事问了淳安的人，得到的信息是两个：一是“淳无驿也”，二是“问淳之人，亦绝不闻此”。
由此，黄秉石评论说，这件事与常情相悖，肯定不是真的，而是“天下之善归焉”，是人们为了颂扬海瑞而编造的故事。
黄秉石的评论自有道理，历史上人们为了颂扬一个人，经常会编造一些好事加在他身上，这很平常。不过，为什么编造这件事而不是编造那件事，这里面却反映出深刻的社会心理。就“淳安驿站事件”来说，它至少反映了社会上对“官二代”嚣张的不满，以及对惩治“官二代”的呼唤。而要惩治“官二代”，大概只有海瑞这种刚正不阿、不畏权贵的清官才能做到。从这个角度说，“淳安驿站事件”反映的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真实的社会心理。
梁云龙的《海忠介公行状》描述鄢懋卿的儿子如何嚣张，比《明史》记载“淳安驿站事件”要生动得多：“维时都御史鄢氏，挟权相总制八省盐政，威焰赫甚，其子过淳安，索夫马不与，怒捉舆台，非理凌虐，甚至倒而悬之。”这件事与“淳安驿站事件”一样未必真实地发生过，但这类事在大明帝国却到处发生着，在生活中经常可见。
“官二代”之所以嚣张，是因为当权官员的权力因不受实质性约束而可以肆无忌惮，可以公权私用，可以妨碍司法公正，“官二代”耳濡目染，习以为常，因而喊出“我爸是胡宗宪”、“我爸是鄢懋卿”是潜意识的自然流露。
在这个背景下，社会心理对“官二代”的嚣张无法忍受，他们需要海瑞这样的清官实现他们心中的公正，使“官二代”受到惩治。但是，正如海瑞这样的清官的出现是低概率事件一样，“官二代”受到惩治可能也是低概率事件。
摘自《新京报》
《明史》中记述了一件海瑞惩治“官二代”的事：海瑞在浙江淳安当县令时，总督胡宗宪的儿子经过淳安，怪驿站招待得不够好，将工作人员吊了起来。海瑞说，胡总督以前有过指示，要求招待不得铺张，现在这个人行李这么多，肯定不是胡总督的公子。于是，没收了其行囊中的数千两银子，并派人报告胡宗宪，说有人冒充他的公子，请示如何发落。胡宗宪吃了个哑巴亏，没法怪罪海瑞。
在这个故事中，海瑞智惩“官二代”，大快人心。《明史》是正史，按理也可以相信，所以许多写海瑞的文章喜欢提这件事，将之作为海瑞不畏权贵的典型例子看待。不过，这却不一定是历史上的真事，原因是，淳安并没有驿站，因此也就不应该有“淳安驿站事件”。
中国古代的驿站设在交通要道上。明代全国共有1040个驿站，每个驿站都有名字。从浙江杭州到安徽徽州，从杭州城内的“武林驿”出发，出城南10里有“浙江驿”，再往西南方向100里到富阳县的“会江驿”，再南行95里到桐庐县的“桐江驿”，再行75里至建德县的“富春驿”。建德县往西150里是淳安县，但驿站没往这个方向延伸，因为它偏离了主道。
由于交通不便，淳安当时只有传递公文的铺舍，而没有招待公差的驿站。这一点，在海瑞撰写的公文中说得很清楚：“查得自建德县至歙铺舍，只是传递公文，原无使客往返。是以夜无公馆可栖宿，日午无中火铺。”
由于淳安没驿站，《明史》中记载的“淳安驿站事件”应该不存在。《明史》是清代人纂修的，它依据的是明代人关于海瑞的记述，而在明代人记述中，对“淳安驿站事件”的描述就不一致。
明代提供海瑞传记资料的人，最早的是海瑞的同乡、官至南京礼部尚书的王弘诲，他曾在海瑞因《直言天下第一事疏》而被关到诏狱里后，不惧牵连到狱中看望。但是，王弘诲撰写的《海忠介公传》没提这件事。
与海瑞有过书信往来的海瑞侄女婿梁云龙，在其所撰的《海忠介公行状》里面说到了这件事，但说的不是胡宗宪的儿子，而是鄢懋卿的儿子。
明末思想家李贽（卒于1602年）所写的《太子少保海忠介公传》倒是说到了胡宗宪，但说的不是胡的儿子，而是胡的家奴。
海瑞的同乡后学黄秉石写于天启四年的《海忠介公传》中的说法，与李贽说法相近。同时，黄秉石说，他看到已有一些材料记载了“淳安驿站事件”，但自己曾在淳安所在的严州府做官，并专门就此事问了淳安的人，得到的信息是两个：一是“淳无驿也”，二是“问淳之人，亦绝不闻此”。
由此，黄秉石评论说，这件事与常情相悖，肯定不是真的，而是“天下之善归焉”，是人们为了颂扬海瑞而编造的故事。
黄秉石的评论自有道理，历史上人们为了颂扬一个人，经常会编造一些好事加在他身上，这很平常。不过，为什么编造这件事而不是编造那件事，这里面却反映出深刻的社会心理。就“淳安驿站事件”来说，它至少反映了社会上对“官二代”嚣张的不满，以及对惩治“官二代”的呼唤。而要惩治“官二代”，大概只有海瑞这种刚正不阿、不畏权贵的清官才能做到。从这个角度说，“淳安驿站事件”反映的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真实的社会心理。
梁云龙的《海忠介公行状》描述鄢懋卿的儿子如何嚣张，比《明史》记载“淳安驿站事件”要生动得多：“维时都御史鄢氏，挟权相总制八省盐政，威焰赫甚，其子过淳安，索夫马不与，怒捉舆台，非理凌虐，甚至倒而悬之。”这件事与“淳安驿站事件”一样未必真实地发生过，但这类事在大明帝国却到处发生着，在生活中经常可见。
“官二代”之所以嚣张，是因为当权官员的权力因不受实质性约束而可以肆无忌惮，可以公权私用，可以妨碍司法公正，“官二代”耳濡目染，习以为常，因而喊出“我爸是胡宗宪”、“我爸是鄢懋卿”是潜意识的自然流露。
在这个背景下，社会心理对“官二代”的嚣张无法忍受，他们需要海瑞这样的清官实现他们心中的公正，使“官二代”受到惩治。但是，正如海瑞这样的清官的出现是低概率事件一样，“官二代”受到惩治可能也是低概率事件。
摘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