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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向30名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颁发纪念章。
现年96岁的国家发展改革委老同志、原中顾委委员、原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安志文就是这30人之一。
1919年，安志文生于陕西子洲县，世代书香人家。到了安志文这一辈，出了一位中央委员和一位中央候补委员。安志文与曾任中组部部长的哥哥安子文，一时成为安姓人的骄傲。
1936年，安志文在陕西西安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2月进入延安抗日大学学习，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爆发后，安志文曾在中共陕甘宁边区区委、绥德地委、西北局从事抗日斗争。
从抗大毕业后，安志文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巡视员、中共绥德地委秘书长。1944年，安志文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秘书，1945年到东北任中共哈东地委副书记兼阿城县委书记，又任中共嫩江省委民运部部长，此后还曾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安志文的兄长是曾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安子文。
安子文出生于1909年，他在担任中共太岳区工作委员会书记期间，参与创建太岳抗日根据地。1940年1月至1943年1月，安子文担任中共太岳区委书记，参与领导了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和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1942年10月起，安子文参与指挥了沁源围困战。建国后，安子文曾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80年6月25日，安子文因病在北京逝世。
建国后，安志文曾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专职委员，国家建委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党组书记，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安志文是目前健在的中顾委委员之一。
此外，由安志文负责筹建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创立于1983年2月。30多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见证了中国改革的进程，为中国改革开放发挥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至今仍承担着为改革建言献策的智囊角色。
在北京百万庄安志文的家中，这位中国改革的亲历者说，一方面，看到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非常自豪。另一方面，对中国改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充满忧思。但抗战精神激励着全国人民前行，攻坚克难。
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应引起高度重视
96岁的安志文除了听力欠佳，身体一如往常。每天上午，他都准时前往研究会的办公室，看文件，了解时事，与年轻人交流看法，并将自己的思考向中央建言献策。他笑着说：“我一生做两件事，第一个是老老实实地学计划经济，第二个是老老实实地学习改变计划经济。但这两件事都没做好，计划经济年代，我们饿死过人；市场经济的现在，贫富差距仍然较大。”
安志文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建设基本都照搬苏联。苏联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经济是根据指令来完成，没有生产出更多的供应人们消费的东西。邓小平说，经济问题不从制度上解决，国家无法发展。这就是我国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
随后，不论是农村改革、对外开放还是城市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绩都是举世公认的，也是当初参与改革的人始料未及的。
安志文说：“目前我们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改革开放取得成绩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问题，一是干部腐败严重，二是收入差距仍然较大。现在腐败问题解决得不错，让我们充满信心。收入差距较大的现状应引起高层的重视。怎么破解？要靠改革。改革的目的是要促进经济的发展，发展的目的是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边区政府尊从民意带了个好头
1936年西安发生两件事，一个是“西安事变”，一个是事变前3天发生的西安“一二·九”学生请愿运动。那年，17岁的安志文已经参加了共青团，被组织派到驻扎在西安的东北军学兵队。
西北救国会秘密组织学生到省政府和蒋介石住的临潼去请愿。安志文与一批学生去临潼。他们刚出西安，蒋介石住处周围的机关枪就架起来了，张学良怕学生出事，就追出来，说你们的要求我在几天以内以实际行动给你们答复，他们就回去了。结果第3天，张学良就把蒋介石抓起来了。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中的激进分子把张学良被扣后的东北军实际代言人王以哲将军打死，安志文这批学兵就去了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他被分在陕甘宁边区绥德地委工作。
安志文说：“1942年，当时在延安，毛泽东的威信很高，但边区一个县长被雷击身亡时，有个老农却说为什么雷公不打死毛泽东，有人说他是反革命，要枪毙。毛泽东得知后，派人调查，发现这个人不是反对自己，而是蒋介石不给延安发晌后，延安新增的近十万军队和学生吃粮都由边区老百姓负担，他们自己吃不饱却要按数交齐公粮，自然要发牢骚，抱怨征粮任务太重。随后，中央根据实际情况，降低征粮任务，并开始精兵减政，开荒种地，搞大生产。”
之所以讲起这件事，安志文说他们那代人参加革命，一个是要抗日，反对投降；一个是要民主，向往民主。安志文说，虽然延安时期也走过弯路，比如整风很好，但整出来个“抢救运动”就有错误，但毛泽东及时纠正了，并向大家鞠躬，道歉，这一点不损害他的威信。事实就是这样，无论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靠一个人的脑袋是解决不了的，要发扬民主，发挥大家力量，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允许不同意见存在。在不同意见中讨论研究，才能找出最好的解决办法。应努力形成“不求说了算，共求说得对”的社会氛围。
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
现代国家可以实现
建国后，安志文在国家建委具体负责156项目建设工作。1956年毛泽东找了中央几十个部委谈话，谈经济，他和建委主任薄一波一起去汇报。安志文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开口就问薄一波：你们搞建设，都学会了没有。薄一波说：我没有学好，但是我们有些人学的还可以。
安志文说，那时候我们都跟苏联专家学建设，学城市规划。毛泽东看问题很深，说话也很有意思。比如，毛主席说，你们有些人学的可以，我看不一定，恐怕只会皮下注射吧。他说皮下注射，意思就是不通，静脉注射才通。毛泽东以哲学治国，一开始想学苏联，后来又想走另外一种路子，自己创出一条道路。
计划经济没学好，市场经济在发展的同时，也面临新问题，对于一生搞经济工作的人来说，那是一个永远也化解不开的痛。安志文忧心忡忡地说：“有的人说，我们反腐败，反了十几年却越反越多；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打了这么多年越打越猖獗。这种认识太片面。一部分老同志认为还是要回到‘文化大革命’时代。这当然不行。另一部分人就是坚持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健全法治才是惟一出路。”令人欣喜的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主政以来，在反腐败方面力度很大，老虎苍蝇一起打，群众拍手称快。反腐败是必要的、及时的，安志文认为，防止腐败最终还要靠法治。
离休后，安志文一门心思放在关注我国体制改革发展的方向上。在一些座谈会上，他直言敢说，时刻表达自己对这场改革的关注，争做改革的促进者、捍卫者。
在安志文看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启动经济体制改革，得益于总结了我党历史上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比如，过去我们大跃进犯过错误、文化大革命犯过错误，逐步地总结教训，重新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这是全党的共识。经过30多年改革，随着利益的多元化以及政治表达的公开化，随着整个民族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舆论形式的多样化，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面临空前的机遇。如果能够把握机遇，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中华民族几代人梦寐以求的建立一个民主文明的现代国家的理想就可实现。
安志文深有感触地说，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洗礼，中华民族以全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了民族精神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伟大的抗战精神，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我们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动力源泉。
现年96岁的国家发展改革委老同志、原中顾委委员、原国家体改委党组书记安志文就是这30人之一。
1919年，安志文生于陕西子洲县，世代书香人家。到了安志文这一辈，出了一位中央委员和一位中央候补委员。安志文与曾任中组部部长的哥哥安子文，一时成为安姓人的骄傲。
1936年，安志文在陕西西安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7年2月进入延安抗日大学学习，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爆发后，安志文曾在中共陕甘宁边区区委、绥德地委、西北局从事抗日斗争。
从抗大毕业后，安志文任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巡视员、中共绥德地委秘书长。1944年，安志文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秘书，1945年到东北任中共哈东地委副书记兼阿城县委书记，又任中共嫩江省委民运部部长，此后还曾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安志文的兄长是曾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安子文。
安子文出生于1909年，他在担任中共太岳区工作委员会书记期间，参与创建太岳抗日根据地。1940年1月至1943年1月，安子文担任中共太岳区委书记，参与领导了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和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1942年10月起，安子文参与指挥了沁源围困战。建国后，安子文曾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央党校副校长、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80年6月25日，安子文因病在北京逝世。
建国后，安志文曾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专职委员，国家建委副主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第六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党组书记，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成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安志文是目前健在的中顾委委员之一。
此外，由安志文负责筹建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创立于1983年2月。30多年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见证了中国改革的进程，为中国改革开放发挥了较大的推动作用，至今仍承担着为改革建言献策的智囊角色。
在北京百万庄安志文的家中，这位中国改革的亲历者说，一方面，看到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非常自豪。另一方面，对中国改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充满忧思。但抗战精神激励着全国人民前行，攻坚克难。
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应引起高度重视
96岁的安志文除了听力欠佳，身体一如往常。每天上午，他都准时前往研究会的办公室，看文件，了解时事，与年轻人交流看法，并将自己的思考向中央建言献策。他笑着说：“我一生做两件事，第一个是老老实实地学计划经济，第二个是老老实实地学习改变计划经济。但这两件事都没做好，计划经济年代，我们饿死过人；市场经济的现在，贫富差距仍然较大。”
安志文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建设基本都照搬苏联。苏联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经济是根据指令来完成，没有生产出更多的供应人们消费的东西。邓小平说，经济问题不从制度上解决，国家无法发展。这就是我国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背景。”
随后，不论是农村改革、对外开放还是城市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取得的成绩都是举世公认的，也是当初参与改革的人始料未及的。
安志文说：“目前我们的经济规模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改革开放取得成绩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问题，一是干部腐败严重，二是收入差距仍然较大。现在腐败问题解决得不错，让我们充满信心。收入差距较大的现状应引起高层的重视。怎么破解？要靠改革。改革的目的是要促进经济的发展，发展的目的是让老百姓得到实惠。”
边区政府尊从民意带了个好头
1936年西安发生两件事，一个是“西安事变”，一个是事变前3天发生的西安“一二·九”学生请愿运动。那年，17岁的安志文已经参加了共青团，被组织派到驻扎在西安的东北军学兵队。
西北救国会秘密组织学生到省政府和蒋介石住的临潼去请愿。安志文与一批学生去临潼。他们刚出西安，蒋介石住处周围的机关枪就架起来了，张学良怕学生出事，就追出来，说你们的要求我在几天以内以实际行动给你们答复，他们就回去了。结果第3天，张学良就把蒋介石抓起来了。
“西安事变”后，东北军中的激进分子把张学良被扣后的东北军实际代言人王以哲将军打死，安志文这批学兵就去了延安抗大学习。毕业后，他被分在陕甘宁边区绥德地委工作。
安志文说：“1942年，当时在延安，毛泽东的威信很高，但边区一个县长被雷击身亡时，有个老农却说为什么雷公不打死毛泽东，有人说他是反革命，要枪毙。毛泽东得知后，派人调查，发现这个人不是反对自己，而是蒋介石不给延安发晌后，延安新增的近十万军队和学生吃粮都由边区老百姓负担，他们自己吃不饱却要按数交齐公粮，自然要发牢骚，抱怨征粮任务太重。随后，中央根据实际情况，降低征粮任务，并开始精兵减政，开荒种地，搞大生产。”
之所以讲起这件事，安志文说他们那代人参加革命，一个是要抗日，反对投降；一个是要民主，向往民主。安志文说，虽然延安时期也走过弯路，比如整风很好，但整出来个“抢救运动”就有错误，但毛泽东及时纠正了，并向大家鞠躬，道歉，这一点不损害他的威信。事实就是这样，无论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还是经济问题，靠一个人的脑袋是解决不了的，要发扬民主，发挥大家力量，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允许不同意见存在。在不同意见中讨论研究，才能找出最好的解决办法。应努力形成“不求说了算，共求说得对”的社会氛围。
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
现代国家可以实现
建国后，安志文在国家建委具体负责156项目建设工作。1956年毛泽东找了中央几十个部委谈话，谈经济，他和建委主任薄一波一起去汇报。安志文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开口就问薄一波：你们搞建设，都学会了没有。薄一波说：我没有学好，但是我们有些人学的还可以。
安志文说，那时候我们都跟苏联专家学建设，学城市规划。毛泽东看问题很深，说话也很有意思。比如，毛主席说，你们有些人学的可以，我看不一定，恐怕只会皮下注射吧。他说皮下注射，意思就是不通，静脉注射才通。毛泽东以哲学治国，一开始想学苏联，后来又想走另外一种路子，自己创出一条道路。
计划经济没学好，市场经济在发展的同时，也面临新问题，对于一生搞经济工作的人来说，那是一个永远也化解不开的痛。安志文忧心忡忡地说：“有的人说，我们反腐败，反了十几年却越反越多；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打了这么多年越打越猖獗。这种认识太片面。一部分老同志认为还是要回到‘文化大革命’时代。这当然不行。另一部分人就是坚持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健全法治才是惟一出路。”令人欣喜的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主政以来，在反腐败方面力度很大，老虎苍蝇一起打，群众拍手称快。反腐败是必要的、及时的，安志文认为，防止腐败最终还要靠法治。
离休后，安志文一门心思放在关注我国体制改革发展的方向上。在一些座谈会上，他直言敢说，时刻表达自己对这场改革的关注，争做改革的促进者、捍卫者。
在安志文看来，我们之所以能够启动经济体制改革，得益于总结了我党历史上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比如，过去我们大跃进犯过错误、文化大革命犯过错误，逐步地总结教训，重新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这是全党的共识。经过30多年改革，随着利益的多元化以及政治表达的公开化，随着整个民族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舆论形式的多样化，中国政治文明的建设面临空前的机遇。如果能够把握机遇，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中华民族几代人梦寐以求的建立一个民主文明的现代国家的理想就可实现。
安志文深有感触地说，经历了抗日战争的洗礼，中华民族以全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实现了民族精神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伟大的抗战精神，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我们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是推动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动力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