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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前中国电影史著作缺乏真诚对待历史的态度，也缺乏承认自身缺陷的态度。在对港台电影的定位上缺乏公正的态度，对史实的剖析也欠深度和广度，这直接影响了受众的接受程度。
【关键词】中国电影史 态度 真实
“在公元1000年，世界上最贵的五种商品依次是黄金、丝、奴隶、瓷器、银；公元1700年，依次是黄金、奴隶、布、茶、木材；公元2000年，变成了石油、晶片、飞机、军械、电影”。作为一种能把黄金挤下这个最贵商品榜的艺术品，电影的远大前景毋庸置疑。从政府到民间，我国人民都在提出“振兴中国电影”的口号，这也导致国内高校的影视类专业极度热门，而在这其中，《中国电影史》都是必修的课程。但是在中国目前的高校教育中，《中国电影史》在影视类专业课中受欢迎程度明显偏低，这已是一个普遍现象。在笔者的教学过程中，也存在着学生对该教材接受程度低、接受速度慢的问题。在反思这个问题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当前《中国电影史》教材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大多数教材严重缺乏与受众沟通的平等态度。作为供人学习的中国电影史著作，在与读者的沟通上都或多或少存在问题。所谓沟通，即至少有双方。当一个信息传达者不努力与受众沟通的时候，是对受众缺乏尊重的，传达的目的也必然难以达到。
从30年代谷剑尘撰著的《中国电影发达史》和郑君里的《现代中国电影史略》，到程季华60年代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再到80年代以后出现的相当数量的电影史专著，都存在着相当大的缺陷。早期的专著对百年电影涉及太少，略去不谈；程季华的专著，资料翔实，但是由于时代局限，观点的阶级烙印太重；之后的诸多电影史，一部分是资料堆积，另一部分则只是大致提过，语言难以直达人心。而李少白先生的《中国电影史》，虽然从体例和叙述上来讲都很优秀，但是也难以做到尊重事实。香港作为曾经仅次于好莱坞和印度的全球第三大电影制作中心，它的特殊身份使其在这个风云激荡的世纪里得以繁荣发展，香港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乃至世界电影史上的地位应该是世界公认的。真正让中国电影获得民众高度认可，无论是商业电影还是艺术电影都取得巨大成就的，只有香港电影。从电影这个层面来说，香港可以独占中国历史半壁江山。但是反观我们目前的电影史著作，很多对于香港电影只字不提或一笔带过。以李少白先生编写的2007年版的《中国电影史》为例，尽管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先生对于香港电影的赞赏，“尽管在商业电影的批量化生产过程中，也出现过不少粗制滥造的跟风之作。但以邵氏、电懋、嘉禾、新艺城、思远、金公主、永盛等影业公司出品的影片为代表的香港电影，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乃至世界电影史上的奇迹”，但就篇幅而言，在322页的内容里，也只给了22页的篇幅来介绍香港电影。而其他版本的中国电影史，对香港电影更是只字未提。能表明“港台电影原本是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我们资料不足……暂且空缺……”的著作，已经算是态度严谨了。
这是一个极度奇怪的现象。我们的学生生活成长中接触的大多是香港电影，也想了解香港电影；教材的编撰者也知道香港电影是“世界电影史上的奇迹”；人人都知道香港是中国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中国电影史》的教材却略过香港电影，甚至完全不提及。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在今天，我们都必须明确知道这是一种完全不合理的学术现象，是必须要改变的。就学术研究而言，无论香港电影是怎样的面貌，我们都不该避开不谈。
“学史使人明智”，研究香港电影，不管是对它成功体制的学习，还是对其“粗制滥造”的反思，对于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而言都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
同样，对于台湾电影的评价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既然同为一家，则香港商业电影的繁荣、台湾艺术电影的成功，都应该是一个中国电影人值得骄傲和思考的电影现象。如果学界没有一个严谨真诚、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那就会导致学习者关注的编撰者不提，编撰者提及的读者不关心的畸形现象。
第二个问题是缺乏足够的历史叙述技巧，导致教材的趣味性和深广度严重不足。
首先从叙述体例上来说，目前的《中国电影史》，基本上只按照时间先后来划分中国电影的历史。虽然“为了对历时性的电影发展作共时态的考察，以把握历史演进的阶段性，便于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更加清晰”，但这样的结果是在一定时期内出现大量类型雷同而制作者、内容等都不同的影片。在一个阶段尚可，当接受和记忆的长度跨越整个中国电影史时，对于记忆和对电影人、电影现象的整体把握的问题就凸现无遗。对于记忆网的编织而言，只有横向的线条、纵向线条的稀少会导致记忆网迅速变形，无法达到记忆功能。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笔者以为，可以把一个个导演、电影人、电影现象作为整体来记忆，这样更符合人类社会的思维方式，也更能从整体上把握电影史。其次，对于电影作品、电影人、电影现象的叙述和评价，缺乏一定的趣味性、全面性和深度。包括“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孤儿救祖记》，这样的阶级烙印；对如“孤岛电影”等重要电影现象的一笔带过；对于早期电影戏剧化的现实分析；对于早期“欧化”现象的分析过于牵强，而忽略艺术初级阶段的一个普通模仿特性，既不贴近人性，又不贴近事实的叙述和评判，则必然导致读者无法对其产生情感和共鸣。
每一个在中国学习电影的学习者，都应该学习《中国电影史》：从中学习那些略显稚嫩却极为实用的电影技巧，学习早期电影人执著的专业精神，学习中国电影发展轨迹中各种经验和汲取教训。但是，作为一个电影教育者，尤其是《中国电影史》书籍的编撰者，我们有责任给后来的学习者提供一个丰富真实的电影文化史，而最基础的就是我们要敢于有真诚的勇气，承认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并改正那些由各种原因导致的虚假。知耻，而后能勇。
【参考文献】
[1]钟宝贤.香港电影百年光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页.
[2]李少白主编，中国电影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93页.
[3]钟大丰、舒晓呜中国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226.
[4]李少白主编.中国电影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3页.
[5]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60.
【关键词】中国电影史 态度 真实
“在公元1000年，世界上最贵的五种商品依次是黄金、丝、奴隶、瓷器、银；公元1700年，依次是黄金、奴隶、布、茶、木材；公元2000年，变成了石油、晶片、飞机、军械、电影”。作为一种能把黄金挤下这个最贵商品榜的艺术品，电影的远大前景毋庸置疑。从政府到民间，我国人民都在提出“振兴中国电影”的口号，这也导致国内高校的影视类专业极度热门，而在这其中，《中国电影史》都是必修的课程。但是在中国目前的高校教育中，《中国电影史》在影视类专业课中受欢迎程度明显偏低，这已是一个普遍现象。在笔者的教学过程中，也存在着学生对该教材接受程度低、接受速度慢的问题。在反思这个问题的过程中，笔者发现当前《中国电影史》教材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大多数教材严重缺乏与受众沟通的平等态度。作为供人学习的中国电影史著作，在与读者的沟通上都或多或少存在问题。所谓沟通，即至少有双方。当一个信息传达者不努力与受众沟通的时候，是对受众缺乏尊重的，传达的目的也必然难以达到。
从30年代谷剑尘撰著的《中国电影发达史》和郑君里的《现代中国电影史略》，到程季华60年代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再到80年代以后出现的相当数量的电影史专著，都存在着相当大的缺陷。早期的专著对百年电影涉及太少，略去不谈；程季华的专著，资料翔实，但是由于时代局限，观点的阶级烙印太重；之后的诸多电影史，一部分是资料堆积，另一部分则只是大致提过，语言难以直达人心。而李少白先生的《中国电影史》，虽然从体例和叙述上来讲都很优秀，但是也难以做到尊重事实。香港作为曾经仅次于好莱坞和印度的全球第三大电影制作中心，它的特殊身份使其在这个风云激荡的世纪里得以繁荣发展，香港电影在中国电影史乃至世界电影史上的地位应该是世界公认的。真正让中国电影获得民众高度认可，无论是商业电影还是艺术电影都取得巨大成就的，只有香港电影。从电影这个层面来说，香港可以独占中国历史半壁江山。但是反观我们目前的电影史著作，很多对于香港电影只字不提或一笔带过。以李少白先生编写的2007年版的《中国电影史》为例，尽管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先生对于香港电影的赞赏，“尽管在商业电影的批量化生产过程中，也出现过不少粗制滥造的跟风之作。但以邵氏、电懋、嘉禾、新艺城、思远、金公主、永盛等影业公司出品的影片为代表的香港电影，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乃至世界电影史上的奇迹”，但就篇幅而言，在322页的内容里，也只给了22页的篇幅来介绍香港电影。而其他版本的中国电影史，对香港电影更是只字未提。能表明“港台电影原本是中国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我们资料不足……暂且空缺……”的著作，已经算是态度严谨了。
这是一个极度奇怪的现象。我们的学生生活成长中接触的大多是香港电影，也想了解香港电影；教材的编撰者也知道香港电影是“世界电影史上的奇迹”；人人都知道香港是中国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是，《中国电影史》的教材却略过香港电影，甚至完全不提及。无论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情况，在今天，我们都必须明确知道这是一种完全不合理的学术现象，是必须要改变的。就学术研究而言，无论香港电影是怎样的面貌，我们都不该避开不谈。
“学史使人明智”，研究香港电影，不管是对它成功体制的学习，还是对其“粗制滥造”的反思，对于中国电影市场的发展而言都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
同样，对于台湾电影的评价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既然同为一家，则香港商业电影的繁荣、台湾艺术电影的成功，都应该是一个中国电影人值得骄傲和思考的电影现象。如果学界没有一个严谨真诚、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那就会导致学习者关注的编撰者不提，编撰者提及的读者不关心的畸形现象。
第二个问题是缺乏足够的历史叙述技巧，导致教材的趣味性和深广度严重不足。
首先从叙述体例上来说，目前的《中国电影史》，基本上只按照时间先后来划分中国电影的历史。虽然“为了对历时性的电影发展作共时态的考察，以把握历史演进的阶段性，便于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更加清晰”，但这样的结果是在一定时期内出现大量类型雷同而制作者、内容等都不同的影片。在一个阶段尚可，当接受和记忆的长度跨越整个中国电影史时，对于记忆和对电影人、电影现象的整体把握的问题就凸现无遗。对于记忆网的编织而言，只有横向的线条、纵向线条的稀少会导致记忆网迅速变形，无法达到记忆功能。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笔者以为，可以把一个个导演、电影人、电影现象作为整体来记忆，这样更符合人类社会的思维方式，也更能从整体上把握电影史。其次，对于电影作品、电影人、电影现象的叙述和评价，缺乏一定的趣味性、全面性和深度。包括“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孤儿救祖记》，这样的阶级烙印；对如“孤岛电影”等重要电影现象的一笔带过；对于早期电影戏剧化的现实分析；对于早期“欧化”现象的分析过于牵强，而忽略艺术初级阶段的一个普通模仿特性，既不贴近人性，又不贴近事实的叙述和评判，则必然导致读者无法对其产生情感和共鸣。
每一个在中国学习电影的学习者，都应该学习《中国电影史》：从中学习那些略显稚嫩却极为实用的电影技巧，学习早期电影人执著的专业精神，学习中国电影发展轨迹中各种经验和汲取教训。但是，作为一个电影教育者，尤其是《中国电影史》书籍的编撰者，我们有责任给后来的学习者提供一个丰富真实的电影文化史，而最基础的就是我们要敢于有真诚的勇气，承认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并改正那些由各种原因导致的虚假。知耻，而后能勇。
【参考文献】
[1]钟宝贤.香港电影百年光影.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2页.
[2]李少白主编，中国电影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93页.
[3]钟大丰、舒晓呜中国电影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226.
[4]李少白主编.中国电影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3页.
[5]程季华主编，中国电影发展史，中国电影出版社，1963: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