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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习惯性怀疑”与信任危机、批判性思维不同，是现代非理性思维的典型表现，其产生原因与特有的历史背景、公共危机、网络文化以及不良媒体相关，它是历史文化的产物，也是现代化的产物。“习惯性怀疑” 扰乱了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这种思维常态归根结底来源于社会信任体系的受损与破坏，因此问题最终还是要集中到对社会信任体系的恢复上。
关键词：“习惯性怀疑” 社会信任 理性 批判性思维
西美尔（Georg Simmel）作为研究“信任理论”的先驱，他将交换作为构成社会的最根本互动关系，而交换的一个重要前提则是信任，因此西美尔指出信任是货币最初得以流通的基本条件，是社会运行的基本纽带[1]。西美尔所提出的信任理论中强调社会信任的重要性，对社会迅速发展的今天也具有着重要意义。当下在经济大发展背景下，科技力量逐渐显现其威力，生产力的增加带来的是财富的增长，网络的产生带来的是信息交流的全球化以及信息获得与传播的便捷化，但是与此同时类似于生态危机、食品安全以及政府腐败等字眼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人们在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遗失了以往所拥有的安定感与信任感，那种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互相爱护、弘扬诚信的田园诗般的生活渐渐离我们远去，取而代之的是相互猜忌、怀疑权威以及怀疑政府等。一方面人们学会了置疑固有思维，打破传统以寻求新的发展，另一方面人们也逐渐走向了盲目怀疑与盲目跟风的道路。“习惯性怀疑”由此产生，并逐渐成为常态，这种盲目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思维方式，不利于社会交换的正常进行，阻碍了社会稳定发展，因此有必要对“习惯性怀疑”进行概念澄清，剖析成因，并进一步探寻解决路径。
一、“习惯性怀疑”概念的模糊性
“习惯性怀疑”作为一种社会问题已经在许多文献中出现，但是目前尚未廓清其基本概念，在这方面的专项研究相对较少，目前对于“习惯性怀疑”的概念界定尚不成熟，且由于概念层次不清，经常与信任危机相混淆，因此在深入研究“习惯性怀疑”之前，需要先澄清概念，然后通过分辨层面来对其重新定义。
“习惯性怀疑”的概念是由徐艳红以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同时提出，徐艳红在《当前社会病态调查分析报告》指出“习惯性怀疑”成为当下十大社会病态之一，并认为：‘习惯性怀疑’是指社会诚信危机导致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和安全感，从而怀疑一切的现象[2]。夏学銮进一步指出：‘习惯性怀疑’是说‘怀疑’行为的惯常性与习惯性，具有以怀疑为能事、只对积极的正面事物怀疑（怀疑的逆向性）、单对占主流的统治观点怀疑（怀疑的反向性）、怀疑无终点论、怀疑产生怀疑、怀疑终结于怀疑六大特征[3]。此外，韩升在其《当前网络大众文化的犬儒主义批判》中指出“习惯性怀疑”是当前网络大众文化犬儒主义的表现现象之一[4]，并对习惯性怀疑的进行简单分析，但是对于什么是“习惯性怀疑”这一问题并没有清晰的回答。夏学銮虽然进一步补充了“习惯性怀疑”的六大特征，但是也并未对“习惯性怀疑”的概念做出明确界定。徐艳红将习惯性怀疑产生的原因归于诚信危机，而仅仅将作为客观因素的信任危机当作“习惯性怀疑”产生的依据是不准确的，其忽略了个体本身导致“习惯性”的主观思想因素，同时也并未明确指出“习惯性怀疑”中怀疑的属性——定型性与非理性。徐艳红关于“习惯性怀疑”概念的界定除不完整外，还存在着混淆“习惯性怀疑”与“信任危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中明确定义了“信任危机”的概念：“表示社会人际关系产生了大量虚伪和不诚实，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严重危机的用语，指一定社会或群体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不被人们所遵守，人与人之间缺乏一种道德的联系和约束，彼此都无法相信对方的真诚和忠诚，因此不敢委以对方以重任的现象 [5]。”这里“信任危机”的概念包括两个要素，一是社会规范不被遵守；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可以看出徐艳红关于“习惯性怀疑”的概念并没有脱出“信任危机”的这两个要素的范畴，完全可以将两者等同起来。如果“习惯性怀疑”与“信任危机”的概念高度重合，并无区别的话，两者只保留其一即可，但是“习惯性怀疑”与“信任危机”存在着本质区别。信任是联系社会成员的重要纽带，“信任危机”体现了社会道德对个人的约束力的下降，“危机”在此所表示的是有机体乃至一个社会、一种文明的衰落衰亡[6]。所强调的倾向于一种状况或过程，属于伦理学的研究范畴，而“习惯性怀疑”虽然有伦理的部分，但是其侧重点在于强调一种思维模式，“怀疑”所关注的是判断是非的问题，“习惯性怀疑”虽然与“怀疑”不同，但是两者都是关于“疑”的一种思维活动，因而与“信任危机”存在本质区别。虽然两者存在区别，“信任危机”只是“习惯性怀疑”产生的因素之一，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们都是社会规范约束力下降的产物，且存在紧密的联系。
二、“习惯性怀疑”概念的澄清
“习惯性怀疑”作为一种思维习惯，是由三个要素共同界定的：一是产生的条件；二是“习惯性怀疑”的基本属性；三是怀疑的对象。首先，“习惯性怀疑”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信任危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个体惰于思考盲目跟风而导致社会信任体系受损或破坏。包括食品安全危机以及政府危机在内的信任危机是民众产生怀疑的源头，除去客观因素外，个体内在惰于思考、盲目跟风的思想也是形成“习惯性怀疑”主要因素之一；其次，“习惯性”作为怀疑行为的性质，体现了怀疑行为的定型性与非理性的属性。从“习惯性怀疑”构成要素的角度分析，包括“习惯性”与“怀疑”两个部分。怀疑通常有存在疑惑與猜忌两个含义，“习惯性怀疑”中的怀疑指的是猜忌，而习惯性指的是个体并未通过理性思考判断是非，而是根据个人偏见、过往经验以及个人立场进行判断，并经过反复的固化变为定型性的非理性思维习惯。非理性思维是指违背思维规律而对客观事物进行无事实依据的主观臆测。正常理性的思考应该包括提出疑问、提出假设、验证假设以及得出结论几个步骤，而“习惯性怀疑”的思考过程则仅仅包括提出疑问与得出结论，跳过了最为重要的验证环节。因此“习惯性怀疑”又可以被称为“习惯性非理性怀疑”；最后，“习惯性怀疑”的表现形式是对一切抱有怀疑，具体体现为对既有认知的逆反、对权威的怀疑、对政府的不信任以至于动摇整个社会信任体系，其怀疑的对象包括权威、政府部门、社会主流文化以及基本道德价值观等既有普遍性认知。 “习惯性怀疑”的三个要素中分别阐述了“习惯性怀疑”的主观与客观因素，基本属性为定型性与非理性，以及怀疑对象，三者构成了“习惯性怀疑”的完整概念，即社会个体由于信任危机以及个体惰于思考盲目跟风而导致社会信任体系受损或破坏，从而否定权威、政府部门、社会主流文化以及基本道德价值观等既有普遍性认知的定型性非理性思维习惯。
要彻底理解“习惯性怀疑”的内涵，还需要分辨“习惯性怀疑”与“怀疑”以及“批判性思维”之间的区别。
“怀疑”虽然常常被当作贬义词使用，但其实它是一个中性词，包含多条释义，通常在中性语境下选取的是对事物怀有疑问这一释义，是对既有观点、理论学说的疑惑与是非分辨，不仅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开端，也是认识不断发展的前提，中国《论语》载：“子入太庙，每事问。”明陈献章说：“疑者，觉悟之机也 [7]。”，而“习惯性怀疑”中的“怀疑”表示的是不同含义，所指的是猜忌，通常用于贬义语境，同时由于其定型性与非理性，因此“习惯性怀疑”带有明显的贬义性。可见“怀疑”虽然与“习惯性怀疑”同属于思维范畴，但从性质上存在本质区别。正如《墨经》的《经上》篇曰：“虑：求也。虑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 [8]。”即是说人们即便具备认知能力，并且愿意谋求知识，但是如果使用了错误的认知方式，就好比斜着眼睛看事物一样，并不能真正认识到事物的本质。“习惯性怀疑”产生于疑问终结于偏见，这种非理性的论证方式恰恰表明“习惯性怀疑”不能正确认识事物，不是科学的认知方法，并且带有明显的虚无主义倾向。虚无主义通常用来表示盲目否定文化，否定一切思想的一种人生态度，nihilism（虚无主义）中虚无出自拉丁文nihil，《麦克米伦百科全书》中将虚无主义界定为：“一种否定人类传统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思想 [9]。”其本质与其说是寻求社会进步，不如说是一种为否定而否定的思潮，而“习惯性怀疑”的定型性属性恰恰与虚无主义中相吻合，如果说对西方文化盲目信奉提出的“全盘西化”主张是虚无主义的表现，那么一旦政府提出某项政策，一些民众毫无根由地怀疑其政策并非以群众为受益者的思想也必然是虚无主义的表现，历史已经证明虚无主义的消极性与错误性，那么“习惯性怀疑”同样也应该被社会所淘汰。
如果说“习惯性怀疑”是一种非理性的错误思维方式，那么“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则被认为是促进人类认识发展的理性思维方式。或许从字面上常常有许多人会误将“批判性思维”中的批判性解释为否定性，从而将“批判性思维”与“习惯性怀疑”相等同，以“习惯性怀疑”代替“批判性思维”得到所谓的“科学”结论，这其实是对“批判性思维”的一种歪曲，是一种经过乔装的伪科学。“critical”来源于两个词，分别为“kriticos” 以及“kriterion”，“kriticos”表示辨别判断，"kriterion”表示标准，因此critical的深层含义应该是基于某种标准的辨别与判断，而并非批判即否定。《逻辑学大辞典》中给“批判性思维”以明确定义：“一种主动地、富于技巧地对隐含于推理和论证中的结构要素（目的、争议、假定、概念、证据、推理、隐含和后果、从其他立场出发进行的反驳以及标准、参照系等）给予审查的思维过程 [10]。”在认识过程中，批判性思维秉持着理性判断的标准，对事物进行辨证思考与评估，实事求是地追求真理，促进科学发展与人类发展。
“怀疑”、“习惯性怀疑”以及“批判性思维”常常被人们混为一谈，拉着“批判性思维”做大旗的错误言论比比皆是，通过界定 “习惯性怀疑”的概念以及澄清其与“怀疑”和“批判性思维”的区别，对于破除谣言，还原事实真相有着重要意义。
三、结语
“习惯性怀疑”不利于个人客观公正地还原事实真相，破坏了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给个人带来不安全感与孤独感以及导致极端事件的发生等等，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扰乱了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习惯性怀疑”这种思维常态归根结底来源于社会信任体系的受损与破坏，因此问题最终还是要集中到对社会信任体系的恢复上。目前常见的社会信任体系建设措施与应对信任危机的方案大致雷同，主要集中在法律与道德舆论方面，一方面通过颁布相关法律措施补充诚信建设的法律空缺，加强我国政府、企业与个人之间的信任度，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比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1]通过加大对不实言论的惩罚力度来加强网络信息管控效果；另一方面则通过媒体的舆论宣传加强群众的诚信意识与道德素养。虽然处理公共事务是防止社会信任体系被破坏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社会信任体系的建设是一套完整的系统，它既包括对信任危机的处理，也包括对个人思想方面进行建设。除了已有的法律与舆论宣传道德教育外，还需要从个人的理性建设、伦理道德建设以及对媒体的规范出发，进一步恢复与发展社会信任体系，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
参考文献
[1] （德）西美尔，著. 陈戎女，译.货币哲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01-133.
[2] 徐艳红，袁静，谭峰.当前社会病态调查分析报告[J].人民论坛，2014（25）：16-20.
[3] 夏学銮.习惯性怀疑危害不容小视[J].人民论坛， 2014（25）：36-37.
[4] 韩升，刘晓慧.当前网络大众文化的犬儒主义批判[J].新疆社会科学，2016，02：115-119，162.
[5] 金炳华，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653.
[6] 蒋大椿，陈启能，主编.史学理论大辞典[Z].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612-613.
[7] 金炳華，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195-196.
[8] 雷一东.墨经校解[M].济南：齐鲁书社，2006：44-45.
[9] （英）艾伦·艾萨克斯，主编.郭建中，江昭明，毛华奋，等，译.麦克米伦百科全书[Z].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841.
[10] 彭漪涟，马钦荣，主编.逻辑学大辞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724.
[11] 中共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办公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EB/OL].http：//www.cac.gov.cn/2013-09/07/c_133142246.htm.
关键词：“习惯性怀疑” 社会信任 理性 批判性思维
西美尔（Georg Simmel）作为研究“信任理论”的先驱，他将交换作为构成社会的最根本互动关系，而交换的一个重要前提则是信任，因此西美尔指出信任是货币最初得以流通的基本条件，是社会运行的基本纽带[1]。西美尔所提出的信任理论中强调社会信任的重要性，对社会迅速发展的今天也具有着重要意义。当下在经济大发展背景下，科技力量逐渐显现其威力，生产力的增加带来的是财富的增长，网络的产生带来的是信息交流的全球化以及信息获得与传播的便捷化，但是与此同时类似于生态危机、食品安全以及政府腐败等字眼充斥着我们的生活，人们在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的同时，也遗失了以往所拥有的安定感与信任感，那种人与人之间相互信任、互相爱护、弘扬诚信的田园诗般的生活渐渐离我们远去，取而代之的是相互猜忌、怀疑权威以及怀疑政府等。一方面人们学会了置疑固有思维，打破传统以寻求新的发展，另一方面人们也逐渐走向了盲目怀疑与盲目跟风的道路。“习惯性怀疑”由此产生，并逐渐成为常态，这种盲目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思维方式，不利于社会交换的正常进行，阻碍了社会稳定发展，因此有必要对“习惯性怀疑”进行概念澄清，剖析成因，并进一步探寻解决路径。
一、“习惯性怀疑”概念的模糊性
“习惯性怀疑”作为一种社会问题已经在许多文献中出现，但是目前尚未廓清其基本概念，在这方面的专项研究相对较少，目前对于“习惯性怀疑”的概念界定尚不成熟，且由于概念层次不清，经常与信任危机相混淆，因此在深入研究“习惯性怀疑”之前，需要先澄清概念，然后通过分辨层面来对其重新定义。
“习惯性怀疑”的概念是由徐艳红以及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同时提出，徐艳红在《当前社会病态调查分析报告》指出“习惯性怀疑”成为当下十大社会病态之一，并认为：‘习惯性怀疑’是指社会诚信危机导致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和安全感，从而怀疑一切的现象[2]。夏学銮进一步指出：‘习惯性怀疑’是说‘怀疑’行为的惯常性与习惯性，具有以怀疑为能事、只对积极的正面事物怀疑（怀疑的逆向性）、单对占主流的统治观点怀疑（怀疑的反向性）、怀疑无终点论、怀疑产生怀疑、怀疑终结于怀疑六大特征[3]。此外，韩升在其《当前网络大众文化的犬儒主义批判》中指出“习惯性怀疑”是当前网络大众文化犬儒主义的表现现象之一[4]，并对习惯性怀疑的进行简单分析，但是对于什么是“习惯性怀疑”这一问题并没有清晰的回答。夏学銮虽然进一步补充了“习惯性怀疑”的六大特征，但是也并未对“习惯性怀疑”的概念做出明确界定。徐艳红将习惯性怀疑产生的原因归于诚信危机，而仅仅将作为客观因素的信任危机当作“习惯性怀疑”产生的依据是不准确的，其忽略了个体本身导致“习惯性”的主观思想因素，同时也并未明确指出“习惯性怀疑”中怀疑的属性——定型性与非理性。徐艳红关于“习惯性怀疑”概念的界定除不完整外，还存在着混淆“习惯性怀疑”与“信任危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中明确定义了“信任危机”的概念：“表示社会人际关系产生了大量虚伪和不诚实，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严重危机的用语，指一定社会或群体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不被人们所遵守，人与人之间缺乏一种道德的联系和约束，彼此都无法相信对方的真诚和忠诚，因此不敢委以对方以重任的现象 [5]。”这里“信任危机”的概念包括两个要素，一是社会规范不被遵守；二是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可以看出徐艳红关于“习惯性怀疑”的概念并没有脱出“信任危机”的这两个要素的范畴，完全可以将两者等同起来。如果“习惯性怀疑”与“信任危机”的概念高度重合，并无区别的话，两者只保留其一即可，但是“习惯性怀疑”与“信任危机”存在着本质区别。信任是联系社会成员的重要纽带，“信任危机”体现了社会道德对个人的约束力的下降，“危机”在此所表示的是有机体乃至一个社会、一种文明的衰落衰亡[6]。所强调的倾向于一种状况或过程，属于伦理学的研究范畴，而“习惯性怀疑”虽然有伦理的部分，但是其侧重点在于强调一种思维模式，“怀疑”所关注的是判断是非的问题，“习惯性怀疑”虽然与“怀疑”不同，但是两者都是关于“疑”的一种思维活动，因而与“信任危机”存在本质区别。虽然两者存在区别，“信任危机”只是“习惯性怀疑”产生的因素之一，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它们都是社会规范约束力下降的产物，且存在紧密的联系。
二、“习惯性怀疑”概念的澄清
“习惯性怀疑”作为一种思维习惯，是由三个要素共同界定的：一是产生的条件；二是“习惯性怀疑”的基本属性；三是怀疑的对象。首先，“习惯性怀疑”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信任危机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个体惰于思考盲目跟风而导致社会信任体系受损或破坏。包括食品安全危机以及政府危机在内的信任危机是民众产生怀疑的源头，除去客观因素外，个体内在惰于思考、盲目跟风的思想也是形成“习惯性怀疑”主要因素之一；其次，“习惯性”作为怀疑行为的性质，体现了怀疑行为的定型性与非理性的属性。从“习惯性怀疑”构成要素的角度分析，包括“习惯性”与“怀疑”两个部分。怀疑通常有存在疑惑與猜忌两个含义，“习惯性怀疑”中的怀疑指的是猜忌，而习惯性指的是个体并未通过理性思考判断是非，而是根据个人偏见、过往经验以及个人立场进行判断，并经过反复的固化变为定型性的非理性思维习惯。非理性思维是指违背思维规律而对客观事物进行无事实依据的主观臆测。正常理性的思考应该包括提出疑问、提出假设、验证假设以及得出结论几个步骤，而“习惯性怀疑”的思考过程则仅仅包括提出疑问与得出结论，跳过了最为重要的验证环节。因此“习惯性怀疑”又可以被称为“习惯性非理性怀疑”；最后，“习惯性怀疑”的表现形式是对一切抱有怀疑，具体体现为对既有认知的逆反、对权威的怀疑、对政府的不信任以至于动摇整个社会信任体系，其怀疑的对象包括权威、政府部门、社会主流文化以及基本道德价值观等既有普遍性认知。 “习惯性怀疑”的三个要素中分别阐述了“习惯性怀疑”的主观与客观因素，基本属性为定型性与非理性，以及怀疑对象，三者构成了“习惯性怀疑”的完整概念，即社会个体由于信任危机以及个体惰于思考盲目跟风而导致社会信任体系受损或破坏，从而否定权威、政府部门、社会主流文化以及基本道德价值观等既有普遍性认知的定型性非理性思维习惯。
要彻底理解“习惯性怀疑”的内涵，还需要分辨“习惯性怀疑”与“怀疑”以及“批判性思维”之间的区别。
“怀疑”虽然常常被当作贬义词使用，但其实它是一个中性词，包含多条释义，通常在中性语境下选取的是对事物怀有疑问这一释义，是对既有观点、理论学说的疑惑与是非分辨，不仅是人们认识世界的开端，也是认识不断发展的前提，中国《论语》载：“子入太庙，每事问。”明陈献章说：“疑者，觉悟之机也 [7]。”，而“习惯性怀疑”中的“怀疑”表示的是不同含义，所指的是猜忌，通常用于贬义语境，同时由于其定型性与非理性，因此“习惯性怀疑”带有明显的贬义性。可见“怀疑”虽然与“习惯性怀疑”同属于思维范畴，但从性质上存在本质区别。正如《墨经》的《经上》篇曰：“虑：求也。虑也者，以其知有求也，而不必得之，若睨 [8]。”即是说人们即便具备认知能力，并且愿意谋求知识，但是如果使用了错误的认知方式，就好比斜着眼睛看事物一样，并不能真正认识到事物的本质。“习惯性怀疑”产生于疑问终结于偏见，这种非理性的论证方式恰恰表明“习惯性怀疑”不能正确认识事物，不是科学的认知方法，并且带有明显的虚无主义倾向。虚无主义通常用来表示盲目否定文化，否定一切思想的一种人生态度，nihilism（虚无主义）中虚无出自拉丁文nihil，《麦克米伦百科全书》中将虚无主义界定为：“一种否定人类传统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思想 [9]。”其本质与其说是寻求社会进步，不如说是一种为否定而否定的思潮，而“习惯性怀疑”的定型性属性恰恰与虚无主义中相吻合，如果说对西方文化盲目信奉提出的“全盘西化”主张是虚无主义的表现，那么一旦政府提出某项政策，一些民众毫无根由地怀疑其政策并非以群众为受益者的思想也必然是虚无主义的表现，历史已经证明虚无主义的消极性与错误性，那么“习惯性怀疑”同样也应该被社会所淘汰。
如果说“习惯性怀疑”是一种非理性的错误思维方式，那么“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则被认为是促进人类认识发展的理性思维方式。或许从字面上常常有许多人会误将“批判性思维”中的批判性解释为否定性，从而将“批判性思维”与“习惯性怀疑”相等同，以“习惯性怀疑”代替“批判性思维”得到所谓的“科学”结论，这其实是对“批判性思维”的一种歪曲，是一种经过乔装的伪科学。“critical”来源于两个词，分别为“kriticos” 以及“kriterion”，“kriticos”表示辨别判断，"kriterion”表示标准，因此critical的深层含义应该是基于某种标准的辨别与判断，而并非批判即否定。《逻辑学大辞典》中给“批判性思维”以明确定义：“一种主动地、富于技巧地对隐含于推理和论证中的结构要素（目的、争议、假定、概念、证据、推理、隐含和后果、从其他立场出发进行的反驳以及标准、参照系等）给予审查的思维过程 [10]。”在认识过程中，批判性思维秉持着理性判断的标准，对事物进行辨证思考与评估，实事求是地追求真理，促进科学发展与人类发展。
“怀疑”、“习惯性怀疑”以及“批判性思维”常常被人们混为一谈，拉着“批判性思维”做大旗的错误言论比比皆是，通过界定 “习惯性怀疑”的概念以及澄清其与“怀疑”和“批判性思维”的区别，对于破除谣言，还原事实真相有着重要意义。
三、结语
“习惯性怀疑”不利于个人客观公正地还原事实真相，破坏了维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纽带，给个人带来不安全感与孤独感以及导致极端事件的发生等等，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扰乱了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习惯性怀疑”这种思维常态归根结底来源于社会信任体系的受损与破坏，因此问题最终还是要集中到对社会信任体系的恢复上。目前常见的社会信任体系建设措施与应对信任危机的方案大致雷同，主要集中在法律与道德舆论方面，一方面通过颁布相关法律措施补充诚信建设的法律空缺，加强我国政府、企业与个人之间的信任度，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比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1]通过加大对不实言论的惩罚力度来加强网络信息管控效果；另一方面则通过媒体的舆论宣传加强群众的诚信意识与道德素养。虽然处理公共事务是防止社会信任体系被破坏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社会信任体系的建设是一套完整的系统，它既包括对信任危机的处理，也包括对个人思想方面进行建设。除了已有的法律与舆论宣传道德教育外，还需要从个人的理性建设、伦理道德建设以及对媒体的规范出发，进一步恢复与发展社会信任体系，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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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夏学銮.习惯性怀疑危害不容小视[J].人民论坛， 2014（25）：36-37.
[4] 韩升，刘晓慧.当前网络大众文化的犬儒主义批判[J].新疆社会科学，2016，02：115-119，162.
[5] 金炳华，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653.
[6] 蒋大椿，陈启能，主编.史学理论大辞典[Z].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612-613.
[7] 金炳華，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辞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195-196.
[8] 雷一东.墨经校解[M].济南：齐鲁书社，2006：44-45.
[9] （英）艾伦·艾萨克斯，主编.郭建中，江昭明，毛华奋，等，译.麦克米伦百科全书[Z].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841.
[10] 彭漪涟，马钦荣，主编.逻辑学大辞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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