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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3月18日,北京发生了一起特大诈骗案,犯罪分子王倬模仿周恩来总理的笔迹,诈骗中国人民银行20万元人民币。这个案子轰动了全国,惊动了中央领导。
一、中国人民银行把20万元现款送到了“赵全一”手中
1960年3月18日下午5时40分,一个自称国务院办公厅的人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传达室,他身穿蓝色华达呢中山装、黑色呢子裤,外面披着一件灰色呢子大衣,手里提着一个国家机关内部才有的牛皮纸大信袋。
来人进门后就声称,要将一封“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急信送给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传达室的值班人员不敢怠慢,立即让他去秘书室办理。
秘书室里只有一位年轻的收发员值班,屋内的光线有些暗。来人把装有公函的大信封递了过去,信封上印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一行落款正对着收发员。收发员签收了文件,办理好手续,来人就离开了人民银行总行。
鉴于是总理的急信,行长办公室于秘书当即请示当日值班的计划局王副局长。王副局长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个“急件”,信的内容是: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9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要摄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
旁边是周总理的“批示”:
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20万元,七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收。旁注: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1、要市场流通旧票。2、要10元票。3、包装好看一些,七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收(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王副局长和其他几个银行里见过周总理笔迹的领导看着这个批示,都未辨真伪,便当作紧急任务通知会计发行局急速办理送款。在办理过程中,他们又接到自称是总理办公室的人打来催办此事的电话,对此批件更加深信不疑。
当晚7点,银行发行局朱科长带着两个干部,把分装在两个麻袋里的20万元现款送到了指定的地点民族饭店,一个自称是“赵全一”的人主动过来搭话,并拿出了一张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图章的信函,上面写着:
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20万元整,此致中国人民银行。
一九六○年三月十八日
工作人员“确认无误”后,提出索要收据,“赵全一”即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签具了收条,并将那张介绍信一并交给了工作人员,移交工作即告完成。
“赵全一”收到款项后,怕引人注意,不敢搭车,也不敢走大马路,就用自行车驮着两个麻袋,一直在胡同中穿行,夜晚才回到家。
六天后的上午,总理办公室接到“赵全一”的取款收条后,中国人民银行才发现被骗。
二、周总理限时三天破案
案件很快传到了中央。周总理火冒三丈,亲自指示公安部破案,并限时三天。
一场和诈骗犯作斗争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开展,群众积极响应,都知道了一个“男,化名‘赵全一’,身高一米七,瘦长脸,黄黑皮肤,身穿蓝哔叽制服或灰呢子大衣”的人,持模仿周总理笔迹的假批示,骗取了中国人民银行20万元人民币。
郝继民是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厂桥派出所的外勤民警,接管李广桥南街管片只有一年的时间。他万万没有想到,犯罪分子就居住在他的管片中。厂桥派出所的所长叫袁志明,他从分局开紧急会议回来后,立即拉电铃召集所里人员开会。
袁所长严肃地介绍了案情后,安排布置了三个侦察目标和方向:一、犯罪分子是男性,30多岁,留分头,中等身材,穿蓝色中山装或灰呢子大衣。二、调查范围是内部单位,特别是中央机关科室工作人员,有条件接触国务院信封、信纸的人。三、现名或别名叫‘赵全一’、有书写能力、3月18号下午请假没上班的。
会议一散,大家有的到户籍办公室翻阅户口底簿,查找“赵全一”,有的打电话通知治保开会布置案情,有的干脆骑车下责任区了。
郝继民管两个居民区,一个是李广桥居民委员会,一个是大翔凤居委会。两个居委会共有12条街道胡同,1300多住户。李广桥居委会主任叫刘秀惠,是一个工作能力强、有责任心的女同志。她弄明白郝继民的来意后,立即召集居委会的全体委员前来开会。郝继民刚把案情说完,大家就炸了锅,按捺不住自己的气愤,纷纷表示要协助组织抓住这个丧心病狂的大骗子。
很快,郝继民又给李广桥居委会委员们开了第二次会议,决定借检查耗子洞、下耗子药为由,深入每家每户,到居民区调查案件,寻找可疑点。
就在这时,市公安局专案组发现了重要线索。
根据犯罪分子有条件接触国务院信封和办公用15行信纸、刻蜡纸工具、有书写能力等线索,侦查范围很快被划定在全市各内部单位,尤其是各个中央单位。
4月1日,在外贸部发现了与伪装批件相同的国务院信封。案犯被圈定在外贸部。
接着,侦查员在外贸部出口局计划处科员王倬的人事档案里,查到了“赵全一”的别名。经调查,王倬的身材、相貌与银行工作人员和民族饭店门卫提供的情况相吻合。案发的当天下午,他自称带母亲去积水潭医院看病。但经到医院调查,没有他们的看病记录。
王倬,男,36岁,辽宁省辽宁县人,住在北京李广桥南街3号。1941之后,曾先后参加三青团、青帮。1948年东北大学经济系毕业,在大学期间跟人合办过杂志,画过人民币,印过假火车票,还研究过“永动机”。1949年4月,报名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同年8月参军,1950年2月由陕西开小差逃回北京,后到北京京华美术学院学习。1951年自荐到中国进出口公司工作,次年9月起在外贸部出口局工作。
专案组在外贸部出口局调查案件的过程中,从和王倬一个办公室工作的董林那里听到了两个情况。
前些天办公室里几个同志在闲聊,说起最近发生的这起诈骗案。当提到犯罪分子的特征是眼睛很小时,董林随口说:“老王,你眼睛可不算大呀!”本来这是开玩笑的话,哪知王倬却立即站起来,气冲冲地说:“你诬陷好人!”并要拉董林去找领导理论。王倬这个人一向稳重,从来没有发过这样大的脾气。
还有一次,董林发现最近王倬经常不去食堂吃午饭,而是把他从家里带来的饭菜放在办公室的暖气片上,烤热后再吃。董林就问:“你烤的什么?”王倬一惊,转过脸来,整个脸煞白,半天才回答说:“我什么也没有考虑。”他竟然把“烤的什么”误听为“考虑什么”了。
专案组决定,把王倬列为重大嫌疑人,抓紧布置王倬的跟踪和监视工作。为了慎重起见,专案组决定暂时不抓王倬,以弄清楚他是单独作案还是团伙作案。
三、“赵全一”被捕获了
1960年4月1号,刘秀惠带着退休老工人李大爷和居委会委员王秀珍来到了王倬的家,借着检查耗子洞,暗中观察有没有与案件有关的物品。
家里只有王倬的母亲和干奶奶。王倬的家是一个大家庭,有母亲、妻子、四个孩子和一个干奶奶。王倬的母亲叫张可民,东北人,有些文化,妻子是一个水暖门市部的会计。王倬的干奶奶已经80多岁了,王倬的干爷爷解放前夕去了台湾。王倬的父亲王景槐是齐齐哈尔医士学校的教员,曾担任过国民党少将专员,每年来京探亲,郝继民接管片区后给他报过临时户口。
刘秀惠带着李大爷和王秀珍仔仔细细检查了王倬家的每个角落,先是院子里,后是屋子里,都没发现可疑的东西。查到最西头一间屋子时,门锁着。刘秀惠要求王倬的母亲开门,张可民却说钥匙不在她手里,开不开。
他们只好回去,说等王倬回来后再查。晚上7点,王倬下班回来了。刘秀惠等三人又来到王倬家,要求王倬开西屋的锁。王倬说小屋里都是破烂儿,不怕耗子,不用查了。在刘秀惠再三要求下,王倬迟疑了一下说,钥匙孩子他妈拿着呢,她还没下班。还没等刘秀惠开口他又补充说,她有时候晚上还不回家呢。
刘秀惠无奈,把王倬不肯开门的情况向郝继民汇报了,郝继民决定亲自去一趟。到了王倬家,王倬仍然说小屋的钥匙孩子他妈拿着呢。郝继民就给王倬的妻子打电话,可是没找到王倬的妻子。郝继民请王倬妻子的单位领导去做做她的工作,回家把门打开,单位领导却找了个理由推脱了。
郝继民觉得情况可疑,正准备把情况报给派出所,恰巧接到袁所长通知,要求他赶快来派出所。袁所长对他说,市局已经把王倬列为重大嫌疑人,要在他家周围设置监视点,你是管片民警,要全力配合市局刑侦处工作。又给他介绍了两位市局刑侦处的同志。
郝继民在刑侦处处长刘汉臣的要求下,领着那两位同志去了卫戍区招待所,为刑侦人员找了一个会议室做临时指挥部。
临时指挥部安排妥当后,已经到了黄昏。现在还差几个监视点。郝继民对这一片地方很熟悉,他马不停蹄地带了三个侦查员去选择监视点。三个监视点都选好了,第一个监视点是李广桥东街粮店,第二个监视点是西街老太太家,第三个监视点是车口袋胡同5号黄大夫家的厨房。
刑侦人员分别给三个监视点编了代号,粮店为1号,西街老太太家为2号,黄大夫家为3号。
第二天上午,3号监视点向临时指挥部汇报了一个重要信息:王倬起床后去了西屋,好像在烧东西,大约一个小时后,他端着烧过的东西往胡同口的垃圾站走去了。
刘汉臣处长听到汇报后向旁边的刑侦人员说,王倬果然有钥匙,现在马上去垃圾站,把他倒的垃圾弄过来做一下技术鉴定。鉴定科科长刘云启对那些垃圾进行了细致的鉴别,检测结果是:王倬倒掉的垃圾里有残存的人民币,而那些大量的灰烬是人民币燃烧后留下的。
晚饭后,3号监视点又报告:王倬开锁进入那间没有人住的小屋。
临时指挥部里热火朝天,大家都议论着条件已经成熟,何时抓王倬,怎样抓王倬。最后专案组决定,12点钟准时行动。具体方案是由郝继民带路,从王倬家年久失修的断墙处进院,打开大门,大家进去抓捕王倬,抓获后立即押往预审处。若此方案受阻,就破门而入,抓捕王倬。
12点整,由郝继民带路,侦查员们准时出发,直奔王倬家。逮捕王倬的过程很顺利,在被窝里的王倬还没来得及反抗,就被刑侦人员拷上了手铐,押上门外的警车带走了。
王倬抓住了,剩下的任务就是搜查赃款。刑侦人员撬开西屋门上的锁,从里边搜出了一堆碎布、绳子,还有被拆散的自行车。碎布拼起来,正好是王倬作案时穿的那件呢子上衣,自行车和绳子也是他作案时使用的工具。
在搜查赃款的过程中,王倬的母亲张可民极不配合,她披着棉被坐在床上,一动不动,无论问什么都不回答。不一会儿,装赃款的麻袋也被搜了出来,只差赃款没有找到了。
不知不觉天亮了,可赃款依然没有找到。刑侦人员几乎挖遍了院子里的每个角落,就是没有赃款的踪迹。刘汉臣处长来到西屋厨房,看了一会儿铁炉子下面的炉灰,指示刑侦人员搬开炉子,往下挖。几铁锨下去,果然挖出了几捆人民币,可再挖就没有了。显然这是赃款中极少的一部分,应该还有其它藏匿的地方。
最后,刑侦人员把目光聚集在西屋南侧摞着的半人高的蜂窝煤上。蜂窝煤最上一层落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像很长时间没人动过。刘处长严肃地说,小心地搬开蜂窝煤,不准破坏原貌。
搬开最后一层蜂窝煤时,眼尖的侦查员发现蜂窝煤下有新鲜的黄土。侦查员刚要动铁锨,刘处长说:“别动!先拍照!”并要郝继民找两个作证的居民。郝继民很快就叫来了居委会主任刘秀惠和卫戍区招待所的服务员小刘。
挖了几铁锨,黄土下面露出了毡布,揭开毡布,里面包裹着一捆捆的人民币。郝继民找来两个箱子,毡布包袱里的人民币装了满满两大箱子。
四、尘埃落定
王倬被押到预审处,经过多次审讯和深入调取查证,他很快就招认了全部犯罪过程。根据他的交代,侦查员又从他办公室的文件柜里搜出了伪造批件的钢板,其它作案工具均已被他销毁。
办案人员问及王倬这次诈骗的动机,他说是自己利欲熏心和机关的漏洞两个方面促成的。在单位他有幸见到了周总理的批示,人们对总理的批示从没有怀疑过,总是无条件地服从。于是他就感到有机可乘,开始到处搜集周总理的题词,先临摹下来,然后天天晚上用毛笔在报纸上练。仗着他的美术功底,很快便能以假乱真。
所有的预备工作都做完后,王倬开始实施蓄谋已久的诈骗计划。1960年3月初,他购买了橡皮、色膏、蜡纸、印油、毛笔、铁笔、尺子等物,之后从单位借来钢板,于16、17日夜里,在家中炮制了假批示和介绍信。
下面是被告人王倬的认罪书。
问:你对你的罪行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答:我都交代了,没有任何补充。
问:你对你的犯罪活动怎么认识?
答:这对国家的政治造成了极不良的影响,它的后果和反革命活动一样严重。更严重的是我又是干部。
问:你这案件的预审已经告一段落,你有什么要求吗?
答:请政府给予宽大处理,别的没有。
王倬1960、5、11
4月11号,张可民因窝赃罪被依法逮捕。两个女侦查员对她进行了搜身,没想到,从她的棉裤里又搜出了两捆钱币。对于张可民的判罚,大家各抒己见,莫衷一是。最后周总理说,不要重判了,中国旧式妇女,有几个不顾儿子的,押押就算了。于是公安局只关押了张可民三年,就将其释放出狱,重获自由的她在北京收拾了行李,直接回了东北老家。
下面是王倬母亲的被告认罪书
问:你这案子现在告一段落,你对你的罪行有怎样的认识?
答:我做错了吧,那钱是我老小骗的,我做事现在认识到做错了。
问:你对政府有什么要求吗?
答:我想给家里写封信,拿点东西,我还想见见王倬。
问:你现在不上诉了?
答:是。
张可民
王倬的妻子在案发前就与王倬没了感情,对于此案她也是一无所知。王倬被处决两年后,她重新嫁人,开始了人生的另一段旅途。
1960年7月28日,王倬被依法判处死刑,轰动一时的持“周总理批件”诈骗案尘埃落定。■
一、中国人民银行把20万元现款送到了“赵全一”手中
1960年3月18日下午5时40分,一个自称国务院办公厅的人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西侧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传达室,他身穿蓝色华达呢中山装、黑色呢子裤,外面披着一件灰色呢子大衣,手里提着一个国家机关内部才有的牛皮纸大信袋。
来人进门后就声称,要将一封“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急信送给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传达室的值班人员不敢怠慢,立即让他去秘书室办理。
秘书室里只有一位年轻的收发员值班,屋内的光线有些暗。来人把装有公函的大信封递了过去,信封上印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一行落款正对着收发员。收发员签收了文件,办理好手续,来人就离开了人民银行总行。
鉴于是总理的急信,行长办公室于秘书当即请示当日值班的计划局王副局长。王副局长小心翼翼地打开那个“急件”,信的内容是:
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9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要摄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根据以上情况,拟拨给15～20万元,可否请批示。
旁边是周总理的“批示”:
请人民银行立即拨给现款20万元,七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收。旁注: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1、要市场流通旧票。2、要10元票。3、包装好看一些,七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赵全一收(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
王副局长和其他几个银行里见过周总理笔迹的领导看着这个批示,都未辨真伪,便当作紧急任务通知会计发行局急速办理送款。在办理过程中,他们又接到自称是总理办公室的人打来催办此事的电话,对此批件更加深信不疑。
当晚7点,银行发行局朱科长带着两个干部,把分装在两个麻袋里的20万元现款送到了指定的地点民族饭店,一个自称是“赵全一”的人主动过来搭话,并拿出了一张盖有“总理办公室介绍信专用”图章的信函,上面写着:
兹介绍西藏工委宗教事务部赵全一同志前去你行领取拨款20万元整,此致中国人民银行。
一九六○年三月十八日
工作人员“确认无误”后,提出索要收据,“赵全一”即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签具了收条,并将那张介绍信一并交给了工作人员,移交工作即告完成。
“赵全一”收到款项后,怕引人注意,不敢搭车,也不敢走大马路,就用自行车驮着两个麻袋,一直在胡同中穿行,夜晚才回到家。
六天后的上午,总理办公室接到“赵全一”的取款收条后,中国人民银行才发现被骗。
二、周总理限时三天破案
案件很快传到了中央。周总理火冒三丈,亲自指示公安部破案,并限时三天。
一场和诈骗犯作斗争的运动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开展,群众积极响应,都知道了一个“男,化名‘赵全一’,身高一米七,瘦长脸,黄黑皮肤,身穿蓝哔叽制服或灰呢子大衣”的人,持模仿周总理笔迹的假批示,骗取了中国人民银行20万元人民币。
郝继民是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厂桥派出所的外勤民警,接管李广桥南街管片只有一年的时间。他万万没有想到,犯罪分子就居住在他的管片中。厂桥派出所的所长叫袁志明,他从分局开紧急会议回来后,立即拉电铃召集所里人员开会。
袁所长严肃地介绍了案情后,安排布置了三个侦察目标和方向:一、犯罪分子是男性,30多岁,留分头,中等身材,穿蓝色中山装或灰呢子大衣。二、调查范围是内部单位,特别是中央机关科室工作人员,有条件接触国务院信封、信纸的人。三、现名或别名叫‘赵全一’、有书写能力、3月18号下午请假没上班的。
会议一散,大家有的到户籍办公室翻阅户口底簿,查找“赵全一”,有的打电话通知治保开会布置案情,有的干脆骑车下责任区了。
郝继民管两个居民区,一个是李广桥居民委员会,一个是大翔凤居委会。两个居委会共有12条街道胡同,1300多住户。李广桥居委会主任叫刘秀惠,是一个工作能力强、有责任心的女同志。她弄明白郝继民的来意后,立即召集居委会的全体委员前来开会。郝继民刚把案情说完,大家就炸了锅,按捺不住自己的气愤,纷纷表示要协助组织抓住这个丧心病狂的大骗子。
很快,郝继民又给李广桥居委会委员们开了第二次会议,决定借检查耗子洞、下耗子药为由,深入每家每户,到居民区调查案件,寻找可疑点。
就在这时,市公安局专案组发现了重要线索。
根据犯罪分子有条件接触国务院信封和办公用15行信纸、刻蜡纸工具、有书写能力等线索,侦查范围很快被划定在全市各内部单位,尤其是各个中央单位。
4月1日,在外贸部发现了与伪装批件相同的国务院信封。案犯被圈定在外贸部。
接着,侦查员在外贸部出口局计划处科员王倬的人事档案里,查到了“赵全一”的别名。经调查,王倬的身材、相貌与银行工作人员和民族饭店门卫提供的情况相吻合。案发的当天下午,他自称带母亲去积水潭医院看病。但经到医院调查,没有他们的看病记录。
王倬,男,36岁,辽宁省辽宁县人,住在北京李广桥南街3号。1941之后,曾先后参加三青团、青帮。1948年东北大学经济系毕业,在大学期间跟人合办过杂志,画过人民币,印过假火车票,还研究过“永动机”。1949年4月,报名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同年8月参军,1950年2月由陕西开小差逃回北京,后到北京京华美术学院学习。1951年自荐到中国进出口公司工作,次年9月起在外贸部出口局工作。
专案组在外贸部出口局调查案件的过程中,从和王倬一个办公室工作的董林那里听到了两个情况。
前些天办公室里几个同志在闲聊,说起最近发生的这起诈骗案。当提到犯罪分子的特征是眼睛很小时,董林随口说:“老王,你眼睛可不算大呀!”本来这是开玩笑的话,哪知王倬却立即站起来,气冲冲地说:“你诬陷好人!”并要拉董林去找领导理论。王倬这个人一向稳重,从来没有发过这样大的脾气。
还有一次,董林发现最近王倬经常不去食堂吃午饭,而是把他从家里带来的饭菜放在办公室的暖气片上,烤热后再吃。董林就问:“你烤的什么?”王倬一惊,转过脸来,整个脸煞白,半天才回答说:“我什么也没有考虑。”他竟然把“烤的什么”误听为“考虑什么”了。
专案组决定,把王倬列为重大嫌疑人,抓紧布置王倬的跟踪和监视工作。为了慎重起见,专案组决定暂时不抓王倬,以弄清楚他是单独作案还是团伙作案。
三、“赵全一”被捕获了
1960年4月1号,刘秀惠带着退休老工人李大爷和居委会委员王秀珍来到了王倬的家,借着检查耗子洞,暗中观察有没有与案件有关的物品。
家里只有王倬的母亲和干奶奶。王倬的家是一个大家庭,有母亲、妻子、四个孩子和一个干奶奶。王倬的母亲叫张可民,东北人,有些文化,妻子是一个水暖门市部的会计。王倬的干奶奶已经80多岁了,王倬的干爷爷解放前夕去了台湾。王倬的父亲王景槐是齐齐哈尔医士学校的教员,曾担任过国民党少将专员,每年来京探亲,郝继民接管片区后给他报过临时户口。
刘秀惠带着李大爷和王秀珍仔仔细细检查了王倬家的每个角落,先是院子里,后是屋子里,都没发现可疑的东西。查到最西头一间屋子时,门锁着。刘秀惠要求王倬的母亲开门,张可民却说钥匙不在她手里,开不开。
他们只好回去,说等王倬回来后再查。晚上7点,王倬下班回来了。刘秀惠等三人又来到王倬家,要求王倬开西屋的锁。王倬说小屋里都是破烂儿,不怕耗子,不用查了。在刘秀惠再三要求下,王倬迟疑了一下说,钥匙孩子他妈拿着呢,她还没下班。还没等刘秀惠开口他又补充说,她有时候晚上还不回家呢。
刘秀惠无奈,把王倬不肯开门的情况向郝继民汇报了,郝继民决定亲自去一趟。到了王倬家,王倬仍然说小屋的钥匙孩子他妈拿着呢。郝继民就给王倬的妻子打电话,可是没找到王倬的妻子。郝继民请王倬妻子的单位领导去做做她的工作,回家把门打开,单位领导却找了个理由推脱了。
郝继民觉得情况可疑,正准备把情况报给派出所,恰巧接到袁所长通知,要求他赶快来派出所。袁所长对他说,市局已经把王倬列为重大嫌疑人,要在他家周围设置监视点,你是管片民警,要全力配合市局刑侦处工作。又给他介绍了两位市局刑侦处的同志。
郝继民在刑侦处处长刘汉臣的要求下,领着那两位同志去了卫戍区招待所,为刑侦人员找了一个会议室做临时指挥部。
临时指挥部安排妥当后,已经到了黄昏。现在还差几个监视点。郝继民对这一片地方很熟悉,他马不停蹄地带了三个侦查员去选择监视点。三个监视点都选好了,第一个监视点是李广桥东街粮店,第二个监视点是西街老太太家,第三个监视点是车口袋胡同5号黄大夫家的厨房。
刑侦人员分别给三个监视点编了代号,粮店为1号,西街老太太家为2号,黄大夫家为3号。
第二天上午,3号监视点向临时指挥部汇报了一个重要信息:王倬起床后去了西屋,好像在烧东西,大约一个小时后,他端着烧过的东西往胡同口的垃圾站走去了。
刘汉臣处长听到汇报后向旁边的刑侦人员说,王倬果然有钥匙,现在马上去垃圾站,把他倒的垃圾弄过来做一下技术鉴定。鉴定科科长刘云启对那些垃圾进行了细致的鉴别,检测结果是:王倬倒掉的垃圾里有残存的人民币,而那些大量的灰烬是人民币燃烧后留下的。
晚饭后,3号监视点又报告:王倬开锁进入那间没有人住的小屋。
临时指挥部里热火朝天,大家都议论着条件已经成熟,何时抓王倬,怎样抓王倬。最后专案组决定,12点钟准时行动。具体方案是由郝继民带路,从王倬家年久失修的断墙处进院,打开大门,大家进去抓捕王倬,抓获后立即押往预审处。若此方案受阻,就破门而入,抓捕王倬。
12点整,由郝继民带路,侦查员们准时出发,直奔王倬家。逮捕王倬的过程很顺利,在被窝里的王倬还没来得及反抗,就被刑侦人员拷上了手铐,押上门外的警车带走了。
王倬抓住了,剩下的任务就是搜查赃款。刑侦人员撬开西屋门上的锁,从里边搜出了一堆碎布、绳子,还有被拆散的自行车。碎布拼起来,正好是王倬作案时穿的那件呢子上衣,自行车和绳子也是他作案时使用的工具。
在搜查赃款的过程中,王倬的母亲张可民极不配合,她披着棉被坐在床上,一动不动,无论问什么都不回答。不一会儿,装赃款的麻袋也被搜了出来,只差赃款没有找到了。
不知不觉天亮了,可赃款依然没有找到。刑侦人员几乎挖遍了院子里的每个角落,就是没有赃款的踪迹。刘汉臣处长来到西屋厨房,看了一会儿铁炉子下面的炉灰,指示刑侦人员搬开炉子,往下挖。几铁锨下去,果然挖出了几捆人民币,可再挖就没有了。显然这是赃款中极少的一部分,应该还有其它藏匿的地方。
最后,刑侦人员把目光聚集在西屋南侧摞着的半人高的蜂窝煤上。蜂窝煤最上一层落着一层厚厚的灰尘,像很长时间没人动过。刘处长严肃地说,小心地搬开蜂窝煤,不准破坏原貌。
搬开最后一层蜂窝煤时,眼尖的侦查员发现蜂窝煤下有新鲜的黄土。侦查员刚要动铁锨,刘处长说:“别动!先拍照!”并要郝继民找两个作证的居民。郝继民很快就叫来了居委会主任刘秀惠和卫戍区招待所的服务员小刘。
挖了几铁锨,黄土下面露出了毡布,揭开毡布,里面包裹着一捆捆的人民币。郝继民找来两个箱子,毡布包袱里的人民币装了满满两大箱子。
四、尘埃落定
王倬被押到预审处,经过多次审讯和深入调取查证,他很快就招认了全部犯罪过程。根据他的交代,侦查员又从他办公室的文件柜里搜出了伪造批件的钢板,其它作案工具均已被他销毁。
办案人员问及王倬这次诈骗的动机,他说是自己利欲熏心和机关的漏洞两个方面促成的。在单位他有幸见到了周总理的批示,人们对总理的批示从没有怀疑过,总是无条件地服从。于是他就感到有机可乘,开始到处搜集周总理的题词,先临摹下来,然后天天晚上用毛笔在报纸上练。仗着他的美术功底,很快便能以假乱真。
所有的预备工作都做完后,王倬开始实施蓄谋已久的诈骗计划。1960年3月初,他购买了橡皮、色膏、蜡纸、印油、毛笔、铁笔、尺子等物,之后从单位借来钢板,于16、17日夜里,在家中炮制了假批示和介绍信。
下面是被告人王倬的认罪书。
问:你对你的罪行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答:我都交代了,没有任何补充。
问:你对你的犯罪活动怎么认识?
答:这对国家的政治造成了极不良的影响,它的后果和反革命活动一样严重。更严重的是我又是干部。
问:你这案件的预审已经告一段落,你有什么要求吗?
答:请政府给予宽大处理,别的没有。
王倬1960、5、11
4月11号,张可民因窝赃罪被依法逮捕。两个女侦查员对她进行了搜身,没想到,从她的棉裤里又搜出了两捆钱币。对于张可民的判罚,大家各抒己见,莫衷一是。最后周总理说,不要重判了,中国旧式妇女,有几个不顾儿子的,押押就算了。于是公安局只关押了张可民三年,就将其释放出狱,重获自由的她在北京收拾了行李,直接回了东北老家。
下面是王倬母亲的被告认罪书
问:你这案子现在告一段落,你对你的罪行有怎样的认识?
答:我做错了吧,那钱是我老小骗的,我做事现在认识到做错了。
问:你对政府有什么要求吗?
答:我想给家里写封信,拿点东西,我还想见见王倬。
问:你现在不上诉了?
答:是。
张可民
王倬的妻子在案发前就与王倬没了感情,对于此案她也是一无所知。王倬被处决两年后,她重新嫁人,开始了人生的另一段旅途。
1960年7月28日,王倬被依法判处死刑,轰动一时的持“周总理批件”诈骗案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