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腐败恐怖主义初期，中产者似乎不用担心。你不用下井挖矿，也不用去流水线上打工，因此不需要担心矿难和生产事故。腐败恐怖主义发展到中期，多数人就无法置身于外了，因为你得坐火车坐地铁，你得开车经过大桥，你住的房子质量也无法保证，你得去超市购买食物。等发展到晚期，特权者也不能避免“恐怖袭击”了。
将腐败与恐怖主义关联，笔者查到最早的文字是2004年12月。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为兑现上任之初的诺言：制定法律，将腐败问题视同恐怖主义，“谁腐败谁就像恐怖分子一样罪不可赦”。
2011年7月23日，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次日，网友@十年砍柴发表微博称：“腐败恐怖主义初期，中产者似乎不用担心。你不用下井挖矿，也不用去流水线上打工，因此不需要担心矿难和生产事故。腐败恐怖主义发展到中期，多数人就无法置身于外了，因为你得坐火车坐地铁，你得开车经过大桥，你住的房子质量也无法保证，你得去超市购买食物。等发展到晚期，特权者也不能远离‘恐怖袭击’了。”
恐怖主义一词始于法国大革命。牛津英语词典的引述是：“如同法国1789-1797年大革命当权的政党实行的威胁一样。”这个定义主要是指国家恐怖主义，即权力本身的震慑，但在后来，恐怖主义被逐步适用于个人的和团体的各种暴力行为，即政府权力的对立面。现在来看，腐败恐怖主义的本义更接近于其早年的定义。
在一个国家机器化的时代，每个人都成为这个巨型权力机器的一个齿轮或螺丝钉，腐败使机器的每一个部分都在锈蚀腐烂。正如温州动车追尾，它实际上是一次系统性追尾：不仅仅是两列动车“不可能”的追尾，也是高速发展与改革死角的一次追尾，是信息屏蔽与传播规律的一次追尾，是官僚惯习与民间期待的一次追尾。
由于腐败恐怖主义是由公权力腐败而起，且公共安全涉及本国几乎所有居民的切身利益，公共安全的恶化造成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事实上具有恐怖主义的“引起公众恐慌”属性。迄今为止，有两起重大案件可归类为腐败恐怖主义。一是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窝案，二是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串案。前者关乎医疗命线与食品安全，后者事涉数以亿计人的出行安全。我能想到的下一个腐败恐怖领域，应该是环境保护领域，它事实上正在发生中。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认为，中国面临腐败和改革赛跑的挑战。在他看来，政治体制改革远为复杂和困难，最主要症结是，经济改革触犯的经济既得利益可以经济手段补偿，但政治改革触犯的既得利益何以补偿？
从词源上讲，“腐败”与“改革”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前者代表的是腐朽没落的社会思潮和社会意识，后者则是革新、进取、奋斗的同义语。但也有学者将两者视为特定条件下的替代品。
腐败已成为公共机构的某种特征，改革则是不容动摇的国策，有关两者的制度性联系，直到近来才成为持续的科学分析对象。德国大学教授约翰纳·兰斯多夫在他的《腐败与改革的制度经济学：理论、证据与政策》中认为，研究制度经济学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进行腐败交易所必需的制度，以及那些有助于抑制腐败的制度。而认识与理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务实并超越，何其重要！
将腐败与恐怖主义关联，笔者查到最早的文字是2004年12月。印度尼西亚总统苏西洛为兑现上任之初的诺言：制定法律，将腐败问题视同恐怖主义，“谁腐败谁就像恐怖分子一样罪不可赦”。
2011年7月23日，温州动车追尾事故发生。次日，网友@十年砍柴发表微博称：“腐败恐怖主义初期，中产者似乎不用担心。你不用下井挖矿，也不用去流水线上打工，因此不需要担心矿难和生产事故。腐败恐怖主义发展到中期，多数人就无法置身于外了，因为你得坐火车坐地铁，你得开车经过大桥，你住的房子质量也无法保证，你得去超市购买食物。等发展到晚期，特权者也不能远离‘恐怖袭击’了。”
恐怖主义一词始于法国大革命。牛津英语词典的引述是：“如同法国1789-1797年大革命当权的政党实行的威胁一样。”这个定义主要是指国家恐怖主义，即权力本身的震慑，但在后来，恐怖主义被逐步适用于个人的和团体的各种暴力行为，即政府权力的对立面。现在来看，腐败恐怖主义的本义更接近于其早年的定义。
在一个国家机器化的时代，每个人都成为这个巨型权力机器的一个齿轮或螺丝钉，腐败使机器的每一个部分都在锈蚀腐烂。正如温州动车追尾，它实际上是一次系统性追尾：不仅仅是两列动车“不可能”的追尾，也是高速发展与改革死角的一次追尾，是信息屏蔽与传播规律的一次追尾，是官僚惯习与民间期待的一次追尾。
由于腐败恐怖主义是由公权力腐败而起，且公共安全涉及本国几乎所有居民的切身利益，公共安全的恶化造成人人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事实上具有恐怖主义的“引起公众恐慌”属性。迄今为止，有两起重大案件可归类为腐败恐怖主义。一是国家药监局原局长郑筱萸窝案，二是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串案。前者关乎医疗命线与食品安全，后者事涉数以亿计人的出行安全。我能想到的下一个腐败恐怖领域，应该是环境保护领域，它事实上正在发生中。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认为，中国面临腐败和改革赛跑的挑战。在他看来，政治体制改革远为复杂和困难，最主要症结是，经济改革触犯的经济既得利益可以经济手段补偿，但政治改革触犯的既得利益何以补偿？
从词源上讲，“腐败”与“改革”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前者代表的是腐朽没落的社会思潮和社会意识，后者则是革新、进取、奋斗的同义语。但也有学者将两者视为特定条件下的替代品。
腐败已成为公共机构的某种特征，改革则是不容动摇的国策，有关两者的制度性联系，直到近来才成为持续的科学分析对象。德国大学教授约翰纳·兰斯多夫在他的《腐败与改革的制度经济学：理论、证据与政策》中认为，研究制度经济学有助于更好地认识进行腐败交易所必需的制度，以及那些有助于抑制腐败的制度。而认识与理解中国问题的复杂性，务实并超越，何其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