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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以“许可馨事件”为切入点，以围绕该事件产生的舆论以及投票结果为研究主体，以非随机选取的六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运用非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质性研究方法，探究沉默的螺旋框架在新媒体时代与传统媒体时代的不同表现及其深层机制，结合实情，指出沉默螺旋框架的不足，并总结主流媒体报道的正确做法。
关键词：“许可馨事件”；沉默的螺旋；新媒体时代；深度访谈；投票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3-0141-03
一、事件概述
2020年1月24日，一个名为许可馨、在微博等社交平台拥有一定数量关注者的留学生回国后，在微博上数次发表不当言论，引起了网友的愤怒。3月27日，许可馨在微博发表关于留学生回国的言论后，引爆网络，进而有网友搜索出其过往言论，认为其出国留学的奖学金和家庭背景有关。之后许可馨遭受了长达一个月的网络暴力，该事件引起了众多媒体与网友的关注。
二、文献综述
诺伊曼于1974年提出的“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作为政治学和大众传播理论，指出了对孤立的恐惧会导致个体保持沉默而不是发表意见[1]。与此相关，准统计官能是人们观察环境中意见分配状况的能力，人们判断意见气候后，会根据对特定问题的意见，产生多数派和少数派，少数派声音变小，多数派声音变大，形成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模式。另外，少数派中也存在中坚分子，愿意公开发表自己与主流意见冲突的言论。
沉默的螺旋提出后，有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适用性批判，也对其进行了在新媒体时代应用的补充。格林和麦克劳德提出，“对被孤立的恐惧”并非是人们不发声的唯一原因，并且人们所在的社群和参照群体会对其意见产生影响[2]。莫伊、多姆克和斯塔姆認为，比起公众的孤立，人们更害怕身边亲友的孤立，也就会更在意他们的意见[3]。塞尔蒙和纽沃思认为该框架没有提到事件与个人的相关性，有时候人们愿意发表意见，是因为他们与这个话题直接相关[4]。地区文化是否允许也是个人是否会公开发表意见的原因[5]。
三、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目的
沉默的螺旋框架在疫情发生后的新媒体时代与在传统媒体时代表现不同，研究者欲通过本次的“许可馨事件”明确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互联网的舆论样态如何？第二，沉默的螺旋产生的深层机制是什么？第三，媒体在舆论引导中应如何发挥作用，如何改进自身？
希望本研究能为纠正社会中沉默的螺旋现象、引导舆论正向发展提供参考。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采用非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曾经在社交平台针对“许可馨事件”发表过相关言论者三名，未发表过相关言论者三名，共六名受访对象，访谈时间为50～100分钟。受访者均年满18岁，中国公民，为在校大学生，其中男性两名女性四名，专业涉及政治、法学、哲学、中文、生物、数据科学。各受访者的信息获取渠道包含官媒、微博、公众号、知乎、豆瓣、虎扑、百度、维基百科和微信朋友圈。
无论是事前了解，还是访谈前有目的地对该事件进行资料收集，受访者感知到的意见气候都是愤怒、暴躁的。而五名受访者不赞同该事件中的“大多数声音”，其中一名表示赞同“大多数声音”的观点基本内容，另有一名受访者表达了中立的态度。基于此，研究者对他们进行了沉默的螺旋相关访谈。
2.数据收集方法
研究主要运用非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的方法。非参与式观察是指研究者跟踪“许可馨事件”发生的全过程，在一定观察距离之外，不公开研究者的真正身份，记录该事件的舆论发展变化。深度访谈则围绕沉默的螺旋框架设计了15个基本访谈问题，对访谈对象进行线上（微信）的半结构式访谈，问题主要涉及受访者了解“许可馨事件”的渠道、感知到的意见气候、对该事件的总体态度、是否曾经或有意愿参与意见发表、现实生活中周边人的态度、媒体的角色等。同时，收集了主流媒体对该事件的相关报道。
3.数据分析方法
参考格拉泽与施特劳斯的扎根理论，仔细阅读所有数据后进行分类编码，将同一类别的概念进行理论化，总结其性能特征和维度，形成框架，提炼主题，并重新回顾数据中与各个主题相关的内容[6]。循环编码，直至主题稳定，并对主题进行分析[7]。
四、舆论样态与深层机制
收集六名受访者的不同意见，笔者总结得出了舆论事件发生后的总体舆论样态，这些样态是沉默的螺旋现象出现的原因。综合表层原因，可以归纳出新媒体时代，沉默的螺旋产生的深层机制。
（一）舆论样态
1.环境封闭性
封闭、半封闭的网络讨论环境会对舆论的产生造成不同影响，如受访者会在微信朋友圈此种半封闭式的交流圈内发表自己的言论，但不会在微博、小红书这样完全开放的地方发表看法。
2.方式多样性
不同的意见表达方式有不同的表达结果，即面对直接发表言论和投票时，受访者的选择不同。在被询问到是否会参与用户“显性隐居者”发起的投票时，受访者回答“会”；而在被问到是否会公开发表言论时，有受访者回答，因为不愿意打字、害怕在网络发言会受到部分网友的抨击，不会公开发表言论。
3.平台异质性
不同平台有不同的表达结果。譬如，知乎的豆瓣平台对该事件的反应不一致：知乎网友的态度以愤慨为主，表达了对许可馨的敌视和对某些不良社会现象的不满；而豆瓣网友讽刺平台的处理方式和许的反对群体。
4.对象选择性
相比于和家人，受访者更愿意和朋友发表意见。有的受访者会和朋友、同学交流该事件，谈论地点兼具线上和线下，但不会与有代际沟通问题的家人谈论。这涉及更深层次的人际交往问题。
（二）深层机制 经过归类、编码后可以发现，沉默的螺旋在中国语境下、在新媒体环境中产生的深层机制主要有七点。
1.互联网记忆
发表意见后，意见在互联网上的留存时间越长，人们对意见带来的后果越恐惧。两名受访者表示，在开启“朋友圈三天可见”或“微博半年可见”后，他们参与互联网讨论的意愿更强烈了。
2.自我审查
失去了亲友的保护，高匿名性同时意味着更高程度的自我审查[8]。微博、豆瓣等开放平台相对于微信朋友圈等半开放式平台的匿名性更强，在针对事件发表意见之前，用户通常会审查自我的言论是否和网络主流意见方向相同，以免遭受未知的网络言论攻击。而在朋友圈等近实名制平台中，评论发表会因现实人际关系等因素变得更加温和，故用户对网络暴力的恐惧感降低，自我审查的力度随之降低。
3.质量一致性
公众更认同质量一致性而非數量一致性[8]，即虽然所属的群体人数少，声音小，但因为认可该群体的质量，所以依旧会受到该群体意见的影响，或在该群体内发声。譬如有受访者认为，他对所处社交圈内的人有较大的信心，故一旦他所处的圈内，人人都开始网暴许可馨，该受访者也会开始认真思考许是否真的存在问题。相反，如果受访者接收到的信息并非来自社交圈内，而仅仅来自网络平台范畴，那么他并不会认为这些信息有参考性。
4.新媒体的特质
当今媒体较之传统媒体有了较大变化。首先，私人平台和公众平台共存，私域与公域的边界愈发模糊。其次，平台增多，各平台的舆论风向不同，讨论程式不同，最终的意见发表结果也不同。而发生在新媒体的声音在被互联网放大后，对公众的影响较传统媒体更大。有的受访者的社交圈中并不乏言论比许可馨所言更过分者，但他却并没有让社交圈内的朋友产生反感，所以该受访者认为，其对许产生反感，应该和媒体的不断宣传有关。
另外，公众在新媒体环境中，比传统媒体更容易置身事外，即新媒体涉及的事件更广，人们更容易参与到无关自身的讨论中去，所以传统情况下，意见的发表比新媒体情况下更加克制。在这个人人都拥有麦克风的新媒体时代，互联网下的媒介审判比传统媒体更集中、更迅速，也更严重。受访者均感知到了网络中存在的偏见，甚至有回答认为“他们更像网络法官”。
5.讨论环境复杂化
时代变迁导致讨论环境复杂化。首先，公众的意见倾向于多元化，由于个体的差异性和个人精力的有限性，用户不可能一一驳回异见。而在这样的时代，用户面临的问题同样是多元的，在互联网情境下，了解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会更加复杂。譬如有回答就称，如果有充分的信息和时间使其了解了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他就有可能投票（对比该受访者现在选择不会投票）。
而热度与热度榜单为用户提供了快速获取信息的渠道，这样一来，意见的表达便也与不同话题的不同热度有关。有受访者提出，这类一边倒的舆论通常出现于具有一定热度的话题。
另外，在网络空间下，个体更容易成为“意见领袖”，“意见领袖”又能进一步影响舆论表达。“特别是微博，只要你有方法，就能成为‘大多数声音’。”这导致的结果是议题的质量参差不齐。
6.舆论敏感度
“许可馨事件”反映出的，是网络空间讨论愈发政治化的倾向，或者说，用户对政治话题越来越敏感，以及看法越来越程式化。当一个人的政治立场能够被预估时，他对各类事件的看法通常也容易被预估，因此，“立场”的概念是观察网络言论的很好的工具。
7.媒体引导与规范
主流媒体的引导能规范言论发布者。有回答称：“主流媒体会告诉大家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错误的有惩罚，正确的会嘉奖。”不过，在某些情况下，主流媒体也需要流量。受访者普遍希望主流媒体的报道更加客观、全面，但如果“客观”和“容易被淹没”画上等号，那么主流媒体就可能丧失流量。在猎奇心理驱使的情况下，无论是否是主流媒体，都可能有使事件极端化。一旦主流媒体作出了错误的选择，大众的言论就会被引导到未知的方向。
五、探讨与补充
（一）准统计官能的纠正
库尔特和格拉迪斯在2012年指出，并非真正的统计多数对意见遵循产生了压力，因为“意见气候被媒体的大范围传播施加了影响”，所以“意见气候并非始终是对政体内部舆论分布的准确反映”[9]。在“许可馨事件”中，对许可馨的讨伐可能并非社会的主流意见。
在深度访谈中，六名受访者互相不认识，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对网络暴力许可馨的反对意见。而在互联网生态观察中，用户名为“一棹夕阳过”的微博博主作为拥有3万粉丝的“意见领袖”，持续性地对暴力行为表达了反对看法。她不认同许可馨的观点，但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在网络上发表观点，而被网友“宣判死亡”。在她的博文下，评论和转发的意见都倒向了拒绝网络暴力，而这支少数派也对其他的群体产生了影响。账户“江湖一葉舟_”是“一棹夕阳过”的好友，而前者是“手写圈”拥有2.7万粉丝的“意见领袖”，她多次公开赞同“一棹夕阳过”的观点并转发，这也影响了众多“手写圈”原先不关注该事件的微博用户。总之，在该事件中，使用网络暴力者是否是真正统计意义上的多数，尚待探讨。
（二）意见发表渠道的影响
在舆论发生的两种形式——投票与直接发表意见（留言）上，公众的参与模式有很大的不同。在这里，投票与点赞等一次性的、高隐蔽性的、便捷式的意见表达方式是同类的，他们不需要用户组织语言、有创造性地生产答案，只需要认同或否定既有答案，故更受公众青睐。另外，投票并不一定能反映真实情况，受众可能会受到舆论风向的影响，并且投票能够掩盖参与者的真实意图。
（三）对现有框架的补充
在对于沉默的螺旋框架的补充上，意见发表的结果是否会造成真实影响、会造成什么样的真实影响也是人们发声与否的原因之一，这一点，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是相同的。参与投票的人越多，该投票被传播的范围越广，故对事件传播范围的预期也是人们参与讨论与否的原因之一。一旦考虑到了参与该投票可能会给许可馨带来严重的心理打击，用户则可能不会产生投票行为。另外，由于互联网行为并不一定会对真实世界产生影响，即不论是投票还是发表言论，都可能不“具备意义”——参与的唯一意义可能是对参与者进行简单的阵营分类，所以这杜绝了某些用户加入讨论的想法。 后真相时代，“让子弹飞”的心理让用户甘于等待而惰于发声。由于过往相似事件影响的累加，疫情暴发后的新媒体时代呈现出了一种后真相的特质，即反转成了新闻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许可馨事件”中，对自我寄予冷静期望的受众给予了自身更加充分的沉默时间；而对于互联网原住民来说，这种“让子弹飞”的心态已成为过往教育经历的一部分。用户持有反对讨伐许可馨的意见却暂不发声，等待后期新闻报道的反转，故时代特质赋予了沉默的螺旋上升的空间。
（四）主流媒体的正确做法
不同受訪者对主流媒体提出的建议如下：主流媒体应该保证话语修辞使用恰当，最好避免使用过于激烈的或带有严重指向性的修辞；拒绝用标题吸引眼球，在质量和流量不能兼备的情况下，质量的重要性应该大于流量的重要性，避免出现文题不统一的情况；报道应保持客观、全面、中立；要发挥媒体特有的新闻舆论监督功能；报道者不能带有私人情绪。
（五）局限性
本次质性研究依旧存在很多不足，譬如非参与式观察有间断，在事件发生的某些时间点没有及时做调查记录；深度访谈对象存在局限性，访谈对象少，且没有访谈其他职业、其他年龄段、有其他媒介使用偏好的人群，样本可能存在偏差；无法访谈许可馨本人；由于疫情原因，访谈全部在线上进行，无论是意见表达的速度、质量还是表达的连续性都可能受到影响。
六、结语
沉默的螺旋在新媒体时代和传统媒体时代的表现大有不同，尤其是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不断变化的当前，“许可馨事件”给予了我们见微知著的可能性。本文认为，目前在众声喧哗中，网络环境与平台生态导致部分用户的发声欲望下降，沉默的螺旋框架产生的深层机制与用户个体差异、社交圈层、新媒体环境的复杂程度以及主流媒体有关。在21世纪的中国，主流媒体应正确引导舆论，用户也应参与绿色网络生态的建设，两者需共同维护网络生态的健康、平衡、稳定。
参考文献：
[1] 伊丽莎白·诺埃尔-诺伊曼.沉默的螺旋——一种舆论理论[J].传播学报，2010，24（2）：43-51.
[2] 卡罗尔·J·格林，杰克·J·麦克劳德.沉默的螺旋理论对传播和公众意见研究的影响[C].政治传播年鉴，1984：43-65.
[3] 帕特里夏·莫伊，大卫·多姆克，基思·斯塔姆.沉默的螺旋和对平权行动的公众舆论[J].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2001，78（1）：7-25.
[4] 查尔斯·T·塞尔蒙，库尔特·纽沃思.对意见“气候”的看法和讨论堕胎问题的意愿[J].新闻季刊，2016，67（3）：567-577.
[5] 克里斯蒂娜·罗斯.思考和交流更多的世界观：沉默螺旋的新方向[C].国家通信协会，2007：1.
[6] 巴尼·G·格拉泽，安塞姆·L·施特劳斯，伊丽莎白·斯特鲁泽.基础理论的发现[J].护理研究，1968，17（4）：364.
[7] 莫伊拉·马奎尔，布里德·德拉亨特.做一个主题分析：为学习和教学的学者提供一个实用的、分步骤的指南[J].全爱尔兰高等教育教学杂志，2017，9（3）：3351-3514.
[8] 杰西·福克斯，拉尼尔·弗鲁什·霍尔特.孤立恐惧和感知的功能可见性：社交网站上关于警察歧视的沉默螺旋[J].大众传播与社会，2018，21（5）：533-554.
[9] 库尔特·兰，格拉迪斯·恩格尔·兰.我们称之为舆论的东西是什么？对“沉默的螺旋”的反思[J].国际舆论研究杂志，2012，24（3）：368-386.
作者简介：邹谌辰（2000—），女，广东珠海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新媒体、网络舆论。
关键词：“许可馨事件”；沉默的螺旋；新媒体时代；深度访谈；投票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1）13-0141-03
一、事件概述
2020年1月24日，一个名为许可馨、在微博等社交平台拥有一定数量关注者的留学生回国后，在微博上数次发表不当言论，引起了网友的愤怒。3月27日，许可馨在微博发表关于留学生回国的言论后，引爆网络，进而有网友搜索出其过往言论，认为其出国留学的奖学金和家庭背景有关。之后许可馨遭受了长达一个月的网络暴力，该事件引起了众多媒体与网友的关注。
二、文献综述
诺伊曼于1974年提出的“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作为政治学和大众传播理论，指出了对孤立的恐惧会导致个体保持沉默而不是发表意见[1]。与此相关，准统计官能是人们观察环境中意见分配状况的能力，人们判断意见气候后，会根据对特定问题的意见，产生多数派和少数派，少数派声音变小，多数派声音变大，形成一种螺旋式上升的模式。另外，少数派中也存在中坚分子，愿意公开发表自己与主流意见冲突的言论。
沉默的螺旋提出后，有许多学者对其进行了适用性批判，也对其进行了在新媒体时代应用的补充。格林和麦克劳德提出，“对被孤立的恐惧”并非是人们不发声的唯一原因，并且人们所在的社群和参照群体会对其意见产生影响[2]。莫伊、多姆克和斯塔姆認为，比起公众的孤立，人们更害怕身边亲友的孤立，也就会更在意他们的意见[3]。塞尔蒙和纽沃思认为该框架没有提到事件与个人的相关性，有时候人们愿意发表意见，是因为他们与这个话题直接相关[4]。地区文化是否允许也是个人是否会公开发表意见的原因[5]。
三、研究目的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目的
沉默的螺旋框架在疫情发生后的新媒体时代与在传统媒体时代表现不同，研究者欲通过本次的“许可馨事件”明确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互联网的舆论样态如何？第二，沉默的螺旋产生的深层机制是什么？第三，媒体在舆论引导中应如何发挥作用，如何改进自身？
希望本研究能为纠正社会中沉默的螺旋现象、引导舆论正向发展提供参考。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
采用非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曾经在社交平台针对“许可馨事件”发表过相关言论者三名，未发表过相关言论者三名，共六名受访对象，访谈时间为50～100分钟。受访者均年满18岁，中国公民，为在校大学生，其中男性两名女性四名，专业涉及政治、法学、哲学、中文、生物、数据科学。各受访者的信息获取渠道包含官媒、微博、公众号、知乎、豆瓣、虎扑、百度、维基百科和微信朋友圈。
无论是事前了解，还是访谈前有目的地对该事件进行资料收集，受访者感知到的意见气候都是愤怒、暴躁的。而五名受访者不赞同该事件中的“大多数声音”，其中一名表示赞同“大多数声音”的观点基本内容，另有一名受访者表达了中立的态度。基于此，研究者对他们进行了沉默的螺旋相关访谈。
2.数据收集方法
研究主要运用非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的方法。非参与式观察是指研究者跟踪“许可馨事件”发生的全过程，在一定观察距离之外，不公开研究者的真正身份，记录该事件的舆论发展变化。深度访谈则围绕沉默的螺旋框架设计了15个基本访谈问题，对访谈对象进行线上（微信）的半结构式访谈，问题主要涉及受访者了解“许可馨事件”的渠道、感知到的意见气候、对该事件的总体态度、是否曾经或有意愿参与意见发表、现实生活中周边人的态度、媒体的角色等。同时，收集了主流媒体对该事件的相关报道。
3.数据分析方法
参考格拉泽与施特劳斯的扎根理论，仔细阅读所有数据后进行分类编码，将同一类别的概念进行理论化，总结其性能特征和维度，形成框架，提炼主题，并重新回顾数据中与各个主题相关的内容[6]。循环编码，直至主题稳定，并对主题进行分析[7]。
四、舆论样态与深层机制
收集六名受访者的不同意见，笔者总结得出了舆论事件发生后的总体舆论样态，这些样态是沉默的螺旋现象出现的原因。综合表层原因，可以归纳出新媒体时代，沉默的螺旋产生的深层机制。
（一）舆论样态
1.环境封闭性
封闭、半封闭的网络讨论环境会对舆论的产生造成不同影响，如受访者会在微信朋友圈此种半封闭式的交流圈内发表自己的言论，但不会在微博、小红书这样完全开放的地方发表看法。
2.方式多样性
不同的意见表达方式有不同的表达结果，即面对直接发表言论和投票时，受访者的选择不同。在被询问到是否会参与用户“显性隐居者”发起的投票时，受访者回答“会”；而在被问到是否会公开发表言论时，有受访者回答，因为不愿意打字、害怕在网络发言会受到部分网友的抨击，不会公开发表言论。
3.平台异质性
不同平台有不同的表达结果。譬如，知乎的豆瓣平台对该事件的反应不一致：知乎网友的态度以愤慨为主，表达了对许可馨的敌视和对某些不良社会现象的不满；而豆瓣网友讽刺平台的处理方式和许的反对群体。
4.对象选择性
相比于和家人，受访者更愿意和朋友发表意见。有的受访者会和朋友、同学交流该事件，谈论地点兼具线上和线下，但不会与有代际沟通问题的家人谈论。这涉及更深层次的人际交往问题。
（二）深层机制 经过归类、编码后可以发现，沉默的螺旋在中国语境下、在新媒体环境中产生的深层机制主要有七点。
1.互联网记忆
发表意见后，意见在互联网上的留存时间越长，人们对意见带来的后果越恐惧。两名受访者表示，在开启“朋友圈三天可见”或“微博半年可见”后，他们参与互联网讨论的意愿更强烈了。
2.自我审查
失去了亲友的保护，高匿名性同时意味着更高程度的自我审查[8]。微博、豆瓣等开放平台相对于微信朋友圈等半开放式平台的匿名性更强，在针对事件发表意见之前，用户通常会审查自我的言论是否和网络主流意见方向相同，以免遭受未知的网络言论攻击。而在朋友圈等近实名制平台中，评论发表会因现实人际关系等因素变得更加温和，故用户对网络暴力的恐惧感降低，自我审查的力度随之降低。
3.质量一致性
公众更认同质量一致性而非數量一致性[8]，即虽然所属的群体人数少，声音小，但因为认可该群体的质量，所以依旧会受到该群体意见的影响，或在该群体内发声。譬如有受访者认为，他对所处社交圈内的人有较大的信心，故一旦他所处的圈内，人人都开始网暴许可馨，该受访者也会开始认真思考许是否真的存在问题。相反，如果受访者接收到的信息并非来自社交圈内，而仅仅来自网络平台范畴，那么他并不会认为这些信息有参考性。
4.新媒体的特质
当今媒体较之传统媒体有了较大变化。首先，私人平台和公众平台共存，私域与公域的边界愈发模糊。其次，平台增多，各平台的舆论风向不同，讨论程式不同，最终的意见发表结果也不同。而发生在新媒体的声音在被互联网放大后，对公众的影响较传统媒体更大。有的受访者的社交圈中并不乏言论比许可馨所言更过分者，但他却并没有让社交圈内的朋友产生反感，所以该受访者认为，其对许产生反感，应该和媒体的不断宣传有关。
另外，公众在新媒体环境中，比传统媒体更容易置身事外，即新媒体涉及的事件更广，人们更容易参与到无关自身的讨论中去，所以传统情况下，意见的发表比新媒体情况下更加克制。在这个人人都拥有麦克风的新媒体时代，互联网下的媒介审判比传统媒体更集中、更迅速，也更严重。受访者均感知到了网络中存在的偏见，甚至有回答认为“他们更像网络法官”。
5.讨论环境复杂化
时代变迁导致讨论环境复杂化。首先，公众的意见倾向于多元化，由于个体的差异性和个人精力的有限性，用户不可能一一驳回异见。而在这样的时代，用户面临的问题同样是多元的，在互联网情境下，了解事情的起因、经过、结果会更加复杂。譬如有回答就称，如果有充分的信息和时间使其了解了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他就有可能投票（对比该受访者现在选择不会投票）。
而热度与热度榜单为用户提供了快速获取信息的渠道，这样一来，意见的表达便也与不同话题的不同热度有关。有受访者提出，这类一边倒的舆论通常出现于具有一定热度的话题。
另外，在网络空间下，个体更容易成为“意见领袖”，“意见领袖”又能进一步影响舆论表达。“特别是微博，只要你有方法，就能成为‘大多数声音’。”这导致的结果是议题的质量参差不齐。
6.舆论敏感度
“许可馨事件”反映出的，是网络空间讨论愈发政治化的倾向，或者说，用户对政治话题越来越敏感，以及看法越来越程式化。当一个人的政治立场能够被预估时，他对各类事件的看法通常也容易被预估，因此，“立场”的概念是观察网络言论的很好的工具。
7.媒体引导与规范
主流媒体的引导能规范言论发布者。有回答称：“主流媒体会告诉大家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错误的有惩罚，正确的会嘉奖。”不过，在某些情况下，主流媒体也需要流量。受访者普遍希望主流媒体的报道更加客观、全面，但如果“客观”和“容易被淹没”画上等号，那么主流媒体就可能丧失流量。在猎奇心理驱使的情况下，无论是否是主流媒体，都可能有使事件极端化。一旦主流媒体作出了错误的选择，大众的言论就会被引导到未知的方向。
五、探讨与补充
（一）准统计官能的纠正
库尔特和格拉迪斯在2012年指出，并非真正的统计多数对意见遵循产生了压力，因为“意见气候被媒体的大范围传播施加了影响”，所以“意见气候并非始终是对政体内部舆论分布的准确反映”[9]。在“许可馨事件”中，对许可馨的讨伐可能并非社会的主流意见。
在深度访谈中，六名受访者互相不认识，他们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对网络暴力许可馨的反对意见。而在互联网生态观察中，用户名为“一棹夕阳过”的微博博主作为拥有3万粉丝的“意见领袖”，持续性地对暴力行为表达了反对看法。她不认同许可馨的观点，但认为任何人都不应该因为在网络上发表观点，而被网友“宣判死亡”。在她的博文下，评论和转发的意见都倒向了拒绝网络暴力，而这支少数派也对其他的群体产生了影响。账户“江湖一葉舟_”是“一棹夕阳过”的好友，而前者是“手写圈”拥有2.7万粉丝的“意见领袖”，她多次公开赞同“一棹夕阳过”的观点并转发，这也影响了众多“手写圈”原先不关注该事件的微博用户。总之，在该事件中，使用网络暴力者是否是真正统计意义上的多数，尚待探讨。
（二）意见发表渠道的影响
在舆论发生的两种形式——投票与直接发表意见（留言）上，公众的参与模式有很大的不同。在这里，投票与点赞等一次性的、高隐蔽性的、便捷式的意见表达方式是同类的，他们不需要用户组织语言、有创造性地生产答案，只需要认同或否定既有答案，故更受公众青睐。另外，投票并不一定能反映真实情况，受众可能会受到舆论风向的影响，并且投票能够掩盖参与者的真实意图。
（三）对现有框架的补充
在对于沉默的螺旋框架的补充上，意见发表的结果是否会造成真实影响、会造成什么样的真实影响也是人们发声与否的原因之一，这一点，传统媒体与新媒体是相同的。参与投票的人越多，该投票被传播的范围越广，故对事件传播范围的预期也是人们参与讨论与否的原因之一。一旦考虑到了参与该投票可能会给许可馨带来严重的心理打击，用户则可能不会产生投票行为。另外，由于互联网行为并不一定会对真实世界产生影响，即不论是投票还是发表言论，都可能不“具备意义”——参与的唯一意义可能是对参与者进行简单的阵营分类，所以这杜绝了某些用户加入讨论的想法。 后真相时代，“让子弹飞”的心理让用户甘于等待而惰于发声。由于过往相似事件影响的累加，疫情暴发后的新媒体时代呈现出了一种后真相的特质，即反转成了新闻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许可馨事件”中，对自我寄予冷静期望的受众给予了自身更加充分的沉默时间；而对于互联网原住民来说，这种“让子弹飞”的心态已成为过往教育经历的一部分。用户持有反对讨伐许可馨的意见却暂不发声，等待后期新闻报道的反转，故时代特质赋予了沉默的螺旋上升的空间。
（四）主流媒体的正确做法
不同受訪者对主流媒体提出的建议如下：主流媒体应该保证话语修辞使用恰当，最好避免使用过于激烈的或带有严重指向性的修辞；拒绝用标题吸引眼球，在质量和流量不能兼备的情况下，质量的重要性应该大于流量的重要性，避免出现文题不统一的情况；报道应保持客观、全面、中立；要发挥媒体特有的新闻舆论监督功能；报道者不能带有私人情绪。
（五）局限性
本次质性研究依旧存在很多不足，譬如非参与式观察有间断，在事件发生的某些时间点没有及时做调查记录；深度访谈对象存在局限性，访谈对象少，且没有访谈其他职业、其他年龄段、有其他媒介使用偏好的人群，样本可能存在偏差；无法访谈许可馨本人；由于疫情原因，访谈全部在线上进行，无论是意见表达的速度、质量还是表达的连续性都可能受到影响。
六、结语
沉默的螺旋在新媒体时代和传统媒体时代的表现大有不同，尤其是在复杂的国际局势不断变化的当前，“许可馨事件”给予了我们见微知著的可能性。本文认为，目前在众声喧哗中，网络环境与平台生态导致部分用户的发声欲望下降，沉默的螺旋框架产生的深层机制与用户个体差异、社交圈层、新媒体环境的复杂程度以及主流媒体有关。在21世纪的中国，主流媒体应正确引导舆论，用户也应参与绿色网络生态的建设，两者需共同维护网络生态的健康、平衡、稳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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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邹谌辰（2000—），女，广东珠海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新媒体、网络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