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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特抗（James T.H.Tang）教授是新加坡管理大学（SMU）社会科学学院院长，该国著名的中国外交政策与亚太国际政治学者。他的研究范围包括中国外交政策及其在世界扮演的角色、东亚非传统安全问题，以及香港的政治转型。在6月5日由盘古智库主办的香山全球治理智库论坛会议期间，本刊记者采访了他。
《世界知识》：众所周知，新加坡是小国，中国是大国，但中新关系源远流长，合作成果丰硕，两国在对方国家的外交图谱中均享有特殊位置。您如何评价两国关系近年的发展？
邓特抗：是的，新加坡是个非常小的国家，而中国体量巨大，在世界上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一支全球性的力量。对于中国崛起给世界地缘经济和政治带来的深刻改变，新加坡领导层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预料到了。在新加坡的对外政策当中，对华关系是与对东盟、对美国关系同等重要的基础性关系。
新加坡与中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是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化同向而行的。一个具有高度历史价值的传统因素是，两国改革发展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和李光耀生前保持着密切的个人友谊，邓小平十分欣赏新加坡的发展成就和经验，并不因新加坡是小国就轻视它。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些思路和灵感，体现在城市管理、干部培养、工业园区、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新中两国的交流与合作。2013年中国政府确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此后又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区域性发展合作倡议，新加坡希望为此发挥作用。
去年新加坡庆祝了建国50周年，这一年还是中新建交25周年，习近平主席对新加坡进行了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前不久，中新两国继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城之后的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定址重庆，这个项目以“现代互联互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题，深入中国西部地区，即将开展新加坡—重庆空铁联运，显而易见是新加坡政府支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战略举措。
《世界知识》：这些措施是否意味着新加坡政府对中国改革发展的前景投下了信任票？
邓特抗：可以这样讲。新加坡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抱有信心，希望中国取得成功，无论是官方还是企业界都是如此，对华增加规模投资、确立新的政府间大型合作项目、启动商谈新中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就是具体表现。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调整、转型、升级和供给侧改革是这一阶段的关键词，自然会遇到很多困难，新加坡相信中国能够克服它们。同时，新加坡自身也在经历变化，步入更加专注于发展高附加值经济的新阶段，援引本届政府领导层的话讲，就是从增加价值过渡到创造价值，每个行业和大小企业都要具备创意，在开发自身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也为外国企业创造价值。所以，我们必须更为紧密、聪明地依托全球市场，也就与中国有更多共同利益，希望本着向前看的态度，发挥自身在金融、信息、咨询、协调等方面的优势，同中国共同努力寻找新的合作路径。
《世界知识》：您的多篇文章显示，您相信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某种“复杂的权力转移”正在世界上发生。在您看来，这种“权力转移”是否就是中国取代美国发挥领导作用，还是有什么其他含义？新加坡和本地区的其他中小国家是否对这种趋势感到担忧甚至惧怕？
邓特抗：毫无疑问，国际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日益成为一支全球性的力量，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开始使用“权力转移”这个词来形容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担心这“一升一降”相互作用，激化潜在冲突，引发地区动荡。事实上，这两种变化趋势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将是广泛而深远的，前景如何取决于中美两个大国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准确预测。
在我看来，对“权力转移”并不能做简单化的解读，它并不必定意味着中国就将全面主导本地区的事务、美国就将从本地区的图卷上消失，或者中国必将取代美国统治亚洲。权力转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充满变量和不测因素，也受很多复杂敏感的具体问题牵动，中美两国和其他地区国家既竞争又合作，最重要的是共同努力管理好权力转移，防止其导向权力对抗和冲突。
这一次权力转移的主舞台显然是在亚太地区，本地区中小国家面对它恐怕没有什么其他选择，只能去适应变化。在冷战时期，这些中小国家不是属于这个阵营就是属于那个阵营，但是现在那样的时代背景已经不复存在。新加坡的应对之策主要有两方面：第一，努力与中国和美国等主要大国同时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尽自己所能维护大国平衡，这是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实现自身安全的根本之道；第二，积极支持多边主义，推动加强地区机制建设。加强地区机制建设，寻求共同安全，是新加坡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
当然，由于权力政治正在发生的变化，实现以上两个轨道上外交政策目标的难度在增大，中美两国也都想把新加坡拉向自己一方。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不仅在经济上越来越重要，安全领域也会越来越重要，美国则不会撤出亚太。新加坡作为一个小国不能支付在中美之间做选择的代价，必须保持平衡。
《世界知识》：南海问题是目前地区安全形势中各方关注的焦点，它似乎正在转变成中美之间的问题，成为某种中美地缘战略利益之争，紧张因素不断增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新加坡等地区国家是否感受到了做选择的压力？这种压力是否正在增大？
邓特抗：是的，压力的确在增大。最明显的是，主要大国都在强化自己在南海的立场和主张，积极推进外交政策诉求，但也留有相互沟通和妥协的余地，形势如何发展还不能定论。新加坡并非争议方，但在南海有利益，我们的原则是致力于在大国、在各利益攸关方之间保持平衡，这项工作现在变得特别困难。不仅如此，新加坡是东盟成员，而东盟成员国在南海问题上分为直接争议方、间接争议方（在南海无领土主权诉求，仅与其他国家有海域主张重叠）和非争议方，彼此看法和政策很不一致，协调起来十分不易。
尽管局势异常复杂，但没有哪一个直接或间接的利益攸关方希望看到在南海爆发军事冲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的意志仍是强大的。各方不应偏离南海问题的本来性质，还是要尽量在主权和海洋权益争议的范畴内处理有关问题，新加坡可以为各方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提供帮助。
《世界知识》：众所周知，新加坡是小国，中国是大国，但中新关系源远流长，合作成果丰硕，两国在对方国家的外交图谱中均享有特殊位置。您如何评价两国关系近年的发展？
邓特抗：是的，新加坡是个非常小的国家，而中国体量巨大，在世界上拥有越来越大的影响力，甚至可以说已经成为一支全球性的力量。对于中国崛起给世界地缘经济和政治带来的深刻改变，新加坡领导层早在半个世纪之前就已预料到了。在新加坡的对外政策当中，对华关系是与对东盟、对美国关系同等重要的基础性关系。
新加坡与中国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是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化同向而行的。一个具有高度历史价值的传统因素是，两国改革发展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和李光耀生前保持着密切的个人友谊，邓小平十分欣赏新加坡的发展成就和经验，并不因新加坡是小国就轻视它。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些思路和灵感，体现在城市管理、干部培养、工业园区、精神文明建设等方面，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新中两国的交流与合作。2013年中国政府确定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此后又提出了“一带一路”的区域性发展合作倡议，新加坡希望为此发挥作用。
去年新加坡庆祝了建国50周年，这一年还是中新建交25周年，习近平主席对新加坡进行了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前不久，中新两国继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城之后的第三个政府间合作项目定址重庆，这个项目以“现代互联互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题，深入中国西部地区，即将开展新加坡—重庆空铁联运，显而易见是新加坡政府支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战略举措。
《世界知识》：这些措施是否意味着新加坡政府对中国改革发展的前景投下了信任票？
邓特抗：可以这样讲。新加坡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抱有信心，希望中国取得成功，无论是官方还是企业界都是如此，对华增加规模投资、确立新的政府间大型合作项目、启动商谈新中自由贸易区升级版就是具体表现。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调整、转型、升级和供给侧改革是这一阶段的关键词，自然会遇到很多困难，新加坡相信中国能够克服它们。同时，新加坡自身也在经历变化，步入更加专注于发展高附加值经济的新阶段，援引本届政府领导层的话讲，就是从增加价值过渡到创造价值，每个行业和大小企业都要具备创意，在开发自身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也为外国企业创造价值。所以，我们必须更为紧密、聪明地依托全球市场，也就与中国有更多共同利益，希望本着向前看的态度，发挥自身在金融、信息、咨询、协调等方面的优势，同中国共同努力寻找新的合作路径。
《世界知识》：您的多篇文章显示，您相信从地缘政治角度来看，某种“复杂的权力转移”正在世界上发生。在您看来，这种“权力转移”是否就是中国取代美国发挥领导作用，还是有什么其他含义？新加坡和本地区的其他中小国家是否对这种趋势感到担忧甚至惧怕？
邓特抗：毫无疑问，国际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日益成为一支全球性的力量，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心。越来越多的国际关系学者开始使用“权力转移”这个词来形容中国的快速崛起和美国的相对衰落，担心这“一升一降”相互作用，激化潜在冲突，引发地区动荡。事实上，这两种变化趋势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将是广泛而深远的，前景如何取决于中美两个大国的互动，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准确预测。
在我看来，对“权力转移”并不能做简单化的解读，它并不必定意味着中国就将全面主导本地区的事务、美国就将从本地区的图卷上消失，或者中国必将取代美国统治亚洲。权力转移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充满变量和不测因素，也受很多复杂敏感的具体问题牵动，中美两国和其他地区国家既竞争又合作，最重要的是共同努力管理好权力转移，防止其导向权力对抗和冲突。
这一次权力转移的主舞台显然是在亚太地区，本地区中小国家面对它恐怕没有什么其他选择，只能去适应变化。在冷战时期，这些中小国家不是属于这个阵营就是属于那个阵营，但是现在那样的时代背景已经不复存在。新加坡的应对之策主要有两方面：第一，努力与中国和美国等主要大国同时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尽自己所能维护大国平衡，这是新加坡这样的小国实现自身安全的根本之道；第二，积极支持多边主义，推动加强地区机制建设。加强地区机制建设，寻求共同安全，是新加坡外交政策的重要支柱。
当然，由于权力政治正在发生的变化，实现以上两个轨道上外交政策目标的难度在增大，中美两国也都想把新加坡拉向自己一方。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不仅在经济上越来越重要，安全领域也会越来越重要，美国则不会撤出亚太。新加坡作为一个小国不能支付在中美之间做选择的代价，必须保持平衡。
《世界知识》：南海问题是目前地区安全形势中各方关注的焦点，它似乎正在转变成中美之间的问题，成为某种中美地缘战略利益之争，紧张因素不断增多。在这样的情况下，新加坡等地区国家是否感受到了做选择的压力？这种压力是否正在增大？
邓特抗：是的，压力的确在增大。最明显的是，主要大国都在强化自己在南海的立场和主张，积极推进外交政策诉求，但也留有相互沟通和妥协的余地，形势如何发展还不能定论。新加坡并非争议方，但在南海有利益，我们的原则是致力于在大国、在各利益攸关方之间保持平衡，这项工作现在变得特别困难。不仅如此，新加坡是东盟成员，而东盟成员国在南海问题上分为直接争议方、间接争议方（在南海无领土主权诉求，仅与其他国家有海域主张重叠）和非争议方，彼此看法和政策很不一致，协调起来十分不易。
尽管局势异常复杂，但没有哪一个直接或间接的利益攸关方希望看到在南海爆发军事冲突，通过对话谈判和平解决问题的意志仍是强大的。各方不应偏离南海问题的本来性质，还是要尽量在主权和海洋权益争议的范畴内处理有关问题，新加坡可以为各方寻找问题的解决方案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