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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至今，一批批有志青年满怀着激情和对敦煌艺术的热爱，纷纷来到莫高窟。
几代敦煌人的足迹里藏满故事，其中不乏或细水长流，或情比金坚的爱情传奇。
“在我三灾八难的一生中，还没有一次可以与初到莫高窟时，心灵受到的震撼与冲击比拟……也许就是这种‘一见钟情’和‘一往情深’，促成我这近50年对莫高窟的欲罢难休……”被称为敦煌“活字典”的史苇湘先生如是说。
1947年，女友欧阳琳已经到了敦煌，她形容初见敦煌的感受是“又惊讶，又感动”。一年后，24岁的史苇湘抗战归来后立刻赶到敦煌。
史苇湘在临摹壁画
欧阳琳
临摹并不容易。每一根线条看起来平淡无奇，真要落笔时，需要收起自己，才能体会千年前古人的良苦用心。稍有不慎，就与原作相去甚远。加之光线原因，不到一平方米的壁画临摹起来往往需要几个月时间。
史苇湘和欧阳琳就这样专注临摹40余年，不知疲倦，只觉得敦煌有画不完的美。
现已从敦煌研究院退休的敦煌学专家马德说：“从事绘画的人一般都自称或被称为艺术家，而欧阳老师和她的同事们都自称‘画匠’。他们心甘情愿一辈子做画匠，一辈子默默地从事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
他们没有计较过住的是土房子，没有为冰窖一样的宿舍介怀。相反，每天的白水煮面条、白菜和萝卜，没有油水、没有四川人少不了的辣椒，他们也能吃得津津有味。
他们给自己的女儿取名史敦宇、欧阳煌玉。欧阳煌玉回忆：“有次我问我妈，苦吗？她说，水果好吃，也不觉得苦。”
2014年，敦煌研究院建院70周年。5月，在莫高窟的老美术馆里，有一场朴素的展览：心灯——李其琼先生纪念展。
1952年，27岁的李其琼从四川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组，主要负责壁画临摹工作。她是继段文杰之后，临摹敦煌壁画数量最多的画家。
临摹壁画的李其琼
考察中的孙儒僩
展出的作品琳琅满目，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一个背影——照片里，从梳着双尾麻花辫的少女到霜丝侵鬓的老人，李其琼面对壁画临摹了一辈子。
在她的丈夫，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孙儒僩眼里，“是光照千秋的敦煌艺术的伟大火炬点燃了她这盏心灯”。
如果没有当初孙儒僩给李其琼的一封信，她也许不会放弃可能留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的机会，远赴敦煌。
信中是这样写的：“敦煌的冬天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早上起床，鼻子上时常会覆盖一层霜，杯子和脸盆里残留的水，则结着厚重的冰凌……流沙对莫高窟的侵蚀已经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它的瑰丽与神秘有一天可能会消失，而我就是要让它消失得慢一些……”
李其琼来到敦煌两周后，就与孙儒僩举办了简单的婚礼。两个人在土炕、土桌子、土凳子、土柜子组合而成的“家”中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大多数时间，孙儒僩忙于治沙和加固石窟，李其琼则钻进阴冷的洞窟临摹壁画，不知疲倦。
“只顾事业不顾家”，很多人这样评价樊锦诗。
她20岁考上北大，时常晾衣服忘了收、晒的被子不翼而飞，才意识到自己需要人照顾。她最喜欢泡图书馆，彭金章比她早到，会帮她在旁边留个位子;她总在手腕上系块手绢，彭金章就送她更好看的;她是杭州人，彭金章从河北家乡带特产给她吃……
一个简单，一个质朴，碰在一起就是默契。
1962年，樊锦诗24岁，和同学到敦煌实习。
没错，敦煌是艺术殿堂，但这里没水没电，没有卫生设施，吃白面条，只加盐和醋。报纸送到手上时已经是出版10天以后，新闻变“旧闻”。
1965年，樊锦诗和彭金章
第二年毕业分配，樊锦诗去了敦煌，彭金章去了武汉大学。之后是长期的书信往来。
1967年，他们在彭金章武大的宿舍里办了简单的婚礼，开始了长达19年的两地生活。一年的团聚时间不超过两周。
孩子生在敦煌，彭金章赶来已经是一周以后了。他挑着扁担，里面装的是小孩的衣物和鸡蛋。“樊锦诗看到我，眼泪都出来了。儿子已经出生好几天了，还光着屁股。”
一个人照顾孩子实在难，大儿子一岁多时，樊锦诗把他送到河北去。4年后小儿子出生，大儿子就得和小儿子在河北和武汉之间来回换。彭金章在武汉照顾一个，他的妹妹在河北老家照顾一个。
大儿子读初中时写了封信给樊锦诗：“妈妈没调来，爸爸又经常出差……”
终于，1986年，在找到合适的人接替工作之后，彭金章来到敦煌。
往后的20多年，他一直在敦煌石窟考古和在敦煌学研究领域耕耘，退休后也没有放下。
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忙于国际合作、科学保护、条件改善、人才延揽以及数字敦煌的建设，以期永远地留住莫高窟。
2017年7月29日，彭金章在上海去世。
生前他说：“如果不是喜欢这里，我也不会来;如果不是喜欢这里，我来了也会走。”
这无意中投射出敦煌人的爱情信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
一代代敦煌人坚守莫高窟，心无杂念，勇往直前，才有了今天“千年敦煌重焕光彩”的模样。
他们不一定听过电影《无问西东》里那句台词——“静坐听雨无畏，无问西东求真”，但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廣 挥摘自微信公众号“敦煌研究院”）
几代敦煌人的足迹里藏满故事，其中不乏或细水长流，或情比金坚的爱情传奇。
史苇湘、欧阳琳：一见钟情，一往情深
“在我三灾八难的一生中，还没有一次可以与初到莫高窟时，心灵受到的震撼与冲击比拟……也许就是这种‘一见钟情’和‘一往情深’，促成我这近50年对莫高窟的欲罢难休……”被称为敦煌“活字典”的史苇湘先生如是说。
1947年，女友欧阳琳已经到了敦煌，她形容初见敦煌的感受是“又惊讶，又感动”。一年后，24岁的史苇湘抗战归来后立刻赶到敦煌。
临摹并不容易。每一根线条看起来平淡无奇，真要落笔时，需要收起自己，才能体会千年前古人的良苦用心。稍有不慎，就与原作相去甚远。加之光线原因，不到一平方米的壁画临摹起来往往需要几个月时间。
史苇湘和欧阳琳就这样专注临摹40余年，不知疲倦，只觉得敦煌有画不完的美。
现已从敦煌研究院退休的敦煌学专家马德说：“从事绘画的人一般都自称或被称为艺术家，而欧阳老师和她的同事们都自称‘画匠’。他们心甘情愿一辈子做画匠，一辈子默默地从事敦煌壁画的临摹工作。”
他们没有计较过住的是土房子，没有为冰窖一样的宿舍介怀。相反，每天的白水煮面条、白菜和萝卜，没有油水、没有四川人少不了的辣椒，他们也能吃得津津有味。
他们给自己的女儿取名史敦宇、欧阳煌玉。欧阳煌玉回忆：“有次我问我妈，苦吗？她说，水果好吃，也不觉得苦。”
孙儒僩、李其琼：爱是不问前程
2014年，敦煌研究院建院70周年。5月，在莫高窟的老美术馆里，有一场朴素的展览：心灯——李其琼先生纪念展。
1952年，27岁的李其琼从四川来到敦煌文物研究所美术组，主要负责壁画临摹工作。她是继段文杰之后，临摹敦煌壁画数量最多的画家。
展出的作品琳琅满目，更加引人注目的是一个背影——照片里，从梳着双尾麻花辫的少女到霜丝侵鬓的老人，李其琼面对壁画临摹了一辈子。
在她的丈夫，敦煌研究院保护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孙儒僩眼里，“是光照千秋的敦煌艺术的伟大火炬点燃了她这盏心灯”。
如果没有当初孙儒僩给李其琼的一封信，她也许不会放弃可能留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的机会，远赴敦煌。
信中是这样写的：“敦煌的冬天实在令人难以忍受。早上起床，鼻子上时常会覆盖一层霜，杯子和脸盆里残留的水，则结着厚重的冰凌……流沙对莫高窟的侵蚀已经到了难以想象的地步，它的瑰丽与神秘有一天可能会消失，而我就是要让它消失得慢一些……”
李其琼来到敦煌两周后，就与孙儒僩举办了简单的婚礼。两个人在土炕、土桌子、土凳子、土柜子组合而成的“家”中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大多数时间，孙儒僩忙于治沙和加固石窟，李其琼则钻进阴冷的洞窟临摹壁画，不知疲倦。
樊锦诗、彭金章：这么远，那么近
“只顾事业不顾家”，很多人这样评价樊锦诗。
她20岁考上北大，时常晾衣服忘了收、晒的被子不翼而飞，才意识到自己需要人照顾。她最喜欢泡图书馆，彭金章比她早到，会帮她在旁边留个位子;她总在手腕上系块手绢，彭金章就送她更好看的;她是杭州人，彭金章从河北家乡带特产给她吃……
一个简单，一个质朴，碰在一起就是默契。
1962年，樊锦诗24岁，和同学到敦煌实习。
没错，敦煌是艺术殿堂，但这里没水没电，没有卫生设施，吃白面条，只加盐和醋。报纸送到手上时已经是出版10天以后，新闻变“旧闻”。
第二年毕业分配，樊锦诗去了敦煌，彭金章去了武汉大学。之后是长期的书信往来。
1967年，他们在彭金章武大的宿舍里办了简单的婚礼，开始了长达19年的两地生活。一年的团聚时间不超过两周。
孩子生在敦煌，彭金章赶来已经是一周以后了。他挑着扁担，里面装的是小孩的衣物和鸡蛋。“樊锦诗看到我，眼泪都出来了。儿子已经出生好几天了，还光着屁股。”
一个人照顾孩子实在难，大儿子一岁多时，樊锦诗把他送到河北去。4年后小儿子出生，大儿子就得和小儿子在河北和武汉之间来回换。彭金章在武汉照顾一个，他的妹妹在河北老家照顾一个。
大儿子读初中时写了封信给樊锦诗：“妈妈没调来，爸爸又经常出差……”
终于，1986年，在找到合适的人接替工作之后，彭金章来到敦煌。
往后的20多年，他一直在敦煌石窟考古和在敦煌学研究领域耕耘，退休后也没有放下。
1998年，樊锦诗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忙于国际合作、科学保护、条件改善、人才延揽以及数字敦煌的建设，以期永远地留住莫高窟。
2017年7月29日，彭金章在上海去世。
生前他说：“如果不是喜欢这里，我也不会来;如果不是喜欢这里，我来了也会走。”
这无意中投射出敦煌人的爱情信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你心”。
一代代敦煌人坚守莫高窟，心无杂念，勇往直前，才有了今天“千年敦煌重焕光彩”的模样。
他们不一定听过电影《无问西东》里那句台词——“静坐听雨无畏，无问西东求真”，但他们就是这样做的。
（廣 挥摘自微信公众号“敦煌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