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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门前是一条宽三米左右的小巷，巷子两边多为五、六层高的居民楼，它向南不远处，巷名由后大树根变为大树根。
一日中午，我出门向南缓行，一路询问巷名由来，被问者大多语焉不详，一长者说此处清末原有一棵三人合抱不过来的大树，树旁居民遂以大树根作巷名沿用至今。
巷子最南段是市规划展览馆北院墙，其西侧大树根13号，是一栋典型的民国建筑，占地面积432平方米，建筑面积293平方米，坐西向东，面朝城墙，背靠中央路，建筑主体高为二层，砖混结构，青色平瓦屋面，黄涂料裸饰外墙，木门窗，一楼为封闭内廊，二楼露天阳台，共计有房4幢14间。如果不是门口那块牌匾，又有谁知道这是徐永昌的公馆？
徐永昌是谁？如今是鲜为人知。
徐氏身世凄苦，两岁不到，母亲去世。十三岁时，父亲和继母又相继离世，为了谋生，他在大同一个车马店里打杂。八国联军攻破京师，护驾的武卫左军经过大同，军中师爷徐椿龄见他可怜又机灵，便带进清军营。在军中，他从挑水、打更、采购等杂役做起，靠着勤奋好学，于1914年考入陆军大学，并一鼓作气，面壁九载，完成了当时国内最高的军事教育。倒袁运动、北伐战争期间，他已成为独当一面的将领，后出任过绥远、河北、山西省政府主席。“九·一八”事變后，他拟就的对日外交和军事方针，蒋介石赞为“一鞭一条痕，针针见血”。在辅佐孙岳、阎锡山、蒋介石等人过程中，他从不引兵自重培植自己势力，也不加入任何一个派系，因此，各个派系都对他礼遇有加。他在蒋、阎之间所起的缝合作用无人能代，阎有求于蒋的重大事项得不到解决时，都请徐永昌疏通;蒋需要了解阎的意向时，惟派徐永昌前往。
1937年11月，徐永昌出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公馆就是如今的大树根13号。次年1月，又出任军令部部长，与何应钦、白崇禧、陈诚一起，被称为军委会四大巨头。徐永昌草根出生，非保定毕业，又非黄埔系，与蒋既无学缘联系，又无地缘关系，能入职军事中枢机关，乃非等闲之辈。蒋手下将星如云，蒋需要的是能力出众又低调隐晦的干将，徐的军事才华和不爱张扬的个性暗合蒋的用人标准，而且，徐既不参与军阀派系，又忠于蒋，深得蒋的信任，当在情理之中。
全民抗战伊始，他向蒋介石进言：至少要拼出八年的时间来战斗，而中国人教育差，须以十年为期。历史证明了他预判的精准性。在战术上，他上书蒋介石，认为迁都西南，持久抗战，则抗战方能取胜，这对蒋顶住压力，拒绝日寇诱降，坚持抗战，起到积极作用。1941年，他撰写的《四年来敌我战略战术的总检讨》，被历史学家视为世人了解中国抗日获胜原因所必读的权威作品之一。抗战八年间，每次重大战役都有徐永昌的运筹帷幄，“判断敌情，动协机宜，蒋公甚依重之”。
1945年9月2日，徐永昌在东京湾美军战舰上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本投降，在炎黄子孙扬眉吐气的历史瞬间，与麦克阿瑟比肩而立，烜赫一时，这一年他58岁，登上了人生最高点，并因此而名垂青史。如今，我们只能在历史深处目睹他的那日风采。
徐永昌从孤儿成长为军事家、陆军一级上将，在民国将领中仅此一人而已，他也是唯一提倡只剿匪不剿共的国民党政要。他生前认为当时中国上层人士若无酒，则连真话也不会有;若无酒，连当时局面也怕是没有，观点犀利。
有资料披露，徐永昌自青年时代起就坚持写日记，其中，从1916年到1932年的日记，经秘书整理，被他定名为《求己斋日记》;从1933年至1959年，他又坚持写了26年日记，洋洋洒洒300余万字，内容涵盖了诸如卢沟桥事变、西安事变及蒋在台的政局变化等多个重要历史时期和事件。他称蒋政府为“无能可恨之政权”，应当“改悔赎命”。还说：国人必须认清外国人的丑恶嘴脸，不能再把希望寄托在包藏祸心的列强身上，一切还是要靠咱们自己，此话震耳发聩。他的日记是留赠给今人的珍贵史料，为史家注目。
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徐氏尊从蒋的命令劝傅作义勿投降中共，反遭傅的劝说，徐无奈地说：“政府好坏不计，我必穷其知，竭其力，以尽其责。”劝傅氏对抗到底，是他的无奈之举，也是他愚忠思想的真实流露。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晚饭时与养空论及共产党的功用，在社会上需要，尤其我国之政治更需要。”不过，在民国达官贵人中，有此清醒认识者凤毛麟角，但他未能投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乃大遗憾也。其实，徐永昌在受降归来之后，即告病引退，改任陆军大学校长，似有躲开内战漩涡之意，但最终随蒋退守中国台湾地区。1959年7月12日，他在台北寓所去世，终年72岁。
当年签署着徐永昌名字的受降书在博物馆里已成泛黄的纸页，而大树根13号却大隐于市，在周边楼盘的环峙之下显得极其普通，院门紧闭，楼顶沧桑已现，但，徐永昌曾经的痕迹和气息仍在，只是没有当初的器宇轩昂和风华绝代。
大树根13号，是徐永昌留在大陆的最后绝唱。
一日中午，我出门向南缓行，一路询问巷名由来，被问者大多语焉不详，一长者说此处清末原有一棵三人合抱不过来的大树，树旁居民遂以大树根作巷名沿用至今。
巷子最南段是市规划展览馆北院墙，其西侧大树根13号，是一栋典型的民国建筑，占地面积432平方米，建筑面积293平方米，坐西向东，面朝城墙，背靠中央路，建筑主体高为二层，砖混结构，青色平瓦屋面，黄涂料裸饰外墙，木门窗，一楼为封闭内廊，二楼露天阳台，共计有房4幢14间。如果不是门口那块牌匾，又有谁知道这是徐永昌的公馆？
徐永昌是谁？如今是鲜为人知。
徐氏身世凄苦，两岁不到，母亲去世。十三岁时，父亲和继母又相继离世，为了谋生，他在大同一个车马店里打杂。八国联军攻破京师，护驾的武卫左军经过大同，军中师爷徐椿龄见他可怜又机灵，便带进清军营。在军中，他从挑水、打更、采购等杂役做起，靠着勤奋好学，于1914年考入陆军大学，并一鼓作气，面壁九载，完成了当时国内最高的军事教育。倒袁运动、北伐战争期间，他已成为独当一面的将领，后出任过绥远、河北、山西省政府主席。“九·一八”事變后，他拟就的对日外交和军事方针，蒋介石赞为“一鞭一条痕，针针见血”。在辅佐孙岳、阎锡山、蒋介石等人过程中，他从不引兵自重培植自己势力，也不加入任何一个派系，因此，各个派系都对他礼遇有加。他在蒋、阎之间所起的缝合作用无人能代，阎有求于蒋的重大事项得不到解决时，都请徐永昌疏通;蒋需要了解阎的意向时，惟派徐永昌前往。
1937年11月，徐永昌出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公馆就是如今的大树根13号。次年1月，又出任军令部部长，与何应钦、白崇禧、陈诚一起，被称为军委会四大巨头。徐永昌草根出生，非保定毕业，又非黄埔系，与蒋既无学缘联系，又无地缘关系，能入职军事中枢机关，乃非等闲之辈。蒋手下将星如云，蒋需要的是能力出众又低调隐晦的干将，徐的军事才华和不爱张扬的个性暗合蒋的用人标准，而且，徐既不参与军阀派系，又忠于蒋，深得蒋的信任，当在情理之中。
全民抗战伊始，他向蒋介石进言：至少要拼出八年的时间来战斗，而中国人教育差，须以十年为期。历史证明了他预判的精准性。在战术上，他上书蒋介石，认为迁都西南，持久抗战，则抗战方能取胜，这对蒋顶住压力，拒绝日寇诱降，坚持抗战，起到积极作用。1941年，他撰写的《四年来敌我战略战术的总检讨》，被历史学家视为世人了解中国抗日获胜原因所必读的权威作品之一。抗战八年间，每次重大战役都有徐永昌的运筹帷幄，“判断敌情，动协机宜，蒋公甚依重之”。
1945年9月2日，徐永昌在东京湾美军战舰上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日本投降，在炎黄子孙扬眉吐气的历史瞬间，与麦克阿瑟比肩而立，烜赫一时，这一年他58岁，登上了人生最高点，并因此而名垂青史。如今，我们只能在历史深处目睹他的那日风采。
徐永昌从孤儿成长为军事家、陆军一级上将，在民国将领中仅此一人而已，他也是唯一提倡只剿匪不剿共的国民党政要。他生前认为当时中国上层人士若无酒，则连真话也不会有;若无酒，连当时局面也怕是没有，观点犀利。
有资料披露，徐永昌自青年时代起就坚持写日记，其中，从1916年到1932年的日记，经秘书整理，被他定名为《求己斋日记》;从1933年至1959年，他又坚持写了26年日记，洋洋洒洒300余万字，内容涵盖了诸如卢沟桥事变、西安事变及蒋在台的政局变化等多个重要历史时期和事件。他称蒋政府为“无能可恨之政权”，应当“改悔赎命”。还说：国人必须认清外国人的丑恶嘴脸，不能再把希望寄托在包藏祸心的列强身上，一切还是要靠咱们自己，此话震耳发聩。他的日记是留赠给今人的珍贵史料，为史家注目。
北平和平解放前夕，徐氏尊从蒋的命令劝傅作义勿投降中共，反遭傅的劝说，徐无奈地说：“政府好坏不计，我必穷其知，竭其力，以尽其责。”劝傅氏对抗到底，是他的无奈之举，也是他愚忠思想的真实流露。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晚饭时与养空论及共产党的功用，在社会上需要，尤其我国之政治更需要。”不过，在民国达官贵人中，有此清醒认识者凤毛麟角，但他未能投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乃大遗憾也。其实，徐永昌在受降归来之后，即告病引退，改任陆军大学校长，似有躲开内战漩涡之意，但最终随蒋退守中国台湾地区。1959年7月12日，他在台北寓所去世，终年72岁。
当年签署着徐永昌名字的受降书在博物馆里已成泛黄的纸页，而大树根13号却大隐于市，在周边楼盘的环峙之下显得极其普通，院门紧闭，楼顶沧桑已现，但，徐永昌曾经的痕迹和气息仍在，只是没有当初的器宇轩昂和风华绝代。
大树根13号，是徐永昌留在大陆的最后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