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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党军是国民党改组的重要内容之一。蒋介石率领的孙逸仙博士考察团赴俄重要使命就是请莫斯科帮助筹建国民党的党军，最初设想由国民党选派忠于党、“忠于工人阶级”的人进苏联军校学习。然而苏俄总参谋部军事学院只可接纳 3-7个人，军事学校不过50人， 毕竟是杯水车薪，于是衍生出一个由莫斯科帮助国民党建立军校的主意。此后，双方就建立军校、校址等事进行了进一步商洽，筹备军校之事逐渐成形。1924年1月28日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孙中山指定黄埔为中国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址。1924年6月16日，学校举行开学典礼。突出党军性质，是黄埔军校筹建和开办过程中始终遵循的原则，也是这所军校区别于其他军校或讲武堂的一大亮点。
黄埔军校开办初期，孙中山的“联俄”方针成为“黄埔精神”的重要内涵，校园内洋溢着中苏友好的气氛，然而校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已经出现并持续发酵，1925年年初成立的以追随共产党的青年为主体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对立日益明显，可以说黄埔军校内围绕中国革命道路、围绕中共跨党等问题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从而为后来的国民党对共产国际和中共关系的破裂深深埋下了伏线。
黄埔军校透视出的共产国际因素
首先是苏俄援助的经费和武器。军校究竟从莫斯科得到了多少经费，至今无从确切计算，因为援款是从不同渠道划拨的，例如最早在 1923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从共产国际的后备基金中”拨出一笔款给国民党。次年3月下旬俄共（布）决定给国民党拨出五十万卢布，一万支步枪和一定数量的炮。还有些钱来自外交人民委员部的预算，“但整笔款项均以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名义提供”。 苏俄援助的第一批军火于1924年10月8日由《沃罗夫斯基号》交通船运抵广州。一批苏联顾问也同船前来。 孙中山写了欢迎词，感谢俄国援助，歌颂中苏友谊。1924年11月15日前，军校已经使用了苏联援助的275000广东元。到是年12月，在苏联援助的总款额127244广东元中，有10万元给了国民党党军。冯玉祥北京政变后苏联援助开始向广州和冯玉祥部两路分流。到1925年10月给华南和华北的援助共达24891137卢布。
第二是苏联顾问。1923年3月8日俄共（布）决定应向孙中山派遣政治和军事顾问。由苏联驻华武官阿·伊·格克尔负责。第一批五名顾问于1923年6月21日到达北京，其中波利亚克是最早出现在孙中山身边的顾问，后为黄埔军校的第一任首席顾问，1923年10月16日鲍罗廷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陆续前来的顾问中有各军兵种的专家， 如巴甫洛夫（汉名高和罗夫）、契列潘诺夫、布留赫尔（汉名加伦），至1924年底，苏联顾问人数达到25人。顾问办公处设在广州东山。
军校的学制和课程设置同样反映出苏式特点。学制为期六个月。学员们主要是接受各种军事训练。但另有突出的特色，是开设了一些理论课程：中国国民党史、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等计18门。
课程的设置中包含着明显的影响校园稳定的成分：三民主义与共产国际的不兼容性。教官宣讲的基本是苏联的观点，如“帝国主义”课讲的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称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垂死腐朽的阶段，日薄西山。“经济思想史”则归结到“要站在无产阶级的观点上”以革命手段消灭阶级，实行苏式共产主义。共产国际对第二国际“妥协派”的理论，对欧文、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批评，以及列宁主义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贯穿于各科教学中。政治总顾问鲍罗庭则亲自执教鞭任政治讲师，为贯彻苏式理论把关。
尽管国民党与共产国际赋予世界革命含义并不相同，学员们对于什么是世界革命也知之甚少，但由于国际交往的频繁，在黄埔创建初期，校园里毕竟洋溢着世界革命的气氛。
因国民革命的需要，军校设立了许多分校，如潮洲分校（1925年）、武汉分校（1926年4月）、长沙分校（1926年11月）、南昌分校等。1927年北伐结束后，军校本部迁移至南京。但由于国共关系的变化，军校国共合作的性质已经消失。
小小的黄埔岛记载了国共两党最早几代干部共同走过的岁月。军校前5期共毕业7399人，国民党的邓文仪、贺耀组、黄维，共产党方面的徐向前、罗瑞卿、刘志丹、陈赓、周恩来、聂荣臻、恽代英、肖楚女、叶剑英等，走出校门后都成为重要的“为主义而战”的军政干部，不过他们的主义并不相同。从中明确看出共产国际对中国近代史和军事史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三民主义与共产国际理论的对垒
三民主义与共产国际理论的正式对垒与军校的发展如影随形。在黄埔军校建校之前，一些国民党高层人士对苏联帮助国民党改组表示怀疑，认为陈独秀和鲍罗廷在“利用”国民党，其某些做法有悖“国民党党义”。这种指责并非空穴来风。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加拉罕向其上级的报告直言不讳地反映了共产国际控制和“改造”国民党的意图：“国民党正在变成一个有生命力的、积极的、真正有组织的国民革命政党，这是我们在任何一个别的国家都没有遇到过的。不管是印度、土耳其还是波斯，都没有这样一个政党，像现在（我强调的是现在）国民党这样举足轻重；像国民党这样，受我们的影响如此之深；像国民党这样，尊敬和崇拜我们的权威；像国民党这样，如此顺从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
然而加拉罕们过于自信其对于国民党的感召力了，事实上广州、上海社会上和黄埔军校内存在一些不那么“顺从”的国民党人。随着广州政治生活的日渐活跃，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中共之间的分歧也逐步反映到军校内的青年学员身上，两种思想的冲撞日渐激烈，孙文主义学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对立就是一例。
1925年1月25日，共产党人蒋先云同贺震寒（贺衷寒） 、曾扩清、何畏能受托筹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2月1日在广东大学开成立大会。陆军军官学校、粤军讲武学校、桂军军官学校、滇军干部学校、铁甲车队、福安军舰、舞风兵舰、飞鹰兵舰、军用飞机学校，还包括一些已经毕业的学员计有约600余人参加。省政府、中央党部、工会、农民运动讲习所等都有代表参加。会后5000多人游行好不热烈。市民观者，“途为之塞”。 从《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宣言》来看，该会仅仅是一般的反帝反军阀的组织，并无“赤化”色彩。但重要的是它把共产国际阶级斗争理论视为圭臬，把国内外一切反对这种理论的人物和思潮视为异己而加以排斥。而足致激化共产党人同 “拥苏”和“反苏”群体间关系的，则是该会在其组织的学生运动、工农运动中大张旗鼓地实行阶级斗争的理论。
面对这种情况，一些国民党重要人士认定，这是共产党人“把持了党部的一部分，紧握新闻舆论”而造成的政治气氛和活跃局面，担忧这样“左”下去，“不必一二年，共产党就可以偷天换日的，替代国民党了”。 于是他们决定采取针锋相对的有组织的行动。 这就是军校内孙文主义学会的出现。
被称为国民党“右派”的时任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等说他们不反共而是“研究我们孙文主义”，要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划上一条鸿沟，尔为尔，我为我”。廖仲恺支持他们，愿为其后盾。1925年5 月孙文主义学会正式成立并宣布：“我们既为中国国民党员，当然要明了国民党的主义……中山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且它有许多地方是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所以非组织中山主义学会，不足以唤起同志切实的研究。”
苏联顾问加伦明智地感到，军校内学员们的思想上的分歧正在表面化，根本就没有调和的余地。 他一方面带领中共学员进行抵制，另一方面也在思考：中共在黄埔军校内外“千方百计鼓吹阶级斗争”的做法究竟是利还是弊。
中共派遣蒋先云秘密加入孙文主义学会，进行争取国民党学员的工作。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组织开始衰落，从一个群众性的学会变成国民党右派的小团体。虽然据蒋介石的决定它和青年军人联合会于1926年相继解散，但是有关各方面都明白此番对立寓意极深。
在烽烟初起的黄埔校园，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被激化的另外一个事例，是1925年7 、8月间戴季陶发表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及《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等著述，它提醒国民党人“防制异党分子的曲解与利用”三民主义，向苏俄共产主义的道路发起了正式挑战，说“共产是要共有，不是要共无，是要共富，不是要共贫”，他甚至为孙中山学说正本清源去“纠正”那些“以阶级斗争为历史中心，以阶级斗争为绝对的手段之社会革命思想”的观点。他甚至称中共跨党是“寄生”在国民党内，而其实践则在“用揠苗助长的拙策，阻止中国民族生机”。
戴季陶的书“极大鼓舞”了孙文主义学会，“从广州到上海，从上海到北京，再到武汉，反共的视线开始集中，反共的势力开始形成，各地孙文主义学会的组织因而建立，全国性的反共浪潮也随之激荡起来”。邵元冲“为戴氏理论做鼓桴之应”，许崇智甚至把该书“印发粤军全体官兵阅读”。蒋介石则对黄埔军校学员“殷殷训释‘三民主义以民生意义，应始终立于本党革命之地位’”。1925年底西山会议派索性做出决议称《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与国民党的“党义无违反”，从而明明白白打出反苏旗帜而且赋予该书以国民党半官方的色彩。
加伦警觉起来了。他意识到，孙文主义学会的出现和活动像“镜子一样反映出当时国民党内的状况” 。国民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国共关系面临着严峻形势。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
黄埔军校开办初期，孙中山的“联俄”方针成为“黄埔精神”的重要内涵，校园内洋溢着中苏友好的气氛，然而校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已经出现并持续发酵，1925年年初成立的以追随共产党的青年为主体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孙文主义学会的对立日益明显，可以说黄埔军校内围绕中国革命道路、围绕中共跨党等问题的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从而为后来的国民党对共产国际和中共关系的破裂深深埋下了伏线。
黄埔军校透视出的共产国际因素
首先是苏俄援助的经费和武器。军校究竟从莫斯科得到了多少经费，至今无从确切计算，因为援款是从不同渠道划拨的，例如最早在 1923年1月4日，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决定“从共产国际的后备基金中”拨出一笔款给国民党。次年3月下旬俄共（布）决定给国民党拨出五十万卢布，一万支步枪和一定数量的炮。还有些钱来自外交人民委员部的预算，“但整笔款项均以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名义提供”。 苏俄援助的第一批军火于1924年10月8日由《沃罗夫斯基号》交通船运抵广州。一批苏联顾问也同船前来。 孙中山写了欢迎词，感谢俄国援助，歌颂中苏友谊。1924年11月15日前，军校已经使用了苏联援助的275000广东元。到是年12月，在苏联援助的总款额127244广东元中，有10万元给了国民党党军。冯玉祥北京政变后苏联援助开始向广州和冯玉祥部两路分流。到1925年10月给华南和华北的援助共达24891137卢布。
第二是苏联顾问。1923年3月8日俄共（布）决定应向孙中山派遣政治和军事顾问。由苏联驻华武官阿·伊·格克尔负责。第一批五名顾问于1923年6月21日到达北京，其中波利亚克是最早出现在孙中山身边的顾问，后为黄埔军校的第一任首席顾问，1923年10月16日鲍罗廷被孙中山任命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陆续前来的顾问中有各军兵种的专家， 如巴甫洛夫（汉名高和罗夫）、契列潘诺夫、布留赫尔（汉名加伦），至1924年底，苏联顾问人数达到25人。顾问办公处设在广州东山。
军校的学制和课程设置同样反映出苏式特点。学制为期六个月。学员们主要是接受各种军事训练。但另有突出的特色，是开设了一些理论课程：中国国民党史、三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政治经济学、帝国主义等计18门。
课程的设置中包含着明显的影响校园稳定的成分：三民主义与共产国际的不兼容性。教官宣讲的基本是苏联的观点，如“帝国主义”课讲的是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述，称资本主义已经进入垂死腐朽的阶段，日薄西山。“经济思想史”则归结到“要站在无产阶级的观点上”以革命手段消灭阶级，实行苏式共产主义。共产国际对第二国际“妥协派”的理论，对欧文、傅立叶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批评，以及列宁主义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贯穿于各科教学中。政治总顾问鲍罗庭则亲自执教鞭任政治讲师，为贯彻苏式理论把关。
尽管国民党与共产国际赋予世界革命含义并不相同，学员们对于什么是世界革命也知之甚少，但由于国际交往的频繁，在黄埔创建初期，校园里毕竟洋溢着世界革命的气氛。
因国民革命的需要，军校设立了许多分校，如潮洲分校（1925年）、武汉分校（1926年4月）、长沙分校（1926年11月）、南昌分校等。1927年北伐结束后，军校本部迁移至南京。但由于国共关系的变化，军校国共合作的性质已经消失。
小小的黄埔岛记载了国共两党最早几代干部共同走过的岁月。军校前5期共毕业7399人，国民党的邓文仪、贺耀组、黄维，共产党方面的徐向前、罗瑞卿、刘志丹、陈赓、周恩来、聂荣臻、恽代英、肖楚女、叶剑英等，走出校门后都成为重要的“为主义而战”的军政干部，不过他们的主义并不相同。从中明确看出共产国际对中国近代史和军事史所产生的重要影响。
三民主义与共产国际理论的对垒
三民主义与共产国际理论的正式对垒与军校的发展如影随形。在黄埔军校建校之前，一些国民党高层人士对苏联帮助国民党改组表示怀疑，认为陈独秀和鲍罗廷在“利用”国民党，其某些做法有悖“国民党党义”。这种指责并非空穴来风。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后，加拉罕向其上级的报告直言不讳地反映了共产国际控制和“改造”国民党的意图：“国民党正在变成一个有生命力的、积极的、真正有组织的国民革命政党，这是我们在任何一个别的国家都没有遇到过的。不管是印度、土耳其还是波斯，都没有这样一个政党，像现在（我强调的是现在）国民党这样举足轻重；像国民党这样，受我们的影响如此之深；像国民党这样，尊敬和崇拜我们的权威；像国民党这样，如此顺从地接受我们的指示和共产国际的决议。”
然而加拉罕们过于自信其对于国民党的感召力了，事实上广州、上海社会上和黄埔军校内存在一些不那么“顺从”的国民党人。随着广州政治生活的日渐活跃，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中共之间的分歧也逐步反映到军校内的青年学员身上，两种思想的冲撞日渐激烈，孙文主义学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对立就是一例。
1925年1月25日，共产党人蒋先云同贺震寒（贺衷寒） 、曾扩清、何畏能受托筹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2月1日在广东大学开成立大会。陆军军官学校、粤军讲武学校、桂军军官学校、滇军干部学校、铁甲车队、福安军舰、舞风兵舰、飞鹰兵舰、军用飞机学校，还包括一些已经毕业的学员计有约600余人参加。省政府、中央党部、工会、农民运动讲习所等都有代表参加。会后5000多人游行好不热烈。市民观者，“途为之塞”。 从《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成立宣言》来看，该会仅仅是一般的反帝反军阀的组织，并无“赤化”色彩。但重要的是它把共产国际阶级斗争理论视为圭臬，把国内外一切反对这种理论的人物和思潮视为异己而加以排斥。而足致激化共产党人同 “拥苏”和“反苏”群体间关系的，则是该会在其组织的学生运动、工农运动中大张旗鼓地实行阶级斗争的理论。
面对这种情况，一些国民党重要人士认定，这是共产党人“把持了党部的一部分，紧握新闻舆论”而造成的政治气氛和活跃局面，担忧这样“左”下去，“不必一二年，共产党就可以偷天换日的，替代国民党了”。 于是他们决定采取针锋相对的有组织的行动。 这就是军校内孙文主义学会的出现。
被称为国民党“右派”的时任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等说他们不反共而是“研究我们孙文主义”，要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划上一条鸿沟，尔为尔，我为我”。廖仲恺支持他们，愿为其后盾。1925年5 月孙文主义学会正式成立并宣布：“我们既为中国国民党员，当然要明了国民党的主义……中山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且它有许多地方是批评马克思主义的……所以非组织中山主义学会，不足以唤起同志切实的研究。”
苏联顾问加伦明智地感到，军校内学员们的思想上的分歧正在表面化，根本就没有调和的余地。 他一方面带领中共学员进行抵制，另一方面也在思考：中共在黄埔军校内外“千方百计鼓吹阶级斗争”的做法究竟是利还是弊。
中共派遣蒋先云秘密加入孙文主义学会，进行争取国民党学员的工作。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组织开始衰落，从一个群众性的学会变成国民党右派的小团体。虽然据蒋介石的决定它和青年军人联合会于1926年相继解散，但是有关各方面都明白此番对立寓意极深。
在烽烟初起的黄埔校园，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被激化的另外一个事例，是1925年7 、8月间戴季陶发表的《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及《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等著述，它提醒国民党人“防制异党分子的曲解与利用”三民主义，向苏俄共产主义的道路发起了正式挑战，说“共产是要共有，不是要共无，是要共富，不是要共贫”，他甚至为孙中山学说正本清源去“纠正”那些“以阶级斗争为历史中心，以阶级斗争为绝对的手段之社会革命思想”的观点。他甚至称中共跨党是“寄生”在国民党内，而其实践则在“用揠苗助长的拙策，阻止中国民族生机”。
戴季陶的书“极大鼓舞”了孙文主义学会，“从广州到上海，从上海到北京，再到武汉，反共的视线开始集中，反共的势力开始形成，各地孙文主义学会的组织因而建立，全国性的反共浪潮也随之激荡起来”。邵元冲“为戴氏理论做鼓桴之应”，许崇智甚至把该书“印发粤军全体官兵阅读”。蒋介石则对黄埔军校学员“殷殷训释‘三民主义以民生意义，应始终立于本党革命之地位’”。1925年底西山会议派索性做出决议称《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与国民党的“党义无违反”，从而明明白白打出反苏旗帜而且赋予该书以国民党半官方的色彩。
加伦警觉起来了。他意识到，孙文主义学会的出现和活动像“镜子一样反映出当时国民党内的状况” 。国民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国共关系面临着严峻形势。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周峥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