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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缘于重庆市云阳县龙泉村村民熊德明一句“多嘴”的大实话。去年10月24日，温家宝总理路过龙泉村，熊德明“向总理说了实话”，反映她丈夫的2300元工钱被拖欠。总理当即指示地方政府要解决好拖欠民工工资问题，六个小时之内她就拿到了被欠的工钱。熊德明自己也成了2003经济年度人物社会公益奖的候选人，一时成为国内外媒体关注的焦点。
正是因为熊德明一句大实话，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清欠”工作。从去年底到今年初，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各有关部门迅速行动、积极采取措施清理拖欠建设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仅仅两个多月就从历年拖欠款中已偿付拖欠农民工工资215亿元，清欠率68%。2003年发生的欠款已兑付89%。
干活拿钱本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却是多年的痼疾。舆论也频频披露过，但多年来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这中间的症结究竟何在？
有人把这归罪于政府，说是政府推动的“建设型经济”的结果。确实，在一些部门的官员们眼里，他们所从事的一些建设型经济无非也是出于一个“公”字，也是为民着想，是在提高城市建设的规模和档次，抓住了发展中的主流。所以，在缺乏监督和约束的体制下，城市建设一哄而上，盲目扩张，轻易上马，有的甚至热衷于搞形象工程，追求政绩，至于还款，欠一点民工的工资，在他们看来是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根本不顾及民工们的利益。
也有人说“欠薪”问题除了政府有关部门、企业外，农民工本身也有一定责任，即法律意识不强，缺乏相应的劳动工资保障合同并保留有关文书证据，让政府和法律无法提供保护。
其实把“欠薪”的责任归咎于民工实在有一点“冤”，因为在田间地头这些农民工是劳动的好手，一旦汇入城市他们就成了弱势群体。一方面，在于他们接受教育少，法律知识缺乏；另一方面，在城市中，他们缺少竞争的有利条件，以求得有一口饭吃外能节省几个钱寄回家就行。所以，农民工自身的弱点就成了一些单位或个人赚取高额利润的契机，他们的利益就很容易受到侵犯。再加上许多民工事先没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使一些用人单位在拖欠和克扣工资时更加肆无忌惮，客观上纵容了企业经营者和一些工程的承包人的恶意欠薪行为。在一年又一年被用人单位拖欠着工资的同时，这些农民工兄弟还得年复一年源源不断地外出打工，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新的打工时间来换取先前的报酬而沉淀现时的薪水，使薪水拖欠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深。
熊德明的一句大实话，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各级政府才真的动了真格，使这长期都难以解决的问题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得以落实，这是为什么？我们也从中悟出了点东西来。
试想，假如熊德明不“多嘴”，各地区，各部门及企业能在短时间内凑起215亿元发放到农民工手中吗？215亿元，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假如，总理不在熊德明家中院坝停留或熊德明像其他的村民那样看着总理激动一阵子成为茶余饭后的喜悦，这欠薪的事还要拖多久？
假如这次党中央、国务院没有强有力的措施，各级地方部门或企业能主动监督办理此事吗？
……
在诸多的“假如”中我们想到：拖欠农民工工资不是一、二天的事，为官者及企业经营者不是不知道，为什么非要有上方宝剑才动，这中间他们看重的是什么？是农民工的命运？还是自己头上的乌纱帽？如果我们在考核企业经营者或政府的一些部门领导，把对农民工“欠薪”作为政绩来考评，或许他们的态度就会来一个根本的转变。如果我们在法律法规上，确立工资的法律地位，确定并严肃追究欠薪者的法律责任，如果我们企业的经营者少开几次“会”，少一些外出“考察”活动，少一些礼尚往来的应酬，把这些钱用在支付农民工工资上，那又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让我们摈弃更多的假设，来一些实实在在的，来一些摸得着，看得见，切实于民有益的东西，这才是熊德明和更多的农民工兄弟想要的。
正是因为熊德明一句大实话，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清欠”工作。从去年底到今年初，根据党中央、国务院的部署，各有关部门迅速行动、积极采取措施清理拖欠建设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仅仅两个多月就从历年拖欠款中已偿付拖欠农民工工资215亿元，清欠率68%。2003年发生的欠款已兑付89%。
干活拿钱本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却是多年的痼疾。舆论也频频披露过，但多年来始终没有得到解决。这中间的症结究竟何在？
有人把这归罪于政府，说是政府推动的“建设型经济”的结果。确实，在一些部门的官员们眼里，他们所从事的一些建设型经济无非也是出于一个“公”字，也是为民着想，是在提高城市建设的规模和档次，抓住了发展中的主流。所以，在缺乏监督和约束的体制下，城市建设一哄而上，盲目扩张，轻易上马，有的甚至热衷于搞形象工程，追求政绩，至于还款，欠一点民工的工资，在他们看来是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根本不顾及民工们的利益。
也有人说“欠薪”问题除了政府有关部门、企业外，农民工本身也有一定责任，即法律意识不强，缺乏相应的劳动工资保障合同并保留有关文书证据，让政府和法律无法提供保护。
其实把“欠薪”的责任归咎于民工实在有一点“冤”，因为在田间地头这些农民工是劳动的好手，一旦汇入城市他们就成了弱势群体。一方面，在于他们接受教育少，法律知识缺乏；另一方面，在城市中，他们缺少竞争的有利条件，以求得有一口饭吃外能节省几个钱寄回家就行。所以，农民工自身的弱点就成了一些单位或个人赚取高额利润的契机，他们的利益就很容易受到侵犯。再加上许多民工事先没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使一些用人单位在拖欠和克扣工资时更加肆无忌惮，客观上纵容了企业经营者和一些工程的承包人的恶意欠薪行为。在一年又一年被用人单位拖欠着工资的同时，这些农民工兄弟还得年复一年源源不断地外出打工，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新的打工时间来换取先前的报酬而沉淀现时的薪水，使薪水拖欠越来越多，矛盾越来越深。
熊德明的一句大实话，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重视，各级政府才真的动了真格，使这长期都难以解决的问题在极短的时间内就得以落实，这是为什么？我们也从中悟出了点东西来。
试想，假如熊德明不“多嘴”，各地区，各部门及企业能在短时间内凑起215亿元发放到农民工手中吗？215亿元，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假如，总理不在熊德明家中院坝停留或熊德明像其他的村民那样看着总理激动一阵子成为茶余饭后的喜悦，这欠薪的事还要拖多久？
假如这次党中央、国务院没有强有力的措施，各级地方部门或企业能主动监督办理此事吗？
……
在诸多的“假如”中我们想到：拖欠农民工工资不是一、二天的事，为官者及企业经营者不是不知道，为什么非要有上方宝剑才动，这中间他们看重的是什么？是农民工的命运？还是自己头上的乌纱帽？如果我们在考核企业经营者或政府的一些部门领导，把对农民工“欠薪”作为政绩来考评，或许他们的态度就会来一个根本的转变。如果我们在法律法规上，确立工资的法律地位，确定并严肃追究欠薪者的法律责任，如果我们企业的经营者少开几次“会”，少一些外出“考察”活动，少一些礼尚往来的应酬，把这些钱用在支付农民工工资上，那又将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让我们摈弃更多的假设，来一些实实在在的，来一些摸得着，看得见，切实于民有益的东西，这才是熊德明和更多的农民工兄弟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