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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中华文明被认为是多元一体、多源起源、各具特色，最终形成了以中原地区黄河中游为中心的格局。但随着长江流域包括良渚、石家河、三星堆等重要遗址发现，学术界对中华文明的起源有了新的认识。
正如著名先秦史学者李学勤所说：“如果没有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而三星堆，则是巴蜀文化研究的核心之所在。
这次新发现，让已历时90余年、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考古发现之一的三星堆文化，再次广受关注。本轮发掘对重新认识古蜀文明起到了怎样的推动作用？对认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有何意义？
此次三星堆的新发现，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世界上古史，至少是中国上古史的看法。“三星堆的发现，让我们了解到一个在商王朝的核心地区之外，存在着一个很有特色的青铜文明，现在看来它应该是古蜀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随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达成越来越多的共识：从长江上游的三星堆到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城，这些重要遗址的发现，证明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彰示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三星堆的发现，正在修正一个理论认识，中华文明的起源并不仅仅局限于黄河流域。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世界上最早、树株最高的青铜神树，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青铜大立人像，以及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纵目人像等。对此，王巍表示，三星堆文明在世界范围内也独树一帜。
“虽然各地各个古老文明都有青铜这样一个时代和阶段，但我们的青铜文明独树一帜。三星堆的古蜀文明是接受了中原王朝的制作技术和手工体系，同时它又很有特色，从它的人像和神树等就可以看出。从世界文明的角度，在我们已经熟知的夏商周青铜文明的基础上，可以知道周围的一些方国也有很多自己的发明创造，技艺高超、原始宗教色彩浓厚、精神内涵丰富的遗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星堆是独一无二的。”王巍说。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指出，巴蜀地区新石器时代开始就和长江下游地区有关联，有玉器。在三星堆遗址里面清晰地看到这种交流，就是从这些铜容器上可以看到输入性。比如这些铜容器不光在形态上，甚至在装置上和铸造技术上都有完全不同的系统。现在对于青铜器的研究，在这些方面的特征总结都比较成熟，比如南方的青铜器肩部会有连体小鸟，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可以看到的，形成了很明确的特征，包括兽头也是挂在肩部等这样一些特征。
这样一些文化特征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些容器看上去是中原文化系统，的确是中原文化的器形，但同时形成了和中原文化不一样之处，这是长江中下游某一个区域里青铜文明的特点。相关的器类在出土地点上，可以看到自东向西的交通线路非常完整地体现出来。比如发现的地点，东边在安徽，再往西到湖南岳阳、华容，湖北江陵，重庆巫山，顺着长江而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另外，从三星堆可以看到非常直接的中原文化的因素。中原的因素在三星堆本地青铜器里面也有很明确的借鉴，核心的一点就是三星堆文化对于中原文化的认同。1986年神树或者祭坛上有一个铜器，就是一个人顶着一个青铜尊，从这一点来说可以看得出青铜文明之间的交流是非常清晰的。
四川德陽广汉市三星堆博物馆，三星堆青铜面具展示。 摄影/张恺欣
长期关注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考古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施劲松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揭示出一个过去不为人知的文明，这类缺乏文字和文献背景的考古发现用“实物”建构着关于过去生活的历史，而三星堆的重大发现也改变了人们对于中国古代文明图景的认识。
“尤其是1986年发现的两个器物坑出土了大批的青铜器、金器、象牙、玉器等，这些遗物的内涵是非常独特的。比如说有写实的青铜人物的形象，有非常具有象征性的青铜的太阳形器、神树，还有很多表现祭祀场景的器物，同时也有代表王权的金杖，三星堆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就包括王权和神权是并存的，这和同时期的商文化并不相同。包括城址和大型建筑的一系列重要发现，说明成都平原在当时可能已经形成了一个早期的国家。”施劲松说。
无疑，三星堆的新发现又一次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古蜀文明与黄河文明、长江中下游文明同样历史悠久，以成都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目前，6座“祭祀坑”仍是“进行时”，其中3、4、5号坑已进入器物层层面，6、7、8号坑情况还不明朗。“此次考古新发现的最大亮点是黄金面具;其次是3号坑里有大批的青铜器，且部分青铜器的质量超过1986年1号坑、2号坑的水平;第三是发现了丝织品残痕。”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领队雷雨介绍道。
事实上，三星堆遗址历次发掘出土的文物，已经有力地证明，这里是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三星堆文化，还是三星堆文化时期的早期国家样态，都具有鲜明的区域性特点。加强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对于理解中国青铜时代的文明图景、深入认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都具有重要意义。”施劲松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之前出土的三星堆典型的小平底罐、鸟头把勺、尊形壶等陶器以及铜立人像、铜神树、玉璋和金面具等，带有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青铜尊、罍以及玉璋、玉琮、玉璧、玉戈等与黄河流域一致，显示三星堆具有中华文化的共同属性。这些古蜀王国杰作，既昭示古蜀文明的辉煌灿烂，也彰显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在此次出土的象牙残片上还能看到精美的云雷纹和羽毛纹微雕，这些都能在中原文化的青铜器上找到祖型。此次考古发掘出现的新器形，既反映了与中原文化有密切联系，也揭示了古蜀文化在文明交流中吸收融合为己所用的创新。 “这次新发现的一些青铜器上，可以明显看出长江中下游文明、中原文明的印记。”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说，比如，尊、罍肩部的扁体小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就有出现。而中原文明尊罍的兽头趴在肩上，在三星堆的是挂在肩上，这反映出铸造技术的不同。三星堆遗址中发现的“放大版”云雷纹，以及跪坐人像上的尊，都体现了中原文明与长江文明在巴蜀古国的交融。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强调：“我们可以把这次三星堆遗址考古的新发现，放在一个更宽阔的时空框架内进行分析、比较研究，更加清晰和深刻地了解三星堆文化的历史源流，更加准确地解读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三星堆与东南亚、西亚甚至更遥远地区文明紧密连接的信息和线索也陆续被发现——古蜀文明，不仅仅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构成，也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例证。
施劲松：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报道：2016年您在接受采访时就谈到了三星堆—金沙文化。本次三星堆的新发现，您对三星堆—金沙文化又有哪些新的判断和洞察？
施劲松：三星堆—金沙文化是成都平原青铜时代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性文化。这个文化的第一阶段就是通常所说的三星堆文化，其成就足以和同时期的其他文明媲美。此后，这个文化的中心由三星堆迁移到了成都的金沙。
目前在三星堆新发现6个“祭祀坑”，引发了学界和社会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关注。因为发掘尚在进行中，6号至8号坑还只是揭去了填土层，所以总体情况还不明朗。对于新发现会在哪些方面丰富、发展已有的认识，又或者是推翻原有的认知，现在都还难以做出判断。
从已披露的情况中也可以获得几条重要信息。第一，8个坑的埋藏物可能各不相同，很值得关注。第二，虽然出土了新器形，但遗物的类别和功能似乎没有超出1号、2号坑的发现。遗物丰富的3号坑，出土了青铜大口尊、神树、“神坛”、人头像、面具、顶尊人像、眼形器以及玉器和象牙等，对此我们都不陌生。备受关注的顶尊人像在2号坑也有发现，不过形体很小且不完整。方尊虽是新器形，但仍属尊类。总体上看3号坑与2号坑最为接近。第三，也有一些新情况，如5号坑出土大量金箔饰，不知附着于何种物体上;又如8号坑据说出土有红烧土及其他建筑遗存。以上信息对于判定这批“祭祀坑”和出土物的年代、性质等都非常重要。
中国报道：本轮发掘对神秘的古蜀文明究竟起到了怎样的推动作用？对认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有何意义？
施劲松：三星堆考古发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这层意义在1986年发现、发掘1号、2号坑时就已经明确。但这一轮发掘也具有新的意义，仅从三星堆文化研究的角度而言，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新的研究将会对过去的认识加以检验。过去围绕1号、2号坑的年代、性质、遗物的含义和功能，以及当时的文化、社会、宗教、文化交流等形成了丰富的解释体系。新发现首先会对过去的认识和理论体系加以检验。
其次，新研究必然会推进我们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目前可以看到的问题包括8个坑的年代。现今对于6个坑已经有了一批碳14的年代数据，其中4号坑的年代范围为距今3200—3000年。明確了8个坑的年代，就有了讨论8个坑性质的基础，进而探讨三星堆台地这个区域的性质，以及城址内各种遗存之间的关联。同时，对于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三星堆与金沙的关系、成都平原与长江中游和中原等区域的联系，也会得出更多认识。
第三，新发现必然会提出新问题，对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将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中国报道：三星堆改变历史观。目前，三星堆的考古发掘还在进行中，您对未来新发现有哪些期待？
施劲松：长江上游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文明，已是学术界的共识。只不过这个文明具有多大程度的独立性，它与商文明和其他区域文化存在怎样的联系，学者间或有不同看法。这次发掘又出土了大量和1号、2号坑相类似的独具特色的遗物，这自然进一步实证了这种区域性文明的存在。这次发掘出土了方尊等新器形，因此，针对三星堆文化对外交流的路径、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程度等，也需要有新的认识。
总之，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尚在进行中，很多问题目前还难以给出明确的回答。我们共同期待对6个“祭祀坑”的最终揭露。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此前出土的陶器。 摄影/红星新闻 王明平
正如著名先秦史学者李学勤所说：“如果没有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便不能构成中国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完整图景……中国文明研究中的不少问题，恐怕必须由巴蜀文化求得解决。”而三星堆，则是巴蜀文化研究的核心之所在。
这次新发现，让已历时90余年、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考古发现之一的三星堆文化，再次广受关注。本轮发掘对重新认识古蜀文明起到了怎样的推动作用？对认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有何意义？
商王朝核心地区之外独特的青铜文明
此次三星堆的新发现，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世界上古史，至少是中国上古史的看法。“三星堆的发现，让我们了解到一个在商王朝的核心地区之外，存在着一个很有特色的青铜文明，现在看来它应该是古蜀文明。”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随着考古发掘与研究的不断深入，学界达成越来越多的共识：从长江上游的三星堆到长江下游的良渚古城，这些重要遗址的发现，证明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彰示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三星堆的发现，正在修正一个理论认识，中华文明的起源并不仅仅局限于黄河流域。
三星堆遗址出土了世界上最早、树株最高的青铜神树，世界上最大、最完整的青铜大立人像，以及世界上最大的青铜纵目人像等。对此，王巍表示，三星堆文明在世界范围内也独树一帜。
“虽然各地各个古老文明都有青铜这样一个时代和阶段，但我们的青铜文明独树一帜。三星堆的古蜀文明是接受了中原王朝的制作技术和手工体系，同时它又很有特色，从它的人像和神树等就可以看出。从世界文明的角度，在我们已经熟知的夏商周青铜文明的基础上，可以知道周围的一些方国也有很多自己的发明创造，技艺高超、原始宗教色彩浓厚、精神内涵丰富的遗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三星堆是独一无二的。”王巍说。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指出，巴蜀地区新石器时代开始就和长江下游地区有关联，有玉器。在三星堆遗址里面清晰地看到这种交流，就是从这些铜容器上可以看到输入性。比如这些铜容器不光在形态上，甚至在装置上和铸造技术上都有完全不同的系统。现在对于青铜器的研究，在这些方面的特征总结都比较成熟，比如南方的青铜器肩部会有连体小鸟，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可以看到的，形成了很明确的特征，包括兽头也是挂在肩部等这样一些特征。
这样一些文化特征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这些容器看上去是中原文化系统，的确是中原文化的器形，但同时形成了和中原文化不一样之处，这是长江中下游某一个区域里青铜文明的特点。相关的器类在出土地点上，可以看到自东向西的交通线路非常完整地体现出来。比如发现的地点，东边在安徽，再往西到湖南岳阳、华容，湖北江陵，重庆巫山，顺着长江而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另外，从三星堆可以看到非常直接的中原文化的因素。中原的因素在三星堆本地青铜器里面也有很明确的借鉴，核心的一点就是三星堆文化对于中原文化的认同。1986年神树或者祭坛上有一个铜器，就是一个人顶着一个青铜尊，从这一点来说可以看得出青铜文明之间的交流是非常清晰的。
长期关注长江流域青铜文化的考古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施劲松告诉《中国报道》记者，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揭示出一个过去不为人知的文明，这类缺乏文字和文献背景的考古发现用“实物”建构着关于过去生活的历史，而三星堆的重大发现也改变了人们对于中国古代文明图景的认识。
“尤其是1986年发现的两个器物坑出土了大批的青铜器、金器、象牙、玉器等，这些遗物的内涵是非常独特的。比如说有写实的青铜人物的形象，有非常具有象征性的青铜的太阳形器、神树，还有很多表现祭祀场景的器物，同时也有代表王权的金杖，三星堆文化最重要的特征就包括王权和神权是并存的，这和同时期的商文化并不相同。包括城址和大型建筑的一系列重要发现，说明成都平原在当时可能已经形成了一个早期的国家。”施劲松说。
无疑，三星堆的新发现又一次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古蜀文明与黄河文明、长江中下游文明同样历史悠久，以成都为中心的长江上游地区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开放包容的古蜀文明
目前，6座“祭祀坑”仍是“进行时”，其中3、4、5号坑已进入器物层层面，6、7、8号坑情况还不明朗。“此次考古新发现的最大亮点是黄金面具;其次是3号坑里有大批的青铜器，且部分青铜器的质量超过1986年1号坑、2号坑的水平;第三是发现了丝织品残痕。”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领队雷雨介绍道。
事实上，三星堆遗址历次发掘出土的文物，已经有力地证明，这里是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无论是三星堆文化，还是三星堆文化时期的早期国家样态，都具有鲜明的区域性特点。加强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对于理解中国青铜时代的文明图景、深入认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都具有重要意义。”施劲松告诉《中国报道》记者。
之前出土的三星堆典型的小平底罐、鸟头把勺、尊形壶等陶器以及铜立人像、铜神树、玉璋和金面具等，带有浓郁的地方文化特色;青铜尊、罍以及玉璋、玉琮、玉璧、玉戈等与黄河流域一致，显示三星堆具有中华文化的共同属性。这些古蜀王国杰作，既昭示古蜀文明的辉煌灿烂，也彰显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在此次出土的象牙残片上还能看到精美的云雷纹和羽毛纹微雕，这些都能在中原文化的青铜器上找到祖型。此次考古发掘出现的新器形，既反映了与中原文化有密切联系，也揭示了古蜀文化在文明交流中吸收融合为己所用的创新。 “这次新发现的一些青铜器上，可以明显看出长江中下游文明、中原文明的印记。”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昌平说，比如，尊、罍肩部的扁体小鸟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就有出现。而中原文明尊罍的兽头趴在肩上，在三星堆的是挂在肩上，这反映出铸造技术的不同。三星堆遗址中发现的“放大版”云雷纹，以及跪坐人像上的尊，都体现了中原文明与长江文明在巴蜀古国的交融。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强调：“我们可以把这次三星堆遗址考古的新发现，放在一个更宽阔的时空框架内进行分析、比较研究，更加清晰和深刻地了解三星堆文化的历史源流，更加准确地解读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三星堆与东南亚、西亚甚至更遥远地区文明紧密连接的信息和线索也陆续被发现——古蜀文明，不仅仅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构成，也是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例证。
对话施劲松：三星堆文化研究将进入新阶段
中国报道：2016年您在接受采访时就谈到了三星堆—金沙文化。本次三星堆的新发现，您对三星堆—金沙文化又有哪些新的判断和洞察？
施劲松：三星堆—金沙文化是成都平原青铜时代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性文化。这个文化的第一阶段就是通常所说的三星堆文化，其成就足以和同时期的其他文明媲美。此后，这个文化的中心由三星堆迁移到了成都的金沙。
目前在三星堆新发现6个“祭祀坑”，引发了学界和社会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关注。因为发掘尚在进行中，6号至8号坑还只是揭去了填土层，所以总体情况还不明朗。对于新发现会在哪些方面丰富、发展已有的认识，又或者是推翻原有的认知，现在都还难以做出判断。
从已披露的情况中也可以获得几条重要信息。第一，8个坑的埋藏物可能各不相同，很值得关注。第二，虽然出土了新器形，但遗物的类别和功能似乎没有超出1号、2号坑的发现。遗物丰富的3号坑，出土了青铜大口尊、神树、“神坛”、人头像、面具、顶尊人像、眼形器以及玉器和象牙等，对此我们都不陌生。备受关注的顶尊人像在2号坑也有发现，不过形体很小且不完整。方尊虽是新器形，但仍属尊类。总体上看3号坑与2号坑最为接近。第三，也有一些新情况，如5号坑出土大量金箔饰，不知附着于何种物体上;又如8号坑据说出土有红烧土及其他建筑遗存。以上信息对于判定这批“祭祀坑”和出土物的年代、性质等都非常重要。
中国报道：本轮发掘对神秘的古蜀文明究竟起到了怎样的推动作用？对认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有何意义？
施劲松：三星堆考古发现丰富了中华文明的多样性，这层意义在1986年发现、发掘1号、2号坑时就已经明确。但这一轮发掘也具有新的意义，仅从三星堆文化研究的角度而言，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新的研究将会对过去的认识加以检验。过去围绕1号、2号坑的年代、性质、遗物的含义和功能，以及当时的文化、社会、宗教、文化交流等形成了丰富的解释体系。新发现首先会对过去的认识和理论体系加以检验。
其次，新研究必然会推进我们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目前可以看到的问题包括8个坑的年代。现今对于6个坑已经有了一批碳14的年代数据，其中4号坑的年代范围为距今3200—3000年。明確了8个坑的年代，就有了讨论8个坑性质的基础，进而探讨三星堆台地这个区域的性质，以及城址内各种遗存之间的关联。同时，对于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三星堆与金沙的关系、成都平原与长江中游和中原等区域的联系，也会得出更多认识。
第三，新发现必然会提出新问题，对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将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
中国报道：三星堆改变历史观。目前，三星堆的考古发掘还在进行中，您对未来新发现有哪些期待？
施劲松：长江上游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文明，已是学术界的共识。只不过这个文明具有多大程度的独立性，它与商文明和其他区域文化存在怎样的联系，学者间或有不同看法。这次发掘又出土了大量和1号、2号坑相类似的独具特色的遗物，这自然进一步实证了这种区域性文明的存在。这次发掘出土了方尊等新器形，因此，针对三星堆文化对外交流的路径、受中原文化影响的程度等，也需要有新的认识。
总之，三星堆的考古发掘尚在进行中，很多问题目前还难以给出明确的回答。我们共同期待对6个“祭祀坑”的最终揭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