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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3月至8月间，中苏边境接连爆发了几起冲突事件，之后，大军压境的苏联于下半年又私下向美国等国试探对中国核设施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在此背景下。我国开展了防范“新沙皇”侵华战争的紧张战备和疏散在京中央领导人的工作。
中央发出疏散令
从1969年明初开始，全国战备紧锣密鼓开展起来。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中说：“不管你们来多少人，不管你们联合什么人一起来，我们都要把你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
到8月2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要求边疆地区革委会、人民解放军驻边疆地区部队，充分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时准备对付武装挑衅，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命令还要求立即解散一切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停止武斗，实行归口大联合，坚决执行“七二三布告”(7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布告，要求山西省部分地区制止武斗、惩办坏人，恢复生产与工作)，大力支持前线，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冲击解放军；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八二八命令”的发布，迅速整治了仍然存在派性斗争、武斗和打砸抢等混乱局面的地区。
从9月至12月，疏散大中城市人口、物资，是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重要战备活动之一。
10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同时，中央领导人及原中央负责人也相应疏散。同日，毛泽东离京去武汉。
老同志沿京广线安排
10月17日，北京市革委会在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举行包括体操、排球、篮球和乒乓球在内的体育表演晚会，董必武、朱德、邓子恢、陈云、李富春、张鼎丞、陈毅、叶剑英、陈奇涵、王震、彭绍辉等应邀参加。会前，他们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晚会请务必出席。
在休息室里，周恩来向他们宣布了战备疏散的决定，并宣布了他们的疏散地点。他还嘱咐一定要带夫人去，原北京的住处均保留不动。
对于被监护的对象，则是单独通知的。
17日，汪东兴来到福禄居，通知刘少奇的几个卫士：“中央有个决定，把刘少奇转移到外地去休息。”卫士进卧室对刘少奇说了，刘少奇一言不发。护士用蘸了紫药水的棉签在纸上写道：“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休息。”刘扭头不看。
老同志大多数被安排在京广线及其附近地区，毛泽东说：“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要他们呢。”
经过个别调整，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去广州；张闻天去肇庆；陈云、王震及邓小平去南昌：陈毅去石家庄；徐向前及刘少奇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刘伯承去武汉(后转上海)；叶剑英、曾山去长沙；邓子恢去南宁(后转桂林)；谭震林去桂林；陶铸去合肥；王稼祥去信阳，而彭真、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刘澜涛等人，仍然被留在北京原囚禁地。
这些疏散外地的人同时还被要求，离京前清理家中文件，全部上缴；离京以后，凡是绝密文件一律不发；各人参加所在地工厂、农村的斗批改；不准同别的老同志接触；不经中央批准，不允许重返北京。
秦基伟回忆：“一天深夜，突然来了几个人，要我们第二天就离开北京去外地，并且不得互相打听将要去的地方。大家面面相觑，心情都很沉重，谁也闹不清这次流放意味着什么，命运又将如何。”
审查高干无异于被“发配”
10月17日、18日，在严密的戒备下，刘少奇、陶铸先后离京。
20日离京的人最多，有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徐向前、刘伯承、陈云、谭震林、王震和王稼祥等。
深夜，军委办事组派两人来到长期患病的徐海东大将的床前，要求他两天之内离开北京：“你必须两天以内离开。这是毛主席的命令。”
21日，陈毅离京(原定20日离京，因清理文件多，请示总理被批准延后一日)。同日，徐海东带着氧气袋离京去郑州。
22日，邓小平离京。
一些还处在被审查期间的高干，是被押送抵达安排地点的。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及家属住在广州郊区从化的温泉宾馆，生活环境虽然清静，但活动受到限制。康克清回忆：“我们被通知，不准到附近工厂=农村，甚至散步也不能超过‘桥头警戒线’，更不用说到广州市区了。”
邓小平住在南昌市郊区，在附近的一家工厂参加体力劳动(钳工)，上半天班。每日上下班有人持枪“保护”，平时有武装军人值班看守他居住的大院。他严格遵守规定，不与外人接触，1970年2月写信汇报说：“除到工厂外，我和卓琳没有出去过。我们除给自己的孩子们通信外，绝没有同过去的熟人有任何来往。”
张闻天在被通知疏散的同时，就被要求取化名(他取“张普”)，只能同直系亲属通信，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面人员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出大院要报告。张闻天每天勤奋读书和写作。他说：“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
刘少奇、陶铸等身死疏散地
1970年春，在职的中央领导人返京。毛泽东于4月27日返回北京，林彪约在三四月问返京。而那些“靠边站”的高干，除因中央工作需要和因病需回京治疗于1970年返京以外，其他人在1971年至1973年间，陆续返回北京。
住在从化温泉宾馆的朱德、董必武、李富春等人，于1970年7月奉调返回北京。朱德被通知：毛主席要朱老总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宪法，即刻返京。同月，为准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叶剑英奉调回京。1970年秋后批判陈伯达，谷牧奉调回京。1971年4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又通知徐向前回京。秦基伟等6人于1973年4月离开农场回京。
患病回京治疗，须得到中央领导批准。如陈毅腹痛、便血，李富春患牙病，陈云患眼疾，聂荣臻患皮肤病，王稼祥患急性中毒性肺炎，曾山患痔病，分别经周恩来或毛泽东批准，于1970年至1972年间先后回京治疗。陈毅于1970年10月21日回到北京，经诊断，患的是结肠癌。
邓小平、谭震林等人呈信中央，得到批准后回京。
谭震林在1972@ai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给毛泽东接连写了两封信，表示回京的愿望，并对过去作了检讨，毛泽东接信后，迅速指示办理，并指示将谭信“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次年年初，谭震林返回了北京。
贺诚给毛泽东写信，得到毛的批示：“我意应予工作。”不久贺诚便从山西回到了北京。而刘少奇、陶铸、张闻天和徐海东则把生命留在了外地，没能返回北京。(摘自《大连晚报》)
中央发出疏散令
从1969年明初开始，全国战备紧锣密鼓开展起来。3月4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打倒新沙皇!》中说：“不管你们来多少人，不管你们联合什么人一起来，我们都要把你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
到8月2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布命令，要求边疆地区革委会、人民解放军驻边疆地区部队，充分作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随时准备对付武装挑衅，防止敌人突然袭击。命令还要求立即解散一切跨行业的群众组织，停止武斗，实行归口大联合，坚决执行“七二三布告”(7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布告，要求山西省部分地区制止武斗、惩办坏人，恢复生产与工作)，大力支持前线，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冲击解放军；要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八二八命令”的发布，迅速整治了仍然存在派性斗争、武斗和打砸抢等混乱局面的地区。
从9月至12月，疏散大中城市人口、物资，是当时全国各地普遍开展的重要战备活动之一。
10月14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同时，中央领导人及原中央负责人也相应疏散。同日，毛泽东离京去武汉。
老同志沿京广线安排
10月17日，北京市革委会在新落成的首都体育馆举行包括体操、排球、篮球和乒乓球在内的体育表演晚会，董必武、朱德、邓子恢、陈云、李富春、张鼎丞、陈毅、叶剑英、陈奇涵、王震、彭绍辉等应邀参加。会前，他们接到中央办公厅电话：晚会请务必出席。
在休息室里，周恩来向他们宣布了战备疏散的决定，并宣布了他们的疏散地点。他还嘱咐一定要带夫人去，原北京的住处均保留不动。
对于被监护的对象，则是单独通知的。
17日，汪东兴来到福禄居，通知刘少奇的几个卫士：“中央有个决定，把刘少奇转移到外地去休息。”卫士进卧室对刘少奇说了，刘少奇一言不发。护士用蘸了紫药水的棉签在纸上写道：“中央决定把你转到另一个地方去休息。”刘扭头不看。
老同志大多数被安排在京广线及其附近地区，毛泽东说：“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要他们呢。”
经过个别调整，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去广州；张闻天去肇庆；陈云、王震及邓小平去南昌：陈毅去石家庄；徐向前及刘少奇去开封；聂荣臻去邯郸；刘伯承去武汉(后转上海)；叶剑英、曾山去长沙；邓子恢去南宁(后转桂林)；谭震林去桂林；陶铸去合肥；王稼祥去信阳，而彭真、彭德怀、罗瑞卿、陆定一、刘澜涛等人，仍然被留在北京原囚禁地。
这些疏散外地的人同时还被要求，离京前清理家中文件，全部上缴；离京以后，凡是绝密文件一律不发；各人参加所在地工厂、农村的斗批改；不准同别的老同志接触；不经中央批准，不允许重返北京。
秦基伟回忆：“一天深夜，突然来了几个人，要我们第二天就离开北京去外地，并且不得互相打听将要去的地方。大家面面相觑，心情都很沉重，谁也闹不清这次流放意味着什么，命运又将如何。”
审查高干无异于被“发配”
10月17日、18日，在严密的戒备下，刘少奇、陶铸先后离京。
20日离京的人最多，有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徐向前、刘伯承、陈云、谭震林、王震和王稼祥等。
深夜，军委办事组派两人来到长期患病的徐海东大将的床前，要求他两天之内离开北京：“你必须两天以内离开。这是毛主席的命令。”
21日，陈毅离京(原定20日离京，因清理文件多，请示总理被批准延后一日)。同日，徐海东带着氧气袋离京去郑州。
22日，邓小平离京。
一些还处在被审查期间的高干，是被押送抵达安排地点的。董必武、朱德、李富春、滕代远、张鼎丞、张云逸、陈奇涵及家属住在广州郊区从化的温泉宾馆，生活环境虽然清静，但活动受到限制。康克清回忆：“我们被通知，不准到附近工厂=农村，甚至散步也不能超过‘桥头警戒线’，更不用说到广州市区了。”
邓小平住在南昌市郊区，在附近的一家工厂参加体力劳动(钳工)，上半天班。每日上下班有人持枪“保护”，平时有武装军人值班看守他居住的大院。他严格遵守规定，不与外人接触，1970年2月写信汇报说：“除到工厂外，我和卓琳没有出去过。我们除给自己的孩子们通信外，绝没有同过去的熟人有任何来往。”
张闻天在被通知疏散的同时，就被要求取化名(他取“张普”)，只能同直系亲属通信，不准打电话，不准与外面人员接触，不准离开宿舍区，出大院要报告。张闻天每天勤奋读书和写作。他说：“历史最公正，是非、忠奸，这一切，历史终将证明，终将作出判断。”
刘少奇、陶铸等身死疏散地
1970年春，在职的中央领导人返京。毛泽东于4月27日返回北京，林彪约在三四月问返京。而那些“靠边站”的高干，除因中央工作需要和因病需回京治疗于1970年返京以外，其他人在1971年至1973年间，陆续返回北京。
住在从化温泉宾馆的朱德、董必武、李富春等人，于1970年7月奉调返回北京。朱德被通知：毛主席要朱老总主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宪法，即刻返京。同月，为准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叶剑英奉调回京。1970年秋后批判陈伯达，谷牧奉调回京。1971年4月，中央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又通知徐向前回京。秦基伟等6人于1973年4月离开农场回京。
患病回京治疗，须得到中央领导批准。如陈毅腹痛、便血，李富春患牙病，陈云患眼疾，聂荣臻患皮肤病，王稼祥患急性中毒性肺炎，曾山患痔病，分别经周恩来或毛泽东批准，于1970年至1972年间先后回京治疗。陈毅于1970年10月21日回到北京，经诊断，患的是结肠癌。
邓小平、谭震林等人呈信中央，得到批准后回京。
谭震林在1972@ai2月26日毛泽东生日那天，给毛泽东接连写了两封信，表示回京的愿望，并对过去作了检讨，毛泽东接信后，迅速指示办理，并指示将谭信“印发政治局各同志”。次年年初，谭震林返回了北京。
贺诚给毛泽东写信，得到毛的批示：“我意应予工作。”不久贺诚便从山西回到了北京。而刘少奇、陶铸、张闻天和徐海东则把生命留在了外地，没能返回北京。(摘自《大连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