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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观念发展过程中遭遇到的一个困难是如何既获得多样性又不带来成员之间相互疏离的问题。
团结这种感觉容易成为僵死的东西，这在变革时期将会非常危险。要求人们采取共同行动，这是合情合理的，但总存在着人们无法达成共同认识的危险，而强制人们达成共同理解，往往会阻碍或耽误正当行动。
没有哪个共同体或文化能够获得充分的自我意识或自我认识。意识增强的过程在本质上通常并不稳定，具有个体性和试探性特征。有意无意地强调团结会扼杀或削弱这种意识的加强，显然这会带来普遍的深刻危害。有必要在共同信念中留出空间，容许变化、甚至不同意见存在。
与其说实践中思想与言论的自由是一项自然权利，不如说是一种共同需要。达成共识非常困难，因此我们任何人、任何机构或任何阶级，都不能妄称自己有权利决定哪些渠道能够有助于达成共识。
任何教育体制都会反映出一个社会的内容；任何对于探索的强调都来自于对共同需要的强调。然而，任何体制或任何强调，如果不能容许真正的灵活性，不能容许其他选择途径，都必然有所欠缺。
否定这些实际的自由便是烧毁了共同的种籽。根据某个现成的公式，只能容忍某些事物，等于是存有幻想，以为自己已经占据了未来，并把未来圈进了一块或硕果累累或寸草不生的园地。
“群众”是一种客观存在——我们需要摆脱这样的幻象，转向一种关于人类和关系更为实际也更为积极的观念，这实际上是在实现一种新的自由。凡是能体验到这种自由的地方，人类思维的实质将会发生整体改变。
与此关联，我们出于一种有别于长期支配性模式再次去思考人类发展及人类付出时，将会发生另一体验上的改变。那些已经改变而且仍然在改变我们世界的力量，的确是工业和民主。回顾起来，我们可以把支配性氛围看做工业的一个主要影响：即人类主宰与控制其自然环境的理论和实践。
只要支配性氛围扩展到人类自身，人类也将被孤立地利用。无论暂时取得怎样的成功，最终的结果将是：尽管物质利益提供了充分机会，精神终将荒废。
这个世纪打成了一个结，几乎扼杀了我们整个共同生活。我们表面上控制最为稳固的时候，其实身处几乎是压倒性的危险之中。
我们试图获得控制以对抗这种危险，然而作为生存下去的代价，我们仍然必须忘掉固有的支配性模式。为民主而奋斗是这种重新评价的模式，但是许多被看做民主的东西，在精神上却与民主的公敌同声相和。
我们似乎都处于恐惧或幻象之中，决心用双手抓住生活，迫使它适应我们自己的构想，此时再去争论各种对立构想各有什么好处，就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了。这是思想中一个真正的障碍，它有时好像几乎没办法打破：拒绝接受创造性的生活能力；决心限制和约束成长的渠道；一种习惯性思维方式：以为依据我们心中的某些法则便可以决定未来。
我们把自己陈旧的构想投射到未来上面，迫使自己和其他人都致力于实现这些构想。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很像是保守分子，竭力延长陈旧的形式；也很像社会主义分子，试图打造新型人类形象。当代人对某些改变（有些改变本身显然颇有用处）的抵制，其中一大部分可以说是对这种支配性意图的憎恶，只是没有明说而已。
对于那些希望依附特权者发生的改变，人们会有一种敌意，对于那些戴着理想主义或慈善面具的支配性氛围来决定自己生活的，人们也会有一种敌意。后一种敌意非常可贵，应该与前一种敌意区分开来，但实际上两者常常被胡乱混淆在一起。
对于那种试图决定自己生活道路的干涉力量，任何生命都会感到愤怒；这一直是一种民主冲动，因此永远是社会新定义的根本成分。
在通向民主的道路上，仍然有重大的物质障碍，但是还有我们内心的障碍：我们以为可以按照自己臆想的形象干涉他人，决定他人的生活道路，并自以为是在做善事。
在对抗这种障碍方面，作为扶持自然成长的文化观念就非常必要了。你只要了解任何一些活生生的过程，即使只是了解其中的一部分，你就会看到这个过程的特殊多样性和复杂性，并会对此感到惊奇。
我们必须按自己的情感生活，但是只有承认其他人也有他们自己的情感，并且共同努力保持成长通道畅通无阻，我们才能获得充分的生活。
《文化与社会》，雷蒙·威廉斯著，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8月
团结这种感觉容易成为僵死的东西，这在变革时期将会非常危险。要求人们采取共同行动，这是合情合理的，但总存在着人们无法达成共同认识的危险，而强制人们达成共同理解，往往会阻碍或耽误正当行动。
没有哪个共同体或文化能够获得充分的自我意识或自我认识。意识增强的过程在本质上通常并不稳定，具有个体性和试探性特征。有意无意地强调团结会扼杀或削弱这种意识的加强，显然这会带来普遍的深刻危害。有必要在共同信念中留出空间，容许变化、甚至不同意见存在。
与其说实践中思想与言论的自由是一项自然权利，不如说是一种共同需要。达成共识非常困难，因此我们任何人、任何机构或任何阶级，都不能妄称自己有权利决定哪些渠道能够有助于达成共识。
任何教育体制都会反映出一个社会的内容；任何对于探索的强调都来自于对共同需要的强调。然而，任何体制或任何强调，如果不能容许真正的灵活性，不能容许其他选择途径，都必然有所欠缺。
否定这些实际的自由便是烧毁了共同的种籽。根据某个现成的公式，只能容忍某些事物，等于是存有幻想，以为自己已经占据了未来，并把未来圈进了一块或硕果累累或寸草不生的园地。
“群众”是一种客观存在——我们需要摆脱这样的幻象，转向一种关于人类和关系更为实际也更为积极的观念，这实际上是在实现一种新的自由。凡是能体验到这种自由的地方，人类思维的实质将会发生整体改变。
与此关联，我们出于一种有别于长期支配性模式再次去思考人类发展及人类付出时，将会发生另一体验上的改变。那些已经改变而且仍然在改变我们世界的力量，的确是工业和民主。回顾起来，我们可以把支配性氛围看做工业的一个主要影响：即人类主宰与控制其自然环境的理论和实践。
只要支配性氛围扩展到人类自身，人类也将被孤立地利用。无论暂时取得怎样的成功，最终的结果将是：尽管物质利益提供了充分机会，精神终将荒废。
这个世纪打成了一个结，几乎扼杀了我们整个共同生活。我们表面上控制最为稳固的时候，其实身处几乎是压倒性的危险之中。
我们试图获得控制以对抗这种危险，然而作为生存下去的代价，我们仍然必须忘掉固有的支配性模式。为民主而奋斗是这种重新评价的模式，但是许多被看做民主的东西，在精神上却与民主的公敌同声相和。
我们似乎都处于恐惧或幻象之中，决心用双手抓住生活，迫使它适应我们自己的构想，此时再去争论各种对立构想各有什么好处，就变得没有什么意义了。这是思想中一个真正的障碍，它有时好像几乎没办法打破：拒绝接受创造性的生活能力；决心限制和约束成长的渠道；一种习惯性思维方式：以为依据我们心中的某些法则便可以决定未来。
我们把自己陈旧的构想投射到未来上面，迫使自己和其他人都致力于实现这些构想。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很像是保守分子，竭力延长陈旧的形式；也很像社会主义分子，试图打造新型人类形象。当代人对某些改变（有些改变本身显然颇有用处）的抵制，其中一大部分可以说是对这种支配性意图的憎恶，只是没有明说而已。
对于那些希望依附特权者发生的改变，人们会有一种敌意，对于那些戴着理想主义或慈善面具的支配性氛围来决定自己生活的，人们也会有一种敌意。后一种敌意非常可贵，应该与前一种敌意区分开来，但实际上两者常常被胡乱混淆在一起。
对于那种试图决定自己生活道路的干涉力量，任何生命都会感到愤怒；这一直是一种民主冲动，因此永远是社会新定义的根本成分。
在通向民主的道路上，仍然有重大的物质障碍，但是还有我们内心的障碍：我们以为可以按照自己臆想的形象干涉他人，决定他人的生活道路，并自以为是在做善事。
在对抗这种障碍方面，作为扶持自然成长的文化观念就非常必要了。你只要了解任何一些活生生的过程，即使只是了解其中的一部分，你就会看到这个过程的特殊多样性和复杂性，并会对此感到惊奇。
我们必须按自己的情感生活，但是只有承认其他人也有他们自己的情感，并且共同努力保持成长通道畅通无阻，我们才能获得充分的生活。
《文化与社会》，雷蒙·威廉斯著，高晓玲译，吉林出版集团2011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