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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磊：紧缩性调控终结
广东金融学院教授陆磊日前撰文指出，汶川大地震在事实上宣布了紧缩性宏观调控的终结。西部至少五个以上的省（市）出现人员死亡和学校、公路、铁路、桥梁、水坝等基础设施严重破坏。在此情形下，巨大而深远的宏观经济冲击，导致任何紧缩性政策已经丧失了实际操作的可能性。在政策上，只有按照战时经济模式加大投资规模，才可能尽快保证公众的基本生活需要。一是尽快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当前，有必要实行面向灾区的专项大额财政投入。这就需要财政收入向西部倾斜，也需要发行特别国债（突发灾难事件处置国债，不列入预算）。二是实行战略物资供给平准政策。灾难导致对战略物资的总需求呈现刚性，惟有通过国家机器加强对战略物资的供给，才可能最终解决问题。三是动用外汇储备，实施贸易逆差政策。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贸易顺差一直被认为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那么，此时恰好是消除这种根源的良好契机——在消化国内产能的同时，中国应该成为国际初级产品、制成品和技术的主要进口国，以支持西部重建。当然，这可能会造成对全球通货膨胀的影响，但正好可以彻底堵住西方对中国贸易顺差的持续指责。最后的问题还是通货膨胀。然而，如果以东部地区10%以上的通货膨胀成本，换取西部多存活一个人——或者说，让全国和世界承担通货膨胀税以实现家园重建，都不是一桩过于昂贵的决策。更何况，战时政策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摘自：《财经网》2008年5月15日）
樊纲：救灾不是调整从紧货币政策的理由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日前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唐山研讨会”上表示，抗震救灾不应成调整宏观政策的理由，反倒要看到这种灾难对经济活动加速的影响，而不是要调整经济政策、放松宏观政策。樊纲认为，自然灾害要区分成两类，一类是像非典那样的灾难，它没有毁坏物质财富，但危害到人民的生命健康。从对GDP影响的角度看，会降低人们的需求，从而降低经济的活跃程度，也就降低了GDP的增长。另一类是像汶川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它的特点是危害到人民的生命，并毁灭了大量物质财富，这种灾害毁掉了过去积累起来的很多东西。因此，在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中，会带来大量的物质需求，并需要大量的建设，会加快GDP的增长。正因为如此，樊纲表示，可以有别的理由来讨论是否要调整宏观政策，但抗震救灾本身不是调整货币政策的理由。（摘自：《上海证券报》2008年5月26日）
王勇：灾后重建需要金融政策更加具有弹性
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教授王勇日前撰文指出，由于近期内外部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四川汶川发生了强震灾害，现有的金融调控政策也需要相机抉择，灵活应对。从紧政策既然已经提出，从政策稳定的角度看，可以延续，但应保持弹性。准备金率应该视外贸顺差的增减而灵活处置，不能一味地提升，要区别对待。对受灾严重地区的金融机构可暂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政策应该视中美利差情况斟酌使用，在目前美国大幅减息、中美利差逆转情况下，应该慎用加息工具。2008年以来，尽管CPI持续在高位运行，但央行在使用金融调控政策工具时还是避开了加息工具，这种决策是非常英明的，未来一段时间仍应继续坚持。做好灾后重建下的信贷政策支持工作，坚持“有保有压”，在把握信贷规模的前提下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要特别对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信贷有一定的政策倾斜。比如加大对受灾地区的信贷投入，增加支农再贷款和再贴现，对川内金融机构的再贴现、头寸再贷款等需求可不受限额限制等。但要坚决反对那些借支援灾区灾后重建之名，随意乱开信贷口子，进行违规放贷或转移资金用途的行为，这些行为一经查实应严惩不贷。（摘自：《证券时报》2008年6月3日）
点评：一场空前剧烈的地震，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引发了一场对货币政策坚持从紧还是放松的激辩。双方的观点是对立的，却又似乎都不无道理。不过，分歧的双方都认同的一点是：灾后重建肯定会加大投资规模。如果这样，则灾后重建所需的大量资金从何而来呢？发行国债？动用外汇储备？不管怎样，6月7日央行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似乎表明了坚持从紧货币政策的决心。然而，也有专家对央行此举表示质疑——
王建：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是错误举动
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一个百分点是一个错误的举动。王建分析指出，目前通货膨胀水平的确处在高位，货币投放也保持了16%的增速，但大量货币供应被过高的物价消耗，其对实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打了折扣，这就是症结所在。目前生产流通以及资本市场的资金短缺非常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宏调政策再不转向，经济掉头向下的可能性很大，从最新的数据来看，经济已经在往下走，未来可能会加速下降。王建称，2007年6月份是本轮经济增长的最高点，但之后的下半年经济都在往下走，2007年全年是高增长高通胀，而2008年一季度已经出现高通胀低增长的势头了。目前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处在十字路口，既没有往左转也没有往右转，延续以往的防通胀防过热的政策，这是最要命的事情。王建表示，再不调整就晚了，财政政策要积极，货币政策也要由“从紧转向积极”。（摘自：《每日经济新闻》2008年6月11日）
贾康：宏观调控应强调理性“供给管理”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日前撰文表示，以优化结构为核心的“供给管理”应成为经济调控中重要的可选择方式之一。近年我国在存在较明显的流动性过剩压力和通胀压力的同时，又存在某些领域明显的有效供给不足、投入滞后，即结构性的供需失衡，或称一定的结构失调、明显的有冷有热。如果我们当前在以货币政策的“从紧”和财政政策的“稳健”积极收敛流动性的同时，有所区别对待地在“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等领域运用结构性对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促进相关机制创新改进，便是通过“供给管理”加强了这些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即增加了宏观经济中的有效供给。这只会改进而不会恶化总供需的平衡状态，只会有利于维护“又好又快”的发展局面而不会助长经济过热，而且将会增强我国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摘自：《中国证券报》2008年5月30日）
余永定：当前不应加速资本项目自由化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日前发表文章表示，当前中国的方针应该是加强和改善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而不是加速资本项目自由化。余永定指出，在当前情况下，中国到底应该进一步加强资本流动管理还是加速资本项目自由化取决于资本管制是否有效。如果资本管制基本无效，或使之有效的成本过高，我们或许只好听其自然，干脆取消资本管制。
在基本统计未搞清的情况下，中国的资本管制到底是否有效是难以判断的。或许可以认为：在中美利差倒挂、人民币升值预期明显加强之前，中国的资本管制基本是有效的。近来情况则可能已有所变化。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至少可以通过各种办法提高热钱流入的交易成本，从而减少热钱流入。在当前情况下，提出加速资本自由化似乎不妥。热钱不会因放松资本管制而减少，升值压力也不会因此而减轻。资源配置可能会有所提高，但同投机资本冲击所带来的风险相比很可能是得不偿失。资本项目自由化带来的更为严重的潜在问题是：热钱按定义是短期投机资本，热钱必然是随时准备撤出的资金，一旦时机到来，吃饱的热钱就会远走高飞，中国的国民福利就会遭到严重损失。在极端的条件下，热钱的大规模流出（如果大量热钱已经流入中国）还可能引发严重金融危机。从长远看，资本项目自由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首先有一个健全的经得起冲击的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一个有效的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体系和一个灵活的汇率制度。（摘自：《国际经济评论》2008年第6期 编辑：张小玲）
点评：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体化亦是必然。因此，关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争论，其焦点已经不是要不要开放的问题，而是时机和方式方法问题。目前，热钱大量流入我国，让人不得不怀疑资本管制的有效性。然而，怀疑归怀疑，资本项目毕竟关系国家经济安全，对于其放开事宜不能不多思量。诚如余永定先生所言，“热钱不会因放松资本管制而减少，升值压力也不会因此而减轻。”既如此，与其仓促放开，不如先做好放开的基础准备。毕竟，一旦出事，没有人能相救。越南金融危机更是给了我们一个鲜活的警示。
广东金融学院教授陆磊日前撰文指出，汶川大地震在事实上宣布了紧缩性宏观调控的终结。西部至少五个以上的省（市）出现人员死亡和学校、公路、铁路、桥梁、水坝等基础设施严重破坏。在此情形下，巨大而深远的宏观经济冲击，导致任何紧缩性政策已经丧失了实际操作的可能性。在政策上，只有按照战时经济模式加大投资规模，才可能尽快保证公众的基本生活需要。一是尽快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当前，有必要实行面向灾区的专项大额财政投入。这就需要财政收入向西部倾斜，也需要发行特别国债（突发灾难事件处置国债，不列入预算）。二是实行战略物资供给平准政策。灾难导致对战略物资的总需求呈现刚性，惟有通过国家机器加强对战略物资的供给，才可能最终解决问题。三是动用外汇储备，实施贸易逆差政策。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的贸易顺差一直被认为是造成全球经济失衡的根源，那么，此时恰好是消除这种根源的良好契机——在消化国内产能的同时，中国应该成为国际初级产品、制成品和技术的主要进口国，以支持西部重建。当然，这可能会造成对全球通货膨胀的影响，但正好可以彻底堵住西方对中国贸易顺差的持续指责。最后的问题还是通货膨胀。然而，如果以东部地区10%以上的通货膨胀成本，换取西部多存活一个人——或者说，让全国和世界承担通货膨胀税以实现家园重建，都不是一桩过于昂贵的决策。更何况，战时政策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摘自：《财经网》2008年5月15日）
樊纲：救灾不是调整从紧货币政策的理由
中国经济50人论坛成员、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日前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唐山研讨会”上表示，抗震救灾不应成调整宏观政策的理由，反倒要看到这种灾难对经济活动加速的影响，而不是要调整经济政策、放松宏观政策。樊纲认为，自然灾害要区分成两类，一类是像非典那样的灾难，它没有毁坏物质财富，但危害到人民的生命健康。从对GDP影响的角度看，会降低人们的需求，从而降低经济的活跃程度，也就降低了GDP的增长。另一类是像汶川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它的特点是危害到人民的生命，并毁灭了大量物质财富，这种灾害毁掉了过去积累起来的很多东西。因此，在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中，会带来大量的物质需求，并需要大量的建设，会加快GDP的增长。正因为如此，樊纲表示，可以有别的理由来讨论是否要调整宏观政策，但抗震救灾本身不是调整货币政策的理由。（摘自：《上海证券报》2008年5月26日）
王勇：灾后重建需要金融政策更加具有弹性
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教授王勇日前撰文指出，由于近期内外部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四川汶川发生了强震灾害，现有的金融调控政策也需要相机抉择，灵活应对。从紧政策既然已经提出，从政策稳定的角度看，可以延续，但应保持弹性。准备金率应该视外贸顺差的增减而灵活处置，不能一味地提升，要区别对待。对受灾严重地区的金融机构可暂不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政策应该视中美利差情况斟酌使用，在目前美国大幅减息、中美利差逆转情况下，应该慎用加息工具。2008年以来，尽管CPI持续在高位运行，但央行在使用金融调控政策工具时还是避开了加息工具，这种决策是非常英明的，未来一段时间仍应继续坚持。做好灾后重建下的信贷政策支持工作，坚持“有保有压”，在把握信贷规模的前提下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要特别对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信贷有一定的政策倾斜。比如加大对受灾地区的信贷投入，增加支农再贷款和再贴现，对川内金融机构的再贴现、头寸再贷款等需求可不受限额限制等。但要坚决反对那些借支援灾区灾后重建之名，随意乱开信贷口子，进行违规放贷或转移资金用途的行为，这些行为一经查实应严惩不贷。（摘自：《证券时报》2008年6月3日）
点评：一场空前剧烈的地震，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引发了一场对货币政策坚持从紧还是放松的激辩。双方的观点是对立的，却又似乎都不无道理。不过，分歧的双方都认同的一点是：灾后重建肯定会加大投资规模。如果这样，则灾后重建所需的大量资金从何而来呢？发行国债？动用外汇储备？不管怎样，6月7日央行宣布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似乎表明了坚持从紧货币政策的决心。然而，也有专家对央行此举表示质疑——
王建：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是错误举动
国家发改委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央行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一个百分点是一个错误的举动。王建分析指出，目前通货膨胀水平的确处在高位，货币投放也保持了16%的增速，但大量货币供应被过高的物价消耗，其对实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就打了折扣，这就是症结所在。目前生产流通以及资本市场的资金短缺非常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宏调政策再不转向，经济掉头向下的可能性很大，从最新的数据来看，经济已经在往下走，未来可能会加速下降。王建称，2007年6月份是本轮经济增长的最高点，但之后的下半年经济都在往下走，2007年全年是高增长高通胀，而2008年一季度已经出现高通胀低增长的势头了。目前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处在十字路口，既没有往左转也没有往右转，延续以往的防通胀防过热的政策，这是最要命的事情。王建表示，再不调整就晚了，财政政策要积极，货币政策也要由“从紧转向积极”。（摘自：《每日经济新闻》2008年6月11日）
贾康：宏观调控应强调理性“供给管理”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日前撰文表示，以优化结构为核心的“供给管理”应成为经济调控中重要的可选择方式之一。近年我国在存在较明显的流动性过剩压力和通胀压力的同时，又存在某些领域明显的有效供给不足、投入滞后，即结构性的供需失衡，或称一定的结构失调、明显的有冷有热。如果我们当前在以货币政策的“从紧”和财政政策的“稳健”积极收敛流动性的同时，有所区别对待地在“三农”、社会保障、区域协调发展、自主创新、节能降耗、生态保护等领域运用结构性对策，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促进相关机制创新改进，便是通过“供给管理”加强了这些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即增加了宏观经济中的有效供给。这只会改进而不会恶化总供需的平衡状态，只会有利于维护“又好又快”的发展局面而不会助长经济过热，而且将会增强我国在国际竞争环境中的综合竞争力和发展后劲。（摘自：《中国证券报》2008年5月30日）
余永定：当前不应加速资本项目自由化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日前发表文章表示，当前中国的方针应该是加强和改善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而不是加速资本项目自由化。余永定指出，在当前情况下，中国到底应该进一步加强资本流动管理还是加速资本项目自由化取决于资本管制是否有效。如果资本管制基本无效，或使之有效的成本过高，我们或许只好听其自然，干脆取消资本管制。
在基本统计未搞清的情况下，中国的资本管制到底是否有效是难以判断的。或许可以认为：在中美利差倒挂、人民币升值预期明显加强之前，中国的资本管制基本是有效的。近来情况则可能已有所变化。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至少可以通过各种办法提高热钱流入的交易成本，从而减少热钱流入。在当前情况下，提出加速资本自由化似乎不妥。热钱不会因放松资本管制而减少，升值压力也不会因此而减轻。资源配置可能会有所提高，但同投机资本冲击所带来的风险相比很可能是得不偿失。资本项目自由化带来的更为严重的潜在问题是：热钱按定义是短期投机资本，热钱必然是随时准备撤出的资金，一旦时机到来，吃饱的热钱就会远走高飞，中国的国民福利就会遭到严重损失。在极端的条件下，热钱的大规模流出（如果大量热钱已经流入中国）还可能引发严重金融危机。从长远看，资本项目自由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首先有一个健全的经得起冲击的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一个有效的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体系和一个灵活的汇率制度。（摘自：《国际经济评论》2008年第6期 编辑：张小玲）
点评：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体化亦是必然。因此，关于资本项目自由化的争论，其焦点已经不是要不要开放的问题，而是时机和方式方法问题。目前，热钱大量流入我国，让人不得不怀疑资本管制的有效性。然而，怀疑归怀疑，资本项目毕竟关系国家经济安全，对于其放开事宜不能不多思量。诚如余永定先生所言，“热钱不会因放松资本管制而减少，升值压力也不会因此而减轻。”既如此，与其仓促放开，不如先做好放开的基础准备。毕竟，一旦出事，没有人能相救。越南金融危机更是给了我们一个鲜活的警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