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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落的贵族，因一首诗歌被劳教22年
1936年，张贤亮出生于江苏南京的一户显赫人家：他的祖父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父亲张友农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后来弃政从商，开过工厂，做过证券交易，与张学良、戴笠等人都有交情;母亲同样出自官宦世家，曾是燕京大学的高才生。
张贤亮的童年曾在上海高恩路的花园洋房里度过，读书写字，无忧无虑。辉煌时期家里有两辆车、两个司机、6个厨子、一个英国管家和一个教书先生，下人们都称张贤亮“少爷”。
上海沦陷于日军的炮火之中后，父母带着张贤亮兄妹俩移居重庆生活。1945年，张贤亮一家重回上海，但因当时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和迫害，他父亲很快又被排挤到了北京。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张友农作为旧官僚被投进监狱，不久就去世了，张家从此衰落。自古雄才多磨难，一系列家国变故，让张贤亮这个昔日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名门少爷，迅速成熟了起来。
1954年，张贤亮18岁。在北京读高中的他因为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家庭”，上学时备受欺辱。毕业前夕，老师找到张贤亮，说学校经常丢东西，又查不出是谁，你的帽子多，多戴一个也无妨。张贤亮为了保住读书的机会，答应了，不久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学校开除。
当时北京要打造一个红色首都，就把一切不符合条件的人都迁离京城。已是家中顶梁柱的张贤亮携老母弱妹，同1000多人一起，被“移民”到黄河边上的宁夏贺兰山脚下定居。
受家庭熏陶，张贤亮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一直对古典文学十分着迷。1956年，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会气氛相对宽松和谐。这一切燃起了张贤亮对新时代的期望，当时他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诗人了，也是宁夏干部文化学校的语文教员，于是他写了一首诗——《大风歌》来歌颂这个时代。不料，这首诗却把他打入了人间地狱！
1957年，反右运动如火如荼，21岁的张贤亮因在《延河》杂志上发表了这首《大风歌》，被认为是在怀疑社会主义。很快，《人民日报》专门组织文章对《大风歌》进行批判，张贤亮也被打成右派，下放到银川郊区的西湖农场，开始了长达22年的劳改生涯。
劳教3年之后，他又被分到离西湖农场40里的南梁农场。这时恰恰赶上大饥荒，人们饿得走不动，开始大量死人。睡在屋里一个炕上的两个人，早上一睁眼起来，一摸，另外一个身体凉了，然后就抬走。
有一天，张贤亮坐在农场的土坯墙下晒着太阳，看他所有书籍中唯一被带进农场的那本《资本论》，突然脑袋一歪就饿晕过去了……人们以为他死了，就把他与死人一起扔到停尸房。
到下半夜，张贤亮醒过来一看，满屋子死人，他挣扎着从屋里爬到门口，西北的门和其他地方的门不太一样，开门需要抬一下，才能从屋里出来。他就拼命地爬到门底下，把那个门抬倒了，才被人发现。他总算从死人堆里给救出来了。
大难不死的张贤亮并没有迎来后福，那个时代的所有经历他都经历了。一直熬到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开始普遍地给右派平反、摘帽子。一些文化文艺界的人物都得到了平反，可张贤亮不但没平反，还升级为“反革命分子”。
用苦难书写传奇，贩卖荒凉成中国“首富作家”
张贤亮没别的办法，唯一的本事就是写作。他觉得那时文化相对宽松了，就四处投稿，他的一篇小说投到第三次的时候，转机出现了。这篇小说就是后来被谢晋拍成了电影的《老人与狗》。
这篇小说被宁夏唯一的文学杂志《朔方》刊发后，引起了当时宁夏主管意识形态的副书记陈斌的重视。他说张贤亮是什么人啊？小说写得不错，你们去查一查。后来公安局、检察院就组成了一个联合调查组，一查才发现，加在张贤亮身上的很多罪名，都是历次运动中反复弄的，实际上他就是一个右派。可是右派摘帽子平反时，人家不给他摘，说他的“帽子”太多。澄清真相后，1979年9月，张贤亮终于被平反了，并进入《朔方》杂志社当编辑。
第二年，44岁的张贤亮终于娶妻生子，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妻子冯剑华是《朔方》杂志主编，比他小14岁。拥有了家庭和自由，张贤亮的小说创作一发不可收。他写知识分子的没落，写劳改生活，写大饥荒时候人们的饥饿，写文人内心的损伤。这些在当年的思想启蒙运动中，确实开了先河。
张贤亮用十余年的文海打拼，以饱满的激情创作出了《灵与肉》、《肖尔布拉克》、《初吻》、《河的子孙》、《龙种》、《土牢情话》、《小说中国》等蜚声文坛的作品，在上世纪80年代文学鼎盛时期，奠定了他作为新时期文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地位。他3次荣获国家级小说奖，有9部小说被搬上银幕，其作品被翻译成27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还当选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主席。在国外，张贤亮一度被认为是中国的米兰·昆德拉。
1993年，全国兴起了“下海经商”热，根据当时的新政策，张贤亮想给文联创办一个经济实体。但文联没有资源，就几个毫无实权的穷酸文人怎么办？
这时张贤亮想起一件事情，几年前张军钊导演要拍电影《一个和八个》，他一路选景，最后问到宁夏文联。张贤亮就派人带他去了贺兰山下那片有大漠、残阳、古堡的神秘之地。张军钊一去就惊呼，这正是他要的那种粗犷、荒凉的感觉！于是，他就和电影的总摄影师张艺谋一起，在此拍出了《一个和八个》。
张贤亮由此想到，那地方距银川市区只有30多公里，可否办一个影视基地？早在南梁农场劳教时，他就曾到贺兰山下那两座古堡中买过盐巴。张军钊拍完《一个和八个》以后，张艺谋拍《红高粱》也选择了那个地方。这更让张贤亮信心大增！但文联没有钱办影视城，向银行借钱必须有抵押。文联里最有钱的就是张贤亮了，当时他的作品在20个国家发行，积攒了大量的外汇，他就拿着全部外汇到银行抵押了78万元，买下了那片土地和古堡。
从此，张贤亮的人生进入另一种模式，他一边创作，一边打造西部最大的文化旅游景点——宁夏镇北堡西部影视城。影视城完全是按照一个文人对市场的理解，在原始古堡的基础上修建的：大漠黄沙、沧桑古堡、百年老树、客栈酒肆、骆驼马匹、银月弯刀……令人遐思的场景和道具应有尽有。此后，中外电影艺术家们在这片西部风光中尽兴地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这里拍摄了《新龙门客栈》、《双旗镇刀客》、《关中刀客》、《大话西游》、《牧马人》、《黄河谣》等100余部影视作品。 在此过程中，张贤亮很聪明，他没有让西部影视城成为单一拍摄电影的场所。那么多电影电视剧组到这儿拍，他从不收费，但要留下景物和道具。比如，张艺谋在拍摄《红高梁》时打造的月亮门，徐克和李惠民导演拍《新龙门客栈》时搭建的客栈，以及都督府等场景，后来都成了影视城招揽游客的文化景点。
在这里，剧组留下来的任何一点东西，包括场景、道具、演员行头、明星逸事等，都能成为资源，并迅速转化为资本。比如张艺谋拍摄《红高梁》时穿烂的一双球鞋、巩俐使用过的水壶，至今都摆放在展厅中供游客参观。
在十几年的经营中，张贤亮最后通过一个活动，把影视城事业推上了顶峰。1999年，镇北堡西部影视城承办了中国最重要的电影节——金鸡百花奖颁奖仪式。他把中国电影重要的特殊时期的人物全部邀请来，在这个电影节上，颇有书法造诣的张贤亮为自己的影视城题写了一句著名的话“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
张贤亮被认为是同代文人中经商最为成功的人。发展到2012年，影视城全年的参观人数达到107万，门票收入8000多万元。这一年，公司价值2亿，有400多员工，每年还向周边农民提供500多个就业岗位。他本人也获得国家与宁夏回族自治区“有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称号。此时的西部影视城，已是游客到银川旅游的必到之处，也是国家5A级景区。
70岁玩飙车，半世苦难半世欢歌
在西部影城，张贤亮把他爱“玩”的心性发挥到了极致。他把剧组拍摄后的道具全都留了下来，然后变着法儿发挥自己的想象。张艺谋在镇北堡拍《红高粱》时，曾在那里搭建了一个酒作坊，张贤亮把它进行了进一步加工，不仅按原样复制了这个酒作坊，而且把整套制酒工艺也搬了过来。
生活中的张贤亮有很多爱好。他65岁学会开车，不久，便成了飙车一族，车开不到100迈不过瘾，而且开着车还要放着音乐，这时的张贤亮就感到自己特别年轻。
当张贤亮开动他的宝马座驾时，就找到了兴奋点，浑身的感觉都被调动起来了。他曾用剑术中的“人剑合一”来形容自己开车所达到的人车合一境界。他说：“我虽然年逾古稀，但只要一上车，我的眼睛、头脑、手脚马上就调动起来了。”
作为连任5届的全国政协委员，张贤亮经常要去北京开会。自从买了车，每次进京他都是自己驾车，很多人见他这个年龄还能长途驾驶，都觉得不可思议。于是，就有老朋友向这位年过七旬依然面色红润、声若洪钟的老作家讨教养生经验。张贤亮说，是22年的劳改生涯让他深刻体会到幸福的真正含义。他认为人渴了有一口水喝，饿了有一碗饭吃，困了有一张床睡，这个人就是幸福的。除此之外，所有的荣辱得失都是身外之物，不必太在意。
2012年底，一向身体硬朗的张贤亮查出了重大疾病，烟瘾很大的他不得不戒烟。不久后，30岁出头的儿子担任西部影视城总经理，开始替父亲打理生意。儿子早年师从韩美林学画，后来回到银川生活。前几年，张贤亮夫妇还收养了一个小女儿，两人对幼女极其钟爱。
2014年9月27日下午两点，一代文学大家张贤亮因病猝然离世，享年78岁。
9月30日，张贤亮的追悼会在银川举行。在迎来送往一批又一批与丈夫告别的亲朋好友后，他的妻子冯剑华首次接受了媒体的采访，表示张贤亮走得很安详。她还透露，家人经过商量，打算在影视城建一个纪念馆，里面有张贤亮的作品、手迹等，并将张贤亮的骨灰存在纪念馆里。
从养尊处优的名门少爷到饱受22年劳教之苦的“右派”，再到名震中外的伤痕文学家、拥有亿万财富的影视城董事长，乃至整个宁夏的“形象代言人”，作家张贤亮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历经沧桑。但他从不抱怨命运和苦难，反而感激那段荒唐而悲情的岁月，让他与宁夏的一切融为一体，并在这片土地上成就了人生传奇。
老人虽已离我们而去，但他留下的那座堪称“中国一绝”的影视城，以及数百万字的精神财富，仍会激励一代代人！
编辑 / 孙鲁宁
（E-mail：sln9009@163.com）
1936年，张贤亮出生于江苏南京的一户显赫人家：他的祖父是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父亲张友农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后来弃政从商，开过工厂，做过证券交易，与张学良、戴笠等人都有交情;母亲同样出自官宦世家，曾是燕京大学的高才生。
张贤亮的童年曾在上海高恩路的花园洋房里度过，读书写字，无忧无虑。辉煌时期家里有两辆车、两个司机、6个厨子、一个英国管家和一个教书先生，下人们都称张贤亮“少爷”。
上海沦陷于日军的炮火之中后，父母带着张贤亮兄妹俩移居重庆生活。1945年，张贤亮一家重回上海，但因当时国民党内部的政治斗争和迫害，他父亲很快又被排挤到了北京。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张友农作为旧官僚被投进监狱，不久就去世了，张家从此衰落。自古雄才多磨难，一系列家国变故，让张贤亮这个昔日两耳不闻窗外事的名门少爷，迅速成熟了起来。
1954年，张贤亮18岁。在北京读高中的他因为出身“官僚资产阶级家庭”，上学时备受欺辱。毕业前夕，老师找到张贤亮，说学校经常丢东西，又查不出是谁，你的帽子多，多戴一个也无妨。张贤亮为了保住读书的机会，答应了，不久却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学校开除。
当时北京要打造一个红色首都，就把一切不符合条件的人都迁离京城。已是家中顶梁柱的张贤亮携老母弱妹，同1000多人一起，被“移民”到黄河边上的宁夏贺兰山脚下定居。
受家庭熏陶，张贤亮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一直对古典文学十分着迷。1956年，毛主席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社会气氛相对宽松和谐。这一切燃起了张贤亮对新时代的期望，当时他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诗人了，也是宁夏干部文化学校的语文教员，于是他写了一首诗——《大风歌》来歌颂这个时代。不料，这首诗却把他打入了人间地狱！
1957年，反右运动如火如荼，21岁的张贤亮因在《延河》杂志上发表了这首《大风歌》，被认为是在怀疑社会主义。很快，《人民日报》专门组织文章对《大风歌》进行批判，张贤亮也被打成右派，下放到银川郊区的西湖农场，开始了长达22年的劳改生涯。
劳教3年之后，他又被分到离西湖农场40里的南梁农场。这时恰恰赶上大饥荒，人们饿得走不动，开始大量死人。睡在屋里一个炕上的两个人，早上一睁眼起来，一摸，另外一个身体凉了，然后就抬走。
有一天，张贤亮坐在农场的土坯墙下晒着太阳，看他所有书籍中唯一被带进农场的那本《资本论》，突然脑袋一歪就饿晕过去了……人们以为他死了，就把他与死人一起扔到停尸房。
到下半夜，张贤亮醒过来一看，满屋子死人，他挣扎着从屋里爬到门口，西北的门和其他地方的门不太一样，开门需要抬一下，才能从屋里出来。他就拼命地爬到门底下，把那个门抬倒了，才被人发现。他总算从死人堆里给救出来了。
大难不死的张贤亮并没有迎来后福，那个时代的所有经历他都经历了。一直熬到了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开始普遍地给右派平反、摘帽子。一些文化文艺界的人物都得到了平反，可张贤亮不但没平反，还升级为“反革命分子”。
用苦难书写传奇，贩卖荒凉成中国“首富作家”
张贤亮没别的办法，唯一的本事就是写作。他觉得那时文化相对宽松了，就四处投稿，他的一篇小说投到第三次的时候，转机出现了。这篇小说就是后来被谢晋拍成了电影的《老人与狗》。
这篇小说被宁夏唯一的文学杂志《朔方》刊发后，引起了当时宁夏主管意识形态的副书记陈斌的重视。他说张贤亮是什么人啊？小说写得不错，你们去查一查。后来公安局、检察院就组成了一个联合调查组，一查才发现，加在张贤亮身上的很多罪名，都是历次运动中反复弄的，实际上他就是一个右派。可是右派摘帽子平反时，人家不给他摘，说他的“帽子”太多。澄清真相后，1979年9月，张贤亮终于被平反了，并进入《朔方》杂志社当编辑。
第二年，44岁的张贤亮终于娶妻生子，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妻子冯剑华是《朔方》杂志主编，比他小14岁。拥有了家庭和自由，张贤亮的小说创作一发不可收。他写知识分子的没落，写劳改生活，写大饥荒时候人们的饥饿，写文人内心的损伤。这些在当年的思想启蒙运动中，确实开了先河。
张贤亮用十余年的文海打拼，以饱满的激情创作出了《灵与肉》、《肖尔布拉克》、《初吻》、《河的子孙》、《龙种》、《土牢情话》、《小说中国》等蜚声文坛的作品，在上世纪80年代文学鼎盛时期，奠定了他作为新时期文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地位。他3次荣获国家级小说奖，有9部小说被搬上银幕，其作品被翻译成27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还当选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主席。在国外，张贤亮一度被认为是中国的米兰·昆德拉。
1993年，全国兴起了“下海经商”热，根据当时的新政策，张贤亮想给文联创办一个经济实体。但文联没有资源，就几个毫无实权的穷酸文人怎么办？
这时张贤亮想起一件事情，几年前张军钊导演要拍电影《一个和八个》，他一路选景，最后问到宁夏文联。张贤亮就派人带他去了贺兰山下那片有大漠、残阳、古堡的神秘之地。张军钊一去就惊呼，这正是他要的那种粗犷、荒凉的感觉！于是，他就和电影的总摄影师张艺谋一起，在此拍出了《一个和八个》。
张贤亮由此想到，那地方距银川市区只有30多公里，可否办一个影视基地？早在南梁农场劳教时，他就曾到贺兰山下那两座古堡中买过盐巴。张军钊拍完《一个和八个》以后，张艺谋拍《红高粱》也选择了那个地方。这更让张贤亮信心大增！但文联没有钱办影视城，向银行借钱必须有抵押。文联里最有钱的就是张贤亮了，当时他的作品在20个国家发行，积攒了大量的外汇，他就拿着全部外汇到银行抵押了78万元，买下了那片土地和古堡。
从此，张贤亮的人生进入另一种模式，他一边创作，一边打造西部最大的文化旅游景点——宁夏镇北堡西部影视城。影视城完全是按照一个文人对市场的理解，在原始古堡的基础上修建的：大漠黄沙、沧桑古堡、百年老树、客栈酒肆、骆驼马匹、银月弯刀……令人遐思的场景和道具应有尽有。此后，中外电影艺术家们在这片西部风光中尽兴地发挥他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在这里拍摄了《新龙门客栈》、《双旗镇刀客》、《关中刀客》、《大话西游》、《牧马人》、《黄河谣》等100余部影视作品。 在此过程中，张贤亮很聪明，他没有让西部影视城成为单一拍摄电影的场所。那么多电影电视剧组到这儿拍，他从不收费，但要留下景物和道具。比如，张艺谋在拍摄《红高梁》时打造的月亮门，徐克和李惠民导演拍《新龙门客栈》时搭建的客栈，以及都督府等场景，后来都成了影视城招揽游客的文化景点。
在这里，剧组留下来的任何一点东西，包括场景、道具、演员行头、明星逸事等，都能成为资源，并迅速转化为资本。比如张艺谋拍摄《红高梁》时穿烂的一双球鞋、巩俐使用过的水壶，至今都摆放在展厅中供游客参观。
在十几年的经营中，张贤亮最后通过一个活动，把影视城事业推上了顶峰。1999年，镇北堡西部影视城承办了中国最重要的电影节——金鸡百花奖颁奖仪式。他把中国电影重要的特殊时期的人物全部邀请来，在这个电影节上，颇有书法造诣的张贤亮为自己的影视城题写了一句著名的话“中国电影从这里走向世界”。
张贤亮被认为是同代文人中经商最为成功的人。发展到2012年，影视城全年的参观人数达到107万，门票收入8000多万元。这一年，公司价值2亿，有400多员工，每年还向周边农民提供500多个就业岗位。他本人也获得国家与宁夏回族自治区“有特殊贡献的知识分子”称号。此时的西部影视城，已是游客到银川旅游的必到之处，也是国家5A级景区。
70岁玩飙车，半世苦难半世欢歌
在西部影城，张贤亮把他爱“玩”的心性发挥到了极致。他把剧组拍摄后的道具全都留了下来，然后变着法儿发挥自己的想象。张艺谋在镇北堡拍《红高粱》时，曾在那里搭建了一个酒作坊，张贤亮把它进行了进一步加工，不仅按原样复制了这个酒作坊，而且把整套制酒工艺也搬了过来。
生活中的张贤亮有很多爱好。他65岁学会开车，不久，便成了飙车一族，车开不到100迈不过瘾，而且开着车还要放着音乐，这时的张贤亮就感到自己特别年轻。
当张贤亮开动他的宝马座驾时，就找到了兴奋点，浑身的感觉都被调动起来了。他曾用剑术中的“人剑合一”来形容自己开车所达到的人车合一境界。他说：“我虽然年逾古稀，但只要一上车，我的眼睛、头脑、手脚马上就调动起来了。”
作为连任5届的全国政协委员，张贤亮经常要去北京开会。自从买了车，每次进京他都是自己驾车，很多人见他这个年龄还能长途驾驶，都觉得不可思议。于是，就有老朋友向这位年过七旬依然面色红润、声若洪钟的老作家讨教养生经验。张贤亮说，是22年的劳改生涯让他深刻体会到幸福的真正含义。他认为人渴了有一口水喝，饿了有一碗饭吃，困了有一张床睡，这个人就是幸福的。除此之外，所有的荣辱得失都是身外之物，不必太在意。
2012年底，一向身体硬朗的张贤亮查出了重大疾病，烟瘾很大的他不得不戒烟。不久后，30岁出头的儿子担任西部影视城总经理，开始替父亲打理生意。儿子早年师从韩美林学画，后来回到银川生活。前几年，张贤亮夫妇还收养了一个小女儿，两人对幼女极其钟爱。
2014年9月27日下午两点，一代文学大家张贤亮因病猝然离世，享年78岁。
9月30日，张贤亮的追悼会在银川举行。在迎来送往一批又一批与丈夫告别的亲朋好友后，他的妻子冯剑华首次接受了媒体的采访，表示张贤亮走得很安详。她还透露，家人经过商量，打算在影视城建一个纪念馆，里面有张贤亮的作品、手迹等，并将张贤亮的骨灰存在纪念馆里。
从养尊处优的名门少爷到饱受22年劳教之苦的“右派”，再到名震中外的伤痕文学家、拥有亿万财富的影视城董事长，乃至整个宁夏的“形象代言人”，作家张贤亮的一生，可谓跌宕起伏历经沧桑。但他从不抱怨命运和苦难，反而感激那段荒唐而悲情的岁月，让他与宁夏的一切融为一体，并在这片土地上成就了人生传奇。
老人虽已离我们而去，但他留下的那座堪称“中国一绝”的影视城，以及数百万字的精神财富，仍会激励一代代人！
编辑 / 孙鲁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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