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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境外投资国内外环境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从国际环境看，受世界经济增长减速影响，全球资本流动陷入低谷，发达国家对外投资能力下降明显，并有可能向外资出售一些高端资产，发展中国家外部融资存在巨大需求，但由于发达国家投资减少，被迫需求新的投资来源同时，国际产业体系也面临重构的可能性，这都为我国扩大境外投资带来重要机遇。
从国内环境看，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失去比较优势，部分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条件趋于成熟，这都需要通过境外投资利用海外市场和资源，以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层级。
在全球范围内整合配置资源
我国境外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充分利用我国不断变化升级的比较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整合配置资源，一方面利用我国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扩大对发展中国家投资、转移部分制造产品和生产环节，另一方面通过对资源富集国家和发达国家投资弥补我国短缺的能源资源和高端要素，以增强中国对全球产业链条的营运力和控制力，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层级，最终构筑以我国为核心或主导的区域或国际化生产体系，尤其是在东亚区内制造体系中扮演“领头龙”角色。同时，境外投资因其具有与东道国广泛密切的联系，有助于扩大中国国际影响力、宣传中国发展经验和成就、展示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消除中国威胁论，可以成为我国和平崛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境外投资面对的挑战
我国与发达经济体相比缺乏境外投资优势 国家对国际政治和全球经贸规则影响力大，产业、技术和金融实力强，具有较强的境外投资能力和长期的投资经验，国际上相对较好的投资机会多被发达国家所占据。
我国境外投资起步较晚，是全球境外投资的“后发者”。目前，我国可选择的多为回报偏低、风险较大、东道国投资环境较差的投资项目。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境外投资能力下降，我国虽可获得一些更好的投资机会，但短期内不可能改变我国在全球直接投资中的地位。在很多投资产业，我国在东道国要和经营多年的发达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展开竞争，我国企业要“抢占”或“挤走”发达国家企业难度很大。
东道国政治风险更趋复杂 除传统的战争、内乱、国有化征收等政治风险以外，未来我国境外投资面临一些新的政治风险。
一是受美国战略调整等因素影响，近期我国与周边部分国家的政治外交关系明显恶化，这些地区是我国未来境外投资的主要地区，对构建以我为主导的区内生产体系意义重大，但双边关系恶化可能引发针对我国企业的抗议、罢工、抵制购买甚至打砸抢等风险。
二是中东地区风险增加，该地区虽存在能源、基础设施、市场型投资的大量机会，但“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地区形势日趋复杂，政治、经济的不稳定状态有可能长期化，部分国家排外情绪增加，不排除限制外资甚至对外资国有化的可能性，我国对该地区投资要充分考虑新增风险。
三是近年来很多发展中经济体收入提高后，加之工会、社团等非政府组织影响力渐大，对工资福利、劳工权利、安全卫生标准、产品质量、环境保护等越来越重视，我国企业若不重视或处理不好这些不断增加的社会责任，可能引发新的政治风险。
我国投资仍面临东道国诸多障碍 发达经济体对我国崛起一直存在防范心理，特别担心我国投资对其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对我国在敏感产业投资限制严格，而且这种限制还往往与其国内利益集团的市场保护交织在一起，我国投资发达国家敏感产业仍将面临长期限制。发展中国家虽然整体上对我国投资越来越重视，但受发展阶段限制，投资环境大多不及我国，在政策法规透明度和稳定性、行政效率、基础设施等多方面都存在不少隐性投资障碍，这会大大增加我国投资综合成本，甚至使投资无利可图或亏损。同时，无论是在发达国家以获取高端资源的投资，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以获取能源资源的投资，都容易引发东道国的不良社会反映，主要担心我国投资在夺取当地基础或高端资源的同时，对当地社会贡献有限，不承担社会责任等。
境外投资与国内经济目标存在冲突 对大部分类型的境外投资而言，境外投资与国内经济目标、境外投资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大体一致。但成本型境外投资是一个例外，它虽然符合企业利益，但与国内经济目标存在一定冲突，即它可能导致我国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外转移，对国内产业发展、就业、经济增长和税收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因过度转移导致产业空心化和对就业的严重冲击。
从中长期看，成本型境外投资的实质是将我国已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出去，即使这些产业不对外投资，国外低成本商品仍会通过进口渠道冲击我国市场，我国不但不能保护国内就业、经济增长等，反而会失去良好的境外投资机会。
积极应对挑战和风险
加强与东道国政府层面的沟通协调 东道国政府及其政策是影响境外投资成功的最关键因素。我国应抓住很多国家重视我国投资的难得机遇，通过政府部门和商会组织等高层，加强与东道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执政党、在野党、重要社团等联系，在投资重点地区建立对话平台，减少东道国政府对我国企业的投资障碍，改善我国企业在当地投资环境，解决我国企业在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并争取一些更优惠的投资政策，以扩大我国企业境外投资，实现我国和东道国双赢。
当前，与发达经济体政策沟通的重点是消除对我国歧视性投资限制政策，取消不合理的投资安全审查，提高投资便利化程度；与发展中国家政府沟通的重点，包括签署或修改投资保护协定、保护我国投资安全，扩大对我国的市场准入范围，改善东道国投资软硬环境，加快对我国投资审批速度等。应特别重视与东南亚、南亚等我国主要境外投资地区的高层沟通，争取将基础设施、境外合作区建设等作为双方谈判的重要内容。同时要加强与东道国主流媒体的沟通交流，加大对我国投资积极作用的正面宣传，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
改革我国境外投资管理方式 完善境外投资产业导向和国别指导政策，对不同类型的境外投资制定差异化的支持措施。改进境外投资管理制度，实现由事前审批到事后服务、管理的转变。及时总结和推广上海自贸区境外投资管理方式试验取得的经验，尽早对境外投资开办企业和境外投资一般项目均实行备案制，提高境外投资便利化程度，以便企业能更快抓住有利机会投资。
加强境外投资促进工作 金融对境外投资具有先导性和支撑性作用，为此，应大力加强对境外投资的资金和外汇支持力度，除扩大对境外投资企业和项目的资金支持外，还应设计能满足境外投资不同国家、不同产业、不同方式需求的金融产品，进一步放开对境外投资的外汇管制，同时鼓励银行率先开展境外投资，为当地投资中国企业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加强国内保险机构对境外投资的支持作用，扩大承保规模、开发新险种，同时引导境外投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投保，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
国家层面高度重视、认真研究、科学评估境外投资所面临的新风险，及时发布风险预警，制定应对措施。深化对主要投资国利用外资政策研究，提升境外投资信息发布水平，建立包括外交部门、商务部门、民间组织、行业协会和东道国政府在内的多层次、多渠道投资信息收集机制，为国内企业提供合适准确的投资信息。
完善我国境外投资商会等自治组织，发挥其在处理和当地政府社团等关系、协调我国境外企业之间关系、避免恶性竞争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引导规范境外投资行为 随着境外投资的结构变化，我国对东道国经济的积极作用将更为突出，为顺应这种变化趋势，应引导境外投资企业加强形象建设，鼓励有实力的境外投资企业在东道国举办公益、慈善、宣传等活动，不断树立中国企业的良好形象。同时要求境外投资企业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社会良俗，要特别关注东道国民众对环保、劳工福利、产品安全等要求，并采取较高的标准，做到守法经营，履行必要的社会责任，对不承担社会责任、在当地造成不良影响的企业进行处罚。
从国际环境看，受世界经济增长减速影响，全球资本流动陷入低谷，发达国家对外投资能力下降明显，并有可能向外资出售一些高端资产，发展中国家外部融资存在巨大需求，但由于发达国家投资减少，被迫需求新的投资来源同时，国际产业体系也面临重构的可能性，这都为我国扩大境外投资带来重要机遇。
从国内环境看，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失去比较优势，部分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条件趋于成熟，这都需要通过境外投资利用海外市场和资源，以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层级。
在全球范围内整合配置资源
我国境外投资的主要目的，是充分利用我国不断变化升级的比较优势，在全球范围内整合配置资源，一方面利用我国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扩大对发展中国家投资、转移部分制造产品和生产环节，另一方面通过对资源富集国家和发达国家投资弥补我国短缺的能源资源和高端要素，以增强中国对全球产业链条的营运力和控制力，提高我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层级，最终构筑以我国为核心或主导的区域或国际化生产体系，尤其是在东亚区内制造体系中扮演“领头龙”角色。同时，境外投资因其具有与东道国广泛密切的联系，有助于扩大中国国际影响力、宣传中国发展经验和成就、展示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消除中国威胁论，可以成为我国和平崛起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国境外投资面对的挑战
我国与发达经济体相比缺乏境外投资优势 国家对国际政治和全球经贸规则影响力大，产业、技术和金融实力强，具有较强的境外投资能力和长期的投资经验，国际上相对较好的投资机会多被发达国家所占据。
我国境外投资起步较晚，是全球境外投资的“后发者”。目前，我国可选择的多为回报偏低、风险较大、东道国投资环境较差的投资项目。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境外投资能力下降，我国虽可获得一些更好的投资机会，但短期内不可能改变我国在全球直接投资中的地位。在很多投资产业，我国在东道国要和经营多年的发达经济体的跨国公司展开竞争，我国企业要“抢占”或“挤走”发达国家企业难度很大。
东道国政治风险更趋复杂 除传统的战争、内乱、国有化征收等政治风险以外，未来我国境外投资面临一些新的政治风险。
一是受美国战略调整等因素影响，近期我国与周边部分国家的政治外交关系明显恶化，这些地区是我国未来境外投资的主要地区，对构建以我为主导的区内生产体系意义重大，但双边关系恶化可能引发针对我国企业的抗议、罢工、抵制购买甚至打砸抢等风险。
二是中东地区风险增加，该地区虽存在能源、基础设施、市场型投资的大量机会，但“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地区形势日趋复杂，政治、经济的不稳定状态有可能长期化，部分国家排外情绪增加，不排除限制外资甚至对外资国有化的可能性，我国对该地区投资要充分考虑新增风险。
三是近年来很多发展中经济体收入提高后，加之工会、社团等非政府组织影响力渐大，对工资福利、劳工权利、安全卫生标准、产品质量、环境保护等越来越重视，我国企业若不重视或处理不好这些不断增加的社会责任，可能引发新的政治风险。
我国投资仍面临东道国诸多障碍 发达经济体对我国崛起一直存在防范心理，特别担心我国投资对其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对我国在敏感产业投资限制严格，而且这种限制还往往与其国内利益集团的市场保护交织在一起，我国投资发达国家敏感产业仍将面临长期限制。发展中国家虽然整体上对我国投资越来越重视，但受发展阶段限制，投资环境大多不及我国，在政策法规透明度和稳定性、行政效率、基础设施等多方面都存在不少隐性投资障碍，这会大大增加我国投资综合成本，甚至使投资无利可图或亏损。同时，无论是在发达国家以获取高端资源的投资，还是在发展中国家以获取能源资源的投资，都容易引发东道国的不良社会反映，主要担心我国投资在夺取当地基础或高端资源的同时，对当地社会贡献有限，不承担社会责任等。
境外投资与国内经济目标存在冲突 对大部分类型的境外投资而言，境外投资与国内经济目标、境外投资企业利益和国家利益大体一致。但成本型境外投资是一个例外，它虽然符合企业利益，但与国内经济目标存在一定冲突，即它可能导致我国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外转移，对国内产业发展、就业、经济增长和税收都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因过度转移导致产业空心化和对就业的严重冲击。
从中长期看，成本型境外投资的实质是将我国已不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出去，即使这些产业不对外投资，国外低成本商品仍会通过进口渠道冲击我国市场，我国不但不能保护国内就业、经济增长等，反而会失去良好的境外投资机会。
积极应对挑战和风险
加强与东道国政府层面的沟通协调 东道国政府及其政策是影响境外投资成功的最关键因素。我国应抓住很多国家重视我国投资的难得机遇，通过政府部门和商会组织等高层，加强与东道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执政党、在野党、重要社团等联系，在投资重点地区建立对话平台，减少东道国政府对我国企业的投资障碍，改善我国企业在当地投资环境，解决我国企业在经营中遇到的问题，并争取一些更优惠的投资政策，以扩大我国企业境外投资，实现我国和东道国双赢。
当前，与发达经济体政策沟通的重点是消除对我国歧视性投资限制政策，取消不合理的投资安全审查，提高投资便利化程度；与发展中国家政府沟通的重点，包括签署或修改投资保护协定、保护我国投资安全，扩大对我国的市场准入范围，改善东道国投资软硬环境，加快对我国投资审批速度等。应特别重视与东南亚、南亚等我国主要境外投资地区的高层沟通，争取将基础设施、境外合作区建设等作为双方谈判的重要内容。同时要加强与东道国主流媒体的沟通交流，加大对我国投资积极作用的正面宣传，营造有利的舆论环境。
改革我国境外投资管理方式 完善境外投资产业导向和国别指导政策，对不同类型的境外投资制定差异化的支持措施。改进境外投资管理制度，实现由事前审批到事后服务、管理的转变。及时总结和推广上海自贸区境外投资管理方式试验取得的经验，尽早对境外投资开办企业和境外投资一般项目均实行备案制，提高境外投资便利化程度，以便企业能更快抓住有利机会投资。
加强境外投资促进工作 金融对境外投资具有先导性和支撑性作用，为此，应大力加强对境外投资的资金和外汇支持力度，除扩大对境外投资企业和项目的资金支持外，还应设计能满足境外投资不同国家、不同产业、不同方式需求的金融产品，进一步放开对境外投资的外汇管制，同时鼓励银行率先开展境外投资，为当地投资中国企业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
加强国内保险机构对境外投资的支持作用，扩大承保规模、开发新险种，同时引导境外投资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投保，增强企业抗风险能力。
国家层面高度重视、认真研究、科学评估境外投资所面临的新风险，及时发布风险预警，制定应对措施。深化对主要投资国利用外资政策研究，提升境外投资信息发布水平，建立包括外交部门、商务部门、民间组织、行业协会和东道国政府在内的多层次、多渠道投资信息收集机制，为国内企业提供合适准确的投资信息。
完善我国境外投资商会等自治组织，发挥其在处理和当地政府社团等关系、协调我国境外企业之间关系、避免恶性竞争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引导规范境外投资行为 随着境外投资的结构变化，我国对东道国经济的积极作用将更为突出，为顺应这种变化趋势，应引导境外投资企业加强形象建设，鼓励有实力的境外投资企业在东道国举办公益、慈善、宣传等活动，不断树立中国企业的良好形象。同时要求境外投资企业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社会良俗，要特别关注东道国民众对环保、劳工福利、产品安全等要求，并采取较高的标准，做到守法经营，履行必要的社会责任，对不承担社会责任、在当地造成不良影响的企业进行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