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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毛泽东外孙女孔东梅和中国首席礼宾官王海容共同探讨而成《改变世界的日子》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作者以一个外孙女的口吻叙述了她的外公毛泽东的外交往事,书中首次披露许多秘闻轶事,本文摘选自该书｡
尼克松发信号
1967年10月,外公读到了尼克松发表在1967年10月号美国《外交季刊》第四期上的一篇题为《越南战争之后的亚洲》的文章｡
在文章中,尼克松表露出对美国多年孤立中国并未奏效的失望,从而提出与中国对话的设想｡这可能是他最早一次发出有意改变美国现行对华政策的信号,它很快被地球另一端的中国接收到了｡
外公认为:尼克松如果上台,美国有可能会改变对华政策｡总理也指示外交部门开始注意对美国战略动向的观察与研究｡中美关系至此重新成为新中国领袖所考虑的重大问题｡
斯诺有先见之明
斯诺是1970年8月到京的｡10月1日,他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成为国庆观礼的嘉宾｡
又是五年不见,外公与斯诺含笑而视｡1970年12月18日,清晨5时许,天还黑着｡在朝内大街外交部办公楼熟睡的海容被电话铃声惊醒了｡
电话是外公的护士长吴旭君打来的,她告诉海容:
“主席马上要见斯诺,就你和唐闻生两个参加｡你们告诉斯诺,一个老朋友要见他｡快来!”
海容愣了一下,她还完全没有醒过神儿来｡
外公急令,海容不敢有分秒耽误｡她赶快把自己的搭档唐闻生从被窝里“拽”了起来｡
中南海派来的车随即到达｡接王海容､唐闻生去游泳池外公住处｡她们当面接受了外公布置的任务｡便登车前往斯诺住地,北京当时最高级的涉外饭店——北京饭店｡
为什么外公突如其来提出会见老友斯诺?据已披露的材料及老同志的分析,是因为《参考资料》介绍了斯诺的文章｡
“目前,中国已经摆脱了‘文化革命’所造成的长期严重的‘倒退’,恢复了自己同外界的联系,很明显,中国要建立一个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按照毛主席五月二十日的声明,这一战线并不排除美国人｡”
斯诺根据“五二O声明”做出判断:中美有可能站到“反帝统一战线”中来——这可是一项重大发现!虽然“反帝统一战线”的说法并不确切,但外公是否仍有觅得知音､兴奋不已的感觉呢?
外公为尼克松解围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专机于上午11时30分抵达北京东郊首都机场｡尼克松总统抢先一步走下舷梯,主动伸出右手,周总理小步上前,也伸出手来,两只手热烈有力地紧握在一起｡
就在这时,外公又做出了一个出乎世人意料的决定｡
据护士长吴旭君回忆:尼克松到达北京前,她给外公念外电评论,其中有一条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来的｡这是说尼克松投降的意思,代表反对此次访问者的看法｡外公听完这条消息,笑了｡他说:“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
这个“围”如何“解”?直到1972年2月21日,谜底才告揭开｡
中方第一个得知消息的是吴旭君｡外公是把吴旭君叫到床头告诉她的｡此时,缠绵病榻的老人家已有七八天很少起床和久坐了｡他对吴旭君说:希望立刻见到尼克松｡
此事非同小可｡这一次,吴旭君不必像去年4月让她打电话给海容,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那样迟疑不决｡从海容那里,她知道外交部一直无法把外公会见尼克松的时间确定下来,怕的就是身体情况不允许｡现在终于能确定了,十万火急,必须马上准备｡
吴旭君首先服侍外公起床,扶他到卧室的沙发上坐好｡然后,小跑着出了屋｡从1972年2月1日外公改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外宾开始,基本上都是由秘书张玉凤负责搀扶老人家迎接客人,这次,也要让她有精神准备｡接着吴旭君又跑去告诉卫士兼理发师周福明——自从月初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以后,基本上卧床的老人家就没理过发｡另外,周福明还要负责准备会见厅的茶水｡
然后,吴旭君又跑到值班室,通知了外公的贴身警卫李连成,再由他报告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中南海西门门卫,这些属于安全保卫范围｡细心的吴旭君还通知了生活管理员吴连登,让他准备点食物,因为她担心老人家会见时有可能出现低血糖｡
最后,她跑到因外公病重而常住中南海游泳池的医疗组,告诉他们即将的会见消息,请大家随时待命｡办完这些事情,吴旭君赶回卧室,把老人家扶到会见厅,安排他坐好｡自己又到医疗组,再一次检查了医疗器械和急救物品｡
总统失踪了
周恩来下午二时左右得知外公决定会见尼克松的,客人已去驻地休息,四点半将有全体会谈,七点钟还有欢迎宴会｡
美方第一个得知消息的是基辛格,他赶忙通知尼克松｡据说尼克松当时正准备洗个热水澡｡很快,美国客人就动身了｡
在外公住处中南海游泳池门口,总理在此迎候客人｡并引领尼克松一行向外公的书房走去｡
据汪东兴回忆:按照惯例,外宾的警卫人员不能进入外公住处｡因此,他立即安排尼克松的警卫去怀仁堂休息｡该警卫在此无法与仍在钓鱼台的美方警卫主管取得联系,尼克松去往何处,一时间成了空白｡美国总统警卫主管如雷轰顶,并因此向中方诉苦,这也是一段有趣的故事｡
在1小时左右的会谈中,尼克松､基辛格均未发现外公病情的严重｡基辛格多少感受到了外公特有的气势,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参加尼克松与他的会见时,深为他那几乎发出有形力量的权威所震撼｡他会客时成为全场中心,除了戴高乐以外,我没有见过任何别的人能比得上他｡”
尼克松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我已不能很好地讲话｡’周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是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
美国客人不会知道:医护人员准备了一切急救用品,连强心剂都抽到了针管里,以防万一｡在不久前的大病中,外公严重休克,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关于外公的传闻
对于中方不能确定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总统的时间,基辛格也发表过一番议论:
“他难得会见外国人,会见的对象几乎无例外是外国的元首或共产党首脑｡尼克松首次访问北京时我作为总统的幕僚曾见过毛一次｡那次召见的通知来得很突然,因为从未预定正式接见的时间｡部分的理由是因为这位主席当时健康已欠佳,难以预定他的身体状况什么时候适宜会客｡”
所谓外公“难得会见外国人”,在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后并非虚言｡从1971年10月到1972年2月的近五个月里,他只在公开场合中出现并被报道过4次｡因此,一段时间内外国新闻界盛传外公病重,或者干脆说——毛泽东可能已不在人世了!
现在,美方心中的那块“石头”终于落地了!毛泽东主席不但同意会见尼克松总统,而且极不寻常地把时间定在总统到达机场后3小时之内,这是极其罕见的礼遇｡
外公会见外宾的时间以及会见时间的长短,反映出对会见的重视程度,国际关系专家基辛格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有理由为美国而高兴,尽管总理提出只会见15分钟｡
(据《改变世界的日子》)
尼克松发信号
1967年10月,外公读到了尼克松发表在1967年10月号美国《外交季刊》第四期上的一篇题为《越南战争之后的亚洲》的文章｡
在文章中,尼克松表露出对美国多年孤立中国并未奏效的失望,从而提出与中国对话的设想｡这可能是他最早一次发出有意改变美国现行对华政策的信号,它很快被地球另一端的中国接收到了｡
外公认为:尼克松如果上台,美国有可能会改变对华政策｡总理也指示外交部门开始注意对美国战略动向的观察与研究｡中美关系至此重新成为新中国领袖所考虑的重大问题｡
斯诺有先见之明
斯诺是1970年8月到京的｡10月1日,他应邀登上天安门城楼,成为国庆观礼的嘉宾｡
又是五年不见,外公与斯诺含笑而视｡1970年12月18日,清晨5时许,天还黑着｡在朝内大街外交部办公楼熟睡的海容被电话铃声惊醒了｡
电话是外公的护士长吴旭君打来的,她告诉海容:
“主席马上要见斯诺,就你和唐闻生两个参加｡你们告诉斯诺,一个老朋友要见他｡快来!”
海容愣了一下,她还完全没有醒过神儿来｡
外公急令,海容不敢有分秒耽误｡她赶快把自己的搭档唐闻生从被窝里“拽”了起来｡
中南海派来的车随即到达｡接王海容､唐闻生去游泳池外公住处｡她们当面接受了外公布置的任务｡便登车前往斯诺住地,北京当时最高级的涉外饭店——北京饭店｡
为什么外公突如其来提出会见老友斯诺?据已披露的材料及老同志的分析,是因为《参考资料》介绍了斯诺的文章｡
“目前,中国已经摆脱了‘文化革命’所造成的长期严重的‘倒退’,恢复了自己同外界的联系,很明显,中国要建立一个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按照毛主席五月二十日的声明,这一战线并不排除美国人｡”
斯诺根据“五二O声明”做出判断:中美有可能站到“反帝统一战线”中来——这可是一项重大发现!虽然“反帝统一战线”的说法并不确切,但外公是否仍有觅得知音､兴奋不已的感觉呢?
外公为尼克松解围
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专机于上午11时30分抵达北京东郊首都机场｡尼克松总统抢先一步走下舷梯,主动伸出右手,周总理小步上前,也伸出手来,两只手热烈有力地紧握在一起｡
就在这时,外公又做出了一个出乎世人意料的决定｡
据护士长吴旭君回忆:尼克松到达北京前,她给外公念外电评论,其中有一条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来的｡这是说尼克松投降的意思,代表反对此次访问者的看法｡外公听完这条消息,笑了｡他说:“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
这个“围”如何“解”?直到1972年2月21日,谜底才告揭开｡
中方第一个得知消息的是吴旭君｡外公是把吴旭君叫到床头告诉她的｡此时,缠绵病榻的老人家已有七八天很少起床和久坐了｡他对吴旭君说:希望立刻见到尼克松｡
此事非同小可｡这一次,吴旭君不必像去年4月让她打电话给海容,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那样迟疑不决｡从海容那里,她知道外交部一直无法把外公会见尼克松的时间确定下来,怕的就是身体情况不允许｡现在终于能确定了,十万火急,必须马上准备｡
吴旭君首先服侍外公起床,扶他到卧室的沙发上坐好｡然后,小跑着出了屋｡从1972年2月1日外公改在中南海游泳池会见外宾开始,基本上都是由秘书张玉凤负责搀扶老人家迎接客人,这次,也要让她有精神准备｡接着吴旭君又跑去告诉卫士兼理发师周福明——自从月初会见巴基斯坦总统布托以后,基本上卧床的老人家就没理过发｡另外,周福明还要负责准备会见厅的茶水｡
然后,吴旭君又跑到值班室,通知了外公的贴身警卫李连成,再由他报告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和中南海西门门卫,这些属于安全保卫范围｡细心的吴旭君还通知了生活管理员吴连登,让他准备点食物,因为她担心老人家会见时有可能出现低血糖｡
最后,她跑到因外公病重而常住中南海游泳池的医疗组,告诉他们即将的会见消息,请大家随时待命｡办完这些事情,吴旭君赶回卧室,把老人家扶到会见厅,安排他坐好｡自己又到医疗组,再一次检查了医疗器械和急救物品｡
总统失踪了
周恩来下午二时左右得知外公决定会见尼克松的,客人已去驻地休息,四点半将有全体会谈,七点钟还有欢迎宴会｡
美方第一个得知消息的是基辛格,他赶忙通知尼克松｡据说尼克松当时正准备洗个热水澡｡很快,美国客人就动身了｡
在外公住处中南海游泳池门口,总理在此迎候客人｡并引领尼克松一行向外公的书房走去｡
据汪东兴回忆:按照惯例,外宾的警卫人员不能进入外公住处｡因此,他立即安排尼克松的警卫去怀仁堂休息｡该警卫在此无法与仍在钓鱼台的美方警卫主管取得联系,尼克松去往何处,一时间成了空白｡美国总统警卫主管如雷轰顶,并因此向中方诉苦,这也是一段有趣的故事｡
在1小时左右的会谈中,尼克松､基辛格均未发现外公病情的严重｡基辛格多少感受到了外公特有的气势,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参加尼克松与他的会见时,深为他那几乎发出有形力量的权威所震撼｡他会客时成为全场中心,除了戴高乐以外,我没有见过任何别的人能比得上他｡”
尼克松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我已不能很好地讲话｡’周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是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
美国客人不会知道:医护人员准备了一切急救用品,连强心剂都抽到了针管里,以防万一｡在不久前的大病中,外公严重休克,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关于外公的传闻
对于中方不能确定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总统的时间,基辛格也发表过一番议论:
“他难得会见外国人,会见的对象几乎无例外是外国的元首或共产党首脑｡尼克松首次访问北京时我作为总统的幕僚曾见过毛一次｡那次召见的通知来得很突然,因为从未预定正式接见的时间｡部分的理由是因为这位主席当时健康已欠佳,难以预定他的身体状况什么时候适宜会客｡”
所谓外公“难得会见外国人”,在1971年9月13日“林彪事件”发生后并非虚言｡从1971年10月到1972年2月的近五个月里,他只在公开场合中出现并被报道过4次｡因此,一段时间内外国新闻界盛传外公病重,或者干脆说——毛泽东可能已不在人世了!
现在,美方心中的那块“石头”终于落地了!毛泽东主席不但同意会见尼克松总统,而且极不寻常地把时间定在总统到达机场后3小时之内,这是极其罕见的礼遇｡
外公会见外宾的时间以及会见时间的长短,反映出对会见的重视程度,国际关系专家基辛格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有理由为美国而高兴,尽管总理提出只会见15分钟｡
(据《改变世界的日子》)