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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儿女》三年中自己学到了哪些、提高了什么，都是满满的回忆，不缺故事。这里是我职业生涯的开端，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具有不可替代的“标杆性”意义。《中华儿女》就要30岁了，我有幸已见证她走过了十分之一的旅程。
“社里7月上旬要组织考试和面试，你确定还来吗？我看你离北京太远了，实在不能来我们也能理解。”2015年6月，当时负责《中华儿女》招聘工作的王虹老师在给我电话通知面试事宜，其他对话内容记忆已经模糊，但是这句话时至今日依然印象深刻。
当时，我的身份还是西部计划服务西藏专项志愿者，被分配在纳木湖畔的当雄县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科工作。“你们西部计划计划志愿者在西藏服务期结束，总还是要找个固定工作干着的。你在院里写简报还行，到智联网上投投简历试试呗，万一被录用了呢？不成的话，再说留藏的事。”同事加央大哥偶然间的一席话触动了我的心结，眼瞅着一年服务期就要结束了，留藏还是干一番充满挑战性的文字工作，我确实纠结。
一方面经人开导，另一方面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当年4月份征得父母同意后我就把自己的简历投向了包括《中华儿女》在內的数家媒体类和信息类企业，没想到《中华儿女》给了我一个机会。“我们不限专业和是否研究生学历，你法学本科出身的教育背景也在我们考虑范围之内。”网上沟通之后，能获得《中华儿女》这样一句答复，内心自然充满了期待。就这样，经过两个月上下忐忑的等待之后，我终于等到了王虹老师的那通电话。
作者在额尔古纳
殊不知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参加西藏自治区委政法委组织的“羊年转湖”纳木错工作队，与全区各地的公检法干警们一道在纳木错湖边驻点维持秩序，按规定最少三个月才能得到轮换下山休假的机会。在电话里，虽然同王虹老师说我尽量赶到北京参加考试和面试，但当时我心里也没底。好在我是志愿者，跟检察院主管领导和团县委汇报之后，被特批临考前我能提前下山，后来才有了我与《中华儿女》的首次面对面接触。
7月份，我第一次到中华儿女报刊社高碑店办公场所，可能我占了“低头族”的便宜，考试和面试都是和新媒体的知识息息相关，后来想想的确不枉此行。
“经研究决定，把你定在编辑岗位了，在《中华儿女》一定要慎用手中的笔。”8月份入职第一周，社办主任张晓莉老师同我谈话时做了郑重交代，也让我更加明白了手中的“笔”不仅是记录者，更是责任担当者。三年中，每次动笔写文章前，脑海总要穿越到那个起点时刻的那次谈话，时时引以为戒。
“我们在互联网时代已经不是原住民了，但也别做难民，要争取做互联网时代的移民。”王跃春社长年前与编辑部同志们开会时再次强调了“融媒发展”的重要性，我很感慨自己恰恰参与并见证了这一过程。
2015年11月，社里决定成立中华儿女网络编辑部专职发展“两微一端”新媒体业务，这是社里的一次战略转型。“诸位同志都是这一领域的开拓者，现在就要做前人所没有做的工作，必将是大家人生中值得回味的一段经历。”在网络编辑部青年员工集体去中青网培训前，社长给大家做了意味深长地动员。在中青网的那两个月，身边的同事都是鼓足干劲积极向身边的老师学习网络新闻的编辑与页面设计，学习结束后这股勇于尝试新知识、新领域的热情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得益于团中央两家媒体在顶层设计上的通力合作，很庆幸自己的站位也能从前台读者的兴趣切换到后台编辑的视野，在上下游结合的层面上对新媒体有了更深入的认知。网编部和与之同步诞生的中华为儿女新闻网在摸索中运行一年后，张博主任的到来为报刊社的新媒体事业注入了活力。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新媒体市场，我们是后来者，现在不是大张旗鼓打擂的时候，而是静下心来培育种子选手、带好队伍的关键时刻。”去年9月初，因工作需要我被调至编辑部。
编辑部的工作中，我感触最大的无疑是做专题报道时，自己能以认领选题的形式对很多政策与业界有梳理性的认识。负责“解读”版块选题的任华南老师也说：“通过选题，你不仅能接触到各行各业的信息，还能相对深入地了解某一块，于社里、于自己都是好事。”
余玮老师无疑是在业务提升上给予我指导最多的前辈，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每次临出刊前，这位“学究”一样的老师总是要就稿子或校样同我讨论半天，正是在就内容是否扣题、切入是否巧妙、语法是否正确、语句是否通顺、用词是否精准、史实是否有出入的相互纠错与探讨中，无形间自己的水平都被带高了，正应了一句诗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每次回家，父亲总是唠叨：“有多大本事干多大事，没大本事就跟大伙好好干。”三年时间，从一名志愿者成长为一名媒体编辑，从西藏到北京，这样的变化与转折确实让不少亲朋好友们觉得有些惊讶，我渐渐明白：作为一名普通的编辑记者，离开《中华儿女》这个优秀平台，没有业务上的精进，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当下“学习”绝对是个热词，很多人热衷于“立马学”“坚持学”和“怎么学”，可是很少有人关心“为啥学”。说句心里话，我以前对“为啥学”不关心，老是觉得每天学点都能积少成多，就等着量变到质变的转变，可总是坚持不过三个月，这也是长久困扰我的“惰性”。
“学习永远是手段，目的永远是促进事业的发展。”直到在一次全社党员参加的党课上听到王跃春社长的点拨，让我明白了只有弄懂“为啥学”才是“学习”的开始。那句点拨听起来是很白话，可是就能直截了当地解释“经世致用”这四个字，我自此之后很受用。 话如其人，王社长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平易近人的老者，他每次主持的会议都是听起来像聊天，可但凡琢磨起所引用的那些事例无一不是历史典故或时事热点，事后若要认真理解消化总得一阵子。就拿每半个月社里必开一次的选题会来说，每名记者编辑挨个报过选题之后，社长逐一点评，“文章要把问题说明白说透”却是他每次都要反复叮嘱的。同“为啥学”是“学习”的开始一样，“说明白说透”也是“写文章”的初心，其实能把“总开关”问题解决好，才真正具有了量变到质变转化的基础。
因为同在编辑党支部的缘故，同王江华副总编接触也不算少。党的十九大后，怎么学习会议精神，支部会上大家都在探讨，“看书、背书的同时，多留意地铁上、墙边的标语，自己真的心里有它，都能记住”。副主編说的时候未必有意，但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学习能否持之以恒，关键是不是主动想学。
早年，曾流传一句口号：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数十年间，时代变了，环境换了，是否甘做“一块砖”？面对这一拷问，很多人会犹豫。就在不久前，我自己也曾犹豫过。“多转几个岗位对于年轻人而言是好事，你只要不放松学习，在新岗位上总能胜任下来”，虽然内部借调前，社领导们先后同我谈心，但对于发行这项自己并不熟悉的新工作，“忐忑不安”这四个字最能反映当时内心的波澜起伏。
打3月份借调至发行部，部门副主任宛建国老师的“大嗓门”不仅没有给我带来压力，反而让那份初来乍到的拘谨逐步从心头消散。“咱俩配合好，发挥自己的专长，心思都放到事业上。大事你来做，小事我搞定！以后就喊我宛哥！”逐步上手具体工作后，我渐渐明白了他当初所强调的大事和小事以及相互配合的重要意义。发行是一个出版单位的下游环节，也是和报刊印刷、销售密不可分的关键一环，这些业务上我是个不折不扣的门外汉，可是宛哥不在意，他常私下同我打趣道：“你把我不擅长的外联文章写好、编好，就是你的大事。印刷、销售我擅长，我弄好了，这块对你就成小事了。咱俩互相减压。”其实仔细琢磨一下，能发现这里面蕴含了很深刻的辩证思维：配合本质上是一种专业分工。每个人依托自己有限的能力和精力，在各自擅长的分工环节上以“处理大事”的态度投入无限的热情，人人如此，环环相扣，无形中每个有限的环节在协同一致的分工中都如“处理小事”一般行云流水。
曹宏琰（右一）同《中华儿女》编辑部的同事在一起
两个月过去了，我们的配合怎么样呢？用宛哥一向朴实的话来讲“谁都没掉链子”。
新时代，新常态的学习氛围中，我脑海里不禁又回放着习近平总书记于去年五四青年节时在中国政法大学的讲话：“青年处于人生积累阶段，需要像海绵汲水一样汲取知识。广大青年抓学习，既要惜时如金、孜孜不倦，下一番心无旁骛、静谧自怡的功夫，又要突出主干、择其精要，努力做到又博又专、愈博愈专。特别是要克服浮躁之气，静下来多读经典，多知其所以然。”其实总书记已将方法论点得很明白：学习无处不在，但务必要目标明确、重点突出，坚持不懈、心不二用，择其精要、术有专攻。2018年5月4日，又是一个青年节，不同的是，不久前总书记去了北京大学，我已内调到发行部，但一年后总有一些不变：他再次重申，知识是每个人成才的基石，在学习阶段一定要把基石打深、打牢；于我而言，若没有“一块砖”的觉悟，沉溺在碎片化信息、快餐化知识的浮躁中，学习方向偏离，在配合的“链条”中又谈何深沉，谈何牢靠？
《中华儿女》创刊30周年，是我来报刊社的第三年。三年，方方面面、点点滴滴的聆听与感受，不间断地“跨界转战”，“不求广，故得；不杂学，故明”一定是一个青年人在青年阵地所斩获的学习真谛。
起点：从“世界屋脊”到京东高碑店
“社里7月上旬要组织考试和面试，你确定还来吗？我看你离北京太远了，实在不能来我们也能理解。”2015年6月，当时负责《中华儿女》招聘工作的王虹老师在给我电话通知面试事宜，其他对话内容记忆已经模糊，但是这句话时至今日依然印象深刻。
当时，我的身份还是西部计划服务西藏专项志愿者，被分配在纳木湖畔的当雄县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科工作。“你们西部计划计划志愿者在西藏服务期结束，总还是要找个固定工作干着的。你在院里写简报还行，到智联网上投投简历试试呗，万一被录用了呢？不成的话，再说留藏的事。”同事加央大哥偶然间的一席话触动了我的心结，眼瞅着一年服务期就要结束了，留藏还是干一番充满挑战性的文字工作，我确实纠结。
一方面经人开导，另一方面也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当年4月份征得父母同意后我就把自己的简历投向了包括《中华儿女》在內的数家媒体类和信息类企业，没想到《中华儿女》给了我一个机会。“我们不限专业和是否研究生学历，你法学本科出身的教育背景也在我们考虑范围之内。”网上沟通之后，能获得《中华儿女》这样一句答复，内心自然充满了期待。就这样，经过两个月上下忐忑的等待之后，我终于等到了王虹老师的那通电话。
殊不知接电话的时候，我正在参加西藏自治区委政法委组织的“羊年转湖”纳木错工作队，与全区各地的公检法干警们一道在纳木错湖边驻点维持秩序，按规定最少三个月才能得到轮换下山休假的机会。在电话里，虽然同王虹老师说我尽量赶到北京参加考试和面试，但当时我心里也没底。好在我是志愿者，跟检察院主管领导和团县委汇报之后，被特批临考前我能提前下山，后来才有了我与《中华儿女》的首次面对面接触。
7月份，我第一次到中华儿女报刊社高碑店办公场所，可能我占了“低头族”的便宜，考试和面试都是和新媒体的知识息息相关，后来想想的确不枉此行。
“经研究决定，把你定在编辑岗位了，在《中华儿女》一定要慎用手中的笔。”8月份入职第一周，社办主任张晓莉老师同我谈话时做了郑重交代，也让我更加明白了手中的“笔”不仅是记录者，更是责任担当者。三年中，每次动笔写文章前，脑海总要穿越到那个起点时刻的那次谈话，时时引以为戒。
平台：让我精进业务
“我们在互联网时代已经不是原住民了，但也别做难民，要争取做互联网时代的移民。”王跃春社长年前与编辑部同志们开会时再次强调了“融媒发展”的重要性，我很感慨自己恰恰参与并见证了这一过程。
2015年11月，社里决定成立中华儿女网络编辑部专职发展“两微一端”新媒体业务，这是社里的一次战略转型。“诸位同志都是这一领域的开拓者，现在就要做前人所没有做的工作，必将是大家人生中值得回味的一段经历。”在网络编辑部青年员工集体去中青网培训前，社长给大家做了意味深长地动员。在中青网的那两个月，身边的同事都是鼓足干劲积极向身边的老师学习网络新闻的编辑与页面设计，学习结束后这股勇于尝试新知识、新领域的热情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得益于团中央两家媒体在顶层设计上的通力合作，很庆幸自己的站位也能从前台读者的兴趣切换到后台编辑的视野，在上下游结合的层面上对新媒体有了更深入的认知。网编部和与之同步诞生的中华为儿女新闻网在摸索中运行一年后，张博主任的到来为报刊社的新媒体事业注入了活力。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新媒体市场，我们是后来者，现在不是大张旗鼓打擂的时候，而是静下心来培育种子选手、带好队伍的关键时刻。”去年9月初，因工作需要我被调至编辑部。
编辑部的工作中，我感触最大的无疑是做专题报道时，自己能以认领选题的形式对很多政策与业界有梳理性的认识。负责“解读”版块选题的任华南老师也说：“通过选题，你不仅能接触到各行各业的信息，还能相对深入地了解某一块，于社里、于自己都是好事。”
余玮老师无疑是在业务提升上给予我指导最多的前辈，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每次临出刊前，这位“学究”一样的老师总是要就稿子或校样同我讨论半天，正是在就内容是否扣题、切入是否巧妙、语法是否正确、语句是否通顺、用词是否精准、史实是否有出入的相互纠错与探讨中，无形间自己的水平都被带高了，正应了一句诗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每次回家，父亲总是唠叨：“有多大本事干多大事，没大本事就跟大伙好好干。”三年时间，从一名志愿者成长为一名媒体编辑，从西藏到北京，这样的变化与转折确实让不少亲朋好友们觉得有些惊讶，我渐渐明白：作为一名普通的编辑记者，离开《中华儿女》这个优秀平台，没有业务上的精进，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真谛：学习中适应新岗位
当下“学习”绝对是个热词，很多人热衷于“立马学”“坚持学”和“怎么学”，可是很少有人关心“为啥学”。说句心里话，我以前对“为啥学”不关心，老是觉得每天学点都能积少成多，就等着量变到质变的转变，可总是坚持不过三个月，这也是长久困扰我的“惰性”。
“学习永远是手段，目的永远是促进事业的发展。”直到在一次全社党员参加的党课上听到王跃春社长的点拨，让我明白了只有弄懂“为啥学”才是“学习”的开始。那句点拨听起来是很白话，可是就能直截了当地解释“经世致用”这四个字，我自此之后很受用。 话如其人，王社长给我的感觉就像一个平易近人的老者，他每次主持的会议都是听起来像聊天，可但凡琢磨起所引用的那些事例无一不是历史典故或时事热点，事后若要认真理解消化总得一阵子。就拿每半个月社里必开一次的选题会来说，每名记者编辑挨个报过选题之后，社长逐一点评，“文章要把问题说明白说透”却是他每次都要反复叮嘱的。同“为啥学”是“学习”的开始一样，“说明白说透”也是“写文章”的初心，其实能把“总开关”问题解决好，才真正具有了量变到质变转化的基础。
因为同在编辑党支部的缘故，同王江华副总编接触也不算少。党的十九大后，怎么学习会议精神，支部会上大家都在探讨，“看书、背书的同时，多留意地铁上、墙边的标语，自己真的心里有它，都能记住”。副主編说的时候未必有意，但让我明白一个道理：学习能否持之以恒，关键是不是主动想学。
早年，曾流传一句口号：革命战士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数十年间，时代变了，环境换了，是否甘做“一块砖”？面对这一拷问，很多人会犹豫。就在不久前，我自己也曾犹豫过。“多转几个岗位对于年轻人而言是好事，你只要不放松学习，在新岗位上总能胜任下来”，虽然内部借调前，社领导们先后同我谈心，但对于发行这项自己并不熟悉的新工作，“忐忑不安”这四个字最能反映当时内心的波澜起伏。
打3月份借调至发行部，部门副主任宛建国老师的“大嗓门”不仅没有给我带来压力，反而让那份初来乍到的拘谨逐步从心头消散。“咱俩配合好，发挥自己的专长，心思都放到事业上。大事你来做，小事我搞定！以后就喊我宛哥！”逐步上手具体工作后，我渐渐明白了他当初所强调的大事和小事以及相互配合的重要意义。发行是一个出版单位的下游环节，也是和报刊印刷、销售密不可分的关键一环，这些业务上我是个不折不扣的门外汉，可是宛哥不在意，他常私下同我打趣道：“你把我不擅长的外联文章写好、编好，就是你的大事。印刷、销售我擅长，我弄好了，这块对你就成小事了。咱俩互相减压。”其实仔细琢磨一下，能发现这里面蕴含了很深刻的辩证思维：配合本质上是一种专业分工。每个人依托自己有限的能力和精力，在各自擅长的分工环节上以“处理大事”的态度投入无限的热情，人人如此，环环相扣，无形中每个有限的环节在协同一致的分工中都如“处理小事”一般行云流水。
两个月过去了，我们的配合怎么样呢？用宛哥一向朴实的话来讲“谁都没掉链子”。
新时代，新常态的学习氛围中，我脑海里不禁又回放着习近平总书记于去年五四青年节时在中国政法大学的讲话：“青年处于人生积累阶段，需要像海绵汲水一样汲取知识。广大青年抓学习，既要惜时如金、孜孜不倦，下一番心无旁骛、静谧自怡的功夫，又要突出主干、择其精要，努力做到又博又专、愈博愈专。特别是要克服浮躁之气，静下来多读经典，多知其所以然。”其实总书记已将方法论点得很明白：学习无处不在，但务必要目标明确、重点突出，坚持不懈、心不二用，择其精要、术有专攻。2018年5月4日，又是一个青年节，不同的是，不久前总书记去了北京大学，我已内调到发行部，但一年后总有一些不变：他再次重申，知识是每个人成才的基石，在学习阶段一定要把基石打深、打牢；于我而言，若没有“一块砖”的觉悟，沉溺在碎片化信息、快餐化知识的浮躁中，学习方向偏离，在配合的“链条”中又谈何深沉，谈何牢靠？
《中华儿女》创刊30周年，是我来报刊社的第三年。三年，方方面面、点点滴滴的聆听与感受，不间断地“跨界转战”，“不求广，故得；不杂学，故明”一定是一个青年人在青年阵地所斩获的学习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