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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的中国人特别喜欢看《北京人在纽约》那一场淘金梦，二十年后中国人美国人都特别喜欢看《生活大爆炸》、《豪斯医生》、《绝望主妇》里那些华丽丽的中餐、中国话、中国人。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让《经济学人》、《时代》、《新闻周刊》都屡屡以中国作为封面故事。在中国人忙着抱怨这个国度太过迅速变化的同时，已经完成变化和尚未完成变化的外国人却对此产生向往。这些在中国住下来的老外们，在中国的各个城市，形成了小小的聚居群落，产生了诸多有着独立格调、文化精神与生活哲学的街角小社会。
北京：韩国人在望京
在北京的20万韩国人中，最为集中的聚居区域是位于北京东北部的望京。据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统计，到2012年1月底，散居在望京地区的外籍人口已经有两万多人，韩国人占到其中的八成。在这里，韩国人经营的餐厅、超市、茶馆、美容院超过500家，不仅仅店名是韩文，连餐馆里酱油醋的说明都是韩文。超市里放的是韩国歌儿，饭馆电视里放的是韩国剧。菜市场中的蔬菜价格高到让普通的北京老百姓下不去狠手来买，几乎所有的房屋中介公司都配备韩语翻译——为的就是让房东每个月能向韩国人多收几百元到几千元的房租。
韩国人喜欢拖家带口地来中国，即使有个全职太太闲在家里，韩国人都舍得一个月花三千块请一个中国保姆。在韩国受金融危机重创的2008年，跌得刹不住车的韩元让望京的韩国人纷纷回了国。韩国人走了，赚韩国人钱的中国人和韩国人都断了财路。开韩国饭店的韩国老板交不起中国人开的店面房租，给韩国人当保姆的中国人也再没了一个月三千块的全职工作。望京社区网上有中国人在问：“韩国人撤了，望京社区该怎么办？”
上海：日本人在古北
除了日本本土，全世界还有三个地方是日本人的心头爱：纽约、洛杉矶、上海。2007年10月外务部公布的资料显示，在上海长期居住的日本人数量为47731人，已经超过纽约的40068人，成为境外日本人聚居数的世界之首。到了2011年，在上海的日本人总数超过5万，是10年前的6倍。现在的上海，日资企业已经达到近8000家，在上海的日本人学校超过5所，主要的日文报纸在上海也很容易买到。
上海古北是最为老牌的日本人聚居区。这里居住着200多户日本家庭，开设20多家日本料理店，有着专门从日本进口商品的日式小超市以及外国品牌最多的家乐福，设有两个日本人学校，并在古北新区的荣华居委会中常备日语与英语翻译。与韩国人一样，在上海的日本人也严谨地遵循着日本的生活方式——丈夫负责上班，全职太太负责照料家人，几乎每个家庭都会雇佣中国保姆。但与韩国人不同的是，古北社区的主导语言并不是日语，社区内的居委会海报一向标注四种语言——在古北占人口优势的日本人，并没有将这里变成一座日本城。
三亚：俄罗斯人的心头爱
2011年，三亚接待了10.5万俄罗斯人。从1997年，120位俄罗斯人包机从西伯利亚来到三亚后，三亚的“俄罗斯通道”就被开启了。这么多俄罗斯人喜欢穿越中国来到三亚当然是有原因的。在常年阴冷的地方待久了，自然会对阳光明媚的海滩生活产生向往，而这个地方又必须不像马尔代夫那么贵，也最好别像夏威夷那么远。
2007年以前，三亚的房价都不那么高——喜欢买房子的俄罗斯人自然不会放过这块阳光肥美的地方。根据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的报道，不少俄罗斯人都在三亚大手笔买别墅：“这些别墅面积大多超过100平方米，位置都靠近大海。”又因为来三亚买房的俄罗斯人越来越多，俄罗斯商人也干脆来到海南，帮着自家人买房子。《俄罗斯报》有过这样的报道：“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就出现了一家专门帮俄罗斯人在中国买房和租房的中介公司，几个月时间俄罗斯人就通过这家中介在三亚买了近30套房子。”
连普京都爱三亚。2007年，在三亚市政府专门去俄罗斯做旅游宣传的时候，当时尚在任期的普京闻讯不请自来，对着一干媒体向三亚表白：“我有朋友去过美丽的三亚，我也很向往那里。”在前苏联的课文中，曾有一篇讲到了去南方海边度假的夫妇，带着一身健康的小麦色回家之后，邻居都纷纷表示羡慕。不过，俄罗斯人到三亚不仅能把自己晒黑 了，还能处处被熟悉的东北人所围绕——这样看来，跟西伯利亚完全是两个极端的三亚能成为俄罗斯人的第二故乡，一点也不奇怪。
广州：非洲人在小北
在广州的1000多万人口中，有将近20万的非洲人。在黑人最为集中的小北路的咖啡厅、餐馆和商店里，你可以听到法语、英语甚至是斯瓦西里语——尽管都是非洲客，所使用的语言也截然不同。从1998年开始，黑人就陆陆续续住进小北路附近的三荣大厦、天秀大厦、秀山楼、侨福苑和淘金路一带。而这其中，非洲客最多的莫过于天秀大厦——这座有近20年楼龄、高36层的大楼在环市中路和小北路交界处，被从一侧通过的环市路高架桥分为两个世界：一边是速度超过300公里/小时的高铁线，另一边则是狭窄拥挤的城中村。来自刚果、加纳、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的异乡客，都在这个制造业天堂里一遍又一遍地挑选着服装、皮货、廉价电子产品，像蚂蚁一样做着运输贩卖的工作。
不同于日韩人与欧美客，黑人们主动选择小北作为聚居区，原因不在于环境便利商贸，也不在于生活方便，而是因为在小北路秀山楼下这家名为玛伊德的阿拉伯餐厅——这是广州第一家穆斯林餐厅，它让所有以伊斯兰教为信仰的黑人聚集到这条街道上来，在这块陌生的地方坚守信仰辛勤谋生。
义乌：中东人在稠州北路
在义乌机场的标示牌上有三种文字：中文、英文、阿拉伯文——这当然是为了照顾到义乌生活或经商的上万名中东商人。在义乌这个“世界最大超市”的外籍商人中，有一半是中东人。跟在广州的非洲人一样，说着阿拉伯语的商人挤在有两万多摊位的巨大的小商品市场，低价批发Made in China的产品，再卖回他们自己的国家，赚取微薄的利润。
据说这些中东人因为一家名为玛伊德中东餐厅的开业而聚居在稠州北路，并渐渐扩大聚居规模。如今，沪江路与稠州北路交叉地带基本都是中东居民，而街口的红楼宾馆早已经变成中东人天下。为了照顾到中东人的宗教信仰，2004年，义乌政府将一座倒闭工厂改建成为两层楼高的清真寺，现在，每周来做礼拜的中东人总数有6000名左右。
在义乌的中东人来自不同的国家，却有相同的态度与信仰。复杂的中东局势让他们对政治三缄其口，跟美国的尴尬关系也让他们拒绝谈论这个以自由为终极信仰的国家。他们在没有枪炮却能找到塑料玫瑰花的义乌寻找平静生活，但在异国他乡的平静中，他们彼此之间最为关心的，依旧是冲突不断、前途未卜的祖国。
武汉：法国人在法国一条街
武汉跟法国一向很有缘分。首先，法国在武汉的投资额巨大，这些投资者带来了大量的配套企业。其次，法国人对大学有一套自己的评价体系——在他们眼中，武汉的大学很不错，从这些大学中走出的人才非常值得吸收。实际上，世界上较早选择中国中西部地区进行投资的就是法国企业，雪铁龙与标致落地武汉时的良好发展，也证明了法国人的确有远见。
在武汉法国人聚居的金色港湾小区中，有一条长达400米的法国街。这是2006年武汉市政府请来法国莫奈公司，专门为法国人设计的一条商业街。按照当时规划者的设想，这条仿照塞纳河畔风景的街道所拥有的面积约7000平方米的80家商铺里，左岸将会艺术地开满画廊、艺术品店、家庭园艺、电影院，右岸则会时尚地聚集着红酒屋、香水廊、化妆品、时装、皮具、家居艺术设计店。但6年过去了，事实证明这也只能是个美好的设想——由于选址在居民区内，对餐饮污染、酒吧噪声都有严格控制，又因为当初定位纯属中国式臆想，法国人并不买账，所以这条曾经轰轰烈烈开建、名气响彻全国的法国街在建成后的这几年里，一直保持着冷冷清清门可罗雀的优雅。
但这却反而对了法国人的胃口——没有商业、没有拥挤的人群，法国街真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法国人散步街——法国情侣与小孩，都非常喜欢这条充斥着商业残骸的街道。
阳朔：外国游客在西街寻找中国
在广西阳朔县那条已经有上千年历史的阳朔西街上，100多个外国人开的酒吧和店铺，已将古街变成一条“洋人街”。到西街来走一遭的外国人总数是这里常住人口的三倍，涉外婚姻数也在中国数一数二。在这条最传统的南国古街上，路面是用泛着槟榔花纹的大理石铺成，两边建筑是清代留下来的老砖房和灰砖骑楼——但在这些充斥着中国古意的粉墙黛瓦上，标注的店名全都是外文。
可以说，西街的官方语言除了当地方言，还有从店铺老板到街边摆摊的小贩都会说的英语。虽然现在西街上的外国老板已不多见，取而代之的是东北人、香港人和阳朔人，但它依然是很多背包客“旅行的意义”——正如那句老话所说：“中国人成群结队地来这里寻找最丰富的异国，外国人成群结队地来这里寻找最古老的中国。”
（摘自《新周刊》第374期）
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让《经济学人》、《时代》、《新闻周刊》都屡屡以中国作为封面故事。在中国人忙着抱怨这个国度太过迅速变化的同时，已经完成变化和尚未完成变化的外国人却对此产生向往。这些在中国住下来的老外们，在中国的各个城市，形成了小小的聚居群落，产生了诸多有着独立格调、文化精神与生活哲学的街角小社会。
北京：韩国人在望京
在北京的20万韩国人中，最为集中的聚居区域是位于北京东北部的望京。据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统计，到2012年1月底，散居在望京地区的外籍人口已经有两万多人，韩国人占到其中的八成。在这里，韩国人经营的餐厅、超市、茶馆、美容院超过500家，不仅仅店名是韩文，连餐馆里酱油醋的说明都是韩文。超市里放的是韩国歌儿，饭馆电视里放的是韩国剧。菜市场中的蔬菜价格高到让普通的北京老百姓下不去狠手来买，几乎所有的房屋中介公司都配备韩语翻译——为的就是让房东每个月能向韩国人多收几百元到几千元的房租。
韩国人喜欢拖家带口地来中国，即使有个全职太太闲在家里，韩国人都舍得一个月花三千块请一个中国保姆。在韩国受金融危机重创的2008年，跌得刹不住车的韩元让望京的韩国人纷纷回了国。韩国人走了，赚韩国人钱的中国人和韩国人都断了财路。开韩国饭店的韩国老板交不起中国人开的店面房租，给韩国人当保姆的中国人也再没了一个月三千块的全职工作。望京社区网上有中国人在问：“韩国人撤了，望京社区该怎么办？”
上海：日本人在古北
除了日本本土，全世界还有三个地方是日本人的心头爱：纽约、洛杉矶、上海。2007年10月外务部公布的资料显示，在上海长期居住的日本人数量为47731人，已经超过纽约的40068人，成为境外日本人聚居数的世界之首。到了2011年，在上海的日本人总数超过5万，是10年前的6倍。现在的上海，日资企业已经达到近8000家，在上海的日本人学校超过5所，主要的日文报纸在上海也很容易买到。
上海古北是最为老牌的日本人聚居区。这里居住着200多户日本家庭，开设20多家日本料理店，有着专门从日本进口商品的日式小超市以及外国品牌最多的家乐福，设有两个日本人学校，并在古北新区的荣华居委会中常备日语与英语翻译。与韩国人一样，在上海的日本人也严谨地遵循着日本的生活方式——丈夫负责上班，全职太太负责照料家人，几乎每个家庭都会雇佣中国保姆。但与韩国人不同的是，古北社区的主导语言并不是日语，社区内的居委会海报一向标注四种语言——在古北占人口优势的日本人，并没有将这里变成一座日本城。
三亚：俄罗斯人的心头爱
2011年，三亚接待了10.5万俄罗斯人。从1997年，120位俄罗斯人包机从西伯利亚来到三亚后，三亚的“俄罗斯通道”就被开启了。这么多俄罗斯人喜欢穿越中国来到三亚当然是有原因的。在常年阴冷的地方待久了，自然会对阳光明媚的海滩生活产生向往，而这个地方又必须不像马尔代夫那么贵，也最好别像夏威夷那么远。
2007年以前，三亚的房价都不那么高——喜欢买房子的俄罗斯人自然不会放过这块阳光肥美的地方。根据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的报道，不少俄罗斯人都在三亚大手笔买别墅：“这些别墅面积大多超过100平方米，位置都靠近大海。”又因为来三亚买房的俄罗斯人越来越多，俄罗斯商人也干脆来到海南，帮着自家人买房子。《俄罗斯报》有过这样的报道：“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就出现了一家专门帮俄罗斯人在中国买房和租房的中介公司，几个月时间俄罗斯人就通过这家中介在三亚买了近30套房子。”
连普京都爱三亚。2007年，在三亚市政府专门去俄罗斯做旅游宣传的时候，当时尚在任期的普京闻讯不请自来，对着一干媒体向三亚表白：“我有朋友去过美丽的三亚，我也很向往那里。”在前苏联的课文中，曾有一篇讲到了去南方海边度假的夫妇，带着一身健康的小麦色回家之后，邻居都纷纷表示羡慕。不过，俄罗斯人到三亚不仅能把自己晒黑 了，还能处处被熟悉的东北人所围绕——这样看来，跟西伯利亚完全是两个极端的三亚能成为俄罗斯人的第二故乡，一点也不奇怪。
广州：非洲人在小北
在广州的1000多万人口中，有将近20万的非洲人。在黑人最为集中的小北路的咖啡厅、餐馆和商店里，你可以听到法语、英语甚至是斯瓦西里语——尽管都是非洲客，所使用的语言也截然不同。从1998年开始，黑人就陆陆续续住进小北路附近的三荣大厦、天秀大厦、秀山楼、侨福苑和淘金路一带。而这其中，非洲客最多的莫过于天秀大厦——这座有近20年楼龄、高36层的大楼在环市中路和小北路交界处，被从一侧通过的环市路高架桥分为两个世界：一边是速度超过300公里/小时的高铁线，另一边则是狭窄拥挤的城中村。来自刚果、加纳、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的异乡客，都在这个制造业天堂里一遍又一遍地挑选着服装、皮货、廉价电子产品，像蚂蚁一样做着运输贩卖的工作。
不同于日韩人与欧美客，黑人们主动选择小北作为聚居区，原因不在于环境便利商贸，也不在于生活方便，而是因为在小北路秀山楼下这家名为玛伊德的阿拉伯餐厅——这是广州第一家穆斯林餐厅，它让所有以伊斯兰教为信仰的黑人聚集到这条街道上来，在这块陌生的地方坚守信仰辛勤谋生。
义乌：中东人在稠州北路
在义乌机场的标示牌上有三种文字：中文、英文、阿拉伯文——这当然是为了照顾到义乌生活或经商的上万名中东商人。在义乌这个“世界最大超市”的外籍商人中，有一半是中东人。跟在广州的非洲人一样，说着阿拉伯语的商人挤在有两万多摊位的巨大的小商品市场，低价批发Made in China的产品，再卖回他们自己的国家，赚取微薄的利润。
据说这些中东人因为一家名为玛伊德中东餐厅的开业而聚居在稠州北路，并渐渐扩大聚居规模。如今，沪江路与稠州北路交叉地带基本都是中东居民，而街口的红楼宾馆早已经变成中东人天下。为了照顾到中东人的宗教信仰，2004年，义乌政府将一座倒闭工厂改建成为两层楼高的清真寺，现在，每周来做礼拜的中东人总数有6000名左右。
在义乌的中东人来自不同的国家，却有相同的态度与信仰。复杂的中东局势让他们对政治三缄其口，跟美国的尴尬关系也让他们拒绝谈论这个以自由为终极信仰的国家。他们在没有枪炮却能找到塑料玫瑰花的义乌寻找平静生活，但在异国他乡的平静中，他们彼此之间最为关心的，依旧是冲突不断、前途未卜的祖国。
武汉：法国人在法国一条街
武汉跟法国一向很有缘分。首先，法国在武汉的投资额巨大，这些投资者带来了大量的配套企业。其次，法国人对大学有一套自己的评价体系——在他们眼中，武汉的大学很不错，从这些大学中走出的人才非常值得吸收。实际上，世界上较早选择中国中西部地区进行投资的就是法国企业，雪铁龙与标致落地武汉时的良好发展，也证明了法国人的确有远见。
在武汉法国人聚居的金色港湾小区中，有一条长达400米的法国街。这是2006年武汉市政府请来法国莫奈公司，专门为法国人设计的一条商业街。按照当时规划者的设想，这条仿照塞纳河畔风景的街道所拥有的面积约7000平方米的80家商铺里，左岸将会艺术地开满画廊、艺术品店、家庭园艺、电影院，右岸则会时尚地聚集着红酒屋、香水廊、化妆品、时装、皮具、家居艺术设计店。但6年过去了，事实证明这也只能是个美好的设想——由于选址在居民区内，对餐饮污染、酒吧噪声都有严格控制，又因为当初定位纯属中国式臆想，法国人并不买账，所以这条曾经轰轰烈烈开建、名气响彻全国的法国街在建成后的这几年里，一直保持着冷冷清清门可罗雀的优雅。
但这却反而对了法国人的胃口——没有商业、没有拥挤的人群，法国街真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法国人散步街——法国情侣与小孩，都非常喜欢这条充斥着商业残骸的街道。
阳朔：外国游客在西街寻找中国
在广西阳朔县那条已经有上千年历史的阳朔西街上，100多个外国人开的酒吧和店铺，已将古街变成一条“洋人街”。到西街来走一遭的外国人总数是这里常住人口的三倍，涉外婚姻数也在中国数一数二。在这条最传统的南国古街上，路面是用泛着槟榔花纹的大理石铺成，两边建筑是清代留下来的老砖房和灰砖骑楼——但在这些充斥着中国古意的粉墙黛瓦上，标注的店名全都是外文。
可以说，西街的官方语言除了当地方言，还有从店铺老板到街边摆摊的小贩都会说的英语。虽然现在西街上的外国老板已不多见，取而代之的是东北人、香港人和阳朔人，但它依然是很多背包客“旅行的意义”——正如那句老话所说：“中国人成群结队地来这里寻找最丰富的异国，外国人成群结队地来这里寻找最古老的中国。”
（摘自《新周刊》第37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